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北海的名字現在已不為太多人所知。他原籍廣東，後到香港發展。據聞，葉北海好賭，時常周旋于賭場；另外，他人緣廣，在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至于何鴻燊，則是當今港澳兩地人人皆知的名流富豪。他出生于香港的一個豪門望族，祖父何福是大名鼎鼎的何東爵士的胞弟。在20世紀初期，何東在香港的地位無人能比，他富甲一方，榮華之極，傲視香江。何福雖沒有何東那樣的名望，但在二三十年代也是香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當過沙宣洋行的買辦，又曾出任港府定例局(立法局)議員。
何鴻燊的父親何世光也曾在香港政壇和商界叱咤一時，他是渣甸洋行的買辦，又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還當過東華三院、二十四行商會、華商會所主席等職。
但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何鴻燊的父親因炒股票破產，家道從此衰落。父親負債逃亡越南，何鴻燊跟著留在香港過著艱難困苦的日子。憑著堅強的毅力，何鴻燊在皇仁書院讀完了中學，後考進香港。1941年12月，日軍攻陷香港，大學停課，何鴻燊只好孤身到澳門謀生。
在澳門，何鴻燊最初干的是“押船”工作，就是負責把載滿貨物的電動船押送到海上，與生意伙伴在海上交易。在“押船”時，何鴻燊曾遇過海盜械劫，幸而死里逃生。戰後，何鴻燊加入澳門政府貿易局任職，其間還從事買賣戰時剩余物資生意，還開辦過煤油廠。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才重返香港，經營地產和建築業(請參閱冷夏著的《一代賭王——何鴻燊傳》一書)。
“你當時與葉北海的關系怎樣？”我問霍英東。
“大家不是很熟，只是太太們到他家打打麻將，吃吃飲飲之後才認識的。”霍英東輕描淡寫，似乎不想多談葉北海。但按常理，能夠一伙人時常在一起吃吃飲飲、打打麻將，關系應該是較為密切的，或者說私交是較好的。
“那與何鴻燊的關系呢？他還是你在皇仁書院時的學長？”
“其實也不是很熟，也是因為‘太太團’到葉北海家打麻將，大家一起接老婆才經常見面的。”
“在這之前，你和何鴻燊在生意上有無合作過？”
霍英東想了一想，說：“好像沒有合作過，但那時做地產生意時，大家一齊‘食餅仔’，時常在地盤拍賣場碰面。”
拒絕到澳門“食餅仔”
“有一天晚上，太太們又到葉北海家打麻將。”霍英東接著回憶說，“我和何鴻燊一起去接老婆。葉北海提議：‘不如大家一齊去吃宵夜。’于是，我們就開車到‘太平館’酒樓。去宵夜的除了我、何鴻燊和葉北海，還有太太們。大家正在宵夜時，葉北海突然講起競投澳門賭牌的事。他說：‘葉漢、高海林今年照樣下標投賭牌，我也參加進去。如果有霍英東的名字，我包你有50萬港幣的‘餅仔’。”
葉北海的意思是，若以霍英東的名字下標，對方會給他50萬，叫他放棄競投。在當時，這種“食餅仔”的風氣很盛行，不但在地產界，在很多行業都有這種現象。據說，香港一位有名的富豪，50年代就常到澳門“食餅仔”。那時，黃金買賣是澳門的經濟命脈，其經營權每年都競投一次，每次競投時，這位富豪都到澳門去，聲稱要下標，于是對方每次就給他幾萬港元，他也就識趣地放棄競投，離開澳門回香港。
“那是什麼時候？離澳門賭業專營權的最後下標期還有多久？”我問。
霍英東沉吟片刻，說：“我記得那時離最後的截標日期只有10天左右。”
“這是不是你第一次聽到澳門賭牌競投的事牽涉到你？”
“是的，所以我聽葉北海這麼一說，覺得很突然，也有些不安。當時，我在香港已有身份，有地位，怎能干這樣的傻事？”
“既然這樣，你怎樣跟葉北海他們說？”
“在太平館吃飯的還有太太們，我不想在大家面前講這件事，即刻把何鴻燊拉到門口，對他說：‘Stanley，我跟你講，有一件事，我要講清楚，賭博生意，我是永遠不做的。這件事，以後千萬別再提，不要把我牽涉進去，一講起來，別人都會認為我是去‘食餅仔’，這是很臭、很丟架的事。’”
“那何鴻燊當時怎麼講？”
“他叫我放心，不會再提這件事。其實，他們是知道我絕不會開賭的，但用我的名字去下標，去‘食餅仔’，對我就不好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反複對何鴻燊說，叫他千萬不要提霍英東有分參與投標。”
霍英東當時對葉北海的話有這麼大的反應，除了因為他本身不喜歡開賭，且擔心被傳“食餅仔”壞了自己名聲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認為做生意一定要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不要撈過界，不要侵犯別人的地盤。對于這一點，他總喜歡反反複複地向我說，不厭其煩。
“澳門從來就是一個‘九反之地’。戰後，國民黨的一些殘余部隊和中山一帶的一些‘大天二’之類的人物，逃到澳門；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內地反霸清匪的時候，那些俗稱‘大天二’、‘花木蘭’、‘死唔去’的江湖人物又大量從珠江三角洲逃到澳門避難，並且帶去不少武器，澳門政府都怕他們，整個澳門的情況很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