高蘭德笑著說這些教訓都是極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卻痛恨這些論調。他把它們的重要性和害處都誇張了。其實法國人太聰明了，決不會把紙上空談付諸實行的。他們虛張聲勢想學做狄德羅，骨子里卻是和他一樣，①在日常生活中跟布爾喬亞一樣規矩，也和別人一樣膽小。而且正因為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那麼膽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動推到極端。那是種毫無危險的游戲。
①百科全書派的領袖狄德羅，在十八世紀倡導新思想最力。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個附庸風雅的法國人。
高蘭德周圍的年輕人中，有一個她似乎最喜歡，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說是最可厭的。
他是那種暴發戶的兒子，搞些貴族派的文學，自命為第三共和治下的貴族。他叫做呂西安-雷維-葛，兩只眼睛離得很遠，眼神很尖銳，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黃的須修成尖尖的，象畫家梵-狄克的模樣，頭發已經未老先衰的禿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說話很甜，舉止瀟灑，又細又軟的手給人家握在手里仿佛會化掉的。他永遠裝得彬彬有禮，周到細膩，便是對心里厭惡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著高恩去參加的文人宴會上已經見過他，雖然沒交談，但一聽他的聲音已經討厭，當時不懂為什麼，到後來才明白。人與人間有霹靂那樣突如其來的愛，也有霹靂那樣突如其來的恨，——或者說(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熱情的柔和的心靈害怕偏見，我們且不用這個他們聽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為感覺到遇見了敵人而自衛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種譏諷與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動聲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個社會里的一切尊嚴偉大的東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國家；在藝術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壯的，純潔的，健全的，大眾化的成分；此外還搖動大家對思想、情操、偉人的信念，對一般人類的信念。這種思想實際只是以分析為樂，以冷酷的解剖來滿足一種獸性的需要，侵蝕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蟲一般的本能。同時又有一種女孩子的，特別是女作家的癮：因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學或變成文學。他的豔遇，他的和朋友們的惡癖，對他都是文學材料。他寫了些小說和劇本，很巧妙的敘述他父母的私生活與秘史，還有朋友們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樁是他跟一個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寫得極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別的群眾，都被描寫得很准確。他決不能得到一個女人的青睞或聽了她的心腹話而不在書中披露。——照理，這種孟浪的舉動應當使他和”女同志們”不歡。事實可並不如此：她們抗議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並不發窘，還因為給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覽而挺高興呢；只要臉上留著一個面具，她們就不覺得羞恥了。在他那方面，這種說短道長的話並不表示他存心報複，也許連播揚丑史的用意都沒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壞：以兒子來說不見得是更壞的兒子，以情夫來說不見得是更壞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無恥的揭露他父親，母親，和他自己的情婦的隱私；同時又有好些段落，他用著富有詩意的溫情談到他們。實際上他是極有家族觀念的，但象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愛的人；反之，他們倒更喜歡自己能夠輕視的人；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對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們對于英勇的精神比誰都不了解，高潔二字尤其無從領會。他們幾乎要把這些德性認作謊言，或者是婆婆媽媽的表現。然而他們又深信自己比誰都更了解藝術上的英雄，並且拿出倚老賣老的親狎的態度批判他們。
