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愛萊茵草地，酒館老板費迪南·施穆也同樣愛杜塞爾多夫和凱澤斯韋爾特之間的萊茵河右岸。我們經常在施托庫姆上面排練樂曲。施穆則帶著他的小口徑步槍在河岸斜坡的樹籬和灌木叢中尋找麻雀。這是他的愛好，他也借此休息。施穆在生意上一遇到煩惱，就吩咐他的妻子坐到梅賽德斯牌轎車的方向盤前。他們沿河駛去，把車停在施托庫姆上面，稍稍平足的他攜槍步行下來，走過草地，拉著他的妻子，因為她本來甯願待在汽車里。他把她留在河岸上一塊可以讓人舒服地待著的巨石上，自己便隱沒在樹籬之間。我們演奏我們的雷格泰姆①音樂，他在灌木叢中放槍。我們在奏樂，施穆在打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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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格泰姆，源自美國黑人樂隊的一種早期爵士音樂。
朔勒，他跟克勒普一樣認識舊城所有的酒館老板，綠蔭叢中槍聲一響，他就會說：“施穆在打麻雀。”
施穆已經不在人世，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悼詞搬到這里來：施穆是個好射手，有可能的話也是個好人，因為施穆打麻雀時，他的上裝的左口袋里雖然裝著小口徑子彈，可是他的上裝的右口袋里卻滿滿地裝著喂鳥的飼料。他不是在射擊以前，而是在射擊以後，慷慨地把飼料大把大把地撒給麻雀吃，因為施穆一個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
施穆還活著的時候，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們在萊茵河岸邊排練已有數星期之後的一個涼意正濃的早晨，他不是小聲地而是故意大聲地對我們說：“諸位在這里弄音樂，趕跑了小鳥，叫我怎麼打鳥呢！”
“噢，”克勒普表示歉意，像舉槍致敬似的舉起他的長笛，“正是您，先生，富有音樂感，您在樹籬間到處放槍時，那槍聲正合上我們的曲調的節奏，精確極了。我向您致敬，施穆先生！”
施穆很高興，因為克勒普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仍舊問克勒普，是從哪兒知道他的名字的。克勒普面有溫色：怎麼會不知道呢？人人都知道施穆。在大街上都能聽見人講：施穆走了，施穆來了，您剛才見到施穆了嗎？施穆今天在哪里？施穆在打麻雀。
克勒普這一番話把他形容成家喻戶曉的施穆了。施穆給我們遞來香煙，問我們的姓名，表示願聽我們演奏一首保留節目中的曲子，聽到了一首《老虎雷格》。他接著招手叫他的太太過來，她身穿皮大衣坐在一塊石頭上，正望著萊茵河的波濤出神。她身穿皮大衣來了，于是我們又得演奏，出色地奏了一曲《上等社會》。我們奏罷，她，身穿皮大衣說：“費迪①，這不正是你要為地窖找的嗎？”看來他也持類似的看法，也相信他找的正是我們而且找到了，但先要考慮考慮，算計算計，一邊相當靈巧地擲出幾塊扁平石塊，掠著萊茵河水面跳去。隨後他提議說：在洋蔥地窖演奏，晚九時至凌晨二時，每人每晚十馬克，好吧，就說是十二馬克吧！克勒普說要十七馬克，好讓施穆出十五馬克。可是施穆只答應給十四馬克五十芬尼。我們就這樣敲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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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費迪南的昵稱。
從街上看去，洋蔥地窖同那些新開的小飲食店一樣。它們同老飲食店的區別就在于價錢貴。價錢貴的原因可以認為是由于這些多半被稱為藝術家酒館的地方內部設備和布置奇特，也由于這些酒館的名稱別具一格，不顯眼的如“水餃館”，具有神秘的存在主義味道的如“禁忌”，火辣辣的如“辣椒”，自然還有“洋蔥地窖”。
搪瓷招牌上“洋蔥地窖”這幾個字以及給人強烈的幼稚感的一個洋蔥，故意寫得和畫得十分笨拙。招牌按照古德意志習慣，掛在正門前一個雕花鑄鐵架上。唯一一個窗戶，鑲有牛眼形玻璃，呈啤酒杯的綠色。一扇朱紅漆鐵門，在糟糕的歲月里也許曾用于關閉某個防空洞。門前站著一個守門人，身穿鄉下式樣的羊皮大衣。不是人人都可以進洋蔥地窖的。尤其在星期五，一周的工資將化作啤酒的時候，舊城的兄弟們就被拒之于門外，對他們來說，洋蔥地窖的價錢也太貴了。允許入內的人，會在朱紅門後面發現五級台階，走下去，便到了一個一米見方的平台，一張畢加索畫展的海報把平台裝點得體面而獨特，再下台階，這回是四級，對面就是衣帽間。“請取時付款！”一塊硬紙板小牌子上這樣寫道，衣帽間里的小伙子——多半是由藝術學院蓄胡子的學員干這差事——在接待時決不事先收錢。洋蔥地窖雖然價錢貴，但同樣也是可靠的、貨真價實的。
