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承接剛結束了第七章第六則中的相關內容，就是李世民為何故意地貶低父親在“首義”的作用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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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形象被歪曲的原因
2002級曆史學基地班 尹波濤
內容摘要：太原起兵是創建唐朝的開端，眾多史料記載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起了主要作用，但據考證，在太原起兵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是李淵。學者多從李世民為鞏固政權而把太原首義之功歸于己來分析，而實際上太原起兵是以下犯上的“違禮”行為，並非功績。李世民巧妙的為自己和父親隱諱了太原起兵的“違禮行為”，並根據自己和父親在太原起兵中的不同地位和處境，給予不同的榮譽。
關鍵詞：李淵；李世民；太原起兵
太原起兵是創建唐朝的開端，兩《唐書》和《通鑒》均記載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精心策劃的，《資治通鑒》甚至直截了當地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而記載李淵毫無起兵念頭。在聽到李世民要求起兵的意見時，李淵大吃一驚，“欲執世民送官” 。在李世民的一再要求下才無可奈何地對說；“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勉強同意起兵。但目前許多學者認為李淵在太原起兵中起主要作用，牛致功先生在《關于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談到：“就太原起兵這件具體的事情而言，李淵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汪篯《唐太宗》一文中也認為李淵早就有了叛隋之心，而且是太原起兵的策劃者和實施者。
對于兩《唐書》和《通鑒》中貶低李淵在太原起兵中貢獻的原因，胡如雷先生在《李世民傳》一書中就認為“由于玄武門之變時世民誅殺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為了替他的奪權進行辯護，史臣所修的《國史》和武德、貞觀二朝《實錄》，就盡量貶低李淵在起兵中的貢獻，把首義之功過多的歸于世民，兩《唐書》和《通鑒》不免因襲了這種歪曲，故多失實之處。” 汪篯先生在《唐太宗》一文中論述道：“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歪曲地把晉陽起兵的密謀描繪成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說成李唐王業的真正奠基人，使他的皇位獲得近似漢高祖自為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那樣的合法性。” 作為封建帝王的李世民，怎麼能讓史臣任意貶低自己的父親呢！況且李淵是李唐王朝的第一朝皇帝，所以李世民歪曲李淵一定不是為了貶低李淵而抬高自己。
《舊唐書》成書于五代後晉，《新唐書》和《通鑒》均成書于北宋。因此，要弄清楚兩《唐書》和《通鑒》中貶低李淵在太原起兵中作用的原因，首先要弄明白兩《唐書》和《通鑒》的史料來源，後晉劉昫所修的《舊唐書》，主要是根據唐朝實錄國史，《廿二史劄記》卷16《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佚，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而北宋的《新唐書》和《通鑒》的《唐紀》部分，也會遇到如上揭修《舊唐書》的問題，既然三者對太原起兵記述的根據相同，結論一致，必然也或多或少地會反映了唐朝實錄，國史修撰者的曆史觀點。唐實錄，國史修撰者都是唐政府的史官，且李世民十分重視修史，為了進一步控制史官，創立了宰相監修國史的制度。這就使史官很難做到秉筆直書，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圖撰寫曆史。李世民在位期間一再違例要求親看國史和起居注，並為自己辯白道：“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 貞觀十四年（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並在李世民授意下，把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寫成為“安社稷，利萬民”的義舉 。顯然，武德、貞觀二朝的實錄和國史已在李世民授意下被貞觀史臣篡改了，武德，貞觀二朝實錄和國史更多體現李世民的意圖。
那麼，李世民為什麼要歪曲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形象呢？
首先，在儒家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被認為是“大節”，李淵是隋朝地方官，即使隋煬帝殘暴異常，胡作非為，李淵也不能起兵造反，否則，就有失“大節”。李淵太原起兵被認為是以下犯上的“違禮”行為。而李世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胡如雷先生認為“唐太宗的政治理論的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概括為君道二字，而唐太宗所說的君道，其核心內容是傳統儒家‘仁政’、‘仁義’思想及政治原則”。 而且李世民一生非常尊崇和重視儒學，他在即位之初曾經說：“梁武帝君臣惟談空苦，候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在儒、佛、道三家中，他獨獨選擇了儒家，而且把儒學當作不能須臾以離的東西。態度非常鮮明，他同樣認為：“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禦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之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實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
