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霍英東的想法並不可行，但當時也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說：“我盡量找《曠代逸才》這部書來參考一下。”
此事後來不了了之。
霍英東對書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說到書的目錄和書中每一章的題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與曆史的發展分不開的，所以在目錄里，最好把每一件事發生的時間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見’，那是1964年；又如‘再見鄧公’，是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複出之後；以後經常見到鄧小平，但每一次見的含義、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個時間注明在目錄下，人家就清楚了。”
兩天後，霍英東還將他自己親筆注明的各個時間年代的目錄給了我一份，讓我參考。
我認為，在不違反作者觀點，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對一些問題進行刪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東後來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溫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時出版《霍英東全傳》，霍英東的意見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見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歸之後，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還安排凌漢偉先生和我就《霍英東全傳》做一次全面修改。凌來我們公司兩天，將霍英東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而我也據此對書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刪減。之後，我和霍英東還見過幾次面。
當然，我和霍英東這兩年接觸、交往的情況，遠遠不止于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個星期日，霍英東約我到他位于山頂普樂道2號的私邸見面，同行的還有凌漢偉先生。霍英東近幾年大多時間都在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談，約莫有3個鍾頭，霍英東除了談他的身世、他的創業史、他的思想外，還與我們討論“七一”回歸儀式安排、“七一”之後香港局勢等問題。等到我准備下山時，霍英東還特別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這一年變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們在郊縣搞的一個高爾夫球場開張，如果你有空，到時也請你去看一看。”
寫《霍英東全傳》，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經濟上考慮，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有較好的經濟回報；二是希望重溫一下香港近半個世紀的演變曆史。
但開始接觸、采訪霍英東以後，以及在撰寫《霍英東全傳》的過程中，有時與別人閑聊，有人居然對我說：“霍英東是個‘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軍火起家的……”“他兒子霍文芳在走私軍火被美國警方抓獲，一看就知，霍英東全家是靠軍火發達的……”
聽到這些，我覺得社會上太多的人對霍英東有偏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他，其實這些人又有哪一個是了解霍英東的？他們這些話，純粹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而來的，這對霍英東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將我所能了解到的情況和我的認識回應對方。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覺得有責任把一個真實的霍英東告訴給讀者，澄清社會各界對霍英東的偏見和誤解。
當然，真實的霍英東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于我而言，寫人物傳記不存在為傳主歌功頌德或對傳主批判貶毀這個問題，因我總喜歡把人物當作曆史來寫，希望通過一個人的經曆，向讀者展現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變遷。史詩色彩始終是我寫人物傳記最高的追求。當然，要達到這種效果，那又談何容易？但我還是期望透過《霍英東全傳》，讀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個多世紀的演變曆史，以及中英、內地
和香港之間關系在近幾十年間的變化。
我注重曆史感，因而內容的真實是我寫傳記作品時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種種原因，作品內容百分之百准確無誤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華早報》一名記者較早前訪問我時提過這樣一個問題：“你寫人物傳記，涉及到人物的陰暗面時，怎樣處理？”我記得當時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會回避。”
這本《霍英東全傳》是否做到這樣呢？那還須由讀者來評說了。但有一點，我可以大膽地說，關于人物和曆史事件的評價，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結果，是我個人的觀點。我時常對自己講：如果不奉行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獨立的言論，那又何須辛苦抓筆、慘淡為文？
冷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