老板親自迎接每一位來客，眉飛色舞，手勢活得很，似乎每來一位客人他就得來一套宗教接客禮節。如我們所知，老板名叫費迪南·施穆，有時去打麻雀，但獨具慧眼，摸透了幣制改革後在杜塞爾多夫迅速發展起來的那個社交界。而在其他地方，它發展得比較緩慢。
洋蔥地窖本來是一個真正的、甚至有點潮濕的地窖，這也表明這家生意興隆的夜總會的可靠性。我們可以把它比作一個讓人凍腳的長條房間，面積大約四乘十八，由兩個小圓鐵爐供暖，它們也是地窖里原有之物。自然啰，這個地窖從根本上講已不再是個地窖了。天花板已被拆掉，向上擴展到了底層住房。所以，洋蔥地窖唯一的窗戶不是原有的地窖窗戶，而是底層住房原先的窗戶。這略微損害了這個生意興隆的夜總會的信實可靠的面貌，使它有點名不副實了。如果可以讓人由窗戶向外望去，那也就不必鑲牛眼形玻璃了。在地窖向上擴展的部分還修了回廊，可以由一道雞棚梯子上去，這梯子確是真正的原件。也許可以稱洋蔥地窖為信實可靠的夜總會，盡管地窖已不再是真正的地窖了。不過，為什麼非得是真正的地窖不可呢？
奧斯卡忘了講，通往回廊的雞棚梯子並非真正的雞棚梯子，而是一種舷梯，因為可以用真正的晾衣繩系住這個非常陡的梯子的左右兩頭。梯子有點搖晃不定，使人聯想到乘船旅行，這也抬高了洋蔥地窖的價錢。
礦工用的電石燈給洋蔥地窖照明，放出碳化物氣味。這又提高了價錢，並使洋蔥地窖付錢的來容置身于譬如說某個鉀鹽礦在地下九百五十米處的一個坑道里：采掘工赤裸上身在岩石前干活，鑽著一條礦脈，電耙鏟鹽，卷揚機吼叫，填滿了排溝。後面遠處，在坑道拐向弗里德里希哈爾二號升降機的地方，一盞燈在搖晃。而這是工頭，他來了，說：“平安上井！”搖晃著一只電石燈。這盞燈同洋蔥地窖沒有抹灰泥便匆匆粉刷的牆壁上掛著的那些電石燈一模一樣。這些燈用于照明，散發臭味，提高價錢，制造一種獨特的氣氛。
座位不舒服，普通的木箱，蒙上裝洋蔥的口袋，木桌桌面擦洗得一干二淨，好似引誘礦山來客入內的平和的農家，類似的情景有時也可以在影片里看到。
就是這些！酒櫃呢？沒有酒櫃。領班先生，給一份菜單！既沒有領班，也沒有菜單。還能提到的，就只有我們這個“萊茵河三人團”了。克勒普、朔勒和奧斯卡坐在雞棚梯子下方，這本來是一個舷梯。他們九點到，取出樂器，十點左右，開始奏樂。不過，現在的時間是九點剛過十五分，待一會兒再談到我們也不遲。現在，施穆還得看看那些手指，那些施穆有時借以握住小口徑步槍的手指。洋蔥地窖客人一滿——半滿也就算是滿座——施穆，老板，便圍上方巾。方巾，綢的，鑽藍色，印染著圖案，特別的圖案。提及此事，是因為圍上方巾自有含義。印染的圖案可稱之為金黃色洋蔥。只有當施穆圍上這塊方巾時，才可以說，洋蔥地窖開始營業。
客人有：商人、醫生、律師、藝術家、舞台藝術家、記者、電影界人士、知名運動員、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級官員，簡而言之，全都是今天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們，攜帶夫人、女友、女秘書、女工藝美術師以及男性女友。只要施穆還沒有把金黃色洋蔥圖案的方巾圍上，他們便坐在蒙粗麻布的木箱上，閑聊，壓低嗓子，吃力地聊著，近乎壓抑地聊著。他們想交談，但談不起來，想得好好的，一講就離題；他們全都願意把話講出來，打算真正把什麼話都掏出來，把憋在肝里的、懸在心上的、填在肺里的話全都掏出來，不通過大腦，讓人看看事實真相，看看一絲不掛的真人，可是辦不到。這里那里有人大概地暗示失敗的生涯、被破壞的婚姻。這位先生，長著一顆聰明的大腦袋和一雙柔軟的、幾乎是纖細的手，看來同他的兒子有隔閡，兒子討厭父親的過去。兩位女士，身穿貂皮大衣，電石燈下猶顯出豐姿，談到她們失去了信仰，只是不談她們失去了對什麼的信仰。我們對那位大頭先生的過去也一無所知，由于這段往事兒子給父親制造了哪些困難，他們也沒有談到。這好似在下蛋之前，請讀者原諒奧斯卡的這番比喻，擠啊，擠啊……
他們在洋蔥地窖里下蛋，但擠不出來，直到老板施穆圍上特制方巾露面，迎來一聲發自四座的歡樂的“啊”。他道了謝，旋即又隱沒在洋蔥地窖盡頭的帷慢後面，那里是盥洗間和貯藏室。幾分鍾後，他才回來。
老板再度站在客人面前時，為什麼又迎來了一聲更歡樂的、獲得半解救的“啊”呢？一家生意興隆的夜總會的老板隱沒在帷幄後面，從貯藏室里取出什麼東西，小聲罵了坐在那里看畫報的管盥洗室的女工幾句，又來到帷慢前，像救世主，像創造奇跡的叔叔那樣受到歡迎。
施穆臂上挎著一個小籃子來到他的客人中間。小籃子上蓋一塊黃藍方格布。布上放著許多豬形或魚形小木板。老板施穆把這些擦洗乾淨的小木板分發給來客。他低頭哈腰，恭維話一套套，這透露了施穆年輕時曾經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待過。施穆的微笑，就像按照猜想是真的蒙娜麗莎的複制品畫的複制品上的微笑。
