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鋒成為全國的學習對象後，他在小學時候的一些好人好事也被挖掘出來，真假莫辯，不過動機都是純正的，因為中國人認為一個好人是在他小時候就已經有體現的。這些雷鋒小時侯的好人好事有諸如：在學校門前的荷葉壩上有條又長又窄的石板橋，每逢刮風下雨，橋下水大流急，有些同學不敢過，每當這時，雷鋒都主動到石板橋邊接送同學，年幼的同學他總是一個一個背過橋去；雷鋒有次在上學路上看見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在山坡上摸索著砍柴，突然腳踩空了，摔倒在地，雷鋒急忙上前扶起這位沒兒沒女的孤獨老人，從此經常利用課余時間幫助老人砍柴、擔水、說說話。
但小學時期的雷鋒也並不是那麼的完美，他的學習成績就不是名列前茅。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叫《雷鋒新論》的書，作者經過考證認為：雷鋒上學比較晚，錯過了某方面智力開發的黃金年代，這造成雷鋒在校學習時十分吃力，學習成績總是不理想。如他的小學最高分數只得過90分，還未有過百分的記錄，並不是班里學習成績最拔尖的。教過雷鋒的老師也回憶說，那時雷鋒學習很用功，而有的學生不如雷鋒用功但學習成績有時確比雷鋒成績好。
不過，雷鋒在讀小學時，就已經得到過望城縣委的獎勵，這應該是他一生中獲得無數獎勵中極為珍貴的一次。當時國家提出要在5年或者7年內基本掃除全國文盲，要求農村文盲至少要學會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等200到300個字。1955年下半年，安慶鄉也組織夜校，開展文化“掃盲”活動。雷鋒于是主動請求來教語文。為了教會那些大字不識的老鄉，上過學的雷鋒想出了一些招數，例如把農村的俗語編成順口溜，什麼“李一嬸插秧，一天二畝”，“鍾二叔打谷子，一擔二百斤”諸如此類，這樣的效果非常明顯。由于他的教學成績，雷鋒被評為望城的“模范群教”，成為他得到的第一次縣級獎勵。這個獎狀書是雷鋒在小時候就很優秀的實證之一。
0472-51956年7月，雷鋒（前排右5）在荷葉壩小學畢業時與老師同學們的合影。
1956年7月15日，是雷鋒所在的荷葉壩完全小學第一屆第一班高小學生畢業的日子。全班47個同學，絕大部分都想升學，考取望城一中。
當時的中國農村正處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大變革時期，以農業為本，農業合作社剛剛成立，國家號召具有高等小學文化程度的學生直接下到農村去，支援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雷鋒所在的安慶鄉政府也是希望能有一批高小畢業的有文化的人參加農業生產，因為當時鄉里5個生產隊的范圍內，只有一個人能夠讀報紙，據鄉長彭德茂說，“還是個富農的兒子，找一個記工員和隊會計都十分困難。”當地的省報《新湖南報》也正在頭版發表“向馮健同志學習”的文章，馮健是個要求先進的女青年，在高小後回到農村養豬，被評為省里的養豬模范。她的事跡引起了雷鋒的注意。
雷鋒的小學同學、當時的學生會主席潘春華對雷鋒要求下鄉那段經曆記憶深刻：在畢業典禮上安排了幾個同學發言，本來沒有安排發言的雷鋒突然跑上講台，搶過話筒，激動地講出一番話，他在全體畢業生面前做出了一個決定：下鄉去做一個新式農民。雷鋒說，他心甘情願地回鄉，不但因為他本是農民的兒子，更是為了報答新中國使他翻身成了國家的主人，有了上學的機會，他不考初中也不進城當工人，而是要做一個新時代農民，把學到的知識奉獻給家鄉……第二天，雷鋒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少先隊主辦的黑板報上，幾乎占滿了整個版面。
後來，在雷鋒那一屆的畢業生中，有30多名同學考取了望城一中。本來完全有能力也考上中學的雷鋒，則回到了簡家塘村，當上了一名記工員。
這一年，1956年的政治氣候，在看似平靜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到這一年年底，中國的農村已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有部紀錄片中這樣描述社會主義的新農村：“每片平原，每座高原，每個舊日的窮鄉僻壤，現在都歡騰起來了，千條川萬條河彙向大海，五萬萬農民邁著大步奔向社會主義社會，幸福生活的種子已經深深的埋在全中國的無邊無際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