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檔案袋里發現一頁紙，皺著眉頭看著，念道：“一條浴巾，白色。一條手巾，白色。兩條抹布，白色。沒說是否用過。”
他抽出一疊光面照片，迅速翻看。我從他身後越過他的肩頭看到金？達基嫩遇害的現場照片。只有幾張照片里有她，攝影師把謀殺現場完全拍了下來，旅館房間的每一寸都記錄在照片上。一張浴室照片中可以看到毛巾架上掛著沒用過的毛巾。“沒有髒毛巾，”他說。“他帶走了。”
“哦？”
“就算只需把外套罩在血衣外面，那他也得洗個澡。而且那兒的毛巾也不夠。每種毛巾至少該有兩條。在高級旅館的雙人房里，他們不會只給一條浴巾和一條手巾的。”
“他為什麼要把它們帶走？”
“也許是包砍刀吧。”
“他首先應該有個箱子或某種袋子才能把它帶進旅館。他為什麼不用相同方法把它帶出去呢？”
我同意有這可能。“而且為什麼要用髒毛巾包呢？假設你洗了澡，把身子擦干後想用毛巾包起砍刀放進箱子里。那兒還有乾淨毛巾呀。你難道不用乾淨毛巾包，反而用濕毛巾包起它放進袋子里？”
“你說得對。”
“不必浪費時間操心這些，”他說，用照片敲著桌面，“但我是該注意到那些少了的毛巾。我本該想到這些的。”
我們一起翻閱檔案。死亡檢查報告沒什麼特別的，多重傷口造成出血過多，導致死亡。我想這麼說也沒錯。我看了目擊者詢問筆錄，還有其他在凶殺案被害人的檔案里可能出現的各種表格、文件。我的注意力開始渙散，頭隱隱作痛，思維紊亂。後來，德金讓我自己看其余的檔案材料，自己點起一根煙，繼續打他之前在打的報告。當我再也支撐不住時，便合上檔案交還給他。他把它放回檔案櫃，回座時繞到咖啡機那兒。“我加了糖和奶，”他說，把給我倒的咖啡放在我面前，“也許你不喜歡。”
“很好啊，”我說。“現在我們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了，”他說。我對他說感激不盡。他說：“聽著，你關于皮條客的信息給我省去了不少時間和麻煩。我們欠你一個人情。如果能幫你賺點錢，何樂而不為呢？”
“你接下來怎麼做？”
他聳聳肩：“我們按常規調查。追查線索，收集證據，直到有足夠證據可以提交地方檢察官為止。”
“聽上去像在放錄音。”
“是嗎？”
“下一步呢，喬？”
“噢，天哪，”他說，“這咖啡可真難喝，是不是？”
“很好啊。”
“我過去以為是杯子的問題。有一天我自己買了一個杯子，你知道，我不用塑料杯子了，改用瓷杯。不是什麼特別的瓷杯，你知道，只是普通的瓷杯，就像咖啡店給你用的那種。你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
“用真杯子喝起來味道還是一樣差。買杯子的第二天，我正在寫逮捕一個地痞的報告，無意中把那個該死的杯子打翻到地上摔碎了。你還要去什麼地方嗎？”
“不要。”
“那咱們一起下樓，”他說，“去拐角的小店坐坐。”
14他帶我繞過街角，往南走過一個街區，來到第十大道一家讓人很難描述的酒館。我記不住它的名字，也無法肯定它確實有個名字。人們可以稱之為“通往戒酒所的最後一站”。吧台前兩個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對飲。一個四十多歲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頭一邊看報，一邊呷著八盎司酒杯里的紅酒。酒保瘦骨嶙峋，身著T恤和牛仔褲，正盯著一台小黑白電視看，音量開得極小。德金和我找了張桌子，我去吧台拿我們的飲料。他的是雙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們端回我們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沒作聲。這汽水看起來很像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顏色差不多。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說：“哇，上帝，真管用。它確實管用。”
我沒吭聲。“你之前問什麼來著。我們下一步做什麼？你自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嗎？”
“也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