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勝”加爾各答幾乎是在恍然間，不知不覺，很難說清從什麼時候起，加爾各答就已經成為了中國的戰略縱深，一個可靠的大後方——所有曆經劫難從大西洋躲過軸心國“狼群”潛艇攻擊、再經印度洋運抵加爾各答港口卸貨的物資全部由此轉運，國民政府、同盟國間，所有人員的進出，也全是在這里中轉。
也不只是作為國民政府通道，美國、英國在加爾各答設有辦事機構，也都使用達姆達姆機場。
1942-1945165地面大配送航委會印度辦事處、中國航空公司總部、“中航”維修基地，由中美雙方共同派員參與、專門負責轉運、分配“租借法案”戰略物資的“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局”、美軍駐加爾各答補給司令部、英國皇家空軍，統統在此辦公。
這只是印度。美國方面，除了宋子文受蔣委員長指派擔任國民政府全權代表以外，從“租借法案”開始執行後，擔當“中航”最後一任總經理的劉敬宜被委任中國空軍駐美辦事處行政處長（後改為中國空軍駐美國代表團團長），同時兼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館航空事務參贊，主管“租借法案”援助航空抗戰器材的對華供應。（注一）宋子文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備忘錄”仍然是一個接著一個。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劉敬宜傳》中，清楚記載：3月25日，宋子文向羅斯福提交備忘錄，要求加強對華空運和駐華美國空軍：①以後中印空運以1/2運輸機專運空軍汽油、零件等。1/2運其他物質。②陳納德要求增加驅逐機（戰斗機。筆者）兩隊，請予撥給。③美曾允諾當年12月以前，在中國駐有戰斗機500架，希告之其按月撥派計劃。隨後，即令毛邦初與劉敬宜等與美國有關方面保持接觸，敦促落實。後于4月30日又提出備忘錄，要求美方早日撥交對日空中攻擊所必需之汽油及飛機器材；5、6、7三個月限運噸位，宜全部供運汽油……使有效的空中攻擊得以實現，7月以後，空運除少量空軍補充器材外，再運陸軍之需。5月後的備忘錄又改為6、7、8三個月，全部噸位和9月的4800噸空運量為空軍補充物資所用。
由于宋子文及毛邦初、劉敬宜的不斷敦促，7月17日，美國政府通知當年內供給中國空軍P-40驅逐機300架，每月供汽油1萬噸……（注二） 每個環節都有專職的人員在操作，所有的物資全是從美國本土運至加爾各答，再從駝峰航線轉運到中國。
老人說，地球上有四大洋，中國的抗戰，除了北冰洋沒涉及外，其他三個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都用上了。有老人馬上反駁道，不對，北冰洋也用上了，“中美混合團”從美國接機回來，走的是格陵蘭、冰島，那不也是挨著北冰洋嗎？
經老人這麼提醒，我頓時恍然大悟，在三個毫不相鄰的國家間，是飛機、輪船把中國、印度、美國連成了一體，猶如一個個緊密相連的鏈條，每個人，都是這個“鏈條”
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現代戰爭就是這麼個打法。
加爾各答。
常用“一國三公”形容政出多門，讓執行者無所適從。云鐸老人說，加爾各答，別說一國三公，一國五公，十公都有！任意拉出一個，都比自己大。隨便找一個，也比自己級別高。
初開始的無序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人突襲珍珠港，打亂了開往緬甸卸貨的船只計劃，于是都是臨時停靠印度，貨卸得哪兒都有，云鐸和賴少校剛到印度時，一片混亂，要麼是人找不到貨、要麼是貨找不到人，等到走上正軌後，雖然“諸公”並存，但由166于都是中、美、英、印，幾方恪盡職守，齊心協力，一切變得有板有眼。
由于加爾各答無意間已成為中國戰略物資和人員往來之樞紐，航委會決定，成立印度總辦事處，下設加爾各答、新德里、卡拉奇三個辦事處，分別由云鐸、鄭汝鏞、林祖心任專員，和云鐸同來的空軍少校賴遜岩則駐卡拉奇，主管飛行工作。
