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在科考失敗之後的詩歌創作，已具有明顯的"俗趣"特點。被譽為啟蒙思想家的李贄，吸收王守仁學說（尤其是王學中王畿一支）和禪宗思想的若干成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成為反思和批判傳統的有力武器。對于禁欲主義和假道學，李贄的抨擊不遺余力，其言辭之犀利，為曆來所罕見。②
李贄主張男女平等，他指出婦女的所謂"短見"，並不在于她們的智商比男人低，而主要是她們的生活受到多種限制的結果。
俗文學（包括色情文學）的興起，一方面是市民階層崛起的強烈信號，同時也是明朝廷長期對意識形態領域施行高壓禁錮政策的必然反叛和絕妙諷刺。以李贄、徐渭、湯顯祖、馮夢龍等為代表的反叛傳統文化模式、沖擊封建道德禮教的早期啟蒙思潮，孜孜追求人格獨立，爭取思想自由，憧憬人倫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至尊至聖"為冠冕的教條，憎惡那種吞沒個人真情實性的欺世盜名的假道學。他們高舉尊"情"反"理"的旗幟，要求將真實情感與人物個性作為文學創作的主要基礎，認為只有將人們的"喜怒哀樂嗜好情欲"寫進作品，作品才具有靈性和生命。如袁黃在《情理論》中提出："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嘗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騖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馮夢龍則對六經提出特殊的解說："六經皆以情教也。"又說："世儒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古者聘為妻，奔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為情，則貞為非情也。"湯顯祖也堅決反對以"理"格"情"，責問："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③袁黃、馮夢龍、湯顯祖等都是身體力行的通俗文學大家。他們將矛頭直指非情之"理"，要求解除封建倫理對人性的束縛，對當時文學風氣的影響極大。通俗文學創作到明末達到新的高潮。著名為"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詞話》和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的推出，湯顯祖劇作《牡丹亭》的巨大成功，以及由馮夢龍整理、編著的大量通俗文學的出版等，便是其重要的標志。
與思想文化領域"以情反理"、通俗文學繁榮交相輝映的是，明末江南一帶薈萃了大批風流才子。鱗次櫛比的秦樓楚館滋潤著明末綺麗而獨特的青樓文化。文人與青樓的結合是產生美女的重要土壤。在中國美女史上名頭很響的"秦淮八豔"，便是在與江南眾多文人名士的耳鬢厮磨中誕生的。
明武宗時的唐寅（唐伯虎）被認為是明正德年間最"放蕩不羈"的風流才子。他的形象只要看過評書《唐祝文周四傑傳》以及周星馳主演的搞笑影片《唐伯虎點秋香》，一定印象深刻。他在《桃花庵歌》里公然宣言："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在花下眠……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邊貢被劾罷歸，"日與豪士浮白倡和，醉則兩妓肩扶，歌于途，觀者如堵，不為怪"。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