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岸
美國“鴿子”號潛艇救難艦凌晨四時抵達查爾斯頓船塢。蘇聯水兵都被安置在水兵食堂內，他們都巳變得難以管束了。俄國軍官們曾努力去限制他們的人員同援救了他們的美國人接觸，實際上這根本辦不到。簡單地說吧，他們沒有辦法阻止人們上廁所。“鴿子”號為來客提供了良好的海軍食品，最近的廁所在離艦尾幾碼處，在去廁所來回的路上，“紅十月”號的人員碰到了英國水兵，其中有些人是裝扮成士兵的會講俄語的軍官，還有些人是屬于士兵級別的俄語專家，是在最後一批蘇聯人到達“鴿子”號時才空運過來的。他們原以為登上的是一艘敵對的艦艇，但是卻遇見了友好的講俄語的人，這對許多年輕新兵來說，產生了一種征服力量。他們的談話都錄進了暗藏的錄音機里，等以後到華盛頓進行檢查。彼得羅夫和那三個低級軍官很晚才意識到這一點，當他們明白過來以後，就輪流陪同那些人去上廁所，活象承擔保護責任的家長一樣。但他們還是未能防止這件事情：一名身穿水手長服裝的情報官員表示可提供避難，說任何想留在美國的人都會得到許可。十分鍾以後，這個消息就在全體水兵中傳開了。
美國水兵吃飯的時間到了，俄國軍官幾乎無法阻止大家相互間的接觸；結果是，這些軍官光顧忙著巡視各個餐桌，自己卻吃得極少。使他們的美國同行感到吃驚的是，他們竟不得不一再拒絕應邀去“鴿子”號軍官餐室就餐。
“鴿子”號小心翼翼地駛入船塢，沒什麼可著急的。當舷梯放妥以後，碼頭上的樂隊奏起了一組蘇聯和美國樂曲，慶祝這次救援工作中的合作。蘇聯人原以為由于是在凌晨，他們會在靜悄悄的氣氛中抵達，可是他們錯了。當第一個蘇聯軍官在舷梯上剛下了一半時，就被50盞高強度的電視燈光照得眼花繚亂，電視記者們嚷著提問題。這些記者是從床上被喚起來去采訪那艘救難艦的，好在聖誕節期間為晨間廣播新聞網提供一條精采新聞。這些俄國人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西方新聞記者這類人，因此，這種文化背景的差異引起了大混亂。記者們認出了那些軍官，于是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使竭力控制事態的那些海軍陸戰隊士兵大為驚恐。在一個記者面前，這些軍官都裝作一點也不懂英語，但卻發現有一個鑽勁十足的記者帶來一位來自哥倫比亞市南卡羅來納大學的俄語教授。彼得羅夫在六架攝影機面前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政治上無可指責的套話，但願整個事件是一場惡夢。用了一個小時才把全部俄國水兵都安排到三輛專門租用的大客車上，然後開往機場。沿途，座滿新聞人員的大小汽車與大客車並排疾駛，不斷地打擾這些俄國人，閃光燈亮個不停，還叫嚷著各種誰也聽不懂的問題。飛機場的景象沒有多大差別。空軍派來了一架VC—135運輸機，但在這些俄國人登上飛機之前，又不得不在記者的海洋中擁擠著前進。
伊萬諾夫碰到了一位斯拉夫語專家，由于他帶著可怕的鄉音，俄語講得一塌糊塗。
登機又用了半小時。
12名空軍軍官安排大家坐好後，就分發香煙和小瓶酒。當這架要員運輸機飛到2萬英尺高度時，飛行令人十分愉快。一位軍官通過機內電話裝置向他們宣布以後的計劃，要對大家進行體檢。蘇聯第二天將要為他們派出一架飛機，但是大家都希望他們能多留一兩天，可以充分地體驗一下美國的好客。機組人員格外賣力，向他們的乘客介紹著航線途中每個地面文物、城鎮、村莊、州際高速公路和汽車站的來曆，還通過譯員表明全體美國人要求與蘇聯保持和平、友好關系的願望，表達美國空軍對蘇聯水兵的勇氣懷有一種職業上的欽佩心情，並悼念那些先人後己勇敢地留在後面而犧牲的軍官。這一整套從頭到尾是場冠冕堂皇的騙局，目的是征服對方；這場騙局已開始取得成效了。
飛機在華盛頓郊區上空低飛，快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了。譯員解釋說，現在他們正飛過一些中產階級家庭。他們都是政府和當地工業部門的普通工作人員。地面上又有三輛大客車在等著他們，這三輛客車並沒有走華盛頓特區周圍環形公路的路線，而是直接穿城而過。三輛車上的美國軍官為交通的擁擠表示道歉，他們說，幾乎每個美國家庭都有一輛小汽車，許多家庭有兩輛或者更多；現在人們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省得自己開車麻煩。開自己的車還有麻煩，蘇聯水兵簡直認為這不可思議。他們的政治軍官以後會告訴他們，這全是胡說，但誰又能否認路上的成千上萬輛汽車呢？這肯定不可能是為了一些水兵而在一小時以內故意安排的一場假把戲吧？
當車駛過華盛頓特區東南時，他們注意到黑人也有汽車——幾乎沒有地方可停放那麼多汽車！大客車繼續沿林蔭路行駛，譯員說，他們要是能被允許去參觀一下許多公開開放的博物館就好了。譯員還說，在宇航博物館里有一塊由“阿波羅”宇航員從月球上帶回來的石頭……這些蘇聯人看到在林蔭路上慢跑的人，成千上百的人正在信步漫走。大客車向北一拐，通過華盛頓西北部漂亮的地區向貝塞斯達開去，這時車上的蘇聯人都嘁嘁喳喳地說開了。
在貝塞斯達，他們受到電視攝影記者的采訪，通過三大電視系統作了實況轉播，友好的笑嘻嘻的美國海軍醫生和衛生員迎接了他們，把他們領進醫院進行身體檢查。
十位大使館的官員已在那里，他們都在琢磨如何控制住這批人，但從政治上說，又不能對本著緩和精神給予這些人的照料提出抗議。從沃爾特-里德醫院和其他政府醫院請來的醫生們，為每個人作了迅速、全面的醫療檢查，尤其是要檢查是否受了輻射中毒。在檢查時，每個人都發現自己身邊單獨有一名美國海軍軍官，有禮貌地詢問他個人是否想留在美國，並指出，每個決定要留下的人需要親自向蘇聯大使館的代表去說明意願——但只要他願意這樣做，他就會獲准留下。大使館官員感到惱火的是，有四個人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一個人在與海軍武官面談後撤回了決定。
美國人很謹慎，把每次會見都作了錄象；如果以後對方指責說美國人搞恫嚇，就可以馬上反駁。
醫療檢查做完以後——謝天謝地，放射性照射度很輕微——這些人又吃了一頓，然後上床休息。
華盛頓特區
