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54節:仗義疏財為梅郎(1)

仗義疏財為梅郎:

梅蘭芳的“錢口袋”馮耿光

梅蘭芳一生事業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結交了一批得力的朋友。

他在劇目上離不開齊如山;在藝術表演上離不開王瑤卿;在經濟上(總體規劃上)則離不開馮耿光。

他們三人可說是輔佐梅蘭芳的最大功臣,而在三人之中,數馮耿光對梅蘭芳一生的事業影響最大。

梅蘭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書中充滿感情地提到他和馮耿光之間的友誼:“我跟馮先生認識得最早,在我14歲那年就遇見了他。

他是一個熱誠爽朗的人,尤其對我的幫助,是盡了他最大努力的。

他不斷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勵我、支持我,直到今天還是這樣,可以說是40余年如一日的。

所以在我一生的事業當中,受他的影響很大,得他的幫助也最多。

這大概是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的。”誠哉斯言!

梅蘭芳14歲時附學于喜連成戲班,認識了他平生最大的貴人馮耿光。

關于這段掌故,穆辰公的《伶史》(1917)上說:“……諸名流以其為巧玲孫,特垂青焉,幼薇(按:馮耿光)尤重蘭芳,為營住宅,卜居于蘆草園。

幼薇性固豪,揮金如土。

蘭芳以初起,凡百設施,皆賴以維持。

而幼薇亦以其貧,資其所用,略無吝。

以故蘭芳益德之。

嘗曰:‘他人愛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馮侯乎?’”另外在日人波多野乾一所著的《京劇二百年曆史》(1926)上也有“樊增祥、易順鼎、羅癭公、召南、馮耿光諸氏,謂蘭芳為巧玲之孫,極力捧場。

幼薇尤其盡力,為營住宅于北蘆草園。

凡有利于蘭芳者,揮金如土,不少吝惜……”的記載。

而陳定山在《春申舊聞》中更說:“尤其馮幼偉(耿光)對于蘭芳的提攜保抱,恨不得含在口里。

後來梅、馮都遷居上海,梅已是40歲的人了,二人還是形影不離,任何方面請客,請梅必請馮,梅偶爾離座,馮便四邊找尋,口稱:‘畹華,畹華!’急得要死。

蘭芳半生唱戲所得,都由幼偉替他悉心調度,買了中國銀行股票,後金融崩潰,股票不值錢,梅半生積蓄,全在此處坍台。

但梅對馮的親尊,依然如舊,從不曾聽他有過半句怨言。”

馮耿光(1882-1966),字幼偉、幼薇,排行老六,又稱馮六爺,廣東中山縣人。

早年留學日本,為士官學校二期生,與蔡鍔、蔣百里、唐在禮等為前後期同學,並與孫中山結識。

學成歸國後,任清禁衛軍騎兵標統。

宣統元年,清廷改制,設軍諮府,該府大臣為宣統皇帝的七叔載濤。

濤貝勒善養馬,精騎術,故選調騎兵科出身的馮耿光為第二廳廳長,因此馮耿光與總務廳廳長馮國璋私交不錯。

民國以後,馮耿光先後擔任陸軍部騎兵司長、山東臨城礦務局督辦、總統府顧問。

1915年11月,袁世凱恢複帝制,蔡鍔在云南通電反對袁世凱稱帝,馮耿光受梁啟超之托,去南京策反任上將軍的馮國璋,馮國璋乃通電逼袁退位。

1917年7月,張勳複辟失敗,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理總統,他請馮耿光當陸軍次長,馮耿光以自己不適宜做行政官為由婉辭。

馮國璋說:“不願做官,辦銀行如何?我請你擔任中國銀行總裁。”于是,馮耿光棄戎投入財界,任中國銀行總裁,一干就是十年。

與當時的銀行界淵源頗深的孫曜東回憶說:“馮耿光所以能長期主金融,與他的資曆和頂頭上司有關。

馮是國民黨元老許崇智的同學,許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時就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任福建武備學堂總教習,參加了辛亥武昌起義,北伐戰爭後擔任代理陸軍總長和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而馮耿光長期擔任他的參謀長。

基于這種關系,蔣介石讓馮耿光長期主持中國銀行。”馮耿光後來受到宋子文排擠,轉任新華銀行董事長,並任北平戲曲音樂分院院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解放後,任中國銀行董事及公私合營銀行董事、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本段內容參考了學者葛獻挺在上世紀60年代初親訪已經八十高齡的馮耿光所得的資料,在此致謝。)

馮耿光為人正直,有愛國心,尤其喜愛皮黃。

他結交梅蘭芳,固然是出于對京劇的愛好、對人才的愛惜,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出梅蘭芳有著不同于一般梨園行出身的人的氣質,因此他才傾力扶助梅蘭芳成為一個在藝術史上劃時代、可以躋身于世界名人之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