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兒找這種日子啊！
之後是訓練，全部美械，火力大，精度高，最痛快的是供應充足，子彈炮彈隨便用，哪像國內幾個人合用一條槍，有的抱著個木頭家伙還像摟著個寶貝似的。
幾個月下來，那精神、那勁頭和原來簡直沒法比。
拼命地練。等到反攻時，長官就是一句話：“弟兄們，咱們回家！”
拼命地練就是為了這一天。當年打不過日本人不就是因為家什不如他、給養不如他嗎？現在一切都掉了過來，媽的，給我往死里打！
日本人抵抗得頑強，但也不行，咱們那簡直是橫掃緬甸！老人說。
是歸家心切。三年了，誰都沒有忘記自己的爹娘、沒有忘記自己的妻兒、沒有忘記同窗的戀人……
也有的老人說。
永無停止的爭吵遠征軍橫掃緬甸之時，也是中航飛越“駝峰”運輸物資最緊張之際。
緬甸遠征軍好說，隨著地面部隊的節節推進，後方的給養通過勝利區域可以一直供給到最前沿，但日本人不甘心潰敗，在國內發動了最大的攻勢。
平漢線告急、長沙告急、桂林告急……
請求援助、請求物資支持的電報再次紛至遝來，具體下達到中航，最後落實到人
250頭上，只有拼命地飛、沒日沒夜地飛！
高層的爭吵也是永無停止。
爭來爭去的，不過還是圍繞幾架飛機、一堆物資而已。
從1942年開始，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就想盡一切辦法促使中國航空公司從交通部歸屬下轉到國民政府航委會旗下，然而此舉受到中航副董事長邦德的堅決抵制，原因也很簡單，中航是一家“合資”的商業航空公司，不應該附屬于軍事當局。此時隨著抗戰的進展後來不了了之。
本以為隨抗戰之後一切都會“和諧”起來，但這回看著中航不順眼的倒是遠渡重洋而來的本家——史迪威先生。
史迪威也不是沖著中國航空公司去的，史迪威堅決反對在作戰地區出現高薪，特別是不受他控制的非武裝人員。
接下來的問題又來了，國民政府現在是放棄了把中航歸屬到航委會了，也同意史迪威關于“所有運輸機必須絕對使用于作戰”這樣的觀點，但國民政府認為，中航飛機只能載運作戰物資，這沒錯，但運輸的物資的先後次序必須由蔣介石控制，而不是史迪威將軍！
史迪威馬上反駁道，這些由中國航空公司飛行的飛機，雖然給了中國，但它們實際上是美國飛機，應該由美國的戰區指揮官直接控制。美國人的話一出，國民政府的官員又給了美國人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中國戰區指揮官也是蔣介石的參謀長！
雖然這些爭執最後都是以有頭沒尾結束，但雙方在心中埋下的芥蒂恐怕是無法逝去的。
場景一：缺口的餅子幾個互不相干的場景，把它組合起來，猶如電影中的蒙太奇。
這是中航飛行員任錫淳的夫人講給我的，從采訪駝峰航線迄今，這個畫面一直在我腦海中不時地出現。
2001年7月19日，北京，出租車七拐八拐地把我扔在一棟破舊的樓房下，暈頭暈腦地敲開一戶房門，一問一答後，曾在“駝峰”上空飛越過三百多次、並不願意接受我采訪的任錫淳老人打開門：“行了，小伙子，別采訪了，咱們才幾架飛機啊，都是美國人在飛，他們摔得厲害。”
在電話中，老人一直不想和我見面，也不想談往日的“駝峰”，是在我的再三懇求下，他才答應和我見上一面。
“只能說二十分鍾。”在電話中，他這樣告誡我。
一見面，就受到了“冷場”。
好在跟在後面的伯母見我發窘，忙接過話茬，小伙子，他就那個脾氣。當年他們飛“駝峰”我知道。那時我們已經結婚了，就住在機場邊上。苦不是重要的，主要是犧牲太大。作為家屬，作為女人，我太清楚了。記得一天早晨他飛印度，出去之後，中午沒見他回來，他們以前晚上或深夜回來的時候也有，一開始我還沒太往心里去，等到了晚間，先回來的人和他們的家屬說，有飛機在“駝峰”上摔了，而且那架機號正是他飛的那架，這消息很快就在整個家屬區傳開了。鄰居一位太太過來告訴我，聽了這噩耗後，我就像瘋了一樣往機場跑、往跑道里鑽。現在想想都好笑，人在“駝峰”