“早上好，大使先生，”總統說。阿爾巴托夫注意到，佩爾特博士又站在他的主人身邊，就在那張寬大的古董桌子後面。他預料這次會見不會是令人愉快的。
“總統先生，我是來抗議美國政府對我國水兵的未遂綁架。”
“大使先生，”總統厲聲回答說，“在一位前地方檢察官看來，綁架是一種卑鄙而可惡的罪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不容被指控犯有此種罪行——當然更不容在這間辦公室里！我們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綁架別人。你聽清楚了嗎，先生？”
“除此之外，阿列克謝，”佩爾特用緩和一些的口氣說，“如果不是我們，你們說的那些人就不會活到今天。為了救出你們的軍人，我們損失了兩名優秀人員。
恐怕你們至少應該對我們為救援你們的水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一點感謝，而且也許可以對那些在救援過程中失去生命的美國人作一點同情的姿態吧。”
“我國政府已注意到貴國兩位軍官所做的英勇努力，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確實希望對這次救援表示感謝。盡管這樣，先生們，有人下了功夫，蓄意誘使這些人中的某些人背叛他們的國家。”
“大使先生，去年貴國的拖網漁船救出了我國的巡邏飛機的機組人員之後，蘇聯武裝部隊的軍官用金錢、女人和其他各種誘餌引誘我們的機組人員，要他們提供情報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對不對？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這件事，你知道這種把戲是怎麼耍的。當時我們對此沒有提出抗議，是不是？沒有。那六個人還活著，我們就非常非常感激了。現在，當然羅，他們都回來工作了。貴國對美國普通公民的生命所給予的人道主義關懷，我們仍是感激的。至于當前這件事，每個軍官或士兵都被告知，只要他們願意留下來就可以留下來。沒有使用任何武力。我們要求每個希望留在這里的人都要同貴使館的一位官員見面，這樣就給了你們一個公平的機會，向他說明他行動的錯誤。這當然是公平的，大使先生。我們沒有給錢，也沒有用女人。我們不收買別人，我們更不會綁架別人，永遠不會。要是誰去綁架人，我就把他關進監獄。我甚至還曾處決了一個。不要再拿這個來指控我了。”總統理直氣壯地結束了發言。
“我國政府堅持，必須把我們所有的人都送回國，”阿爾巴托夫堅持說。
“大使先生，任何在美國的人，不論其國籍或來到我國的方式如何，都有權受到我國法律的充分保護。我們的法院對此曾多次作出裁決。根據我國的法律，在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情況下，不能強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去做違反他意願的事。這個問題就到此為止。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有一艘彈道導彈潛艇在離美國海岸300海里處干什麼？”
“一艘導彈潛艇？總統先生？”
佩爾特從總統的寫字台上拿起一張照片，交給阿爾巴托夫。是“海崖”號的錄象機錄下的，照片上是那枚SS—N—20海上發射的彈道導彈。
“那艘潛艇的名字是——曾經是‘紅十月’號，”佩爾特說。“它已經爆炸，在離南卡羅來納州海岸300海里處沉沒。阿列克謝，我們兩國之間有一項協議，即任何此類艦艇不得靠近對方國家500海里即800公里以內的地方。我們想了解那艘潛艇到那里去干什麼。不要跟我們說這個導彈是什麼捏造出來的——因為即使我們想干這種蠢事，我們也沒有這個時間。那是你們的一枚導彈，大使先生，而這艘潛艇還運載了19枚此種導彈。”佩爾特有意把數字說錯。“美國政府要求蘇聯政府說明它是怎樣違反我們之間的協議到那里去的，而同時貴國又有那麼多其他艦只如此靠近我們的大西洋海岸。”
“那肯定是那艘失蹤的潛艇。”阿爾巴托夫主動說。
“大使先生，”總統輕聲說道。“那艘潛艇直到星期四才失蹤，是你跟我們講了這件事的七天之後。總之，大使先生，你上星期五的解釋與我們掌握的確鑿事實並不吻合。”
“你到底要指控什麼？”阿爾巴托夫怒氣沖沖。
“怎麼啦，沒有什麼指控，阿列克謝。”總統說。“如果那項協議不再起作用，那麼它也就不再有效了。我想上星期我們也討論過這種可能性。美國人民今天晚些時候將會了解事實真相。你對我國很了解，可以想象出他們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
我需要有個交代。目前，我看不出貴國艦隊還有什麼理由呆在我國沿岸。‘救援’工作已經勝利完成，蘇聯艦隊的繼續存在只能是一種挑釁。我希望爾和貴國政府考慮一下我的軍事將領現在會怎麼對我說；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不妨設想一下相反的情況，你們的將領將會對納爾莫諾夫總書記說些什麼。我需要有個交代。如果得不到解釋，我只能得出一種結論，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結論；而這些結論都是我極不願作出的。請向貴國政府轉達這個口信，並告訴他們，既然你們有些人選擇要留在這里，我們大約很快就能了解到具體發生的情況。再見。”
阿爾巴托夫離開辦公室，轉身向左，從西門離去。一名海軍陸戰隊門衛把門打開，但他卻沒有注意到這種禮貌舉動。大使的司機正等在一輛“卡迪拉克”高級小轎車的外面，為他開著門。這位司機是克格勃華盛頓站政治情報部門的負責人。
“怎麼樣，”司機說，看了一下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的交通情況，然後驅車左拐。
“嗨，會見的情形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現在，我們可以絕對肯定他們綁架我們人員的原因了，”阿爾巴托夫回答說。
“是什麼，大使同志？”司機立即問道，克制住自己的惱怒情緒。要是在幾年以前，大使這個黨的馴服工具是不敢對克格勃內高級官員采取應付拖延態度的。自從安德羅波夫同志逝世後，國家安全委員會變得失寵了。但情況還會糾正過來的。