總辦事處主任為羅惠僑。
老人說，剛到加爾各答，走在街頭，常常是一臉茫然——老成持重的英國人、散漫自由的美國人、內斂的中國人、貧窮的印度人、流浪的馬來人、底層的尼泊爾人、不丹人，英文、漢語、印度話、馬來音同時充斥耳中，不同宗教、種族、國籍，各種職業、各個階層的人無所不在，讓你一時還真搞不清，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中國航空公司負責所有在中國到印度之間的飛行輸送，云鐸的工作則是把海外運到這里的貨物，分門別類，按需求的輕重緩急，逐一分配後，擇“機”空運回國。
也不僅只是對物資的監管、分配和運輸，還有數不清的迎來送往、調節多方糾紛等等，煩亂、無序，雜七雜八的事情應有盡有。
老人說，到加爾各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往國內發送一批教練機。
1942年年中，30架萊因發往國內的教練機運抵碼頭，對這批教練機，昆明空軍學校已望眼欲穿，當務之急是把它們迅速運到昆明。
誰想到，隨著這批教練機的到來，麻煩接踵而至——由于在駝峰航線上飛行的飛機，無論是DC-2還是C-53和C-47，都是艙門小或是容積有限，而無法承載這種教練機，把它直接飛回國內，又因航程短、馬力小、升限低，無通訊設備，根本過不了“駝峰”。看著航委會和空軍學校連連催運飛機的急電，著實把總辦事處主任羅惠僑和云鐸急得團團轉。
云鐸向駐加爾各答的英國皇家空軍221聯隊K中校求助，K中校也拿不出好辦法，但兩人商定，先把這批教練機從碼頭運到221聯隊駐紮的達卡機場，開箱檢查、裝配保養後再說。
英國人挺合作，不僅把達卡機場騰出一塊地方，還派軍士幫助裝配飛機。用了二十天，三十架嶄新的萊因教練機整整齊齊擺放在停機坪上，看著真是神氣又美氣！
▲ 加爾各答市容。
這麼好的飛機，國內又是急需，就是沒法運回。一想到這里，云鐸的心還是不由自主地往下沉。
飛機裝配好後，是地面運轉和試車、試飛，這項工作也是由英國人協助完成。結果，誰都沒有想到，一位英國飛行員的玩笑給云鐸帶來了啟發。
那是在一次地面發動機試車後，一位英國飛行員跳下飛機座艙，對云鐸說，等你們把它運回國，可在後座帶些奶粉、藥品。
英國老兄本是一句玩笑話，他知道抗戰中的中國物資匱乏，教練機又是雙座，空著也是空著，能捎帶些緊缺的物品何樂不而為。但云鐸聽到這話，仿佛腦袋被拍打一下，思路馬上開闊起來——既然能帶“緊缺的物品”，為何不能帶個油箱……
想到這里，云鐸不由得周身一個激靈，他馬上向總辦事處主任羅惠僑報告。
完全能感覺到，電話那邊的羅惠僑也是興奮得不行，他囑咐云鐸再認真地和英國那面研究一個可靠方案，這邊他開始起草發給航委會和昆明空軍學校的電報。
經過一番探討，中英雙方都一致認為，這個看似大膽的計劃是可行的：除去萊因教練機後座，按所能承載最大負重，放置一個桶狀油箱，再按飛機的總載油量計算，如在汀江起飛（前提是全程天氣完好），選擇較低的山峰或貼峰而過，按加個“備用”
油箱後萊因教練機的最大航程看，飛到云南保山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當然，這個飛行方案還是相當冒險，它要求在整個飛行中，不能出現較大偏航——只要有一點繞路都可能導致飛機油量不足。
所以，在發給航委會和昆明空軍航校的電報中，羅惠僑說得也非常清楚，有出現嚴重事故的可能，如同意，請派有相當飛行經驗和領隊能力的飛行員前來接收飛機。
看來國內不僅同意，而且很急，幾天後，第一批接機的九名飛行員搭著“中航”
飛機經“駝峰”來到加爾各答。果然，在這批人中，都是大、中、小隊長，最次的，也是飛行教官。
接著就是制定詳細飛行路線，云鐸不僅把“中航”經常穿越“駝峰”的飛行員請來，也把美軍、英軍有經驗的飛行員請到了場，各抒己見，最後一致認定，在汀江加滿油起飛，避開高峰，經密之那，然後在畹町循滇緬路回國。
走密之那純粹是一次冒險的賭博，但也有一定道理：第一，日本人不一定天天出來攔截。第二就算是遇見零式機，只要能提前發現後，迅速下降高度鑽山溝，還是可以逃脫攻擊，畢竟，和笨大的運輸機相比，萊因教練機體積小、動作靈活。
