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載留須罷歌舞：
梅蘭芳的蓄須明志
齊如山在《我所認識的梅蘭芳》一文中，有一段談到梅蘭芳的氣節說：“‘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以溥儀為傀儡，在東三省成立滿洲國。
在未成立之前，日本人即使中國人來找他，請他于滿洲國成立之日去演幾天戲，以志慶祝，戲價定可極力從優，安全絕對保險。
他當然不去。
如此交涉了幾次，這個中國人說：‘你們梅府上，三輩都受過清朝的恩典，樊樊山先生他們且有“天子親呼胖巧玲”等等的這些詩句，是人人知道的。
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們自然應該前去慶祝，且此與演一次堂會戲，也沒什麼分別，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得很好，他說：‘這話不應該這樣說法，清朝已經讓位，溥儀先生不過一個中國國民，倘他以中國國民的資格慶壽演戲，我當然可以參加。
如今他在敵人手下，另成立一國，是與我們的國家立于敵對的地位，乃我國之仇，我怎麼能夠給仇人去演戲呢？’該人又說：‘那麼從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說：‘這話更不能說，若嚴格地說，清宮找戲界唱戲，一次給一次錢，也就是買賣性質，就說當差，像中堂、尚書等或可說受過恩，當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嗎？我們還不及當當小差使的人，何所謂恩惠呢？’該人無言，事遂作罷。”由此可見梅蘭芳對于民族氣節是如何地看重！
1932年3月，梅蘭芳為淞滬抗戰受傷戰士籌集醫藥費，在北平義演了三天。
同年春，日軍逼近山海關，梅蘭芳舉家從北平遷居上海。
遷滬後，梅蘭芳全家在上海法租界的滄州飯店暫住了一年之久，之後決定租房居住。
梅蘭芳提出了“地段不要太熱鬧，房子不要太講究”的覓房條件，幾經選擇，最後租下了馬斯南路121號（今思南路87號）上的一幢中檔花園洋房定居。
其時梅劇團仍留在北平，每年只有一次在上海或到外埠演出。
1935年，梅蘭芳作為文化、友誼的使者，對蘇聯進行了一次意義深遠的訪問。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不久，日寇占領上海，梅蘭芳堅決不再登台。
此時他的生活十分困難，除了兩個孩子外，還要供養他的師伯、師叔和老弱病殘的師兄弟，共有二三十口人要靠他吃飯，于是他只能靠典當度日。
與梅蘭芳多年合作的伙伴馬少波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曾有一個偽裝好人的漢奸多次登門糾纏說：‘演幾場普通的營業戲和政治毫無關系，您現在坐吃山空，生活很不寬裕，只要梅老板出來演一場，一百根金條馬上送到府上！’梅蘭芳和幾位老友商量，有的說：‘雖然上海陷落，為了養家糊口，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我們唱戲的唱幾場營業戲，是給老百姓看的，又不是為敵人演出，有什麼關系呢？’這時馮耿光慷慨陳詞：‘雖然演的是營業戲，可是梅蘭芳一出台，接著日本人要你去演堂會，要你去南京、東京、滿洲國演出，你如何回絕呢？’大家各抒己見，莫衷一是。
梅蘭芳一言不發，只身走向二樓的臥室。
大家在樓下客廳等候多時，不見他下來。
于是，梅夫人和馮耿光上樓看個究竟。
見他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大口大口地吸煙，正在默默沉思，茶幾上的煙灰缸里煙蒂成堆。
梅夫人在1957年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我們家的大主意都是大爺自己拿，這一回我可是插了句嘴，我悄悄地提醒他：“這個口子可開不得！”還真和他碰心氣了，他當時把香煙一下子掐滅，立起身來大聲說：“我們想到一塊兒了，這個口子是開不得！千里金堤，毀于蟻穴，我們不能上這個當！”這才立刻回絕了那個漢奸，並且托馮耿光安排逃離上海奔赴香港的計劃。
’”
在“孤島”上海，梅蘭芳不時受到日偽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騷擾。
他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
因此，當香港方面向他發出邀請後，他便毅然率領梅劇團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
演出結束，梅劇團成員北返，梅蘭芳卻在香港住下了，住在干德道一所公寓。
據當時任職于香港交通銀行的許源來說，梅蘭芳平時深居簡出，只和少數幾位要好的朋友往來。
他請了一位英國老太太在家補習英文。
每天除了借著電台的播音緊密地注意戰事消息以外，戲曲、音樂也是他經常收聽的節目。
為了不使自己發胖，梅蘭芳還每周同舞蹈教師去一家俱樂部打上兩三次羽毛球。
晚上，梅蘭芳把大部分時間用在繪畫和為照片著色上。
給照片著色，是梅蘭芳的一種新的喜好，同時也展現了他的繪畫功力。
有一天，梅蘭芳正在繪畫，一位朋友的夫人拿來一張照片問他能不能給照片著色，梅蘭芳看了看照片，說：“可以。”這本來是一時興到的游戲之作，可是他著筆細膩、敷色淡雅，絕不是一般喜用大紅大綠、專事色彩堆砌的俗手所能企及的。
照片描好了，朋友的夫人看到照片後，非常驚訝地說：“這哪是照片啊！簡直就是一幅絕妙的古代仕女圖了。”此後就有好多朋友拿照片請他著色，畫了差不多二三十張。
另外他喜歡畫飛鳥、佛像、草蟲、游魚、蝦米和畫外國人的舞蹈。
有時他獨自拉二胡，複習和研究自己的唱腔。
有時由許源來吹笛，複習幾段昆曲，但總是把門緊閉，拉下窗簾，避免引起外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