他和一般有錢的，游手好閑的，布爾喬亞的墮落的少女最投機。他是她們的一個伴侶，等于一個腐化的女仆，比她們更放肆更機靈，有許多事能夠教她們豔羨。她們對他毫無顧忌，盡可把這個任所欲為的，裸體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細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個象高蘭德那樣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潔，不願意受生活磨蝕的人，怎麼會樂此不起的跟這種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學。呂西安-雷維-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蘭德的心腹；高蘭德卻是呂西安-雷維-葛的心腹。這一點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個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對付一個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時不但她的弱點，便是她的優點——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滿足。呂西安-雷維-葛看准了這一點：因為使婦人動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撥弄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蘭德覺得自己相當懦弱，有些不甚體面但又不願革除的本能，所以一聽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計的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別人原來跟她一樣的沒出息，對于人類的根性不應當過事誅求，因之她覺得很快慰了。這種快慰有兩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認為挺有趣的幾種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發覺這樣的處置很得當，一個人最聰明的辦法是別跟自己別扭，應當對于沒法克制的傾向采取寬容的態度。實行這種明哲的辦法才不會使人感到一點兒痛苦。
在社會上，表面極端精煉的文明和隱藏在骨子里的獸性之間，永遠有個對比，使那些能夠冷眼觀察人生的人覺得有股強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際場中，熙熙攘攘的決不能說是化石與幽靈，它象地層一般，有兩層的談話交錯著：一層是大家聽到的，是理智與理智的談話；另外一層是極少人能夠感到的，是本能與本能，獸性與獸性的談話。大家在精神上交換著一些俗套濫調，肉體卻在那里說：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煩悶，厭惡。野獸盡管經過了數千年文明的馴化，盡管變得象關在籠里的獅子一般癡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著它茹毛飲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頭腦還沒冷靜到這個程度：那是要年齡大了，熱情消失以後才能辦到的。他把替高蘭德當顧問的角色看得很認真。她求他援助；他卻眼看她嘻嘻哈哈的去冒險。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對呂西安-雷維-葛的反感了。呂西安-雷維-葛對他先還保持一種有禮的，含譏帶諷的態度。他也感覺到克利斯朵夫是敵人，但認為是不足懼的：他只是不動聲色的把他變成可笑。其實，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對他表示欽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這種欽佩，他自己也知道，因為克利斯朵夫沒有作假的本領。于是，呂西安-雷維-葛從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對立，不知不覺的轉變為實際的，不露形跡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蘭德。
她對兩位朋友完全一視同仁。她既賞識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賞識呂西安-雷維-葛的極有風趣的不道德和聰明；而且心里還覺得呂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實不客氣的教訓她；她用著可憐巴巴的神氣聽著他，使他軟化。她天性還算好的，但因為懦弱，甚至也因為好心而不夠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戲，假裝和克利斯朵夫一樣思想。她很知道象他這種朋友的價值，但她不肯為了友誼作任何犧牲；不但為了友誼，而且為了無論什麼人什麼事，她都不願意有所犧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呂西安始終來往不斷的事瞞著克利斯朵夫。她象上流社會的女子一樣憑了從小就學會的本領，若無其事的扯謊；憑了這扯謊的本領，她們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們個個滿意。她替自己辯護說是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傷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實是因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為她照舊想做她喜歡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鬧翻。有時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搗鬼，便粗聲大片的鬧起來。她可繼續裝做痛悔的，誠懇的，傷心的神氣，對他做著媚眼，——女人最後的法寶。——她想到可能喪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誼，的確非常難過，所以竭力裝出嬌媚的和正經的態度，居然把他軟化了一些時候。但那是早晚要爆發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氣惱里頭，不知不覺已經有些嫉妒的成分。高蘭德甘言蜜語的籠絡也已經有了一點兒，很少的一點兒，愛的成分。然而他們決裂的時候，來勢倒反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蘭德的謊話當場揭穿了，老老實實提出條件來：要她在他跟呂西安之間挑選一個。她先是設法回避這問題，結果卻聲言她自有權利保留一切她心愛的朋友。不錯，她說得對；克利斯朵夫也覺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並非為了自私，而是為了真心愛護高蘭德，非把她救出來不可，——即使因之而違拗她的意志也是應該的。所以他很笨拙的堅持著。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說：
