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問我，學曆史有什麼用？對于這個問題，估計不會有標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簡單：這是我從事的職業。既然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當然需要兢兢業業，認真對待。坦率地說，我個人並無成名成家的念頭，無非是擔心丟了飯碗而已。說得具體一些，作為一名大學教師，當然希望教給學生一些新的東西，以免誤人子弟。正是基于這種考慮，我一直將探索曆史視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且總是覺得很充實。
在大學課堂或是其他場合，我曾經多次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人聰明絕頂，但缺少嚴肅、認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講究“大概齊”，而不是精益求精。記得我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在所住的街區親眼見過一起車禍，一位中年婦女被汽車撞倒，交警來處理善後事宜。在測量車禍過程中各種數據時，警察們個個趴在柏油路面上，一絲不苟地測著每條線，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種距離。當時我突然想到，國內的警察通常是站著用卷尺或皮尺測量，記錄相關的大體數字，就算完成任務了。與日本警察的嚴謹相比，中國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果有一個數字不准確，可能會影響到事故責任的判定。這件小事給我留下了異常強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我經常用這個故事來教育學生，凡事都要認真，否則就會差以千里了。
學術研究同樣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獻來說，很多人自認為讀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實到每個字上時，恐怕誰也不敢說自己完全可以准確地解釋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齊”了。一篇論文中有多達數十處甚至上百處標點、句讀之類的硬傷，居然還有人以為這是高質量的論文，有著“深刻”的思想和見解。誠然，這恐怕只是個別現象，但卻不能不讓人產生這樣的懷疑，連基本史料都讀不懂，難道也會有真知灼見？或許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學術良知和常識的人，大概是不會如此不負責任地作出判斷的。“想法”固然可貴，但弄清事實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有文字的曆史長達數千年之久，越是遙遠的時代，留下來的謎團就會越多。因此，要發現曆史的真相，談何容易。姑且不說史料記載的缺乏，就算加上流傳下來的實物資料和未來不斷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這一點。至少我們對很多事實還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複曆史的本來面目，無論是好，還是壞，我們都必須將曆史上出現過的事情本身盡可能弄清楚。不知為什麼，我們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兩個極端，要麼極好，要麼極壞。舉例而言，古代的政治體制通常被人為地以“專制”、“集權”等詞彙加以界定，在這種體制下，腐敗自然是無法避免的，這種結論無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在我看來，宋代皇帝遠非“專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說君主的權威能否直接滲透到社會的基層，就算在朝廷之內，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為所欲為，這在宋代似乎特別明顯。皇帝需要扮演多種多樣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宮，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幾乎沒有太大的差別，無非是多了些嬪妃、宦官等侍侯皇家的人員而已。因此，他必須謹慎處理“家庭”內外的各種關系，其實，這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與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無親生兒子繼承皇位，比例高達38%左右，若加上太宗的兄終弟及，比例就更高，這在中國帝王時代恐怕是獨一無二的。在父死無子繼的特殊情況下，宋代的皇位傳承還是相對順利的，並未出現大的危機，這不能不讓人驚訝。然而，在表象的背後，卻夾雜著極其複雜的內外因素，各種政治勢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之戲。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後妃干政、宦官擅權等現象，皇帝的“家”穩定而安靜；實際上，宮廷內部的斗爭異常激烈，只是表現方式不一樣而已，否則就不會出現“狸貓換太子”之類的傳說了。這些故事的背後顯然隱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事實，這些從側面也反映出宋代皇宮並不太平。
宮廷之外，皇帝為一國之君，治國安邦是他們的首要任務。然而，單單依靠一人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宋代皇帝必須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將國家機器運轉起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調動各級官員的能動性，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無疑是不現實的。畢竟，每個人是不一樣的，他們能否為君主效力，取決于複雜的因素。正因為如此，作為萬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協調各種利害關系，如君民、君臣之間的關系，等等，而這恰恰是最難的環節，稍有閃失，恐怕就會危及江山社稷。這是曆代君王所必須小心謹慎應對的，宋朝皇帝自然也無例外。
自古以來，學術便帶有濃烈的貴族色彩，通常情況下，似乎只有社會的精英層才有可能成為從事學問者。先秦以前，就有所謂“學在官府”的傳統，然而，如果單純地將這句話理解為官府控制學問，恐怕是片面的。大體說來，應該是社會上有身份、地位之人掌握學問，這種解釋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來，學問是高高在上的。正因為如此，才會曲高和寡，也難免有高處不勝寒之感。
以宋史研究為例，最近數十年來，出版過數量眾多的著作，這些書大概都只有社會精英們才會去閱讀，或者是確實對宋朝曆史感興趣的人才會有雅興去仔細品味一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其實，曆史研究不應該是廟堂之上的學問，更不是專門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抑或是大學課堂上的教材和參考書，而是應該讓每個中國人都能了解曆史，至少從事研究的學者有義務朝著這樣的方向努力。任何國家、民族，如果對自己的曆史都缺乏基本認識，恐怕是難以持續發展的。
事實上，大多數人的曆史知識很多來源于電視、網絡之類的強勢媒體，特別是古裝戲。坦率地說，我很少看這樣的電視節目，因而無權加以評論。然而，從去年以來，受國家廣電總局委托，我審閱過一些電視劇本，由此不得不看一些還沒有進入拍攝階段的曆史劇。應該說，劇本創作人員下了相當的功夫，但從曆史專業的角度來看，很多東西的把握、定位還是不准確的，甚或是錯誤的，更不用說細節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幾乎所有古裝戲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稱呼皇帝為“陛下”、“皇上”，而皇帝則稱呼臣子為“愛卿”。至少在宋朝，口語中通常稱皇帝為“官家”，而“愛卿”在很多場合是稱呼妓女的，皇帝顯然不可能以這種極不雅觀的稱謂來稱呼自己的下屬。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茲不贅述。由此可知，人們從電視、戲曲等所獲得的知識和信息與曆史本身是存在相當距離的，這種狀況無疑需要加以改變。
一直以來，我都有一種奇特的感覺，我們的教育似乎過于功利，即傾向于培養人的專業素養，其實這僅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筆者看來，民族整體素質的改善和不斷提高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惟一出路。記得我曾經跟一個日本朋友談過關于人口素質的話題，我當時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中國參與世界競爭的人口比例能夠達到日本的一半，中國肯定比日本要發達。不知大家是否同意這種看法，或許是我有感而發吧，畢竟中國的人口基數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為中華民族素質的提高盡一份兒心，出一點兒力。
2005年4月9日
于北京師范大學茹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