上失蹤我往機場里鑽也沒用啊，可那時也不知怎麼了，就覺得到了場站、到了跑道就能把他找回來似的。跑道是用鐵絲網圍住的，那鐵絲網把手劃破了、流血了，也不覺疼。幾個也是家屬、很要好的姐妹就攔著我，抱住我，勸我。我哪聽得進去啊，聲嘶力竭地哭。瘋著、喊著、叫著，這時，簡直像做夢一樣，他從遠處出現了，拎著飛行包對我擺手，我當時都蒙了，就以為是做夢，直到他走到了面前，我一下子撲到他懷中，才知道，真是他，是真的，他回來了。這時他才聲音低沉地告訴我，早晨起飛時，調度臨時換飛機，他那架是別的同事飛的……
他的話音未落，剛才還在勸我的那個家屬頓時號啕大哭起來。也是和我相同的動作，反過來了，這回是我勸她、攔她、抱住她。
戰爭，再次不能讓女人走開！
老人接著說，他們飛日間的時候，早飯啊，在昆明這邊吃，吃完就走，去印度，在那邊吃午飯，晚飯回來吃。有幾次，我到他們餐廳，那個情景啊，我迄今都記得很清楚，早晨還一圈人，圍著桌子坐，一圈人還能坐滿，等到晚上回來，吃晚飯時候，那看吧，還是那張桌子，就出現缺口了，就像……就像、就像一個餅子被咬了一口一樣，你看著啊，心都是酸的……
場景二：樓梯上的靴子聲、抽屜里的照片、消逝的飛機聲作為報務員，比起那些只在飛機上或基地中工作過的同伴來，徐承基還多出一個經曆——曾在云南驛導航台工作過。
云南驛導航台設在大山之中，平時只有三個人，伙夫和兩個發報員。沒有電，發電報時是靠人搖動一台發電機，兩個電報員換班操作。他們每天的任務就是及時為飛經頭上的飛機“指路”、發送實時氣象預報。
雖然也是在深山之中，但還算是離公司基地、離云南驛機場比較近，好歹也是在“人間”。1944年下半年，遠征軍反攻得手，緬甸事態好轉，為了進一步改善飛行安全，加強駝峰航線上的氣象預報，中航公司特派出姚宜明、呂笠漁分別到緬甸葡萄、八莫設立氣象預報站，為過往飛機發送氣象預報。
那兩個站，差不多就是在“野人山”中了，都是深山老林，在里面呆了快一年才出來。人是出來了，傻傻的，在路上看見誰都傻呵呵地笑，據說長時間遠離人群都這樣，但和他們說莫爾斯電碼、氣象名詞，他們又立馬恢複常態。
一位中航搞氣象的老員工這樣告訴我。
和在異國大山深處的那兩個點比，徐承基顯然要“幸福”得多。起碼，他是在自己的祖國，是在離昆明只有百里之遙的地方，身邊還有一處不大不小的機場，這些時刻都在告訴他，他們，離人間很近很近。
每天，他們就是不停地和途經上空的同伴們，用摩爾電碼聯絡，告訴他們航線是否正確、前方的氣象征候、最後再道一聲一路平安。看著那一架架C-47、C-46從自己頭上平穩地飛過，徐承基和伙伴的心情就有說不出的舒暢和愉悅。對于在地面上為戰友“指路”的他們而言，只要是能聽見飛機聲，那，是一種真正的寬慰。
自從接收過被日本人零式機圍攻的72號機發回的那道最後的電波後，每次空地聯絡、接收空中傳來的電碼，徐承基似乎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應——零式機！
和零式機同等甚至超過它的威脅的，是“駝峰”上空暴戾的氣候和幾乎都是在沒有任何預見情況下發生的各種災難。
幾乎全是發生在瞬間，往往連求救電報都來不及發出，就杳無音信。
于是，地面的兩個人按照規定的時間搖動發電機、接通地空聯絡，帶著焦急盼望的心情左等右等，等待那熟悉的飛機轟鳴聲。然而，在頭頂飛過的是展翅的大鷹，縈繞在耳邊的，是喳喳的鳥鳴。一連幾個小時過去了，他們所迎接的那架飛機，連一點兒音信都沒有，只有到這時，他們才感覺心都涼透了。