“高蘭德，你是不是要我們從此絕交？”
“不是的，”她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為我們的友誼連一點兒極小的犧牲都不肯作。”
“犧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說。”干麼老是要為了一件東西而犧牲別一件東西？這是基督教的胡鬧思想。你骨子里是個老教士，你自己不覺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說。”在我，總得挑定一個。善跟惡之間，絕對沒有中間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為這一點我才喜歡你。我告訴你，我的確很喜歡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歡另外一個。”
她笑了，對他做著最媚人的眼色，用著最柔和的聲音說：“仍舊跟我做朋友罷！”
他差不多又要讓步的時候，呂西安進來了，高蘭德用同樣甜蜜的媚眼同樣柔和的聲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聲不響的看著高蘭德做戲。然後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決裂了。他心里有些難過。老是有所依戀，老是上人家的當，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書籍，隨便打開《聖經》，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說：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腳上的銀圈震動得丁當作響，
所以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禿瘡，又使她們赤露下體……”①
①見《舊約-以賽亞書》第三章。
讀到這里，他想起高蘭德的裝腔作勢，笑了出來，便心情輕快的睡了。接著他又自以為跟巴黎腐敗的風氣已經同流合汙到相當程度，才會讀著《聖經》覺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複背著這偉大的惡作劇的審判者的判決，想象這種事要是臨到高蘭德頭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會，睡熟了。他已經不再想到他新的郁悶。多一樁也罷，少一樁也罷……他已經習慣了。
他照常到高蘭德家上課，只避免跟她作親密的談話。她徒然表示難過，生氣，玩種種花樣：他始終固執著；兩人都不高興了；終于她自動想出理由來減少課程；他也找出借口來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會。
他已經嘗夠巴黎社會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種空虛，閑蕩，萎靡，神經衰弱，以及無理由、無目標、徒然磨蝕自己的、苛酷的批評。他不懂，一個民族怎麼能在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為享樂而享樂的，死氣沉沉的空氣中過活。可是這民族的確活在那里，從前有過偉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還相當威風；從遠處看，它還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從哪兒找到它生存的意義的呢？除了尋歡作樂，它又一無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著這些念頭的時候，在路上突然撞見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著一輛車，里面坐著一個老教士向兩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著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門，門內是一批掛有國家勳章的先生揮舞著桌椅迎接他們。這時他才覺得法國究竟還有所信仰，——雖然他不知道是什麼信仰。人家告訴他說，政府與教會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後，現在要分離了，可是因為宗教不甘心脫離，政府便憑著它的權利與武力把宗教攆出門外。克利斯朵夫覺得這種辦法未免有傷和氣；但是巴黎藝術家的那種混亂的作風使他膩煩透了，所以遇到幾個人為了什麼公案——即使是極無聊的——而打得頭破血流也覺得痛快。
他不久又發見這種人在法國為數不少。政見不同的報紙互相厮殺得象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一般，天天發表鼓吹內戰的文字。固然這不過是叫喊一陣，難得有人真會動手。但也並非沒有天真的人把別人所寫的原則付諸實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麼某幾個州府自稱為脫離法國啦，幾個聯隊鬧兵變啦，州長公署被焚啦，征收員收稅要大隊的憲兵保護啦，鄉下人燒了開水保衛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義去攻擊教堂啦，普渡眾生的教主們爬在樹上煽動葡萄酒省份去攻擊酒精省份啦。東一處，西一處，幾百萬人摩拳擦掌，嚷得滿面通紅，結果真的動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結民眾，然後又拔出刀來對付他們。民眾卻是把自己的孩子——軍官與士兵——砍破腦袋。這樣，各人都對別人證明自己理由充足，拳頭結實。你在遠處看，從報紙上看的時候，仿佛又回到了幾個世紀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發見這法蘭西——事事懷疑的法蘭西——竟然是一個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為了擁護宗教呢還是反對宗教？為了擁護理性呢還是反對理性？為了擁護國家呢還是反對國家？——簡直各方面都是。他們是為了喜歡偏激而顯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個有時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會黨議員交談。雖然不是初次談話，他可絕對想不到這位先生的身分，因為他們一向只談音樂。這一回他才不勝詫異的發覺這位交際家竟是一個激烈政黨的領袖。
