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便提一筆。這里介紹一位對中國近代至現代的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人，毛澤東，他這樣評價李淵：遇事無斷制。
這句短語非常簡潔，意思深長。官方史學家、文化人士據此分析說，“隋朝末年，天子昏庸，苛政害民，作為太原留守的李淵已有大展宏圖之心，然而，卻總是謹慎有余，猶豫畏首，不敢決斷”然後列舉李世民勸父親“作反”的游說之語。接著又舉例說，當起兵霍邑途中遇上宋老生，進不得，又擔心後方受敵，前後受挾擊，李家賠上身家性命，這時李淵似乎又搖擺不定。最後，諸位先生們又提到立太子、玄武門之變的來龍去脈。學者們以此堅肯毛先生的評論，認為李淵“遇事無斷制”是最為精僻的論斷。⑩
對此，我們不完全同意。他們的根據，大體上可以《通鑒》里找出來。我想，毛先生讀了多遍《通鑒》、《二十四史》，他老人家當年下這些評語之時，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陳寅恪、岺仲勉等唐史研究專家的論證沒有。我們特別指出，傳統史書在某些關鍵的觀點上，是有舛誤改動的（不一定全是李世民執政時改的）。事實上，先前我們論述到的、引用到的，已經得到海外唐史研究權威的同意（至少《劍橋中國隋唐史》持相同意見。這部書，不是輕漫下結論的，讀者可以觀看原作），是以，我們持“不完全認同”的立場。
李淵法時做的是誅九族的大凶險豪賭，楊玄感作反不久就給撲滅，一定深深刺激他，使他老誠持重。李世民等人考慮沒有如此周詳，心里有怨氣也可以理解。不過，這跟“優柔寡斷”等犯不著關系。後來，李淵在處理三個兒子之間的宿怨時，他采取的“平衡”方法，對各個兒子均有所節制，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不過，權力是一種很容易使人瘋狂的魔藥，李淵徹底打擊李世民就能解決玄武門之變的禍根嗎？ 我們認為不一定。是以，我們認為毛先生從傳統史書的角度上給李淵下的評語，似失之公允。
有趣的是，翻查眾多手上大部頭曆史資料時，注意到，現代國內出版的史書，在講述到這個階段時，大體上沿用了傳統史書的觀點、尤其是司馬光的《通鑒》里在的結論，這叫人有幾分罕疑不解。甚至連李唐的淵源等問題也 “笑納”傳統說法了，這更叫人摸不著頭腦了。相反對，費正清等人在《劍橋隋唐史》里卻花不少筆墨去討論這個問題。走在他們之前的近代國學大家，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提出迄今尚沒有人能推翻的證據，費正清教授在《劍橋隋唐史》里對此作了肯定，現代的學者的著作里大都卻片言只字不大提，越想越叫人納罕。⑾
對于李淵于反隋舉事之初的敘述，基本上就是這些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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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這段時間身體不大舒服，更新速度慢了，好抱歉。還有，有位看官留言說“胡言亂語”，我認為，這也是一種自由表達權利。不過呢，我總希望看官能仔細地說一說對某些觀點的看法，因為，里面引用的材料啊、學術觀點啊大都出自名家，是經受數十年甚至將近百年的考驗，看官認為我的觀點胡言亂語，我欣然接受，不過呢，如果一棒子打死，我就不同意了。如陳寅恪、岑仲勉等大師傅，我佩服不已，他們的研究已得到海外著名學者的充分肯定。如費正清等“中國通”，他們對中國國學研究造詣之深，我敢說，即使現在國內那些所謂的一流國學專家，也不一定能比得過他。看官如不相信，不妨看一看他們撰寫的劍橋史啊。學述觀點不同，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先前，我已表示過，嚴重反對“一言堂”，什麼都統一口徑，就沒有光輝燦爛的百家爭鳴了，也沒有諸子百家的出現了。學術上，應該沒有什麼領袖說的就是主流的，布衣學者的就是次要的。這是以極權奴役學術。看官如存在這種思想，我就請他不要看這些文字了。
至所以跪求看官寫幾句個人觀點，是希望從他們的意見中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失誤，共同砥勵，一塊進步。如果一棒子就想打死人，不免給人一個這樣的壞印像：這個胡言亂語的瘋子指責那個胡言亂語的瘋子胡言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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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請參閱《二十四史領導干部讀本》，關于唐高祖李淵部份，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版。毛澤東評點，肖威主編。肖先生的引語是：作為一個開國皇帝，與曆史上開國帝王比起來，李淵顯在缺少雄才大略和英明善斷。多虧他有幾個才智非凡的兒子，才使他坐上皇帝寶座，故毛澤東評價他時說：“遇事無斷制。”肖先生此舉不知是出于迎合抑或什麼原因，簡直有誤導讀者之嫌。趙劍敏先生在《細說隋唐》里持與之相反的觀點，趙先生認“功勞最大，作用最大，當還是首推唐高祖”。
⑾ 筆者注意到，趙克堯、許道勳二先生在《唐太宗傳》里對李淵的評價頗高、中肯。上海人民出版社；趙劍敏先生著，屬于“黎東方細說曆史”叢書系列的《細說隋唐》亦然。其他所接觸到的不下十來套的，而且是較大部頭，著作者在這行當里有相當威望。真是物以稀為貴啊。由此可見，曆史，“玩意”，一旦經別有用心的政客指令“大做手腳”，在後世就“流毒無窮”，貽害不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