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危機時刻,初握權柄 第8節:5。熱河西狩,攜妻帶子大逃亡(1)

5。熱河西狩,攜妻帶子大逃亡

《南京條約》後的第十二年(1854年),英國按照約定,向清廷提出了18項修約要求,其中的頭一項就是要求派公使駐京,這種嚴重侵犯“夷夏之防”的“無理”要求,當然遭到清廷的斷然拒絕。

但英國仍不死心,1856年它又聯合法國和美國提出要派遣使節駐京,並建議中國派代表分駐倫敦、巴黎和華盛頓,但再次被清廷嚴拒。這下英國人火了,他們已經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嘗到甜頭,這次也絕不會善罷甘休。

在公使駐京的問題上,如果把鏡頭倒回一個半世紀,自以為是的天朝和時代潮流的確格格不入了。在當時的歐洲,在30年戰爭結束並簽訂了《威斯特里發里亞和約》後,歐洲各國互派公使已經成為通常慣例,而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也對外交人員的地位和權利作了詳細的規定。至少在19世紀的歐洲社會里,誰也不會為互派使節這樣的問題大動干戈。

當時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中外禮儀的沖突。早在乾隆時候,英國就派出特使馬戛爾尼前來中國商議派駐公使的問題,但因為馬戛爾尼不肯向乾隆下跪,遠道而來的英國人吃了個閉門羹。如今,洋人舊事重提,他們要將公使派駐北京與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禮、實行平等外交;而且這些洋人還要覲見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們的眼中,實在是可忍孰不可忍!

互派公使這種在歐洲極為尋常的事情,對清廷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不要說當時的清朝皇帝和大臣們不知道這種國際慣例,即使他們知道,也是斷不肯接受的。在他們想象中,這些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豈能隨意覲見至高無上的天子?這不意味著高高在上的天朝從此以後就要和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嗎?因此,互派公使絕不可行,夷夏之防斷不可開!

但是,可怕的夷人還是來了,他們帶著堅船利炮,張牙舞爪地來了。1856年10月,英國艦隊炮轟廣州;1857年12月,英法聯軍攻占廣州;1858年4月,英法艦隊北上天津,陳兵津門,擺出一副戰爭的架勢。在外國軍隊的壓力下,咸豐只好答應談判,最後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並規定該條約在各國君主簽署後,一年內在北京換約。

本來這事到這里就結束了,畢竟清廷當時還有一個更為危險的心腹大患(太平軍)需要對付,但在1859年英法兩國來北京換約時突然節外生枝,這便是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的問題。朝廷一些大臣堅決反對外國公使進駐北京,而咸豐對此也很不滿意。

但是,自恃堅船利炮的英法兩國並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他們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進京換約,而是派艦隊經白河強行入京。由此,清軍和英法聯軍在天津大沽口發生了激烈沖突。在這次戰役中,過于輕敵的英法聯軍遭遇重創,清軍共擊沉擊毀英法兵船12艘,英法軍隊傷亡400多人。

這下事情鬧大了。一年後(1860年),英法聯軍組成了一支25000人、戰艦和運輸船200多艘的聯軍,在英國額爾金勳爵的指揮下,氣勢洶洶地卷土重來。這一次,清軍沒有續寫輝煌而是連戰連敗,僧格林沁親王所率的軍隊在遭受重大損失後西撤通州,隨後天津陷落,北京門戶洞開。

這一年的六月,天象不吉,熒惑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學稱之為“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這可不是個好兆頭。鑒于清軍的孱弱、京城難保安全的形勢,僧格林沁密奏咸豐說,清軍恐怕難有取勝英法聯軍的把握,當下之計,是請求咸豐以“巡幸木蘭”的名義前往熱河行宮,暫避洋人的鋒芒。

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帶,這里離北京有200多里,周圍群山起伏,樹木郁郁蔥蔥,更有熱河蜿蜒流淌,山色風光,可謂是美不勝收。早在康熙年間,這里便建立行宮,清朝的皇帝們也往往把這里當成消閑度夏的勝地,所以這里又被稱為“避暑山莊”。在熱河以北約400里的地方設有圍場,每到秋天草葉枯黃、野獸肥壯的時候,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們前去圍獵,稱為“秋狝”(今河北省圍場縣)。

僧格林沁關于“巡幸木蘭”的建議,說白了,就是要咸豐快快離開北京、逃到熱河避暑山莊避難去罷了。咸豐對此心領神會,隨後便將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給朝廷的王公大臣們討論,希望他們能順著僧格林沁的想法,籲請盡快巡幸木蘭,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熱河。

也許是不了解真實的軍事情況,或者是覺得天朝的尊嚴不能褻瀆,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們竟然對“巡幸木蘭”的建議大加反對。首先是軍機大臣、大學士周祖培上奏咸豐,說北京城高牆厚,洋兵勢難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熱河那里一馬平川,更是難以防禦;既然洋人能從天津打到北京,那當然可以從北京追到熱河。不僅如此,周祖培還舉出曆史上的教訓來警告咸豐,說一旦皇上離開北京出走的話,勢必導致人心渙散,到時候發生“土木堡之變”,也不是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