亞希-羅孫是個美男子，留著金黃的胡子，說話帶著喉音，皮色很嫩，態度很誠懇，外表相當風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時會不知不覺的流露出村野的舉止：——譬如當眾修指甲，跟人說話的時候象平民一樣喜歡扯著別人的衣角，搖著別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愛笑愛玩，胃口和興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間出身，只想掌握權勢；人很靈活，能隨著環境與對手隨時改變態度，說話雖多，可是經過思索的；他懂得聽人家的話，把聽來的當場吸收；既有同情心，資質又聰明，對什麼都感興趣，——由于天性，由于社會的薰陶，也由于虛榮心；在某種限度以內他為人規矩誠實，就是說為他的利益用不著不誠實，或是不誠實有危險的時候，他是誠實的。
他有個相當好看的妻子，高大，勻稱，非常壯健，身腰很美，豔麗的裝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體表露得過于明顯；臉龐四周圍著烏黑的鬈發；又黑又濃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臉蛋很動人，可惜被睒個不停的近視眼和闊大的嘴巴破壞了。她走路的姿態不大自然，顛顛聳聳，象某幾種鳥；說話很做作，但非常殷勤，親熱。她出身是個有錢的經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種所謂賢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會的數不清的責任，她都象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還履行她自己找來的，藝術的與社會的義務：家里有個沙龍，在平民大學①里宣揚藝術，參加慈善團體或研究兒童心理的機構，——可並不怎麼熱心，也沒有濃厚的興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時髦，由于知識婦女的那種天真的學究氣，仿佛永遠背著一項功課，非記得爛熟就有失尊嚴似的。她需要干點兒事，卻不需要對所干的事發生興趣。這種緊張忙碌的活動，有如那些婦女手里老拿著毛線活兒，一刻不停的搬動著針，似乎救世大業就在這一件毫無用處的工作上。並且她也象編織毛線的女人一樣，有那種良家婦女的小小的虛榮心，喜歡拿自己的榜樣去教訓別的女子。
①平民大學于一八九八年創于巴黎，爾後遍及全國：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課。該時因德萊弗斯事件發生，一部分知識分子創此機構，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與其民及工人階級接近。此項運動至一九○四年以後漸趨衰落，不久即告終止。
那位當議員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對她很親熱。他是為了自己的享樂與安甯而挑上她的；在這一點上說，他的確挑得很好。她長得很美，他為之挺得意：這就夠了，他再沒別的要求；她對他也沒別的要求。他愛她，同時也欺騙她。她只要他愛著她就算了，也許對于他的私情還覺得相當快慰。因為她生性安靜，淫蕩，完全是後宮中的婦女性格。
他們有兩個美麗的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她以賢妻良母的身分照顧他們，那種專心致志所表示的親切與冷靜，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與活動，注意最新的時裝與藝術表現一樣。在這個環境里，她把前進的理論，頹廢的藝術，社交界的忙亂，和布爾喬亞的感情，一古腦兒放在一起，成為最古怪的炒什錦。
他們請克利斯朵夫上他們家去。羅孫太太是個優秀的音樂家，彈得一手好鋼琴：手指輕巧而紮實，小小的頭對准著鍵盤，兩只手在上面跳來跳去，活象母雞啄食的神氣。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國女子也更有音樂修養，但對于音樂的深刻的意義是象笨蛋一樣完全不關心的。那只是她聽著的，或是背得一點不錯的一組音符，一些節奏，一些微妙的調子罷了；她決不探求其中的心靈，因為她本身就不需要這個。這位可愛的，聰明的，其實的，很願意幫助人的太太，對克利斯朵夫象對別人一樣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並不感激，對她也沒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許他還不知不覺的責備她，不該明知丈夫胡鬧而甘心情願的和那些情婦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點中，俯首帖耳的聽任擺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諒的。
他和亞希-羅孫比較親密。羅孫之愛音樂，正如愛別的藝術一樣，方式雖然鄙俗，但很真誠。他愛好一闋交響曲的時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淺薄的修養，但運用得很高明；在這一點上，他的妻子對他不無幫助。他對克利斯朵夫發生興趣，是因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樣是個剛強的平民。並且他很想仔細觀察一下這種怪物，——(觀察人這件事，他永遠不會厭倦的)，——打聽一下他對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嚴厲的批評，使他覺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著相當的懷疑態度，所以能承認對方的批評是准確的。他不因為克利斯朵夫是德國人而有所顧慮，反而以超越成見自豪。總而言之，他是極富于人情的——(這是他主要的優點)；——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種深切的信念，以為法國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總是優于德國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這個德國人。