他對這點很有把握。
“總統就差譴責我們違反雙方1979年的秘密協議，蓄意派遣潛艇接近他們的海岸了。他們扣下了我們的人，單獨加以盤問，以便了解那艘潛艇的使命是什麼。中央情報局這樣干要多長時間才能完呢？一天？兩天？”阿爾巴托夫氣憤地搖搖頭。
“他們也許已經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許用一個女人，就可使他們松口。總統還提請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樓那些頭腦發熱的人要對他說什麼！要他去做些什麼！這沒有什麼難于理解的，是不是？他們會說我們在演習一場突然核攻擊，或許甚至會說就在進行這場攻擊！似乎在致力于實現和平共處方面我們還不如他們！
這些疑神疑鬼的蠢貨，他們對已發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還感到氣憤。”
“你可以責備他們嗎，同志？”司機問道。他把這一切都記在心上，在進行著整理，分析，考慮向莫斯科總部作出單獨報告。
“他還說我們的艦隊再也沒有理由呆在他們的沿海了。”
“他是怎樣說的？是一項要求嗎？”
“他的措詞是溫和的，比我預料的溫和。這就引起我的關注了。我認為，他們是在計劃采取什麼行動。舞弄軍刀會發出響聲，抽出軍刀卻是不會發出響聲的。他要求對整個事件做出解釋。我能對他說什麼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猜想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而這位高級情報人員的確是知道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其本身就是難以置信的。海軍和軍事情報總局竟能允許發生這樣難以相信的大錯誤，這使他感到吃驚。卡修斯間諜提供的情況簡直荒唐之極。司機親自把卡修斯的情報轉交給了莫斯科。難道美國和蘇聯都可能是某個第三者的受害者？
一項行動出了差錯，于是美國人要設法找出誰應當負責，以及是怎麼造成的，以便他們可以自己去做？這倒還說得通，但是其他的情況呢？路上交通擁擠，他皺起了眉頭。他從莫斯科總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他應當立即查清。他不相信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如果是，那中央情報局的掩蓋本事簡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蓋這樣一個複雜的行動有可能嗎？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同事們將要干上幾個星期，去查實有沒有掩蓋情事，去搞清在蘭利和事件現場都有些什麼傳說，與此同時，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機構也都要采取同一行動。如果中央情報局打入北方艦隊的最高司令部，他會發現的。對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報局已經這樣做了。軍事情報總局要對這場災難負責；幾年前，軍事情報總局從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撈到了好處，而現在它可要丟面子了。
如果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壓軍事情報總局和軍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總部能對這樁事件進行自己的獨立調查。不管調查中發現了什麼，克格勃都會先聲奪人，把軍隊壓下去。克格勃用這種或那種辦法總會發現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如果發現的結果對其對手造成損害，那就更好……
蘇聯大使走出去以後，門就關上了，佩爾特博士打開橢圓形辦公室的一扇旁門，穆爾法官走了進來。
“總統先生，我得象這樣躲在密室里干事已經有一陣子了吧。”
“你真指望這能有效果嗎？”佩爾特問。
“是的，我現在就這樣指望。”穆爾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這是否有點懸，法官？”佩爾特問道，“我是說，進行一次這樣複雜的行動？”
“妙就妙在這兒，博士，事情並不需要我們去干。蘇聯人將會替我們干。噢，當然羅，我們要有不少人在東歐到處提出許多問題探聽消息，巴茲爾爵士的人也會這樣做的。法國人和以色列人已經在這樣做了，因為我們已經問過他們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導彈潛艇發生了什麼事情。克格勃也會很快就發現和懷疑為什麼四個主要西方情報機構都在了解同一個問題——他們心想，如果這是我們的行動，這些情報機構就會保持緘默態度的。
“你得了解蘇聯人面臨的困境，他們必須在兩種同樣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選擇。一方面，他們可以認為，他們最受信任的一名專業軍官犯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叛國罪。