客人們卻嚴肅地接過小木板。有的還要求換一塊。這位先生喜歡豬形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卻不要普通家豬形的，甯要更加神秘的魚形的。他們聞了聞小木板，把它推來推去。老板施穆給回廊上的客人送完小木板之後，便靜候著，直到每一塊小木板都靜止不動為止。
這時，眾心期待著他，而他便像魔術師那樣掀開蓋布，下面是第二塊布，布上放著的，第一眼看去，認不清是什麼，再看才知道是廚房用刀。
像方才分發小木板那樣，施穆現在轉圈分發刀子。這一回他加快了速度，提高了緊張度，這也使他能夠提高價格。他不再講恭維話，也不讓人換刀子，他的動作像配藥似的匆忙。“好了，當心，走！”他喊著，掀掉籃子上的布，伸手到籃子里，分發，分光，在民眾之間布施。慈悲的施主，款待來客，分給他們洋蔥，同從他的方巾上看到的金黃色的、略顯程式化的洋蔥一樣，普通的洋蔥，球根植物，不是鱗莖洋蔥，是家庭主婦買進的洋蔥，蔬菜女販出售的洋蔥，男農民、女農民或女雇農種植和收獲的洋蔥。荷蘭小畫師的靜物畫上可以看到的逼真程度不一的洋蔥。老板施穆把這樣的或類似的洋蔥分發給他的客人，直到人人都有了洋蔥，直到只還聽見小圓火爐隆隆響，聽見電石燈的歌唱聲。洋蔥分完後，一片寂靜。于是，費迪南·施穆喊道：“諸位，請吧！”說罷，把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就像滑雪者起滑前把圍巾往後一甩那樣，他以此發出一個信號。
客人們動手剝洋蔥皮。據說洋蔥有七層皮。女士們先生們用廚房刀子剝洋蔥皮。他們剝去第一層、第三層、金色、金黃色、鏽棕色、或者不如說洋蔥色的洋蔥皮，直到洋蔥變成透明、蔥綠、潔白、潮濕、黏而多汁，氣味也出來了，洋蔥味。接著，就像通常切洋蔥那樣，他們在豬形和魚形小木板上切洋蔥，有的手笨，有的手巧，朝這個或那個方向切，洋蔥汁四濺，散布到空氣里。年長的先生們，不知如何擺弄廚房刀子，必須小心，別切了自己的手指；有的已經劃破了手指，卻沒有察覺。女士們手巧些，但並非人人如此。在家里當主婦的那些女士，知道通常該如何切洋蔥，譬如給煎土豆或肝配上蘋果片和洋蔥圈。可是，在施穆的洋蔥地窖里既沒有這種也沒有那種，什麼吃的都沒有，誰想吃點什麼，就得到別處去，去“魚館”而別上洋蔥地窖來，這里只有可以切的洋蔥。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就叫洋蔥地窖，特色就在于此。因為洋蔥，被切的洋蔥，倘若仔細看一看的話……不，施穆的客人什麼都看不見了。或者說，有一些客人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們淚水盈眶，但並不因為他們的心是充滿的①。心充滿時，必定熱淚盈眶，話可不能那麼說。有些人永遠不會這樣，尤其在最近的或者說已流逝的幾十年間。因此，我們這個世紀日後總會被人稱作無淚的世紀，盡管處處有這麼多的苦痛。正由于沒有眼淚的緣故，能夠花得起這份錢的人就到洋蔥地窖來，花八十芬尼讓老板給一塊豬形或魚形小木板和一把廚房用刀，花十二馬克買一個普通的地里或菜園里長的廚房用洋蔥，把它切成小塊，小小塊，直到汁創造出了它……創造什麼？創造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的苦痛不創造的東西：滾圓的人的淚珠。這里在哭泣。這里終于又在哭泣了。體面地哭泣，無礙地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來。這里江水滔滔，泛濫開去。這里在下雨。這里在降露水。奧斯卡關上打開的閘門。決堤了，春潮洶湧。每年都要泛濫、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條河叫什麼？用十二馬克八十芬尼買來的自然現象發生過後，哭夠的人開始說話了。他們還猶猶豫豫，對自己所說的話絲毫不加掩飾而大為驚訝，然而，洋蔥地窖的客人們在享用了洋蔥以後終于對坐在不舒適的、蒙粗麻布的木箱上的他們的鄰座推心置腹了，讓人家刨根問底，像翻新大衣似的把他里外翻個身。可是，同克勒普和朔勒無淚地坐在雞棚梯子下面的奧斯卡卻要保守秘密，從所有的自白、自責、懺悔、揭發、承認中，他只想講一講皮奧赫小姐的軼事。她一再失去她的福爾默先生，因此變成了鐵石心腸、無淚之眼，不得不一再到施穆的高價的洋蔥地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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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語出《聖經·新約·馬太福音》：“因為心里所充滿的，口里就說出來。”下文便由此發揮。