在亞希-羅孫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別的政客，過去的或未來的閣員。要是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興和他們個別的談談。和流行的見解相反，他覺得跟這批人來往比他熟悉的文藝界更有意思。他們頭腦比較活潑，對于人類的熱情和公眾的利益更關切。他們能言善辯，大半是南方人，非常愛風雅；個別而論，他們差不多和文人一樣風雅。當然，他們欠缺藝術方面的知識，尤其是關于外國藝術的；但他們自命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愛好。有些內閣頗象那些辦小雜志的文會。閣員中有的寫劇本，有的拉提琴，同時是瓦格納迷，有的塗幾筆畫。他們都搜集印象派的畫，看頹廢派的書，有心驚世駭俗，對于跟他們的思想不兩立的，同時是極端貴族派的藝術非常欣賞。這些社會黨或急進社會黨的閣員，代表饑寒階級的使徒，居然對高級的享受自稱為內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順眼。當然這是他們的權利，但他覺得這種作風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這些人物在私人談話中是懷疑主義者，肉欲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而一朝有所行動的時候立刻會變成偏激狂。最風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變而為東方式的小魔王；他們染上了指揮一切干涉一切的癮：精神上是懷疑派，天生的氣質卻是極端的專制。拿到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機構，——那是當年最偉大的專制君主①一手建立的，——他們就忍不住要加以濫用了。結果是產生了一種共和政體的帝國主義，近年來又接種似的加上一種無神論的舊教主義。
①指路易十四。
在某一個時期內，一般政客只想統治物質——財產，——他們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為那是不能變成貨幣的。而那些優秀的人也不理會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們，就是他們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國，政治被認為工商業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當的；所以知識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識分子。——可是近來政客和一般腐敗的知識階級始而接近，終于勾結了。一個簇新的勢力登了台，自稱為對思想界有絕對的支配權：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們和另一批統治者勾結起來，而這另一批統治者也認為他們是專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們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會，而在于代替教會，事實上他們已經組成一個自由思想的教會，和舊有的教會一樣有經典，有儀式，有洗禮，有初領聖餐，有宗教婚禮，有地方主教會議，有全國主教會議，甚至也有羅馬的總主教會議。這些成千累萬的可憐蟲非成群結隊就不能”自由的思想”，豈非可笑之尤！而他們所謂的思想自由，其實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別人的思想自由：因為他們的信仰理智，有如舊教徒的信仰聖處女，全沒想到理智本身並不比聖處女更有意義，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別處。舊教教會有無數的僧侶與會社，潛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競爭的生機都加以殺害。現在這反舊教的教會也有它的死黨，有虔誠的告密者，每天從法國各地繕成秘密報告送到巴黎總會，由總會詳細登記。共和政府暗中鼓勵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間諜工作，使軍隊，大學，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充滿著恐怖；政府可不覺得他們表面上似乎為它出力，暗地里卻在慢慢的篡奪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漸漸走上”無神論的神權政治”這條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穌會政權更值得羨慕。①
①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間曾受基督舊教中的耶穌會派統治。
克利斯朵夫在羅孫家見過這一派的教會中人。他們都是一個比一個瘋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們因為把基督從神座上摔了下來而大為高興。打爛了幾個木偶，他們便以為已經摧毀了宗教。還有一般人，把聖女貞德和她童貞女的旗幟從舊教手里奪過來，把聖女貞德獨占了。新教會中一個教士，和舊教會的信徒作戰的將軍，發表了一篇反教會的，頌揚古高盧民族領袖范爾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說，同時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給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認為他是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的第一人。海軍部長為了整肅艦隊，欺騙舊教②徒，把一條巡洋艦命名為”歐納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則努力于淨化藝術的工作。他們把十七世紀的古典文學加以消毒，不許有上帝這個名詞褻瀆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樂里，他們也不許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老年的急進黨員——(歌德說過：老年人而做急進黨員是瘋癲之尤。)——因為人家膽敢在一個通俗音樂會里排入貝多芬頌揚宗教的歌而大為憤慨，一定要人家把辭句更改過。