冥冥中還有一點兒希冀，就是希望那架飛機迷航了，或者是從別的地方過去了、或是真的遭遇到什麼但也安全迫降了，一整天也許就在等待之中過去，不斷地和兩邊的基地聯系，希望聽到最後的下落，可兩邊的基地也和他們一樣，也是四處打探消息……之後是幾天沉寂後，公司會發出一個通告，內容只是寥寥數字：某某號在“駝峰”上空失蹤。
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和在戰場上捉對厮殺還不一樣，戰場上是面對面、真刀實槍你死我活地較量，也和飛越“駝峰”不盡相同，過得去就過去了，過不去，來生還要過。
而這個地方，神經繃得緊緊的，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心懸在那里，時刻都不敢放松，時間一長，隨時都像要崩潰了。
不是受不了深山野外荒涼之苦，而是受不了精神上的重擊，徐承基要求調動。
還真給調動了。
可能是考慮到在荒無人煙的大山中呆了很長時間了，公司給徐承基調換了工作，讓他回到公司繼續擔當報務員。
好像是冥冥中偏要和他作對，電報房的樓上就是飛行員宿舍。也不知公司的管理部門是怎麼安排的，電報每時每刻都“滴滴答答”地響個不停，不知為何把需要良好環境休息的飛行員宿舍安排在這里。
郭漢業就是在這里因為說話嗓門大而被飛行員戲稱“小鋼炮”的。
徐承基來到這里後，一直都是上夜班。飛行員們從汀江飛過來，辦理完交接手續後，疲倦至極的他們簡單吃點夜宵後，就回到樓上休息。上樓的時候，他們的皮靴踩在木制的樓梯上，發出有節律的“哐哐”聲，每一聲，就如同踩在自己的心上——不是疼痛，而是一種踏實。老人說，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好像在黑夜中輾轉難以入睡的母親聽到開門聲，知道那是在外面辛苦一天的兒子回來一樣，一塊石頭落了地。
不只是徐承基一個人有這樣的感覺，夜班的每一位同伴都有這種心情。只是徐承基的感覺更深刻，每次聽見皮靴踏在樓梯上的“哐哐”聲，一下子又把他帶回到了云南驛，他仿佛看見頭頂上的飛機緩緩飛過一樣，那是他一天中最快慰的時刻，記得每次地空聯絡最後的一句話，他都要發出“一路平安”幾個字的電波，而此時，頭頂上的飛機也會對他說：謝謝。
也許就是由于在導航台養成的“習慣”——每每聽到沉重的皮靴踩到樓梯上，徐承基都有一種安慰，雖然，他和那些飛行員們碰面時多數時候只是點點頭。
可是，有太多的時間，整個一晚上，都是靜謐無聲，樓梯連一點兒聲音都不發出，那簡直是令人窒息的一個整夜！
完了，他們回不來了！
老人說，有天晚上，他閑著沒事隨手拉開一個空抽屜，就在打開抽屜那一瞬間，他的心都隨之猛地抽動了——滿滿一抽屜，都是從招工表上撕下來的照片。有笑眯眯的，也有莊嚴肅穆的，還有一副不諳世事的，更有滿不在乎的。
全是二十多歲風華正茂的年輕人！
中航有規定，凡是失蹤、死亡的人，才把他們的照片從招工表上扯下來。徐承基說，那一夜，他做的夢都是那些黑白照片。
場景三：空房子盡管朦朧的愛情已在弟弟和姐姐之間悄悄綻開，但公司的一紙調令，呂和聲還是沒有任何猶豫地告別了姐姐“沙漠之花”和那幾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開始了上機飛行。
從1944年開始，中航空勤人員嚴重短缺，地面上，大凡能調動起來的，差不多都上了飛機。
中航加爾各答基地的員工一般都在市里租的房子，而在駝峰航線上往返的空勤、尤其是飛汀江——昆明這條航線的年輕人，大都是在昆明市區里租房住。
剛上機就逃過了一劫，呂和聲老人告訴我。
那是1945年5月9日。
即使是到了今天，呂和聲依舊能把這個日子記得如此清楚。