你已經看過我們有關拉米烏斯艇長的檔案。他是共產黨的寵兒，一個真正的新型蘇維埃人。此外，這種叛逃陰謀必然還有若干同樣受信任的軍官參與。蘇聯人有種固定的想法，總認為這種人怎麼也不會離開‘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們又拼命設法阻止人們離開他們的國家，我承認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實。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員或一名克格勃間諜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員的兒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無可挑剔的軍官，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說，一個艇長有許多特權，你可以把這種叛逃比作一個自我奮斗而發跡的百萬富翁離開紐約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們怎麼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們可以相信我們通過亨德森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也並不高明，但卻有大量旁證使之成立，尤其是我們曾努力誘使他們水兵叛逃的事實。你已目睹了他們對此是多麼惱火。他們認為，這是對文明行為准則的粗暴踐踏。後來我們發現這是艘導彈潛艇，總統作了有力的反應。這也是對亨德森情報的有利證據。”
“那麼他們會傾向哪一方呢？”總統問。
“先生，這個問題是個心理學問題，而蘇聯的心理學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難懂。
要麼是十個人集體背叛，要麼是外界策劃的密謀，在這兩者之間要作出選擇，我的看法是，他們會選擇後者。要他們相信這真是一場叛逃行動，那簡直就是迫使他們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誰願意干那種事？”穆爾得意地作了個手勢。“選擇後者意味著他們的安全受到了外來者的破壞，而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統治思想存有內在矛盾要好聽一些。此外，我們還知道克格勃將主持這次調查。”
“這是為什麼？”佩爾特問道。他被法官的計劃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軍軍事行動的安全受到滲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軍事情報總局都要負責。海軍和陸軍的安全是他們的管轄范圍。由于克格勃在我們的朋友安德羅波夫離開人世以後所受到的損害，情況就更是如此。蘇聯人不能有一個自己調查自己的組織——更不能在情報界內這樣做！所以，克格勃伺機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對頭。從克格勃的角度來看，外部的煽動是遠為吸引人的選擇：這有利于克格勃展開一場更大的行動。如果他們證實了亨德森所說的一切並使每個人相信那是真的——當然他們是會那樣做的——那麼由于是他們揭露了事實，這豈不會使他們神氣得多！”
“他們會去證實那些情報嗎？”
“當然會的！干情報這個行當，如果你執意要找到什麼東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這個東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烏斯這家伙永遠不會知道我們該多感激他。這樣的良機，真是千載難逢，千萬不能喪失。”
“但是克格勃以後的腰杆將變得更硬了，”佩爾特說。“那是一件好事嗎？”
穆爾聳了一下肩。“遲早總要發生的。把安德羅波夫搞下台——說不定還是被殺害的——使軍隊得到太多威信，這正象50年代搞掉貝利亞的情況一樣。蘇聯人象我們一樣，依靠對軍隊進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們更厲害。由于克格勃把他們的最高指揮權奪走了，他們就干了那件肮髒事。這樣的事總是要發生的，這樣倒也不錯，我們能從中獲得好處。現在只有幾件事還需要我們去做。”
“比如說？”總統問。
“我們的朋友亨德森在一個月左右以後要放出消息說我們有一艘潛艇從冰島駛出一直跟蹤著‘紅十月’號。”
“那是為什麼呢？”佩爾特不同意。“那樣他們就會知道我們是在撒謊，就那艘導彈潛艇而引起的風風雨雨是場騙局。”
“不完全是這樣，博士，”穆爾說。”把導彈潛艇開到離我國海岸這樣近的地方，這總是破壞協議的行動；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我們無法知道那艘潛艇為什麼會去那里——只有我們審問了留在這兒的水兵才會知道，當然這些水兵可能不會告訴我們什麼有用的情況。蘇聯人會料到我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完全對他們說真話。我們跟蹤了他們的潛艇，並准備隨時摧毀她，這個事實正好給了他們想要尋找的說我們搞兩面三刀的證據。我們也會說，‘達拉斯’號用聲納系統監測到了反應堆事故，這就可以解釋我們的救難艦為什麼就在附近。他們知道，嗯，他們肯定懷疑我們隱藏了什麼東西。這將使他們對我們究竟隱藏了什麼產生錯覺。俄國人對這種情況有一種說法，他們管它叫作狼肉。他們將發動一項廣泛的行動來刺探我們的動靜，不管是什麼動靜。可是他們將一無所獲。中央情報局中唯一知道事實真相的幾個人是格里爾，里特和我本人。我們的行動人員接到命令去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能夠泄露出去的也不過就是這些。”
“亨德森怎麼辦？我們有多少人知道那艘潛艇的事？”總統問。
“如果亨德森向他們吐露了什麼，那他就是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克格勃對雙料間諜是要嚴厲處置的：他們不會相信我們利用他來遞送假情報。他明白這一點。同時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嚴密監視他。我們有多少人知道這艘潛艇的事？