顯然，在儒家和法家之間，他也態度明確地選擇了儒家。同時，儒家又提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孔子運用“春秋筆法”寫《春秋》的影響更是深遠。李淵既是唐朝開國皇帝，又是李世民父親，李世民當然要用“春秋筆法”隱諱李淵太原起兵的“違禮”行為。所以，在李世民授意下，貞觀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淵由主動起兵者改為被動的任人擺布者。隋煬帝因為李淵派人對突厥作戰失利而要逮捕他，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等又設下圈套，使他走投無路，另外還有“李氏當應圖讖” 的輿論配合。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會使人覺得李淵並無意背離隋朝，況且，李淵起兵時還曾揚言“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 呢？這樣一來，李淵真可謂忠臣也。這樣，李世民就文飾了李淵太原起兵的“違禮”行為，把李淵美化為隋朝的忠臣了。
其次，李世民執政後，唐統治並不十分穩固。各地農民起義雖被撲滅，但殘余勢力及影響仍然很大，如貞觀元年九月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 ，“君廓故群盜，勇悍險詐” 顯然，王君廓謀叛是農民起義殘余勢力的活動。又貞觀元年十二月，“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系滿獄” 這顯然是農民起義的余波。為了從思想上鉗制人民反抗，鞏固統治，李世民大力提倡忠義。《貞觀政要》卷5《忠義》有許多關于李世民獎賞忠于隋朝之臣的記載，如貞觀元年，李世民贊揚為隋守節的姚思廉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並贈物三百段，遺書曰：“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 這樣，李世民自然不能宣揚李淵怎樣有計劃有准備地起兵反隋，使人們感到他對隋煬帝不忠。同時，李世民重視曆史作用，“以史為鑒”。而又認為修史是為當時的政治需要服務的，如他曾對監修國史的房玄齡說：“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這樣的看法未免狹隘，但李世民修史的政治目的卻說得十分露骨。那麼，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適應當時提倡忠義的政治需要，把李淵寫成一個為群下所迫，勉強同意起兵的忠隋之臣，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麼，為什麼李世民要把太原起兵這個“違禮”行為歸咎于自己呢？
李世民雖然不好祥瑞，認為吉凶在人，他在即位之初就強調：“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術，若時主昏虐，靈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惡。”認為那些申奏符瑞的表章是“苟陳虛飾，徒致浮詞”，而且每見此類奏疏，“慚恧增懷” 。但他卻宣揚君權神授，他曾說：“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媯薦唐堯之德，元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啟重世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 皇帝本人必須“克明克哲”，但同時也離不開“皇天眷命”，這就把人事同天命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而李世民本人是通過玄武門之變不合法地登上帝位。為了鞏固自己帝位，平定人心，李世民把自己渲染為一個“皇天眷命”的真龍天子。《新唐書？太宗本紀》中記載：“（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太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舊唐書？劉文靜傳》中載：“（文靜）謂（裴）寂曰：‘（太宗）非常人也。大度類于漢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也。’”同時，在拔亂反正，建立唐朝和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攻取霍邑時，同太子建成極力反對回師太原，在太原起兵後走好了第一步；力主西進長安，向西翦滅薛秦，平定了隴西地區；向北大破劉武周、宋金剛，鞏固了唐在河東的統治；在中原地區，敗夏滅鄭，為唐統一全國奠定了堅定基礎；打敗了劉黑闥、徐圓朗的反叛，鞏固唐在全國的統治。在這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中，展現了其卓越的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自然，李世民本人可以說是“克明克哲”。這樣，他就成功地給自己套上了“皇天眷命”、“克明克哲”的光環。他發動太原起兵，是因為隋曆數已盡，自己是秉承天命，取隋建唐，並不是“違禮”行為。
總之，李世民為了適應當時政治需要，把父親李淵描述成“亂世”忠臣，把自己渲染成一個“皇天眷命”、“克明克哲”的真龍天子，這是對唐朝兩位開國皇帝的最高贊揚，不是為拔高李世民而貶低李淵，而是根據兩人的不同地位和處境予以不同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