皮奧赫小姐哭夠以後說，我們在有軌電車上相遇。我從店里來——她是一爿一流書店的老板和經理——電車上擠滿了人。維利，也就是福爾默先生，狠狠地踩了我的右腳。我站不住了，但我們兩人卻一見鍾情。我走不了路，他便伸出手來攙扶我，陪我，確切地說，抱我回到我家，從那天起，他體貼地護理被他踩成藍黑色的那只腳趾甲。除此以外，在我面前，他也不乏愛的表示，直到右腳大趾的趾甲脫落，再沒有任何東西阻礙新趾甲生長的時候。死趾甲脫落的那天，他的愛也冷卻了。我們兩人都為他的愛的萎縮而苦惱。他始終還依戀于我，而我們兩人又有那麼多的共同之處。于是維利提出了那個可怕的建議：讓我踩你的左腳的大腳趾，踩到趾甲變成紅藍色，隨後變成藍黑色吧！我讓步了，他也就踩了。我立即又充分地享受到他的愛，一直享受到左腳大趾的趾甲也像一片枯葉似的脫落為止。我們的愛情再度經曆它的秋天。在此期間，我的右腳大趾的趾甲已經長好。維利為了重新在愛情中服侍我，他又要踩我的右腳。可是我不允許他這麼干。我說，倘若你的愛是真正偉大而真誠的，它的生命必定比腳趾的趾甲長久。他不理解我，離開了我。幾個月以後，我們又在音樂廳相遇。休息後，他不問一聲就坐到我的身邊來，我旁邊的座位正好空著。演奏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當合唱隊開始唱的時候，我把右腳向他伸去，而且事先已經把鞋子脫掉了。他踩上去，我沒有失聲叫喊干擾音樂會。七個星期以後，維利再次離我而去。我們還相處了一兩次，每次幾周，因為我又兩次把腳伸給他，一次是左腳，一次是右腳。現在，我的兩只大腳趾都殘了。趾甲不再生長。維利有時來看我，坐在我面前的地毯上，充滿著對我和對他自己的同情，但沒有愛也沒有眼淚，激動地凝視著我們的愛的犧牲品，兩只沒有趾甲的腳趾。我有時對他說：維利，來吧，我們一起到施穆的洋蔥地客去，讓我們哭個痛快。可是，直到今天，他始終不願一起來。這個可憐的男人不懂得眼淚是偉大的安慰者。
後來——為滿足諸君之中的好奇者，奧斯卡只透露這一點——福爾默先生，一個無線電商人，他也到我們的地窖里來了。他們兩人一起抱頭痛哭。據昨天來探望我的克勒普說，不久前，他們結了婚。
從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蔥地窖星期日不營業——客人們在享用了洋蔥之後，便啰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劇發泄出來了。保留給星期一的客人的，雖然不再是充當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當最劇烈的哭泣者。星期一價錢便宜。施穆以半價為青年供應洋蔥。來的多半是醫科男大學生和各種女大學生。藝術學院的男大學生也來，但主要是日後要當繪畫教師的那些人，他們把一部分獎學金花在買洋蔥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學最高班的男女學生又從哪里弄錢來買洋蔥呢？
年輕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長者。年輕人的問題也完全不同。並非總是為考試或中學畢業考試操心之類。在洋蔥地窖里，自然也有人談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劇等等。盡管年輕人感覺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們認為不被人理解並不值得為之哭泣。奧斯卡高興的是，年輕人一如既往地為了愛而哭泣，不單是為了兩性之愛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龍，他們起初總是坐在下面，後來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壯實，女手球運動員，學化學。頭發結成一條辮子拖在腦後。蒼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戰爭結束前的數年間在婦女同盟的宣傳畫上所能看到的那樣。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視前方。她的前額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卻明明白白地掛在臉上。從喉結到結實的圓下巴直到面頰，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跡，雖說這位不幸女子不斷地刮臉。她的細嫩的皮膚自然也經受不住那刮臉刀片。她的臉發紅，有裂口，長小膿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斷長出來，古德龍為此哭泣。格哈德後來才來洋蔥地窖。他們兩人並非如皮奧赫小姐和福爾默先生那樣是在電車上而是在火車上認識的。他坐在她的對面，兩人都剛過完學校的假期回來。他立刻愛上了她，不管她長著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長胡子而不敢愛他，但欣賞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這正是他的不幸。