或許有100人，這個數字還會增加一點。不過記住，他們以為在我們的沿海地區目前有兩艘沉沒的蘇聯潛艇。而且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不論什麼樣的蘇聯潛艇裝備出現在我們的實驗空里，全都是從洋底打撈上來的。當然，我們會為此目的而使‘格洛馬探險者’號重新開動起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他們就會生疑。為什麼要使他們失望呢？他們遲早總會把整個事情搞明白的，不過，到那時殘缺的廢艦體就將在海底了。”
“這麼說，我們不能把此事永遠保密了？”佩爾特問。
“永遠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這種可能性我們必須有個計劃。在眼下一段時間內，這個秘密應該是相當保險的，因為只有100人知道。一年以後，至少是一年以後，更可能是二、三年以後，他們才會積累到足夠的資料，對發生的事有所察覺。
不過到那時，就不會有很多實際證據能夠證實了。再說，如果克格勃發現了真相，他們會向上報告嗎？如果軍事情報總局發現了真相，他們肯定會發現的，那麼，在他們情報界內部隨之而出現的混亂將對我們有利。”穆爾從皮煙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煙。“我說過，拉米烏斯在幾個層次內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而且妙就妙在我們不必多費什麼周折，俄國人會完成全部跑腿工作，去尋找那些並不存在的東西。”
“那些叛逃者又怎麼辦呢，法官？”總統問。
“他們嘛，總統先生，將會得到照顧。我們知道如何辦理這件事。我們對中央情報局的殷勤接待很少有什麼意見。我們要花幾個月時間向他們盤問情況，同時我們還要為他們在美國生活做好准備。他們將獲得新的身份，重新接受教育，必要時還要做整容手術。而且，從此以後他們不必再去工作——但是他們會想要工作的。
他們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會這樣的。我想海軍會給他們安排的，如付薪水請他們擔任潛艇戰術部的顧問，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想見見他們，”總統說，一時感情有點沖動。
“那可以安排，先生。但是必須十分慎重。”穆爾告誡說。
“戴維營，那里應當很安全了。還有瑞安，法官，我希望對他能多加關照。”
“明白了，先生。我們已經很快地把他提上來了。他同我們一起，前途不可限量。”
蘇聯，丘拉坦
“紅十月”號之所以被命令在還遠不到拂曉的時候就下潛，是因為有顆衛星在800公里的高空沿地球軌道運行。象“灰狗”客車一樣大小的“信天翁”8號衛星，11個月前在蘇聯丘拉坦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船發射場上用重載助推器被送上了高空。這顆大型衛星是雷達海洋偵察衛星，是經特別設計用來進行海上監視的。
“信天翁”8號在當地時間11時31分經過帕姆利科灣。衛星上的程序設計是用來跟蹤整個可見地平線上的熱接受器的，探詢任何可見之物，截獲符合其探測參數的任何信號。它不斷地在軌道上運行，在飛經美國艦隊的艦艇上空時，“新澤西”號上的干擾器都向上發出電波攪亂其信號頻率。衛星的錄制系統准確無誤地把干擾電波錄制下來。這種干擾會讓操作人員獲悉有關美國電子作戰系統的一些情況。當“信天翁”8號經過北極時，它前面的拋物面天線就緊跟另一顆衛星——“星火”通信衛星上的載波信號。
當這顆偵察衛星找到它的高飛的同伴時，一個激光旁側聯系裝置把“信天翁”錄音帶上的內容傳遞過去。“星火”立即把它傳送到丘拉坦地面站。美國人也把收到的數據通過他們自己的通信衛星傳遞給馬里蘭州米德堡的國家安全署總部。幾乎就在同時，這個數字信號由相距5000英里的兩個專家小組予以檢驗。
“天氣晴朗，”一個技師悲歎道，“現在我們才碰上晴朗的天氣！”
“那就乘機好好利用一下吧，同志。”一個在他旁邊另一架控制台上的人正在觀察一顆監測西半球的地球同步氣候衛星發來的數據，了解一個敵對國家的天氣可以有很大的戰略價值。“又有一個冷峰正逼近他們的沿海。他們的冬天和我們的一樣。我希望他們過個愉快的冬天。”
“但我們的人在海上過冬不會是愉快的。”那位技師一想到在海上遇到大風暴，心里頭就不寒而栗。去年夏天他在黑海上游覽了一次，暈船暈得一塌糊塗，狼狽至極。“啊！這是什麼？上校！”
“什麼事，同志？”那位值勤的上校快步走了過來。
“快看這兒，上校同志。”技師用手指著電視屏幕。“這是帕姆利科灣，在美國中部沿海。看這兒，同志。”屏幕上那塊水域的熱成象呈現黑色。但是當技師調整顯示器時，就變成了綠色，還帶有兩塊白色斑，一大一小。那塊大些的白斑曾有兩次分成兩部分。這是那塊水域水面的影象，部分水面比應有的溫度高半度。這個差別並不常見，不過這個反應足以證實有什麼東西使水增加了熱度。
“也許是陽光吧？”上校問。
“不是的，同志，晴朗的天空使整個地區得到均衡的陽光。”技師沉靜地說。
當他認為自己意識到什麼東西的時候，他總是沉靜的。“兩艘潛艇，也許是三艘，在水下30米處。”
“你肯定嗎？”
技師輕輕按了一下開關，顯示出雷達圖像，圖象上呈現出燈芯絨狀的微小波浪。
“水面上沒有任何東西產生這種熱量，上校同志。因此水下肯定有什麼東西。每年的這個時候並不是鯨魚交配的季節。這只能是核潛艇，大概有兩艘，也許三艘。
據我推測，上校，美國人被我們的艦隊部署嚇住了，以致要為他們的導彈潛艇尋找掩蔽。他們的導彈潛艇基地就在南邊只有幾百公里處。也許他們的一艘‘俄亥俄’級艦艇已經在這里找到掩蔽，而且也象我們一樣，由一艘探索潛艇保護著。”
“那麼它很快就會行動的。我們的艦隊正在奉命歸隊。”
“太可惜了，如能跟蹤它多好。機會難得啊，上校同志。”
“是呀。干得好，技師同志。”十分鍾後這個情報已發往莫斯科。
莫斯科蘇聯海軍最高司令部
“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同志，”戈爾什科夫說。
“我們現在正在召回我們的艦隊，我們可以留下幾艘潛艇收集電子情報。美國人在混亂中可能會落下幾艘發現不了。”
“很有可能，”艦隊作戰部部長說。