②范爾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為高盧族反抗凱撒大帝的領袖。此處言”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乃作者有意諷刺當時的反教會派牽強附會。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國南方格萊蒙-法朗城之范爾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為誠信的舊教徒，後研究哲學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穌傳》，認為耶穌只是一個非常的人。
還有一般更急進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樂和教授宗教音樂的學校加以取締。一個在當時那群不懂藝術的人中被認為鑒賞力極高的美術司長，竭力解釋說，對于音樂家至少得教以音樂，因為”你派一個兵到軍營里去的時候，你總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槍，如何放射。年輕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樣，腦子里裝滿了思想，可是沒法安排”。然而這種解釋是白費的：他對于自己的勇氣也有點吃驚，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帶聲明：“我是一個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個老共和黨人”，才敢接下去宣稱：“我不問班爾葛蘭西的作品是歌劇是彌撒祭樂；只問是不是人類藝術的產物。”——但對方用著專斷的邏輯回答這個”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黨人”說：“音樂有兩種：一種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種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與國家的仇敵；為了國家的利益，非取締不可。
要是這些混蛋後面沒有一般真有價值而和他們一樣——或許更甚——狂熱的理智信徒做後盾，那麼他們還不過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險。托爾斯泰曾經提到控制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的”傳染病一般的影響”，這種”荒謬的影響，人們只有在擺脫之後才會發見它的瘋狂，在受它控制的時期內始終認為千真萬確，簡直毋庸討論”。例如對于郁金香的風魔，①相信巫祝，誤入歧途的文學風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這種瘋狂之一。而且從愚蠢的到有知識的，從眾議院的獸醫到大學里最優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這種瘋狂。而大學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婦的入迷更危險：因為這種風魔在沒有知識的人還容易和一種愚妄的樂天氣息相混，從而減少風魔的力量；知識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瘋狂束縛住了，同時，偏激的悲觀主義又使他們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觸的東西，所以更熱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義”，抽象的”真理”，跟惡劣的天性斗爭。這種態度骨子里就是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黨的理想主義，就是那個古老的信念，以為②人類的邪惡是不可救藥的，只能夠、也應當由受到理智感應的，——就是得到神靈啟示的——選民，憑著他們的高傲來消滅那種邪惡。那真是地道的法國人中的一種，代表聰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國人。他象塊石子，象鐵一般硬，什麼都鑽不進去；而他碰到什麼就砸破什麼。
①郁金香自十六世紀末流入歐洲後，種植郁金香成為民間極普遍的一種癖好。
②揚山尼派為十七世紀舊教中的一個小宗派，盛行于法國，根據荷蘭揚山尼主教人性本惡之學說，倡為一種極嚴格的道德及神學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亞希-羅孫家和這一類瘋狂的理論家一談之下，完全給攪糊塗了。他對于法國的觀念也動搖了。他依著流行的見解，以為法國人是個冷靜的，容易相處的，寬容的，愛自由的民族。不料他發見了一批狂人，沒頭沒腦的死抓著抽象的觀念和邏輯，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論法，老是預備把別人作犧牲品。他們嘴里一刻不停的說著自由，可是沒有人比他們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無論哪里，你找不到比他們更冷酷更殘暴的專制脾氣，而這種專制純粹是為了理智方面的風魔，或者是為了要表示自己永遠是對的。
