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聽我和霍英東交談的43盒錄音帶，那歡悅的傾心交談的日子曆曆在目……
我與霍英東先生的接觸，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後的半年間，我和霍英東平均每周見面一次，有時是在他位于山頂的家里，有時是在香港赴廣東南沙和廣州的途中，有時是在他屬下的廣州白天鵝賓館、貴賓樓，有時是在深水灣鄉村俱樂部、高爾夫球會，更多的時候，是在中銀大廈霍氏集團會議室和中華游樂會的西餐廳。期間，霍先生曾經幾次出國訪問，但幾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約我交談。在交談中，霍英東多次表示：“現在時間不夠用，花那麼多時間跟你談之後，我再也不會接受別的人采訪，寫我的自傳、回憶錄或者傳記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聖誕節前，我的《霍英東全傳》有了一個初稿。我是用筆寫作的，我很感激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位在工余時間，用幫我將30多萬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將打印稿在聖誕節前交給霍英東，征詢他的意見。
那3天聖誕假期，霍英東隨身攜帶厚厚一大疊《霍英東全傳》書稿到廣州從化縣溫泉度假中心看。
半個月後的一個晚上，約莫是深夜12點鍾，霍英東打電話到我家找我，說：“我正在番禺，剛剛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關于‘東方海外’的，所講的都是事實，但可能這時公開不太適合。所以給你電話，等我返來，我們見面談一談……”
知道我家電話的人不多，深夜打電話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東有個習慣，就是晚睡，睡前還要處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幾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電話。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興致一來，或突然間想到什麼問題想找我談，也往我家里打電話。
第三天，我和霍英東相約在中華游樂會西餐廳見面。那天，霍英東的私人秘書何先生亦在場。我問何：“聽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書)說影印了一份稿給你看，不知有什麼意見？”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寫得當然很好，是很高級的一本書，明顯與街邊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過，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間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國人在最後一年要玩什麼。我們要為霍生的處境著想。”
何先生的這番話，我是能接受的。我寫傳記，當然不會刻意為傳主塗金抹粉，為他歌功頌德，但也不希望給他添麻煩。
之後，大約有半年時間，我和霍英東還是10多天見一次面。每次見面，他都是反反複複地談那些我已經聽膩了、幾乎可以背誦出來的陳年往事；但有幾次，他也提到《霍英東全傳》。我的錄音帶里記錄著他說的一段話：“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為我抹粉貼金，但事實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曆史，才這樣寫。(我)這種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東喜歡與我交談，每次見到我，總是滔滔不絕。我記得有一個周末，我們在一個地方(不記得是在哪里了)交談完之後，已接近深夜12點鍾，霍英東的一個兒子(一直沒問他是顯揚，還是顯旋、顯光、顯強？)開車送我回家，霍英東也在車里，我們在車里一直交談。到了我家樓下，車已停下，但霍生意猶未盡，繼續在車里與我交談；約15分鍾之後，他才說：“那好，今天就說到這里。明天，唔知你有無事？如果沒事，我再打電話給你，大家再談一下……”
我認為，霍英東喜歡與我交談，可能是因為我從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曆史和時政的，對這方面的情況略有所知，所以我們有不少話題可以談。交談中，霍生時常就一些和香港的時政問題征求我的意見，而我也是盡自己所知，談自己的見解。這種交談是雙向的。據聞，以往有不少記者、采訪霍英東，都是霍英東說什麼，對方記什麼。我想，尤其是當霍生登上政壇之後，對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諾諾)的人可能更多。每個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這種方式未必是對的，這只是個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東很重視這部《霍英東全傳》。自我將書稿交給他以後，他去公司上班，到中華游樂會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廣東、北京、、……他都將書稿帶在身邊，一有空，就拿出來看。正因為他隨身帶著這份書稿，所以時常跟著他的王甯世(霍在北京的秘書)、霍文孫等人，也有機會看完了這些稿子，他們幾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甯世說：“老板每次來北京，桑拿時，稿放在外面，我就拿來看，結果也看完了。”有幾次，他的秘書凌漢偉說：“幾磅重的稿，但老板時時都帶在身邊，其實，他哪有時間看，但還是帶來帶去……”
霍英東前前後後對書稿提過不少意見。
有一次，在中華游樂會，霍英東突然問我：“有沒有看過《曠代逸才》這本書？”
我說沒看過，也沒聽過。“你看過了？”我反問他。
霍答：“我也沒看完，但何生看過，向我推薦。這部書分六七本出版，我覺得我那本書也可以分成幾本出版，每本一個內容，比如體育是一本，在內地投資是一本，這樣讀者喜歡哪些內容，就可以選擇其中的一本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