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是希望能聽到霍英東對他半個世紀的商界生涯來一次總的自我評價，但我想，他可能會一笑置之，或答非所問；誰知，他連想也沒想就沖口而出：
“不止100分，起碼100多分！”
霍英東對自己評價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連在座的那位已跟隨他近50多年的老職員也大感愕然和驚訝。
他沉吟片刻，解釋說：“為什麼給自己打100多分，是因為幾十年來，我不單只是自己賺錢，還幫別人賺錢。從朝鮮戰爭時的那一批人開始，所有幫過我，或者與我合作過的人，個個都賺錢、發達……”接著，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補充說：
“我敢說，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但不少與我合作過的人，都有負于我！”
“像你這麼說，在商界，你真正的不多？”我問。
他平靜地說：“那倒不是，像李嘉誠，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生意往來，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的關系很好。”
環顧港澳兩地商界，超級大亨不乏其人，但試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稱“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的，當中又有幾人？而夠膽表態“與我合作過的人，不少都有負于我”的人，當中又有幾個？這些話出自向來處事作風極為低調的霍英東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詫異和難以置信。
霍英東的這些話，令我想起幾天前與他的一番交談。那天，在中銀大廈霍氏集團寫字樓，霍英東突然遞過來一份雜志，上面有一篇內地寫他的文章，他特別叫我看其中的一段，這段文字是作家虛構的，寫的是小時候的霍英東，時常去找一個叫何叔的人，這人喜歡給他講“厚黑學”……
看完，霍問我：“對這段文字有何看法？”
我簡單地談了我的看法後，霍英東一邊處理商務，一邊自語：“一個商人，信譽、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說的那樣‘甯叫我負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負我’，這種存心，則天下就大亂了！世界沒一個‘信’字怎麼行？像‘文革’時，這麼大的國家，沒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個國家就亂套了。”
過了一會，我們一起離開中銀大廈，要去位于銅鑼灣的中華游樂會。搭乘電梯下樓時，霍英東又問我：
“‘厚黑學’是不是一本書？”
“是的，作者是一個名叫李宗吾的人。”
“這個人寫這本書真要命！聽說亦很鍾意看古書？”霍又問。
“毛澤東很少看外國書和現代書，但確實很偏愛古書，《資治通鑒》是他最愛讀的。”
“這本書講什麼的？”
“它是一部編年體通史，記錄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朝代的演變曆史，本來是寫給皇帝以及士人借鑒的。”
出了電梯，坐上奔馳房車，霍英東意猶未盡，繼續剛才的話題。說了一通“厚黑學”，他又引申到體育：
“體育運動很有意思，打網球，球是否踩界，雙方有時會爭拗，甚至與裁判爭論；打足球，時常亦會打架。但打高爾夫球就完全不同，這種運動沒有裁判，沒有球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們成班人打高爾夫，打完由自己報打了多少棒，全靠自律，靠一個信字。做生意也一樣，沒有信譽，那怎麼行？”
霍英東反複強調做生意要講信用，應該不會是為了標榜自己的為人，而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根據這些話來判斷霍英東幾十年的商業道德行為。但霍英東的這番話，倒是再次調動起我去探尋他的商業活動、評價他的經商操守的興趣。
霍英東叱咤商界半個世紀，其間，除了他在朝鮮戰爭時期的那段海上貿易經曆，因真實情況不為外人所知，或因立場、觀點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詞外，至今，尚沒有聽過關于他的商業行為的其他負面傳聞——倒是政府和某人有負于他的消息，時常見諸于傳媒書刊，或流傳于市井坊間。何賢、“賭王”何鴻燊、“金王”胡漢輝等港澳兩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開稱贊霍英東對他們的事業予以極大支持。在港澳兩地商界，霍英東信譽至上的商業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輩的那些商家們，提起霍英東，個個敬重有加。有一位與我較為相熟的商家，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與霍英東共事多年，閑談之中，一提起霍英東的商業操守，他總是蹺起大拇指直呼：“霍英東好樣的！”
有一天，我曾問霍英東：“自從你發達以後，有無擔心過被綁架？”
“從來沒擔心過。”
“為什麼？”
“做人，關鍵是問心無愧，要有本心，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
據一些在霍英東身邊工作幾十年的人說，幾十年來，從未見到霍英東出入帶保鏢，他總是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在幾個月的采訪期間，我見到他也總是獨來獨往的：自己搭纜車下山，獨自步行到中華總商會開會，一個人前往中華游樂會打網球……
一個人到了晚年的時候，回首往事，能夠問心無愧，實屬難得。在幾個月的接觸中，我發覺霍英東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雖然這種自我感覺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時亦會在有意無意間，隱隱約約地從他的言語中流露出來。雖則如此，但霍英東並不在乎別人怎樣評價他——或者說，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別人對他做出很高的評價，亦從不抗拒別人對他的貶損，他所關注的始終是關于他的經曆真實與否。這也正是1994年，當他得知內地一家電視台要開拍電視連續劇《霍英東》後，連忙致函當地黨政部門表示不滿的原因。他很清楚這類電視劇畢竟難免有一些虛構的情節，有一些不真實的內容，會令他極為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