一個黨派如此，所有的黨派無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們政治的或宗教的欽定程式，越出了他們的國家或省分，越出了他們的團體和他們狹隘的頭腦，那就不管是在這方面的還是在那方面的，他們便一律不願意看見。有一般反對猶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錢人的人，因為恨猶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猶太人。有些國家主義者恨——(逢到他們心地慈悲的時候是瞧不起)——一切別的國家，便在本國之內把跟他們意見不合的人統稱為外國人，叛徒，賣國賊。有些反對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國人或德國人，恨不得把他們一起逐出法國。有些西方人，對于萊茵河以東的，無論什麼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對于盧瓦爾河以南的，無論什麼都表示唾棄；有些南方人，認為盧瓦爾河以北的都是野蠻的；還有以屬于日耳曼族為榮的，以屬于高盧族為榮的；而一切的瘋子中最瘋的，還有那些”羅馬人”，以他們祖先的敗北為榮；還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總而言之，各人只承認自己的一套，”自己”簡直是個貴族的頭銜，絕對不答應別人跟自己不一樣。對于這種民族是無法可想的：你跟他們講什麼理，他們都不理會；他們天生是要燒死別人，或是被別人燒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這樣一個民族幸虧采用了共和政體，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滅我，我消滅你。可是其中要有一個做了王的話，恐怕誰也沒有多少空氣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議論的民族自有一種德性來救他們，——就是矛盾。
法國的政客就是這樣。他們的專制主義被無政府主義沖淡了；他們永遠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要是他們在左邊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邊一定靠思想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作依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會主義者，獵取權位的小政客，他們在仗沒有打勝以前決不參加作戰，可是追隨在”自由思想”的隊伍後面，每逢它打了一次勝仗，便一起騎在打敗的人的遺骸上面。擁護理智的人並非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這不是為了你”……乃是為那些國際化的漁利主義者；而他們興高采烈的踐踏本國的傳統，摧毀一種信仰，也並非為了要代以另一種信仰，而是要把他們自己填補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呂西安-雷維-葛。他得悉呂西安是社會黨員的時候並不怎麼驚奇，只想到社會主義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呂西安才會加入社會黨。他可不知道呂西安神通廣大，在敵黨中同樣受到優待，並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猶太色彩最濃的政客與藝術家結為朋友。
“你怎麼能容留這等人物在團體里的？”克利斯朵夫問亞希-羅孫。
羅孫回答說：“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為我們工作，他毀壞舊世界。”
“不錯，他是在毀壞，”克利斯朵夫說。”他毀壞得那麼厲害，我不知道你們將來用什麼來建設。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夠建造你們的新屋子嗎？蛀蟲已經鑽進你們的建築工場了。”
然而社會主義的蛀蟲不止呂西安一個。社會黨的報紙上充滿著這些小文人，這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家伙，裝點門面的無政府主義者，把所有的進身之階都霸占了。他們攔著別人的路，在號稱民眾喉舌的報紙上，長篇累牘的宣傳他們那套頹廢的風雅論調，以及”為生存的斗爭”。他們有了位置還不夠，還得有榮譽。急急忙忙趕造起來的雕像，頌贊石膏天才的演說，其數量之多超過任何一個時代。一般以捧場為業的人，按其舉行公宴來祝賀自己黨派中的偉人，不是祝賀他們的工作，乃是祝賀他們的受勳：因為這才是他們最感動的。美學家，超人，外僑，社會黨的閣員，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侖創立的勳位是應該慶賀的。①
①法國一般的勳位均稱榮譽團勳位，創始于拿破侖。
羅孫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詫異不由得笑開了。他並不以為這個德國人把他黨里的人批評得過于苛刻。他自己和他們單獨相處時也毫不客氣。他們的胡鬧與狡猾，他比誰都明白；但他照舊支持他們，因為要他們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會用著輕蔑的辭句談論民眾，一登講壇卻立刻變了一個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著聲音，帶點兒鼻音，每個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莊嚴的，一忽兒用顫音，一忽兒哶哶的象羊叫，做著大開大闔，有點抖動的手勢，象翅膀一樣：活脫是個第一流的戲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個明白，羅孫對他的社會主義究竟相信到什麼程度，顯而易見，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懷疑主義的氣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雖然他明知不過是一部分——(並且還不是頂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與行為都根據了這一點來安排，因為這樣對他更方便，這信仰不但跟他的實際利益有關，並且牽涉到他生存的興趣，生存與行動的意義。他的相信社會主義是把它當作一種國教的。——大多數的人都是過的這種生活。他們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會信仰上，或是純粹實際的信仰上，——(信仰他們的行業，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實他們都不相信。可是他們不願意知道自己不相信：為了生活，他們需要有這種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這種每個人都是教士的公認的宗教。