這個年輕男子不長胡子，這使他在年輕姑娘面前顯得靦腆。然而，格哈德卻同古德龍搭話，當他們在杜塞爾多夫火車站下車時，他們至少已經締結了友誼。從那天起，他們天天見面，他們談這談那，交換了一部分想法，只是從來不提及該有而沒有的胡子和不該有卻不斷長出來的胡子。格哈德也體貼古德龍，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膚而從不吻她。所以，他們的愛是純潔的，雖說他們兩人都不注重純潔，因為她的志趣在于化學，而他則要當醫學家。他們兩人的一個朋友告訴他們說，有這麼一個洋蔥地窖。但他們只是鄙夷不屑地報以一笑，因為懷疑乃是化學家和醫學家共有的特點。最後他們還是去了，但互相保證說，目的是去考察。奧斯卡很少見到年輕人這樣哭過。他們一再來，從嘴里省下六馬克四十芬尼，為該有卻沒有的胡子和蹂躪少女細嫩皮膚的胡子而哭泣。有幾次，他們試圖回避洋蔥地窖。某個星期一不見他們來，但到了下個星期一他們又來了，一邊用手指撚碎洋蔥丁，一邊哭泣著透露，他們想省下那六馬克四十芬尼。他們兩人在大學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蔥做試驗，但效果與在洋蔥地窖里可不是一回事。誰都需要聽眾。在團體中哭泣要容易得多。當左邊、右邊和上邊的回廊里這個或那個系的同學、藝術學院的大學生以及中學生都在流淚時，大家便能產生一種真正的共同感情。
格哈德和古德龍光顧洋蔥地窖的結果，除了流淚外，還慢慢地得到了治療。可能是淚水沖走了他們的精神壓抑。如通常所說的那樣，他們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膚，她親他的光滑的皮膚，從某一天起，他們不再來洋蔥地窖了，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幾個月以後，奧斯卡在國王林陰道碰見他們，起先都認不出他們兩個來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紅金色大胡子。她，皮膚多刺的古德龍，僅僅上唇上方還有淡淡的黑汗毛，這對于她的臉倒是有益無害。古德龍的面頰和下巴卻泛出黯淡的光澤，再也不是雜草叢生了。這兩人已結成了一對大學生夫妻。奧斯卡聽著，而他們就像已是五十歲的人正在對孫子輩講述往事。她，古德龍說：“從前，你們的爺爺還沒有胡子的時候——”他，格哈德說：“從前，你們的奶奶還為長胡子而苦惱的時候，我們兩個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蔥地窖。”
讀者會問，你們三位樂師何苦還坐在舷梯或者雞棚梯子下面呢？洋蔥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聲、嚎聲、咬牙切齒聲，又何苦固定請來這麼一個正正經經的樂隊呢？
是啊，我們三個，等客人們哭干眼淚、傾吐衷腸之後，便操起樂器，用音樂使客人們過渡到日常的談話中去，使他們輕松地離開洋蔥地窖，好給新到的客人騰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奧斯卡是反對洋蔥的。我們同施穆簽訂的合同里也有一條，禁止我們以類似于客人的方式來享用洋蔥。我們本來也不需要洋蔥。朔勒，吉他手，沒有訴苦的緣由，人家總看見他是幸福而滿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樂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兩根弦一下子都斷了的時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腦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覺得哭是開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媽時——他結婚前，她一直幫他洗襯衫和襪子——他放聲大笑，我過去從未見他這麼笑過。那麼，奧斯卡又怎麼樣呢？奧斯卡有足夠的緣由放聲大哭。難道不該用淚水沖刷掉道羅泰婭姆姆以及在椰子纖維地毯上的那個漫長而徒勞的黑夜嗎？我的瑪麗亞，難道她不是使我訴苦的根由嗎？她的老板，施丹策爾，不是在比爾克公寓出出進進嗎？小庫爾特，我的兒子，見到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歡節參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爾叔叔”，爾後又叫他“施丹策爾爸爸”了嗎？在我的瑪麗亞背後，他們，我可憐的媽媽、揚·布朗斯基、只會用湯來表達自己感情的廚師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遙遠的薩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倫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嗎？當然需要為他們痛哭一番的。可是，奧斯卡屬于少數不需要洋蔥便能流淚的幸福者之列。我的鼓幫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幾小節，奧斯卡就找到了眼淚，不好不壞，恰同洋蔥地窖昂貴的眼淚一樣。
