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朝廷:“泥馬渡康王”的傳說



大凡開國帝王,都會有不同于常人的傳奇,人們由此對他們“真命天子”的身份確信不疑,趙構也不例外。南宋民間流傳著“泥馬渡康王”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趙構。故事情節十分簡單,但卻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一說北宋末年,時為康王的趙構赴金營為人質,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趙構脫逃,逃至磁州時,夜宿崔府君廟,夢神人告知金兵將至,趙構驚醒,見廟外已備有馬匹,遂乘馬狂奔。這匹馬居然載著趙構渡過黃河,過河後即化為泥塑之馬。

趙構赴金營為人質,曆史上確有其事。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已經攻至開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親王、宰相為人質,方可退兵。欽宗命康王趙構前往金營。接下來的事情就與傳說的內容完全不一樣了。在金營被軟禁了20余天後,幸運降臨到了趙構的頭上。金人不知出于什麼原因,懷疑趙構不是親王,將其遣返,而不是像故事中那樣,押著趙構北上,所以趙構根本無須逃跑。欽宗只好命肅王趙樞代替趙構,赴金營為人質。在欽宗答應割地、賠款等要求後,金人暫時撤軍,肅王卻沒有被放還,而是被擄北去,當了趙構的替死鬼。

另一說為南宋初年,趙構已經即位,朝廷遷到揚州,金兵大舉南下,前鋒即將攻到揚州城下,趙構事先沒有得到戰報,此時聞訊,連夜倉皇出逃。他怕追兵趕上,藏匿在江邊神祠內,月光下忽然發現祠中泥塑馬動了起來,于是乘騎此馬渡過長江,逃到了杭州。

和前一個版本相比,後一個版本的真實成分似乎更大一些,除了緊扣故事主題的“泥馬渡江情”節外,其他情節都有據可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趙構在應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權,是為宋高宗。金人得知趙構重建趙氏政權,馬上開始了新一輪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趙構立足未穩,將其一舉消滅。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金朝分兵攻宋。高宗內心惟恐重蹈靖康之變的覆轍,不顧主戰派大臣和將領們的反對,于十月將朝廷遷至揚州。建炎三年二月,宗翰派兵奔襲揚州,攻陷天長,前鋒距離揚州城僅有數十里。高宗此時正在後宮尋歡作樂,乍聞戰報,慌忙帶領少數隨從乘馬出城,急馳至瓜洲渡江逃跑。這次突如其來的驚嚇也給趙構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他從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宋代樓船其實,這兩個版本的內容大同小異,只是在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時間上出現了分歧,前者在北,後者在南;前者為即位前,後者為即位後。傳說固然都是些杜撰附會,甚至是無稽之談,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曆史的真實。“泥馬渡江”故事的地域和時間跨度,正顯示出趙構在北宋末南宋初的這段時期內從北到南、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即位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趙構和大臣在寒冷的曠野中燒柴溫飯,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發生兵變。扈從保駕的禦營司將領苗傅、劉正彥等人因不滿宦官的胡作非為,包圍行宮,誅殺宦官,脅迫高宗讓位于年僅三歲的皇子趙旉,由哲宗孟皇後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兵變曆時兩月,後由韓世忠起兵平叛,高宗複辟。僅僅過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長江防線,直撲宋廷所在地杭州而來。高宗退無可退,只得入海避敵,在溫州沿海漂泊了4個月之久。前有惡浪,後有追兵,衣食物資也無法及時得到供給,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狀可想而知。一次,高宗饑餓難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備,只好以5枚炊餅進獻,趙構居然連吃了三枚半,原本養尊處優的他方才真切地體味到饑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這一切似乎並未磨礪出趙構堅韌的意志,也沒有激發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經在金營作人質的經曆,讓趙構親眼目睹了金兵的強悍和凶殘,每當想起,他還心有余悸。他拋棄了父兄被擄、國土淪陷的國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奮戰的軍民,甯可忍受道路風霜,只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高宗還時時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營,在國書中竟然自稱“康王”,說自己未得金朝允許黃天蕩之役就登基稱帝,實為大錯,現在甘願放棄帝位,向金朝稱臣。卑躬屈膝、搖尾乞憐之態躍然紙上。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擋不了金兵繼續南下,倒是南宋廣大軍民的奮起抵抗,使金兵屢遭挫敗,加上江南氣候潮濕,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騎兵作戰,金軍主帥完顏兀術決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軍民的不斷攻擊。撤至鎮江時,宋將韓世忠率水師截斷了金兵的歸路,將其逼入建康東北70里處的黃天蕩,宋軍以8000人的兵力包圍10萬金兵。雙方相持48天,金兵屢次突圍均告失敗,最後用火攻才打開缺口,得以撤退。兀術大軍剛逃出了韓世忠的包圍,抵達建康,又遭遇岳飛所部阻擊,又被打敗,岳飛收複建康。金軍此後再也不敢渡江。

建炎四年四月,高宗在海上獲悉金兵北撤,才從溫州經明州回到越州。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運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員、軍隊集中此地,物資供應無法得到保證。相比之下,高宗對逃難時曾經停留過的臨安(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錯,金人的騎兵無法馳騁,大大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又地處魚米之鄉,物產豐富,基本可以滿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來,杭州經過了長期的開發建設,已經一躍成為繁華秀麗的“東南第一州”,它對于剛剛飽經流離之苦、熱切渴望安逸生活的高宗來說,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紹興二年(1132),高宗遷都杭州,南宋朝廷終于獲得了喘息之機,初步在東南站穩了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