“‘俄亥俄’號要往南去，可能是去他們在查爾斯頓或金斯灣的潛艇基地。或者向北去諾福克。我們在諾福克有‘科諾瓦洛夫’號，在查爾斯頓一帶有‘沙比利科夫’號。我想這兩艘艦艇都會在原地停留若干天。我們必須干出點成績來，向那些政治家們表明我們的海軍是名符其實的。能夠跟蹤‘俄亥俄’號可能就是個開端。”
“我要在15分鍾後發出命令，同志。”作戰部部長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他不贊成他從戈爾什科夫那兒得到的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但是，如果謝爾蓋一旦被搞下台，他的地位最有可能來接管這項工作……
“新澤西”號戰列艦
就在幾分鍾前，伊頓接到了“紅色火箭”電文：莫斯科剛剛通過衛星向蘇聯艦隊發出了一項很長的行動命令。現在俄國人確實已進退兩難，這位海軍准將尋思著。他們周圍有三個航母戰斗編隊——“肯尼迪”號，“美洲”號和“尼米茲”號——全部由喬舒亞-佩因特指揮。這三個編隊伊頓都能看得到；在作戰行動方面他還控制有“塔臘瓦”號，可以加強他的水面行動分隊。准將把他的雙筒望遠境轉向“基洛夫”號。
“指揮官，把分隊擺到作戰位置上去。”
“是。”分隊作戰軍官拿起戰術無線電話筒。“藍色少年，我是藍色國王。琥珀光，琥珀光，執行命令，我的話完了。”
伊頓等了四秒鍾，才聽到“新澤西”號的戰斗警報。艦艇全體人員紛紛奔向各自的戰斗崗位。
“到‘基洛夫’號的距離是多少？”
“37，600碼，先生。我們一直在每隔幾分鍾就秘密地用激光測量一次距離，隨問隨報，先生。”分隊作戰軍官報告說。“主炮組的炮塔仍然裝著炮彈軟殼，重炮每隔30秒鍾修正一次射擊方案。”
旗艦駕駛台上，伊頓指揮椅旁邊的電話嗡嗡響了。
“我是伊頓。”
“所有崗位上的人都已就位待命，准將。”戰列艦的艦長報告說。伊頓看了看他的秒表。
“很好，艦長。我們確實已把士兵訓練得非常出色。”
在“新澤西”號的戰斗情報中心，數字顯示器表明了到“基洛夫”號主桅的准確距離。從邏輯上講，第一個目標總是敵人的旗艦。唯一的問題是，“基洛夫”號能夠承受多大的懲罰——以及用什麼可以首先把它擊毀，是炮彈齊發，還是用“戰斧”式導彈。射擊指揮軍官幾天來一直在說：重要的是在任何飛機能干預之前就把“基洛夫”號置于死地。“新澤西”號還從未依靠自己的力量單獨擊沉過一艘艦艇。等了40年，時間可謂長矣。
“他們調轉航向了，”分隊作戰軍官說。
“好，讓我們來看一看有多遠。”
“基洛夫”號的編隊一直是向西航行的，接到信號之後，環形編隊中的每艘艦艇都一齊向右拐彎航行。當他們航行到0—4—0方位時，轉向便停止了。
伊頓把雙筒望遠鏡放到支架上。“他們正在返航。通知華盛頓，並讓我們的人繼續待命一段時間。”
杜勒斯國際機場
蘇聯人要把他們的人弄出美國花了好大氣力。一架“伊柳辛”伊爾—62型客機從正常的國際航班中抽調出來，直接從莫斯科派往杜勒斯機場。降落時已日落西山。它幾乎是英國VC—10型的翻版。這架四引擎飛機滑行到最遠處的服務區加油，一個備用的空勤組與一些不想下飛機舒展腿腳的其他乘客一起被帶過來，這樣這架飛機就可以立即返航了。兩個活動走廊從候機大樓開出兩英里，來到這架等侯的飛機前，里面是“紅十月”號的水兵。他們正在向外眺望白雪覆蓋的原野，心里明白這是他們最後一眼看美國了。他們很安靜，還在一小時前，他們在貝塞斯達從床上被叫醒後由大轎車拉到杜勒斯機場。這一次，沒有記者打攬他們。
四個軍官，九個執勤准尉，以及其他軍人，在登機時被分成各個不同的小組，每組人都被帶到飛機上的一個隔開部分。每個軍官和執勤准尉都各有一個克格勃詢問者。當飛機開始起飛滑跑時，盤問也就開始了。待“伊柳辛”飛到航行高度時，大多數艦艇人員心里都在問自己，為什麼不選擇留下來，同他們那些背叛的同胞在一起。顯然，與克格勃人員的這些談話是不愉快的。
“拉米烏斯艦長是否有奇怪的表現？”一個克格勃少校問彼得羅夫。
“當然沒有！”彼得羅夫馬上回答，提防著。“你難道不知道我們的潛艇被破壞了嗎？我們能逃出來保住性命就算萬幸了！”
“被破壞了？怎樣破壞的？”
“反應堆系統。我不應當過問這件事，我不是工程師，不過，是我發現了滲漏。你看，幅射膠片劑量計顯示出有沾染。可是輪機艙的儀器卻沒有。不僅是反應堆受到了損害，而且全部幅射傳感儀器也都失靈了。我親眼看到了這一切。米列克辛總工程師不得不重新裝配幾個儀器去查找反應堆滲漏管道。斯維亞多夫能把這件事說得更清楚，他親眼看到了。”
那個克格勃官員不停地在記筆記。“那麼，你們的潛艇離美國海岸那麼近干什麼？”
“你這話怎麼講？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接受了什麼命令？”
“你們接受的命令是什麼，醫生同志？”克格勃官員狠狠地盯著彼得羅夫的眼睛。
醫生作了解釋。最後說道：“我看到了命令，是貼出來讓大家看的，象往常一樣。”
“是誰簽署的？”
“科羅夫上將唄，還能有誰？”
“你沒有感到那些命令有點奇怪嗎？”少校生氣地問道。
“你難道會對給你的命令提出質疑嗎，少校同志？”彼得羅夫鼓起勇氣說。
“我不這樣做。”
“你們的政治官員出了什麼事？”
在另一處，伊萬諾夫正在說明“紅十月”號是如何被美國和英國艦艇發現的。
“不過拉米烏斯艦長巧妙地躲過了他們！要不是那個該死的反應堆事故，我們就成功了。上尉同志，你必須找出是誰對我們這樣干的。我想親眼看到他的死期！”
克格勃官員沒有被打動。“那麼艦長最後對你說了些什麼呢？”
“他命令我管好我的人，沒有必要不讓他們和美國人說話。他還說美國人休想找到我們的艦艇。”伊萬諾夫一想到他的艦長和艦艇都已不在了，就眼淚汪汪的。他是一個自豪的而且享有特權的蘇聯青年，父親是黨的科學院院士。“同志，你和你們的人必須查出那些對我們這樣干的混帳王八蛋。”
“事情干得很狡猾，”斯維亞多夫在幾英尺之外詳細講述著。“甚至米列克辛同志也是在第三次檢查時才發現的，他發誓要對于這件事的人給予報複。我親眼看見的。”中尉說，他忘了他從來沒有真正看見。他說得很詳細，有時甚至還畫圖解，說明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不了解事件的最終結局，我當時正趕來值班。米列克辛、蘇熱波伊和布加耶夫連續干了幾個小時，想接通我們的輔助動力系統。”他搖了搖頭。“我想跟他們一塊兒干，但是拉米烏斯艦長不准。我不顧命令又提出了要求，可是被彼得羅夫同志阻止了。”