一切妥當後，就是編隊練習。路線選擇在加爾各答和汀江間。模擬過“駝峰”，主要是演練在領隊准確無誤的指揮下的編隊飛行。
正式起飛那天，依據汀江氣象台的報告和剛從“駝峰”回來的飛行員給出的空中氣象數據，九架萊因教練機在汀江機場依次起飛，在空中完成編隊後，結伴向著“駝峰”，向著祖國飛去。
“就是准備得這樣充分，可還是摔掉了三架。那兒的天氣真是說變就變，上去後，根本保持不住航向，稍一不留神，就撞了山。唉，都是那該死的‘駝峰’！”
老人憤憤地說。
問老人，加爾各答作為中國最大的海外物資中轉基地，日本人為什麼沒有攻擊這里？
原“中航”材料供應股股長胡鴻奎老人說，怎麼沒來，最早日本人來了好幾次，又是投彈又是掃射的，當時在機場守衛的英國皇家空軍大部分都被召回國參戰，剩下幾架倉促應戰，結果可想而知。機場的飛機、機庫、塔台都被炸了。後來來得少了，但也有。有一段時間，加爾各答不斷有防空警報聲，弄得大家也是緊張兮兮，他們的飛機來過後，扔下幾顆炸彈就走了，造成的損失不如原來那樣大。為什麼？也是力量不夠。他們的零式機到這里，已經是最大航程了，只能是扔下炸彈就走。
其實從堵截“駝峰航線”後，不是日本人不想來，而是他們的戰線拉得太長，實在是無能為力。後期，日本人至多是在封鎖、攔截駝峰航線的同時，偶爾到加爾各答扔幾個炸彈而已。整個戰爭期間，除去開始階段加爾各答被炸得比較慘外，大部分時間，還是一片太平景象。本節的題目似乎有些不妥，但只要想到加爾各答在中國抗戰中處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位置，相信一切都會釋然。
兢兢業業每一天云鐸的辦事處在加爾各答機場附近，“中航”加爾各答辦事處就設在達姆達姆機場，透過何鳳元辦公室的窗戶，就能看到不停起飛和降落的飛機。
“中航”加爾各答維修基地就在達姆達姆機場停機坪上。
“熱，出奇的熱！”談起加爾各答的“中航”基地，老人們的第一句話幾乎都是這麼說。
正午的陽光是垂直照射在北回歸線以南這個印度最大城市，地表溫度輕松就達到四十度，陽光反射到鋁制機身蒙皮上，只要有點稍微不注意，身體任何部位碰上去，馬上一股焦煳皮肉味就會彌漫在空氣中。
午間，只要在外面稍站一會兒，周身的水分好像立刻就會蒸發，有被風干的感覺。
如此的酷熱，中國航空公司規定，地勤維修人員，一律在下午4點上班。
即便如此，也是個熱。
黃元亮：“真熱，修飛機和工廠車間不一樣，沒有廠房，工作都在露天里，大家只穿條短褲。飛機蒙皮被太陽烤得像火一樣熱，踩在上面，隔著鞋子都燙腳。
張照珊：“這一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加爾各答，那個熱，讓人頭昏腦漲，拼命喝水，這邊喝，那邊就揮發掉了。碰到在機身下的活還好一些，雖然地面熱，但躲在下面，起碼還有個‘陰涼’，最苦的是站在機身上面的，實際上就是在陽光下暴曬。
幾次眼看著有人干著干著就暈了過去——中暑了！”
梁鶴英：“都是使勁干、拼命干。那時大家都曉得，眼下國家就靠這麼一條航線運送物資和聯系，抗戰的成敗就維系在駝峰航線上，能多修一架飛機，就多一點兒艙位向國內運輸物資，大家都是使勁干、拼命干，能使多大勁兒就使多大勁兒！”
喬文勁老人是“中航”地勤，當年也在加爾各答。我在上海見到他時，當年在飛機機身、機翼上爬上跳下那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已到耄耋之年，只能坐在輪椅上和我說話。
喬文勁：“累不算什麼，為了前方的抗戰，大家都是一門心思干活。就是那個熱，實在是難以忍受，每次爬上機翼後，我的感覺如同孫悟空被放進了蒸籠，就是那個感覺。
開始是渾身一層層地“暴皮”，輕輕一揭就是一大片，有點像米湯貼在鍋沿上那一層，後來曬出來了，不掉皮了，晚上回到宿舍，就能聞到肉皮發出的焦油味道，每個人都是。”
也有曬不著的，馬達人當時在加爾各答負責中航核算。可以用英語把方程式、微積分、高等數學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老人告訴我，每天坐在小板房里，還真挺羨慕那些修飛機的，起碼是在外面，可以隨便活動，能吹吹風。這可好，晚上都回到宿舍了，眼前還都是“小蝌蚪”。 罷工（一）：搭“飛的”去上班1944年夏季的事情。