老板施穆也從不擺弄洋蔥。他休息時在樹籬和灌木叢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頂替洋蔥，而且價值相當。施穆打完麻雀，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張報紙上，他的眼淚就落到這十二個有時還溫和的羽毛團上。當他把烏飼料撒向萊茵草地和卵石河岸時，他還在哭泣，這種情形不是經常可以看到嗎？在洋蔥地窖里，為他提供了發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種途徑。每周一次粗野地咒罵管盥洗室的女工，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他經常用相當陳舊的名堂稱呼她，例如：娼妓，野雞，淫婦，蕩婦，掃帚星。“滾蛋！”施穆又在大聲尖叫了，“從我眼皮底下滾開，妖婆！”他立即解雇了管盥洗間的女工，換了一個新的。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就遇上麻煩了。他再也找不到管盥洗間的女工了，只得再雇用被他解雇過一次或多次的女人。她們也願意回到洋蔥地窖來，因為施穆的罵人話有一大部分她們聽不懂，而且，這里錢掙得多。由于哭泣，洋蔥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間的次數比別的飲食店的客人多；哭泣著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尤其是男賓們，當他們哭紅哭腫了臉，淚痕滿面“到後面”去時，都願意多給小費。管盥洗間的女工還賣給洋蔥地窖的客人們有名的洋蔥圖案手帕，手帕的對角線上印有“在洋蔥地窖里”字樣。這些手帕樣子可笑，不僅可以拭干眼淚，而且可以當頭巾用。洋蔥地窖的男賓們，讓人把這些彩色手帕縫成三角旗，懸在他們的汽車的後窗里面，在休假期間帶著施穆的洋蔥地窖旗駛向巴黎、藍色海岸、羅馬、拉文納、里米尼，甚至遠往西班牙。
我們三個樂師和我們的音樂還肩負另一個任務。有些時候，尤其在一些客人連續切了兩個洋蔥之後，洋蔥地窖里就會突然大發作，很容易釀成放蕩行為。施穆不喜歡這種毫無顧忌的行為，一見到幾位先生解領帶，幾位女子解襯衫扣子時，便吩咐我們奏樂，用音樂去對付剛露苗頭的不知羞恥的舉動。可是，另一方面，正是施穆自己，見到一些特別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個洋蔥後便遞去第二個，于是為他們由發作轉向放蕩開放綠燈，只不過他規定了一個限度罷了。
我所知道的洋蔥地窖里最厲害的一次發作，對于奧斯卡來說，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那也是一次意義深遠的經曆。施穆的妻子比莉，愛尋歡作樂。她不常來地窖，如果來的話，她總帶著施穆不願見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帶著音樂評論家伍德和抽煙斗的建築師瓦克萊來了。這兩位先生是洋蔥地窖的常客，隨身帶著相當無聊的苦悶。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經改宗或者已經第二次改宗。抽煙斗的瓦克萊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為了一個放肆的丹麥女子而放棄了大學教授職位，可是，這個丹麥女子卻嫁給了一個南美人，替他生了六個孩子。這使瓦克萊耿耿于懷，又使他不能安穩地抽煙斗。有點陰險的伍德勸施穆的妻子切洋蔥。她切了，眼淚來了，開始把心里話往外掏，揭發老板施穆。她講的事情，奧斯卡得體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諸君轉述。施穆一聽，向他的妻子猛撲過去。這非得有好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子來阻攔才行，因為桌子上到處放著廚房用的刀子。他們攔住這個狂怒的家伙，直到輕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萊溜走為止。
