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我沒談。怎麼了？”
“我原以為可以通過他的聯絡站和他取得聯系。我想他不會來找我，所以，明天我只能出去找他。你沒對他說過任何關于退出的話吧？”
“一個字都沒提。”
“很好。如果你比我先見到他，就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如果他打電話讓你到某處見他，你就馬上給我打電話。”
“就是你給我的那個號碼嗎？”
“對。如果你聯絡到我，我就到你那兒如約行事。如果沒聯絡到，你就盡管去，一切照常。”
由于這個電話可能讓她不安，所以我多講了一會兒，安撫她，讓她平靜下來。至少我知道了她沒死在西街。至少我可以睡個安穩覺了。當然。我關燈上床，躺了許久，之後放棄努力，爬起來重看那份報紙。我有了一個想法，幾杯酒可以穩定情緒，讓我入睡。我無法趕走這個念頭，但我能夠讓自己待在原地不動。凌晨四點時，我告訴自己算了吧，因為現在酒吧已經打烊了。第十一大道有一個通宵營業的酒吧，但好在我沒想起來。我再次關燈上床，想著死去的妓女，房管局的警察，和那個地鐵列車在她上面駛過的女人，納悶為何會有人認為在這個城市保持清醒是個好主意，我帶著這個想法進入夢鄉。
3我醒來時大約十點半，奇怪的是，六個小時的似睡非睡竟使我神清氣爽。沖完澡，刮完臉，作為早餐，我喝了咖啡，吃了面包卷，然後直奔聖保羅教堂。這回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真正的教堂。我在長凳上坐了十分鍾左右，然後點燃了幾根蠟燭，往濟貧募捐箱里塞了五十美元。在第六大街的郵局，我買了兩百元彙票和一個印有郵票的信封。我把彙票寄給住在賽奧斯特的前妻。我試圖寫個便條附上，結果因太像道歉而作罷。錢寄得太少太晚，無需我告訴她這一點，她也知道。我把彙票疊在白紙里，就那樣寄給她了。天色灰暗，有些陰冷，像是還要下雨。一陣寒風刮過，刺得臉上生疼。體育館前一個男人一邊詛咒著，一邊追被風刮跑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手拉低了帽簷。我已快走到銀行了，才想到金的預付金所剩無幾，沒必要去開財務往來帳戶。于是，我回到旅館，預付了一半下月房租。此時，我只有一張百元大鈔未動了，索性換成十元和二十元小鈔。我為何不把那一千元先都收下呢？我想起了我說的關于動力的話。好吧，我有一個動力。我的信件如常——幾份廣告，一封國會議員的拉票信。沒什麼可看的。沒有錢斯的回話。我想也不會有。我給他的聯絡處又留了一個口信，只是興之所至而已。從那兒出來後，我整個下午都在外面。我乘了兩三次地鐵，但主要是走路。天總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沒下，寒風越發凜冽，不過還沒刮掉我的帽子。我闖進兩家警察分局，幾個咖啡店，六個低級酒吧。我在咖啡店喝了咖啡，在酒吧喝了可口可樂，跟幾個人談過話，記了兩三條筆記。我給我的旅館前台掛了幾次電話。我沒期待錢斯會回話，但如果金打電話過來，我就能隨時知道。沒人給我打過電話。我試著撥了兩次金的電話，都是她的答錄機應答。所有人都弄了一台答錄機。總有一天所有的答錄機都開始相互撥號，聊天。我沒留言。快到傍晚時，我躲進時代廣場的一家電影院。他們雙片連放，都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影片，兩部影片中他都演一個無賴警察，通過把壞蛋斃掉來解決一切。觀眾看上去都像他正用槍掃射的那種人。他每干掉一個人，他們就瘋狂叫好。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國餐廳吃了豬肉蔬菜炒飯，又查詢了我的旅館前台，然後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了一杯咖啡。我在吧台和人閑聊。本想在那兒多待一會兒，但八點半，我還是勉強自己出門，穿過街道，拾級而下，去參加戒酒互助會。演講者是一位家庭主婦。她曾經喝得暈了過去，當時他丈夫正在辦公室上班，孩子在上學。她講到她的孩子如何發現她在廚房地板上昏迷不醒，而她卻使他相信，那是在練習戒酒的瑜珈操。所有人都笑了。當輪到我時，我說：“我叫馬修。今晚我只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