“中航”公司那些沒日沒夜穿梭在駝峰航線上的飛行員可能對這件事情不太清楚，但所有在加爾各答基地工作過的老人們，對印度人的大罷工至今記憶猶新。
蔣委員長在1942年請宋子文轉交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封信箋中，曾用焦慮的口吻對在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政治“前景”憂心忡忡，作為戰略後方和重要的補給基地，他最擔心的就是印度，尤其是加爾各答，哪怕出現一絲動蕩，都會嚴重影響中國的抗日戰爭。
國民政府之所以在加爾各答使用那里的碼頭、港口、鐵路、機場，是因中、美、英三方是同盟國，而英國人又是印度的殖民統治者，說話“好使”，于是對中國大開方便之門。委員長擔憂的是，假設，那里真要來一場“革命”、造個什麼“反”的，英國人抗不過，來個腳底抹油——溜了，那對于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反侵略戰爭中的中國，將是非常不利的。
委員長一直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
那邊，中國人揮汗如雨地全面抗戰，“中航”基地的員工拼命地工作，而在他們生活、▲ 一名軍士從一架廢棄的C-47上拆卸未損壞的零件作為後備之用。
▲ 機師在維修C-46的尾翼。白天機身金屬溫度過高，所以維修只能在夜間進行。
工作的這個國家里，加爾各答的印度人全面罷工。
目的——趕走英國殖民統治者！
梁鶴英：“一開始，印度人罷工我們大家都沒當回事兒，不是嗎，你們罷你們的工好了，我們是中國人，干我們的工作，和你們沒關系。但第二天早上上班，發現情況不對頭。”
黃元亮：“公司不提供宿舍，大家都是在市區合租的房子，每天下班後回宿舍，第二天再搭公司班車上班……”
罷工後，加爾各答大街小巷全是磚頭、碎石、瓦片，路上是橫七豎八的公交車、卡車……
老人說，第二天上班時，班車是輛貨車，夜里就停在這邊，上車後，人還沒等站穩，磚頭、石塊噼里啪啦砸過來。汽車風擋玻璃嘁里喀嚓就碎了，每個人身上都挨了幾磚頭，印度小孩和大人，投擲手法還真准，想打的，基本上都打到了。下車後半天
沒回過味來，路邊也沒看到人啊，這東西都是從哪兒撇來的呢？
沒辦法啊，大家又都下了車。
典型的東方式“民主”——我不去上班，也不允許你上班。
別說，印度人還蠻講理的，看見這些人下車了，石頭、瓦塊什麼的也都停止了投擲，大家站在那里，心里火燒眉毛似的焦急，基地，好幾架飛機等待維修和保養，一天不上班，要耽誤多少事情！
你罷你的工好了，你得讓我上班啊！
十幾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被石頭、磚頭打下車後，也沒覺得疼，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就站在馬路邊，有的要回宿舍，有的說，上不了班，還有一堆活吶怎麼辦？
同伴中有個美國人，年齡也和大家差不多，二十多歲，他讓大家回宿舍等消息，他開車去公司。
梁鶴英：“大家還沒反應過來，那個人跳上車子，發動後就跑，這下我們看清楚了，路邊的小院、胡同里都是人，磚頭、石塊全是從那里撇出來的。石頭就從我們頭頂上飛，砸在車廂板上，‘啪啪’地響，就那麼一瞬間，好像把後風擋玻璃也砸碎了。不佩服不行，那些人打得確實准！”
黃元亮：“那個車子一溜煙就沒影了，路上那麼多障礙，也不知那家伙是怎麼過去的。”
車子跑遠了，大家三三兩兩回宿舍。開車那伙計速度是快，我們這邊人還沒進門，電話過來了，是公司打來的，就是一句話：請大家相互轉告，都到某地集合。
關于因印度罷工，“中航”請員工到某地“集結”一事，采訪中，有的老人說，“集結”
地點是在馬路邊，因為他記得地面是條石渣路，有的老人說是在公園里，因為他進了公園，也有的老人說是在加爾各答跑馬場……時間過去久遠，老人們記憶衰退，于是眾說紛紜。很是費了一番工夫求證，最後在黃元亮老人那里得到確認——“集結”的地點，是在加爾各答公園里的一條能“跑馬”的馬路附近。
