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童貫等人在把國內搞得混亂無比之時，又極力慫恿徽宗收複燕云十六州。自宋朝建立後，收複燕云地區一直是自太祖以來曆代帝王的夢想。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業，以建立“不朽功勳”。
遼人《出行圖》（反映了契丹貴族漢化日深的情形。）
早在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貫出使遼國以窺探虛實，返程途經燕京時，結識了燕人馬植。此人品行惡劣，但他聲稱有滅遼的良策，深得童貫器重。童貫將他帶回，改其姓名為李良嗣。在童貫的舉薦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紹了遼國危機和金國的崛起，建議宋金聯合滅遼。在李良嗣看來，遼朝肯定會滅亡，宋朝應該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出兵收複中原王朝以前喪失的疆土。徽宗大喜，當即賜李良嗣國姓趙，授以官職。徽宗不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虛榮心極強。如果僥幸滅遼，列祖列宗夢寐以求的燕云之地不就可以收複了嗎？這樣，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從此，宋朝開始了聯金滅遼、光複燕云之舉。
對徽宗這種投機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內外許多有見識的大臣都不以為然，只有童貫、王黼、蔡攸等一幫奸臣異想天開，竭力支持。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劃滅遼之事。隨後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遼之事，雙方展開了秘密外交。在幾經往返之後，雙方就共同出兵攻遼基本達成一致，金國攻取遼國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負責攻取遼國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滅遼後，燕云之地歸宋，宋把過去每年給遼的歲幣如數轉給金國，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後不久，徽宗得知遼朝已經獲悉宋金盟約之事，非常後悔，擔心遭到遼的報複，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遲遲不履行協議出兵攻遼，為後來金國毀約敗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間，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接連攻下遼朝的中京、西京，遼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遼朝的敗亡已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貫帶領15萬大軍以巡邊為名向燕京進發，打算坐收漁翁之利。但這批人馬一到燕京便遭到遼將耶律大石所部的襲擊，大敗而歸。
宣和四年（1122）六月，遼燕王耶律淳死，徽宗見有機可乘，再命童貫、蔡攸出兵。此時，遼涿州知州郭藥師相繼歸降宋朝，打開了通向燕京之路。雖然宋軍一度攻入燕京城，與遼軍展開肉搏戰，但因後援未至，被迫撤退。徽宗親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慘敗告終。
北宋朝廷的腐敗和軍事上的弱點給金人以可乘之機。宣和五年春，金太祖對徽宗派來的使者態度強硬傲慢，並責問趙良嗣，當初宋金兩國聯合攻遼，為什麼“到燕京城下，並不見（宋軍）一人一騎”。談到土地問題時，金太祖背棄前約，堅持只將當初議定的後晉石敬瑭割給遼朝的燕京地區歸宋，不同意將營州、平州、灤州還給宋朝，他辯稱此三地是後唐劉仁恭獻給契丹的，並非後晉割讓。金人態度強硬，宋方毫無辦法。
幾經交涉，金國最終才答應將後晉割給遼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歸還宋朝，條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給遼的歲幣如數轉給金外，另添每年一百萬貫的“代稅錢”。所謂“代稅錢”是指金人規定的由宋朝繳納燕京地區的租稅，實際上是一種賠款。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貫、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區。金兵撤退時，將燕京一帶的人口、金帛一並掠走，留下幾座空城送給了宋朝。童貫、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後還朝，上了一道阿諛奉承的奏章，稱燕京地區的百姓簞食（dānsi）壺漿夾道歡迎王師，焚香以頌聖德。徽宗聞之大喜，即令班師。
收複燕云後，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複燕云碑”樹立在延壽寺中以紀念這一功業，並對參與此次戰爭的一幫寵臣加官晉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勝利喜悅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將降臨。
宣和七年（1125），金兵在俘虜了遼天祚帝後，分兵兩路南下進攻汴京。趙佶嚇得慌忙傳位于欽宗，讓兒子出來收拾殘局，自稱“太上皇”，帶著蔡京、蔡攸父子南逃。後欽宗為穩住皇位，將徽宗接回京城。靖康二年（1127），坐了25年皇位的徽宗趙佶和兒子欽宗一同被金人俘虜北去，被封為“昏德公”。趙佶受盡屈辱折磨，最後死于五國城。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的梓宮（棺材）從金國運回臨安。
汴京的街市
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見杏花，悲從中來，賦《宴山亭》：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者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里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這首詞曾被王國維稱為“血書”，相思極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讀。這使人很容易聯想到南唐後主李煜。徽宗和李煜在藝術上都頗有成就，擅長書法、繪畫、詩詞，在政治上都是昏聵之君、亡國之君，連最後結局也大致一樣，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開封，徽宗在囚禁中病死五國城。徽宗與李後主兩人的個性、經曆，可謂相似至極，也令後人生出無限感慨。
藝術天才：遺留後世的瑰寶
