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不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際寢盤空曲，熊羆翠微。再窺柏松路，還見五云飛。
——《重經昭陵》，杜甫撰。
距李淵父子等人起事一個世紀左右的某天，唐朝大詩人杜甫再次經地昭陵前，自然想起李世民，這位奮發有為的唐開國皇帝于隋末喪亂之初的英雄事跡，開創貞觀之治之盛，他想到當前安祿山叛亂，兩京陷沒，生靈塗炭，真好像隋末災殃的再現。他多麼希望太宗的神靈能指麾而蕩滌之！念及此，詩人不由望昭陵而興悲，對山隅而流恨無窮。
這首詩不是杜甫的最好作品，感情卻充沛自然，了解杜甫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不難體會到他心頭之痛。須知道，杜甫筆下的李世民跟曆史上“真實”的李世民有一段差距，至少，後人知道，他不是“聖君”，也不是“翼亮貞文德，不承戢武威”（大意是指，李世民不是以武威壓人，是憑著文承武德繼承大統）起家。曆史給理想化就會變得肉麻無恥。不過，文學跟曆史不同，它借助曆史塑造出人們心中的理想英雄。是以，讀者不能指責杜甫給李世民歌功頌德。
杜詩提到年代、社會背景大概在公元七世紀中葉左右，席卷華夏大地的戰火已進入了高潮狀態。各路反隋的農民團隊首領先後稱王稱帝，割據一方，互相攻打，重點已經從攻打暴政轉為爭取地盤而發難。這使得當時的中國淪為軍閥大混亂戰的黑暗時代。
李淵父子等人“准備”就緒，見時機成熟，正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與”，李淵就決定采取軍事行動了。李淵這一支團隊屬于貴族層面的大地主階級力量，跟“官逼民反”的農民大起義不同。所以他們打出來的旗號跟農民團隊的有所不同。
在行動之始，高君雅、王威二人想謀害李淵。李淵得到消息後，立即作反應，就叫李世民等人提前做好准備，就在晉祠里宣稱高、五二人勾結突厥，先行把他倆誅殺。
首先，李淵等人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強大的突厥。因為突厥北方大草原上虎視眈眈，讓中原各路“草昧”打個不亦樂乎，他們屆時大可以不費多大本錢就拾個現成便宜。李淵發飆反隋之前，肯定考虛到這件事情。如何應對呢？
這時，李世民慧眼識英雄的努力終于有回報了。劉文靜挺身而出，要為李淵解決這後顧之憂。據《通鑒》記載，劉文靜建議李淵跟突厥汗國結盟，利用他們的兵馬，增強自己的軍威聲勢⑴。李淵接受，親自寫一封言辭謙恭、態度卑屈的信⑵，另加一份厚重的禮物，讓劉文靜出代表到始畢可汗（十一任大汗）阿史那咄吉那里，說：“我打算發動正義之師，遠一南方迎接主上（楊廣）返京……可汗如果能跟我一同南下，請千萬不要搶劫凌虐人民；如果只接受和親，坐等金銀財寶，也由可汗選擇。”阿史那咄吉看到信，就表示如果唐公（李淵）當皇帝，突厥一定出兵支持。不過，李淵老謀深算，他實不希望突厥派兵來華，誠謂“引狼入室”，後患無窮。⑶後來突厥給以一定數量馬匹“資助”。在購買突厥馬匹的對策上，李淵又有妙著。
劉文靜返回（這應該是第二次。後來他再次出使突厥請求突厥出兵支持。）晉陽複述後，眾人都希望李淵稱帝起事，李淵一口拒絕。這樣做是高明的，李淵明白突厥人打的算盤。還沒有起事，就稱王稱帝，就如把自己架在火盤上烤，傻瓜才會干。
接著他們就軍旗、口號、戰略上做好充分的商議。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李淵同意尊楊廣為太上皇，擁護代王楊侑為皇帝用以安撫隋朝的官兵。這樣一來，他們打首擁護隋皇朝的“合法”的旗號，實際上是干起兵作反的奪權行動。這一招雖有“掩耳盜鈴”之嫌，不過也甚是高招，在當時情況下，也只能這麼做了。
這個過程，史書描述得很粗略，沒有涉及世民、建成等人。想來李淵也會就此詢問兩個兒子的意見。料想他倆也大為贊同。
他們既然宣稱擁立越王為皇帝。當時代王身在隋都的長安城。他們的目標當然就鎖定長安。蓋當時楊廣身在東都洛陽，為何不攻克洛陽呢？這顯然又是戰術運用的問題了。初步來看，洛陽城處于南方，當時南方的戰事極為慘烈，王世充的團伙力量殊不可侮，一開始就想把他擺平，顯然是不智的。再說，洛陽城的地理位置不像長安城那樣易守難攻。讀者從地圖上不難看到，長安城有崤山之險，潼關之固，猶如兩道鐵打的關口，如果先把長安城拿下，占據關中，地理上就占有好大的優勢。其次，長安城怎麼說也是隋朝的首都，拿下首都，在士氣上也占盡優勢。最後，當時長安城後防空虛，李淵等人的兵力不算多，目標指向長安城，符合兵法戰術。
總而言之，李淵父子等人擅長運用戰術。若干年後，李世民率兵攻打宋金剛、薛舉等人時，也深通此道，在對付突厥也充分展示戰術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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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在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里面，沒有記錄關于劉文靜向李淵獻策的一慕。對此，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卷八》里就“六月劉文靜勸李淵結突厥”的問題上這樣解釋：《創業》注云，突厥去覘人來報，文武入賀。帝曰：“且勿相賀，當為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與突厥書，蓋溫大雅欲歸功髙祖耳。今從《唐書•；劉文靜傳》。
意思是指，溫大雅想把功勞歸到李淵頭上，因此故意隱抹了劉文靜勸計。司馬光不取采溫氏的記載，從《舊唐書》。而《舊唐書•；劉文靜列傳》是這樣說的：“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劉文靜出使突厥返回後，李淵贊他說：“非公善辭，何以致此？”
⑵ 這封書信何止“言辭謙恭、態度卑屈”？李淵直稱臣于突厥。後來，李世民不經意地透露過，高祖曾向突厥稱臣，視為奇恥，指的可能這是這段往事。有些學者認為這是李世民把源委推到李淵身上，這可能過于武斷了。蓋當時“首義”于始，李淵甚是睿智，這種事情，豈能任李世民等人指揮一通？而且又出于戰略的需要。是以，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卷八》也說：“創業注（即《大唐創業起居注》）云：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請改啟為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葢謂此時。但溫大雅諱之耳。”司馬光的分析得到後來的《通鑒》注家胡三省的認同。
可見，有些人覺得李世民曾經下令修改國史，往往捕風捉影，亂扣黑帽子。
⑶ 李淵再次派劉文靜出使突厥時，秘密對他說：“蠻族騎兵進入中國國土，是中國人民一大災害。我所以需要突厥軍隊，只是怕劉武周聯合他們，共同制造沿邊空難。而且蠻虜使用騎兵，馬匹一面走一面吃草，不需要供應糧秣，只不過姑且用他壯壯聲勢，超過幾百人，就沒有用處。” 摘自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鑒》，第四十三冊，《官逼民反》，公元六一七年，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