黃元亮：“公司的電話通知只說到公園，也沒說干什麼。加爾各答那個公園里有幾條油渣路，好像是可以平時用來賽馬的，和它相鄰是一條寬長都適中、更好一點兒的馬路，據說是當局專為‘備戰’修建的。等大家聚在那里後，正面面相覷——都不知到這里干什麼。正琢磨著，就聽天上傳來一陣低沉的聲，都是干這行的，不用看就知道是C-47，這里也不是航線，它來這里干什麼？正想著，抬頭一看，一架機身上塗著一個大大‘中’字的C-47就在頭頂，那是公司的飛機啊！”
老人說，當C-47出現在大家眼前後，大家先是本能地吃驚，當看到它把航向對准跑馬場的賽道後，就非常緊張了——誰都知道，“跑馬”的路肯定不能起降飛機，那“備戰”路就算是能讓飛機落下，也是為戰斗機設計的，也就百十米長，而運輸機起飛滑跑、降落都需要比這更長的跑道。要在這里起降，難度相當大，要求駕駛技術相當高才行。
老人說，當時還挺擔心的，現場的氣氛有些複雜，此時如果出現的是一架直升機，也許還好些。
都是天天和飛機打交道，對飛行真是太熟悉不過了，正想著，C-47飄飄悠悠順著那條“備戰”路還真下來了，艙門洞開後，也就不管那麼多了，大家伙一擁而上。
老人們都說，天天都和飛機打交道，維修後試飛時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這次，在一個城市中，用現在的話就是搭著“飛的”上班，還是開天辟地頭一回，這下可算長見識了。
汽車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幾分鍾就走完了。
再問老人：是誰駕駛的飛機？
梁鶴英：“記不太清，但應該是夏普，因為公司的飛行員都在汀江——昆明的駝峰航線上飛行，他是公司機航組主任。在加爾各答，也只有他有這個本事讓C-47降在那樣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飛機從南雄飛到加爾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個個性張揚的人，碰上這個機會，他應該是不會放過的。”
是夏普。
罷工（二）：大敵當前，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罷工”
記得在一次采訪中，隱約地聽到一位老人說過“中航”也曾有一次罷工，邦德日記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認為這是繼印度人罷工後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罷工，也在加爾各答。直到寫下這個題目後，晚間和梁鶴英老人在電話中閑談時，老人聽說我寫“中航”在印度的罷工，在話筒那一邊，明顯感覺到老人急了：“沒有、沒有，我們在印度肯定沒有罷工。大敵當前，一切都是為了抗戰，哪還有心思去罷工啊，再說，罷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減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麼的，我們拼命干還怕每天干得少呢，罷什麼工啊！”
再問老人，在加爾各答肯定沒有罷工？
老人回答：“起碼，我在印度三年，沒經曆過。”
陸元斌：“飛‘駝峰’的三年多時間，大家都異常緊張，不僅飛行員如此，地面的機務、商務人員更是忙碌。無論是潮濕酷熱、還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維修飛機，迅速裝卸貨物、編制艙單，都是在最快時間內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個——使飛機盡快起飛。大家忘我地勞動，效率極高，在‘駝峰’飛行期間，由于機務或商務原因而耽誤飛行的事，就我所知，還沒聽說過。”
想想也是，老人說得對。中國人在外辱面前，從來都是空前團結，一致對外，說老人在加爾各答罷工的確是沒有道理。