徽宗雖說在政治上昏庸無能，但在藝術方面，卻是中國古代帝王中最富藝術氣質而才華橫溢的皇帝，他廣泛涉獵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在書畫方面的造詣更是無與倫比的。
徽宗禦書“崇甯通寶”銅錢
徽宗天資聰明，從小就對書畫情有獨鍾，到十六七歲時，已經成為知名度極高的藝術家。即位前，徽宗經常和駙馬都尉王詵、宗室趙大年（趙令穰）以及黃庭堅、吳元瑜等人交往。這些人都是當時頗有成就的書畫高手，對徽宗藝術修養產生了重要影響。史稱徽宗“能書擅畫，名重當朝”，評價之高，不難想見。
徽宗即位後，多方收集曆代名書佳畫，臨摹不輟，技藝大進，成為當之無愧的畫壇巨匠。其繪畫注重寫生，以精致、逼真著稱，其觀察生活細致入微，尤精于花鳥。宋人鄧椿在《畫繼》中稱贊他的畫“冠絕古今之美”，這種看法還是客觀公允的。
現存徽宗的畫比較多，其代表作有兩幅：一是《芙蓉錦雞圖》，絹本，描寫了花枝和禽鳥的動態，芙蓉把錦雞壓得很低，錦雞卻在注視著翻飛的蝴蝶，三種景象連在一起，構成了興致盎然的整體效果。故宮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價格高達人民幣50余萬元；二是《寫生珍禽圖》，它是已知徽宗的作品中沒有任何爭議的精品，是徽宗創作成熟時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藝術、文物和收藏價值非常高，這幅畫于2002年被人以2500余萬人民幣拍走。 徽宗不僅擅長繪畫，書法也有很高的造詣。其書法在學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礎上，兼容並蓄，自成一家，稱“瘦金體”。其筆勢瘦硬挺拔，字體修長勻稱，尤精于楷書、草書，狂草也別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灑脫，如疾風驟雨，似驚濤駭浪，較楷書更為出色。“瘦金體”與李煜的“金錯刀”交相輝映，堪稱中國書法史上耀眼的雙璧。徽宗流傳至今的瘦金體書法作品比較多，代表作有：草書《千字文》，作于政和二年，時趙佶41歲。其筆勢奔放流暢，跌宕起伏，一氣呵成，頗為壯觀，絲毫不亞于唐代草書書聖張旭與懷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紈扇七言詩》，上寫有“掠水燕翎寒自轉，墮泥花片濕相重”14個字，其筆法婉轉秀麗，連貫如龍蛇，也是一份珍貴的曆史文物。
徽宗不僅創作了大量的書畫精品，還積極推動北宋文化藝術的發展。其中值得稱道的就是對翰林書畫院的重視。宋初以來，供職于書畫院之人與其他部門相比地位頗低，就連服飾也與其他部門同等官員不同。徽宗不僅建立、健全畫院的各項規章制度，還相應地提高了畫院的政治地位。崇甯三年（1104年），徽宗下令設立了專門培養繪畫人才的畫學，後並入翰林書畫院。畫學專業分道佛、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說文解字》、《爾雅》、《方言》、《釋名》等課程。畫院也有嚴格的考試，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詩句親自命題，諸如“竹鎖橋邊賣酒家”、“踏花歸去馬蹄香”、“嫩綠枝頭紅一點”，等等，精巧別致，頗具魅力和想像空間。
徽宗還經常親臨畫院指導。據《畫繼》記載，宣和年間，徽宗建成龍德宮，特命畫院里的高手實地畫龍德宮的牆壁和屏風。畫完後，徽宗前去檢查，唯獨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問這是誰的作品，隨從告訴他是新進畫院的一少年所作。徽宗聽了很高興，不但賞賜紅衣料給這位少年，還連連稱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請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畫好，因為隨著四季、早晚的變化，花蕊、花葉完全不同。這幅畫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時候開放的，花蕊、花葉一點不差，故厚賞之。在旁的畫家聽了徽宗對這幅畫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與極具鑒賞力的評判，莫不歎服。還有一次，宮中宣和殿前的荔枝樹結了果，徽宗特來觀賞，恰好見一孔雀飛到樹下，徽宗龍顏大悅，立即召畫家描繪。畫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刻畫，精彩紛呈，其中有幾幅畫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觀後說：“畫得不對。”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以。幾天過後，徽宗再次把畫家們召來詢問，但他們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說：“孔雀升高先抬左腿！”這時畫家們才猛然醒悟，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徽宗觀察生活之細膩。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畫院和畫學取得了巨大成績，一方面培養了諸如張希顏、孟應之、趙宣等一大批優秀的畫家；另一方面開創了北宋繪畫的新境界，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里程碑。學術界有“北宋繪畫，實為中國最完美繪畫”的美譽，這與徽宗酷愛並重視藝術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圍有直接關系。
徽宗《夏日》詩徽宗在位期間，不僅禮遇畫院，還廣泛收集古代金石書畫，珍視藏書。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後，擄去徽宗的乘輿、嬪妃，他都未嘗動色，當索要他館藏的書畫時，“上聽之喟然”。由此可見，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書畫。宣和年間，徽宗令人將禦府所藏曆代書畫墨跡編寫成《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並刻了著名的《大觀帖》。這些對豐富繪畫理論和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中國曆代帝王中嗜好收藏書畫並參與創作者不乏其人，但沒有人像趙佶那樣將個人對藝術的追求如此廣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社會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趙構，在治國理政上沒有多少令人稱道之處，但也許是受他父親的影響，趙構從小便酷愛書法，最終也成為宋代傑出的書法家。像趙佶、趙構這樣的父子皆為皇帝、大書法家的，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徽宗治國固然不得要領，甚至一無是處，但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說，他在中國書法和繪畫史上都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