施穆激動而慌張。我看見他雙手在顫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蔥方巾。他幾次走到帷簾後面，咒罵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滿滿一籃子洋蔥回來，強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興勁頭向客人們宣布，他，施穆，今天興致勃勃要當施主，免費贈送每位客人一個洋蔥，說罷就分給大家。
當時，連一向覺得人生這類痛苦的經曆猶如一出好戲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話，那也是相當緊張的。他拿起長笛准備吹奏。我們都明白，緊接著給這些敏感而有教養的女士們先生們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機會，是多麼危險。
看到我們拿起樂器准備奏樂的施穆，偏偏禁止我們演奏。在一張張桌子上，廚房用刀開始它們的切碎工作。幾層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經被推到一邊，遭人冷落。帶淡綠紋道的透明洋蔥肉陷于亂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並非從女士們開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齡的先生們，一位大碾磨廠老板，一位攜帶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飯店經理，一位貴族總代表，滿滿一桌到城里來開董事會會議的、身穿紳士服的工廠主，一位禿頭演員——我們都叫他“格格響”，因為他在哭泣時總把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女士們幫忙之前，先流開了眼淚。可是，女士們和先生們並非沉溺于第一個洋蔥所引起的那種使人得到解脫的哭泣之中，向他們襲來的是一陣陣痙攣式的啼泣。“格格響”咬牙切齒，委實嚇人，活像一個要引誘劇場里每一個觀眾都跟著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員。大碾磨廠老板讓他的修飾整潔的灰發腦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飯店經理把他的啼泣痙攣同他那位嫵媚男友的痙攣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邊，板著面孔，不無享受地審視著已經半失去控制的女士們先生們。這時，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當著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襯衫。那位飯店經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膚，從一張桌子蹦到另一張，跳起舞來。大概是東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種神秘的宗教儀式開始了。這開端雖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詳盡地加以描摹。
不僅施穆失望了，連奧斯卡也厭煩地皺起了眉頭。一些低級的脫衣場面，幾位紳士穿上了女子內衣，男子氣概的女士們抓起領帶和背帶，有幾個雙雙鑽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響”，他用牙齒撕碎了一個胸罩，咀嚼著，也許已經吞下了一部分。
這種可怕的吵鬧聲，這種毫無內容的“喲喔”、“嗚哇”的叫聲，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當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雞棚梯子下面的我們探過腦袋來，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隨後捅捅我，細聲說：“音樂！你們聽著，奏樂！奏樂，結束這場胡鬧！”
事實表明，容易滿足的克勒普開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後仰，沒法吹長笛了。把克勒普當師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蟲，這時也跟著他一起哈哈大笑。這樣一來，只剩下奧斯卡一個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賴我的。我從凳子底下拽出鐵皮鼓，鎮定地點上一支煙，開始擊鼓。
