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人說是為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和珅“權高震主”。嘉慶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要殺掉和珅。當相權威脅到君權的時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動。從嘉慶的先祖來看，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四大貝勒“並肩共坐”到“南面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鼇拜；雍正登極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乾隆繼位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嘉慶執掌朝綱，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不過，嘉慶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殺15年之後，清國史館將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審閱。嘉慶見記載簡略，只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曆，很不滿意。他朱批道：“和珅並非一無是處”，他“精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貪鄙成性、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清史稿·和珅傳》記載：“仁宗（嘉慶）嘗論唐代宗殺李輔國，謂：‘代宗為太子，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誅之，一獄吏已辦。’蓋即為和珅發也！”這說的是唐代宗誅宰相李輔國的史事。《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李輔國，出身卑賤，年少被閹，相貌丑陋，粗通文字。在太子東宮是一個喂馬的太監。安史之亂中，他力勸太子即帝位。肅宗即位後，升為太子管家。後來官運亨通——任開府儀同三司、郕（cheng）國公、兵部尚書、博陸郡王。肅宗死後，代宗即位，尊為尚父、司空兼中書令。《新唐書·李輔國傳》也記載：代宗既嗣位，不願大張旗鼓地殺李輔國，只差遣俠者，深夜將其刺殺之，割下頭顱扔到溷廁中。但代宗仍對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慶對和珅的處理，很像唐代宗對李輔國的處理，就是不願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為個案處理。
但是，和珅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成了社會現象，可以叫做“和珅現象”。和珅這樣一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成為軍機大臣。以後更是青云直上，富貴常葆，登峰造極。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和珅現象”的出現是老年帝王專制的必然。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志滿，倦怠朝政。他喜歡阿諛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人。高陽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這話說得還不夠。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責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制腐敗機體上的一個毒瘤。當時，乾隆皇帝身邊有四種人——後妃、太監、皇子、朝臣，後妃不能代他處理軍政要務，太監不能陪他和詩品畫，皇子太近怕其“覬（ji）覦（yu）大位”，大多朝臣又不會像和珅那樣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著後妃、太監、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乾隆皇帝對他既喜愛又依賴，自然遇事會替他撐腰。當時，大學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狀元出身的王傑，也不買和珅的賬。陳啟元《庸閑齋筆記》記載：一天，和珅在軍機處拿著一幅石墨畫軸，王傑說：“貪墨之風，以至于此。”和珅指著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說：“這手只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麼好處？”後王傑告老還陝西韓城鄉里，嘉慶送他的詩有“清風兩袖送韓城”句。但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平苗圖》他們拿和珅沒有辦法。和珅在朝20余年，未嘗一被彈劾。他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前面講的曹錫寶彈劾不成反遭譴責就是一例。
嘉慶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只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決，進行制度性的改革，這是嘉慶的平庸之處。
危機四伏
嘉慶處理完和珅事件後，又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采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的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比如，平定白蓮教之後，嘉慶曾作詩道：
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這首詩，中間兩聯——“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表現了嘉慶儒家仁愛的理念。仁者愛人，嘉慶作為一位“仁君”來說是夠格的，作為一位皇帝來說是可貴的。嘉慶有很好的儒學修養，他的文學、詩歌、書法、文章都是可以的。這一點比明朝的正德、嘉靖、萬曆、天啟等皇帝都好。舉兩個小例子：
（1）大理寺卿楊懌會受召對。時值盛暑，掀簾見嘉慶搖扇揮汗；進入，跪拜。嘉慶把扇子放在一邊，不複用。詢問甚詳。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錢糧，各省歡騰。安徽民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令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各地苦之。上聞，朱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慚，以原冊600里加急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