在大西洋上空航行兩小時後，剛剛進行盤問的高級克格勃人員在機尾碰頭對筆記湊情況。
“是啊，要是這位艦長真干了，那他是非常內行的。”負責這次初步調查的上校總結說。“他對部下下達的命令是無懈可擊的。關于這次任務的命令也是當眾宣布並同平常一樣張貼出來的——”。
“但是這些人中有誰能認得科羅夫的簽名呢？我們總不能去問科羅夫，對不對？”一位少校說。北方艦隊司令在盧勃揚卡大樓里第一次受審問調查兩小時後得了腦溢血而死去，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不管是什麼情況，都有可能是偽造的。我們在古巴有一個秘密潛艇基地吧？政委是怎樣死的？”
“醫生肯定那是一次事故。”另一位少校回答說。“艦長認為他撞著了他的頭部，但他實際上是打斷了脖子。但我認為他們應當發報請示。”
“有個無線電靜默命令。”上校說。“我查過了。這對導彈潛艇來說完全是正常的。這位拉米烏斯艦長難道精于徒手搏斗嗎？是不是有可能是他殺害了政委？”
“有這種可能性。”審問彼得羅夫的那個少校沉思著回答說。“他並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但干那種事並不困難。”
上校不知道是否該同意這種說法。“我們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艦艇人員都感到正在醞釀著一場叛逃事件？”大家都搖頭表示沒有這方面的證據。“那麼潛艇的日常行動都正常嗎？”
“正常，上校同志，”一位年輕上尉答道。“獲救的領航軍官伊萬諾夫說，躲避帝國主義的水面艦只和潛艇的任務執行得很完滿——完全根據規定進行，不過在12個小時內是由拉米烏斯這家伙執行的，干得非常出色。我還不覺得這里面有任何背叛行為。”大家都知道，這些水兵將在盧勃揚卡大樓里苦挨光陰，直至他們每個人的頭腦都被洗刷乾淨為止。
“很好，”上校說。“迄今還沒有跡象表明潛艇上的軍官有背叛行為，是嗎？我看是沒有。同志們，你們要繼續進行查問，要溫和一些，直至我們抵達莫斯科。可以讓大家輕松一些嘛。”
飛機上的氣氛逐漸變得比較愉快些了。給每個人上了小吃和伏特加酒，好讓大家松松口，也有助于他們同克格勃官員之間的良好同志關系，但是克格勃官員只喝白水。這些水兵都知道，他們將會被監禁一段時日，命中注定，只好認了。但對一個西方人來說，這將是不可思議的宿命論。克格勃要花幾個星期的時間去設想那艘潛艇上發生的每個事件。從在波利亞爾內解下最後一根纜繩的時間開始，直到最後一個人進入“神秘”號為止。世界各地的克格勃間諜小組也已開始工作，探聽“紅十月”號上所發生的事究竟是中央情報局的陰謀還是其他情報機構的陰謀。克格勃一定要找到答案，但負責此案的上校卻認為在這些水兵身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紅十月”號潛艇
諾伊斯允許拉米烏斯在別人監護下從診所到軍官餐室走動15英尺。病人氣色不好，不過這主要是因為他需要洗個澡，刮刮胡子，象艇上的每個人一樣。鮑羅丁和曼庫索扶著他在桌子頭上的座位落坐。
“好了，瑞安。你今天好嗎？”
“好，謝謝你，拉米烏斯艦長。”瑞安笑吟吟地端著一杯咖啡。實際上，他是如釋重負，因為在過去的幾個小時里，他已把管理潛艇的問題交給了那些確實懂行的人。雖然他正數著還有多少小時他才能離開“紅十月”號，但是他已既不感到暈船也不感到害怕了，這在兩星期來還是第一次。“你的腿怎樣了，先生？”
“還在疼。我得學著別再讓挨上一槍了。我好象還沒對你說，我感謝你救了我的命。大家都這樣說。”
“也救了我的命，”瑞安回答說，有點不好意思。
“早上好，先生！”是廚師在說話。“我可以為你准備一些早餐嗎，拉米烏斯艦長？”
“好吧，我很餓了。”
“很好，一份美國海軍早餐。我再去弄點新鮮咖啡來。”他說後就走向通道。
30秒鍾以後，他端著新鮮咖啡回來了，並為拉米烏斯准備好了一套餐具。“早餐十分鍾就得，先生。”
拉米烏斯倒了一杯咖啡。盤子上放著一個小紙袋。“這是什麼？”
“咖啡伴侶。”曼庫索笑了笑。“是倒在咖啡里的奶油，艦長。”
拉米烏斯撕開小包，疑惑地看了看里面，然後才把它倒進杯子里攪動。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
“明天某個時候。”曼庫索回答說。“達拉斯”號會定期地上浮到潛望鏡深度，接受行動命令，然後通過水下音響通信命令轉告“紅十月”號。“幾小時前我們獲悉蘇聯艦隊正向東北返航。日落時我們就會知道確切消息了。我們的人正在緊盯著他們。”
“我們去什麼地方？”拉米烏斯問。
“你有沒有跟他們說你去什麼地方？”瑞安想知道。“你在信中究竟講了些什麼？”
“你了解那封信的事兒？怎樣知道的？”
“我們了解——噢，我了解信的事，不過我只能說這些，先生。”
“我告訴尤里大叔我們在向紐約駛去，把這艘艦艇作為一件禮物送給美國總統。”
“可是你沒有向紐約航行，”曼庫索反駁說。
“當然不能。我希望進入諾福克。海軍基地離得那麼近，為什麼還要跑到民用港口去呢？你說我應當對帕多林吐露真情嗎？”拉米烏斯搖搖頭。“為汁麼？你們的沿海水域那麼寬闊。”
親愛的帕多林上將，我在向紐約駛去……怪不得他們象發瘋似的！瑞安想。
“我們是去諾福克還是查爾斯頓？”拉米烏斯問。
“我想是去諾福克，”曼庫索說。
“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會派出整個艦隊追趕你嗎？”瑞安厲聲說。“到底為什麼要寄那封信呢？”
“他們總會知道的，”拉米烏斯回答說。“他們總會知道的。我估計誰也不會找到我們。可你們把我們找到了，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美國艦長盡量想不露出笑容。“我們在冰島沿岸附近發現了你們。你們的運氣比想象的要好。如果我們按期從英國出航，我們離海岸就會再近15海里，那樣我們就可以任意擺布你們了。對不起呀，艦長，但我們的聲納和聲納操縱員都很棒。以後你可以見一見第一個跟蹤你的人。他現在正與你們的布加耶夫一起工作。”
“是個軍士操舵兵，”鮑羅丁說。
“不是軍官？”拉米烏斯問。
“不是。他只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操縱員。”曼庫索說，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一定要有一位軍官在聲納裝置那里值班呢？