我毫無計劃便擊起鼓來，只想讓人家明白我的鼓聲的含義。我把通常的夜總會音樂的曲目全都丟在腦後。奧斯卡也不演奏爵士樂。我不喜歡人家把我看成一個發狂的打擊樂手。雖說我是個老練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純血統的爵士樂師。我喜愛爵士音樂一如我喜愛維也納華爾茲。這兩種音樂我都會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請我擊鼓時，我不演奏我會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奧斯卡成功地讓一個曾經永遠是三歲的奧斯卡捏住鼓棒。我回頭沿著老路敲去，讓三歲孩子視角中的世界清晰地顯現出來，首先控制住這個沒有能力進入真正的宗教儀式中去的戰後社交界。說得明白些，我帶領他們走到波薩道夫斯基路，走進考爾阿姨的幼兒園，我已經讓他們垂下下巴，手拉著手，腳尖朝里，等待著我，他們的捕鼠人。我于是離開雞棚梯子，站到女士們先生們的排首。作為試驗，我先給他們來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們像孩子似的興高采烈，而我的成績也已記錄在案。我隨即引起他們的巨大的恐懼，敲響了《黑廚娘，你在嗎？》。我從前有時害怕黑廚娘，現在我越來越怕她。我讓她出場，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蔥地窖里暴跳如雷，我于是達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蔥達到的效果：女士們先生們，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圓滾滾的淚水，害怕至極，顫抖著求我憐憫。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們，幫他們穿上內衣、外衣，絲綢的、天鵝絨的：《綠綠綠，我的衣裳全都綠》，《紅紅紅，我的衣裳全都紅》，《藍藍藍……》，《黃黃黃……》。我敲出了各種顏色和中間色調，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齊，隨後讓幼兒園搬遷，領他們穿過洋蔥地窖，仿佛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爾布斯山，繞著古滕貝格紀念碑走去，仿佛這里盛開著真正的雛菊，他們，女士們先生們，像孩子一樣高興地去采摘。我允許他們，所有在場的人，包括老板施穆，為在玩耍中度過的幼兒園的下午留下一件紀念品。當我們快到黑暗的魔鬼峽谷，打算去采山毛櫸果實時，我在鼓上說：孩子們，你們現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們滿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們和先生們，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遠處的管盥洗間的女工，全都尿了，噓噓噓地尿了，尿濕了褲子，一邊蹲下來，聽著。好一支兒童管弦樂隊！他們演奏時，奧斯卡只是馬馬虎虎地敲敲邊鼓。他們的樂聲一止，我一陣急擂，過渡到無拘無束的快活氣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氣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沒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開窗，
彈鋼琴，叮咚當……
我帶領那些歡呼著、吃吃笑著、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說著的女士們先生們首先到了衣帽間。驚愕萬狀的大胡子大學生幫施穆的客人們穿上大衣。接著，我為女士們先生們敲了一支他們喜愛的小曲《誰願見到勤快的洗衣婦》，送他們走上水泥台階，從穿羊皮大衣的門房身邊走過，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沒有星星，童話一般，好像是預先定做的。我讓女士們先生們解散，可他們還在舊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鬧了好一陣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幫他們恢複了本來的年紀、體面與尊嚴以及對自己家電話號碼的記憶。
我，奧斯卡，則留在洋蔥地窖里，吃吃地笑，撫弄鐵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開兩腿，濕了褲襠，站在雞棚梯子旁。看樣子，在考爾阿姨的幼兒園里他感到很高興，同成年人施穆在萊茵草地上打麻雀時一樣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