但還是有疑慮，連續問了幾個老人後，老人們說，真正的“罷工”有一次，是在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從加爾各答回遷到上海龍華機場以後，起因……老人們說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後引發眾怒，此時，抗戰已結束，沒有“大敵”了，于是發生了罷工。
老人的話只是講述了表層，因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發生，都有其內在的實質，如果單是一桶潤滑油就造成整個“中航”公司的動蕩，肯定有深層次的“罷工”
因素在其內，諸如中美雙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駕駛升遷慢……
沒錯，之所以後來導致全體罷工，矛盾全在中美雙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顧問亞瑟·揚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報告中，確實提到了出現罷工的苗頭。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兒？不是“真正”的罷工有沒有？
再一次請教黃元亮，聽完我的陳述後，老人沉思片刻，然後告訴我，在加爾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罷工，而是通過工會和美方協商。因為那個時候，抗戰是每個人心中的頭等大事，不會出現罷工這一說。
起因：美國領班讓一位中國青工看修好後的C-47還有多少存油，也許是天太熱、也許是那名青工認為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他隨便報了一個數。
幾個小時後，此事“東窗事發”。一開始，也沒有人往心里去，這也不算什麼事啊。
但在合資的“另一半”中，這，就是天大的事件。美國領班沒有通過中方，直接將此事上報他的頂頭上司，據說，沒多長時間，給這個青工還安了一個“罪名”，要將其開除。
大家這才著了慌，在這異國他鄉、人生地不熟的，開除一個人，讓他去哪兒?直接去找美方，對方不應，于是，大家忽地想到了，自己還有一個“組織”——工會！
工會協調的結果，“中航”收回開除青工成命。受王承黻指派，前往加爾各答調查的“中航”顧問亞瑟·揚給公司高層寫下了這樣的報告：我們發現情況是複雜的。麻煩的近因是因為一個不幸的惡作劇被不相稱地誇大了，以至成為接近罷工的誘因。但是不滿的真正原因隱藏得較深……這里和汀江的地勤人員不得不在臨時簡陋的車間里工作，沒有足夠的機器和工具——僅僅因為建造和購買都需要時間和排隊。還有住房短缺、文娛設施不足等等，使人員福利工作沒有能夠做得像要求的那樣多。這樣，有些人在這種大集體生活中難免的有個人牢騷。(注三)在某種程度上公司的責任是沒有早一些處理抱怨的原因。我們現在正在糾正這些問題。
想想看，幾百名二十一二歲、正值“青春激昂”年代的“孩子”，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們本應該或是繼續求學、或是和女友纏綿、或是已經成家立業，可是現在，他們卻每天在另外一個世界、在地球上最酷熱的地方、在火一樣的太陽下面，重複著單調的勞動。
毒辣的太陽，是他們的伴侶；周身的油汙，是他們的標記；單調的日子，是他們每天的生活……
在中國，他們都有溫暖的家，有著愛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這該死的戰爭，讓他們顛沛流離……
問老人，在加爾各答那幾年，回過家嗎？
梁鶴英：“想啊，可是家在哪里啊，都不知道。”
黃元亮：“做夢都想，想我媽媽，但就是回不去啊。現在多好，在外面讀書打工的，想家，買張車票就回去了，我們那個時候不行啊，有的人想家，說著說著就哭，我們就趕緊勸，也是邊勸邊哭……”
感謝“洋”顧問那份“報告”，對職工們的苗頭和傾向，他沒有一句“指責”和“上綱上線”。
注一：李永著《劉敬宜傳》第118頁注二：李永著《劉敬宜傳》第120頁。
注三：亞瑟·揚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