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底，霍英東應邀到參加國慶活動。這次上京，他並沒有直接從羅湖過海關，而是繞道澳門回內地，有人指此舉是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東第一次見到。
繞道澳門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東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務屬下的路環號水翼船。這次，他並不是專程去澳門，而只是繞道澳門到內地去。他是應內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擔任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副團長，赴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大典。
霍英東與內地方面的接觸，始于朝鮮戰爭時期，但那純粹是生意上的往來；而在政治的層面上，中方和霍英東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接觸的呢？
就此問題，我曾問過一位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職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後有些矛盾，他最初說中方是在“六七風波”後才與霍英東有往來的；一回他又坦認大約是在1961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高層如社長梁威林等人已經與霍英東有接觸。
我問：“那次見面是誰主動提出來的？”
他說：“應該是我們提出來的。”
“在哪里見面？”
“就在舊銀行大廈。”
“你們接觸霍生時，他最初的反應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應和你們見面？”
“是的，大家作為見見面，聊聊天，沒有什麼大不了。”
“當時，新華社方面有哪些人與霍生見面？”
“第一次見面，梁威林和我在場，最多可能還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來港出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及代社長的，而梁威林則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長一職。梁、祁兩人都參加過戰爭，組織、領導過游擊隊抗敵，對香港的情況也較為了解。
我又問：“第一次見面，大家談了些什麼？”
“具體談什麼，我不記得啦。應該是互相了解、溝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經就此問題，問過霍英東多次，但他都沒有正面回答。很明顯，他不願多談他早
期與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點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況，而這些內容與那位何先生所談的全都一致，連兩人談此情況的口吻、語句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在當時而言，霍英東與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員見面，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情。據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動情況的人士透露，從50年代起，舊中銀大廈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動場所，中方的重要會議、活動，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與香港重要人士的會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舉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發現這個情況，並且在線人提供會議時間、日期、地點及人物等情報資料的情況下，對出入大廈的人物加以攝影和記錄。
霍英東第一次與梁威林等人的會面，以及往後在同一地點的見面情況，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絕密偵查下呢？對此，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據一個前政治部探員1996年初在無線電視台的一個節目中透露，一些親中人士，包括霍英東、吳康民(原培僑中學校長)等人長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監視。
那麼，在1961年第一次與梁威林等人會面之前，霍英東有無與其他中方人士接觸過呢？就此問題，我也問過霍英東。
“朝鮮戰爭之後那幾年，中方有無主動與你接觸過？”
霍英東欲止又言：“沒有的，一直都沒有……老實講……後來很多人……結果呢，陳祖沛返回廣州之後，也沒有接觸。”
陳祖沛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稱他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陸搞“三反”、“五反”時，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賬本帶上廣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經濟問題；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陳祖沛受到沖擊，被迫跳樓自殺，雖然幸而不死，但卻落得個雙腳折斷的下場。
“南北行”是老牌中資貿易行。朝鮮戰爭時，在沖破聯合國禁運，向內地運送物資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從霍英東以上那斷斷續續的話中，我們可以推測出，他在朝鮮戰爭時可能與陳祖沛，與“南北行”有過生意上的合作；朝鮮戰爭後，他可能也與陳祖沛有過往來，但自陳祖沛返回廣州後，兩人就不再見面。如果以上的推測成立，那可以證明霍英東在與梁威林見面之前，已經與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觸。
1962年，也就在與梁威林見面之後不久，霍英東又去了一趟廣州。
“這是自朝鮮戰爭結束之後，我第一次返內地。”霍英東對我說。
“是不是為了跟內地方面談海沙生意？”我問。
“是的，那時，香港的海沙供應出現問題，沙源不夠，所以到廣州找廣東省五礦公司等部門談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談海沙……”
“還談了什麼？”
“那時，楊尚立請我吃飯，地點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一間叫聽雨軒的地方。大家沒談什麼，那時，正是大躍進之後，生活很困難。返廣州，最初是作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