羅孫還不是頂要不得的一個。黨里頭拿社會主義或急進主義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簡直說不上是為了野心，因為他們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撈錢和重行當選。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個新社會似的。也許他們從前是相信的；但事實上他們只扒在垂死的社會身上，靠它來養活自己。短視的機會主義替享樂的虛無主義當差。未來的社會福利，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犧牲了。因為要博取選民的歡心，人們把軍隊肢解了，還恨不得把國家都瓜分了。他們所缺少的決不是聰明：大家很知道應該怎麼做，可是因為太費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條都是一樣：花最少限度的氣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樂。這種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亂的社會中唯一的綱領。政府的領袖們做出無政府的榜樣，政策是亂七八糟的，同時追求著十幾只兔子，結果是一只一只的放棄了：外交部在主戰，陸軍部在高唱和起，還為了肅軍而破壞軍隊，海軍部長挑撥兵工廠工人，軍事教官宣傳非戰論，此外是一般業余性質的軍官，業余性質的推事，業余性質的革命黨員，業余性質的愛國分子。政治風紀是普遍的解體了。人人希望國家給他們職位，養老金，勳位；國家也的確不忘記敷衍它的顧客，把大家眼紅的榮譽和差事贈送當權的人的兒子們，侄子們，侄孫們，奴仆們。議員投票表決增加自己的俸給。國庫，職位，頭銜，國家所有的資源都被揮霍濫用了。——上面既然有了這種榜樣，下面就象淒厲的回聲一般發生許多怠工的現象：小學教員教人反叛國家，郵局職員焚燒電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剛砂放在機器的齒輪里，造船所工人搗毀造船所，焚燒船舶，工人大規模的破壞自己工作的成績，——不是損害有錢的人，而根本是損害社會的財富。
最後，一般優秀的知識階級認為一個民族這樣的自殺于法于理均無不合，因為人類愛怎樣追求幸福就可怎樣追求，那是他神聖的權利。一種病態的人道主義把善與惡的區別給取消了，認為罪犯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是神聖的”，應該加以憐憫；它對罪惡完全表示妥協，把社會交給它擺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國是被自由灌醉了。它發了一陣酒瘋之後，不省人事的昏了過去。將來醒過來的時候，恐怕它已經給關在牢里了。”
對于這種籠絡群眾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氣惱的是，那些最可惡的強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無定見的人很冷靜的干出來的。他們那種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們所做的或允許人家做的粗暴的行為，實在太不相稱了。他們身上似乎有兩種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無主的性格，對什麼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歡推敲的理智，什麼話都不願意聽而把人生攪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氣和的布爾喬亞，那些舊教徒，那些軍官，怎麼受盡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們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麼都不能藏在肚里，羅孫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著說：
“當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們的確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們，決沒有這個危險。那都是些可憐蟲，沒有勇氣下什麼決心，唯一的本領只有回罵幾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貴族，在俱樂部里混得糊里糊塗了，只會向美國人或猶太人賣俏，並且為了表示時髦，對于人家在小說和戲劇中給他們扮的那種可恥的角色，覺得挺有意思，還要把侮辱他們的人請去做上賓。至于容易生氣的布爾喬亞，他們什麼書都不讀，什麼都不懂，不願意懂，只會起白地把一切批評得一文不值，話說得很尖刻，實際上一點兒效果都沒有，——他們只有一宗熱情：就是躺在錢袋上睡覺，痛恨擾亂他們好夢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為呼呼睡熟的時候有人動作，當然是打攪他們的！……如果你認得了這一般人，你就會覺得我們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對這些人那些人同樣的不勝厭惡；他不承認因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諒。他在史丹芬家時常遇到那種有錢的，無精打采的，正如羅孫所形容的布爾喬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