那是下午，天快黑但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已經在駝峰航線上飛了一個往返的呂和聲，和機組正副駕駛再次從汀江飛昆明。老人說，當時雖然是每天都在兩個國家之間飛來飛去的，但沒有像現在這樣“出國”的感覺，總覺得就是和國內飛一樣，沒什麼區別。印度人在機場也都設立海關、邊檢什麼的，機組人員也都隨身攜帶著護照，但幾乎從來不用，因為也沒人查。
但那天事情偏偏就是那麼怪。機組三個人，正副駕駛都順利過關了，印度海關單單把呂和聲扣下，說認定他身上帶有違禁品出境。一開始呂和聲還挺納悶的，自己也沒帶黃金什麼的，能有什麼“違禁品”？但等他把隨身帶的東西拿出來時，傻了眼——盧比、印度盧比，按照印度海關規定，呂和聲超標了。
沒辦法，解釋吧，怎麼解釋也弄不清楚，越解釋越啰嗦，好說歹說都不行。印度海關認定呂和聲是有意“走私”，說什麼都要把他扣起來，但機組等不起時間，機長要駕著飛機回昆明，按調度安排，昆明那邊還等著飛機回去換班呢。正副駕駛實在等不及了，兩人沖著呂和聲說，不等你了，趁著天還沒黑，我們先走，飛了一整天了，航路上變化不大，估計沒什麼問題，你弄清楚搭下一架飛機回去得了。
事到如此，別無他法，也只能這樣，呂和聲點頭同意，機長和副駕駛匆匆離開海關通道。
不一會兒，機坪上傳來螺旋槳轟鳴聲，接著，一架標有“中”字的C-47開始行駛在滑行道上，呂和聲知道，他的94號飛機就要起飛了，他下意識地抬腕看表：19點25分。
呂和聲：“孩子，他們這一走啊，直到現在也沒飛到昆明，還在路上……”
在資料中查證：1945年5月9日，中航94號C-47由汀江飛昆明，在“駝峰”
上空失蹤。機長：哈梅爾（C. R. Hamall）,副駕駛：馮智軍。報務員：無。
給呂和聲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同伴們在昆明合租的那處房子。
在昆明，呂和聲是和公司里的幾個副駕駛和報務員合租的房子。都是二十多歲生龍活虎的年輕人，“駝峰”運輸最緊張之時，也沒聽說誰喊累啊、苦的。也許是對每天的艱險已經等閑視之了，幾乎無人談及在航線上所遇到的情況。到誰的班，誰就走，一連飛四到五天，回來休息。結果，很快，走出去就不再回來。老人說，他們這批，差不多都是同時上機的，隔幾天就沒一個，隔幾天就沒一個，抗戰還沒勝利吶，四人合租的房子，就剩下他一個人了。
偌大的房間，顯得空空蕩蕩。
呂和聲：“平日里都是你出去我回來的，很難得有都聚在一起的時候，但房間里總能有一或兩個人在的時候，這下可好，一個接一個，出去了就不再回來，悄無聲息地就那麼走了。最後剩下了我一個人，開門進來後，平日里總是有響動的房間現在是寂靜無聲，看著同伴們留在房間里還保持原樣的東西，想起他們出門前的神情，真是讓人百感交集。
請呂和聲回憶同伴的名字，老人苦思冥想半天，最後失望地搖搖頭，指著自己的腦袋：“老了，不中用了。”
回到成都，有一個多星期，老人給我寫了一封信：小童：1942-1945255中美“大對撞”
我曾向你提到的我于四四年秋冬期間同住的三位室友，你走後，我一直在想他們的名字，如今，終于想起來。他們是周文楠（亦名周紀）、劉仰聖（亦名劉耀），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是同一天犧牲的。另一位，我現在只記得他姓龔，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他是廣東人，似乎也是那幾天犧牲的。 呂和聲 2004年5月15日長歌當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