廚師又回來了。他所說的標准美國海軍早餐是一個大托盤，上面有一塊火腿，兩個嫩煎荷包蛋，一團烘烤的土豆肉丁泥，四片烤面包，另外還有一小罐蘋果凍。
“如果你還想加一些，就告訴我，先生，”廚師說。
“這是一般的早餐嗎？”拉米烏斯問曼庫索。
“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個人喜歡蛋奶烘餅。美國人早餐吃得很多。”拉米烏斯已經動手吃了起來。兩天來他沒有正正經經地吃過一頓飯，加上他腿部受傷失血，這使他的身體非常需要進食。
“告訴我，瑞安。”鮑羅丁點燃了一支煙說，“在美國什麼東西最令人感興趣？”
杰克指著艦長的盤子說。“食品商店。”
“食品商店？”曼庫索問。
“我在‘無敵’號上看了中央情報局的一篇報告，內容是關于那些來到我們這邊的人的一些情況。”瑞安不想用“叛逃者”這個詞，這個詞聽起來總是有點貶低別人的身份。“恐怕使你們那邊過來的人感到吃驚的第一件事就是逛超級市場了。”
“給我講一講吧，”鮑羅丁要求道。
“超級市場是一座約有足球場那麼大的房子，嗯，也許比足球場小些。從前門進去，取一輛購物小推車。新鮮水果和蔬菜擺在右邊；從左邊繞著走，慢慢地走過其他各種商品的貨架。我從小就是這樣買東西的。”
“新鮮水果和蔬菜？現在冬天有嗎？”
“冬天又怎樣？”曼庫索說。“也許貴一點，但是你總能買到新鮮貨。我們在艦艇上很想吃這些新鮮東西，可在艦艇上我們能吃到時鮮貨和鮮奶大概只有一個星期。”
“那肉呢？”拉米烏斯問。
“想要什麼有什麼。”瑞安回答說。“牛肉、豬肉、羊肉、火雞、雞，應有盡有。美國農民生產效率非常高。美國不但能自給，而且還有許多剩余。你也知道，蘇聯買我們的糧食。我們給農民錢，是為了讓他們少種東西，這真是活見鬼，但是這樣才能使生產過多的東西得到控制。”這四個俄國人滿臉疑云。
“還有別的嗎？”鮑羅丁問。
“還有什麼使你感到新奇嗎？幾乎每個人都有一輛車。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只要有錢，你想要什麼，幾乎都可買到。我估計，普通美國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約是2萬美元。這里的軍官掙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多。事實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只要是有些頭腦的人，當然你們都是有頭腦的，只要你願意工作——當然你們都是願意工作的，即使沒有任何幫助，也可以過上舒適的生活。此外，你們可以放心，中央情報局一定會很好照顧你們的。我們不會讓人家對我們的好客有所抱怨的。”
“那麼我的這些人都會干些什麼呢？”拉米烏斯問。
“這倒說不太好，先生，因為我本人從未參與過這種事情。我想你們將會被安排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休息輕松一下。中央情報局和海軍方面會想跟你們進行詳細的談話。那沒什麼值得驚奇的，對吧？這個我以前已對你們講過了。從現在起一年以後，你們可以愛干什麼就干什麼。”
“如果有人想同我們一起參加巡航，那也歡迎，”曼庫索補充說。
瑞安不知道這話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海軍是不會讓他們中間的任何人登上688級艦艇的，因為這將使他獲得有價值的情報，足以使他回國後可以保住自己的腦袋。
“一個友好和氣的人是怎麼成為一名中央情報局間諜的呢？”鮑羅丁問。
“我不是間諜，先生。”瑞安又說了一遍。他不能怪他們不相信自己。“在研究院攻讀期間，我認識了一個人，他把我的名字介紹給他在中央情報局的一位朋友詹姆斯-格里爾上將。幾年前，我被邀請參加一個學術小組，這個小組是被請來核查中央情報局的某些情報估計的。當時我正在興致勃勃地寫一本關于海軍曆史的書。
在蘭利，我度過了夏季的兩個月，寫了一篇關于國際恐怖主義的論文。格里爾看了很喜歡。兩年前，他請我去那里專職工作，我接受了。那是個錯誤，”瑞安這樣說，但並不是真那樣認為；或許他真的是那樣認為？”一年前，我被調到倫敦與英國情報局一起參加聯合情報分析組的工作。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分析各地間諜送來的情報資料。我迷上了這項工作，因為我要分析你們的意圖，拉米烏斯艦長。”
“你的父親是間諜嗎？”鮑羅丁問。
“不是。我父親是巴爾的摩的一個警官。十年前，他和我母親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生了。”
鮑羅丁表示了同情之意。“那麼你呢，曼庫索艦長，你為什麼要當水兵？”
“我從小就想當一名水兵。我父親是個理發師，我在安納波利斯時就決定要在潛艇上做事，我認為那很有意思。”
瑞安正在注視著一件前所未見的事：來自兩個不同世界，有著兩種差異極大的文化背景的軍人，正在努力尋找共同點。雙方都在探索，尋找性格和經曆方面的相似之處，為彼此的相互了解奠定基礎。這太有意思了，簡直令人感動。瑞安想，這對蘇聯人來說不知會有多大困難。也許比他自己做過的任何事情都要難，因為他們已經破釜沉舟。他們把自己熟悉的一切全都拋棄了，相信會得到更美好的一切。瑞安希望他們會成功，完成他們從共產主義向自由的過渡。在過去兩天中，他逐漸認識到，人們要叛逃該有多大的勇氣啊！在導彈艙內面對一支手槍，比起一個人向過去的整個生活告別，簡直是小事一樁。也真怪，美國人得來自由怎麼就全不費功夫。對這些冒過生命危險的人來說，要去適應那些在瑞安這樣的人看來全不成問題的東西，會有多大困難嗎？是他們這樣的人創造了“美國的夢想”，也需要他們這樣的人去維持這種夢想。而這些人竟然來自蘇聯，真是怪事。也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瑞安聽著面前的交談，心中不禁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