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統戰對象？”
“可能是啦。楊尚立是從外面回國的大資本家，他當時是廣州工商聯的主席……”
當時，霍英東已是港澳兩地有相當影響力的商人，加之他曾與內地有生意往來，故他成為統戰對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時，霍英東與內地接觸，還是有所顧慮的。一方面，雖然英國是最早承認新的西方國家，但在承認新中國的同時，英國還繼續與國民黨方面保持實際上的聯系，在淡水駐留領事機構。實際上，中英兩國關系並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東在朝鮮戰爭時與內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國和的不滿。在這種形勢下，霍英東與中方接觸，可以說是相當微妙的。
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中期被傳遞解出境的陰影一直困擾著霍英東。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謂的“危險人物”遞解出境的事還時有發生，其中最為轟動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香港仔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華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當局扣留50多天後，遞解出境。
霍英東也感覺到港府對他並不友好，且總是擔憂哪一天真會被當局遞解出境。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東一方面盡量改善與港府的關系；另一方面與內地接觸，建立友好的關系。選擇這樣的處世方式，可能是為自己安排一條退路。但是，他與內地接觸，總免不了會顧慮重重，所以，與中方的往來，他不可能高調、招搖，只好小心翼翼、謹小慎微。
因此，曾有人認為，霍英東第一次上時繞道澳門，是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貼上“親共”的標簽。
我曾就此事問他：“那次繞道澳門，是否為了避人耳目？”
霍英東斷然否認此說：“不是的。如果從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羅湖海關要排隊、填回鄉介紹書，幾百人過關，要排幾個小時；到了深圳，換了外彙券，才有飯吃，然後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車到廣州，幾乎要用一整天時間。但從澳門過關很簡單，不用填回鄉介紹書，憑中華總商會的會員證就可以順利過關，手續簡單，花的時間少……”
其實，從澳門過海關雖然快捷、方便，但從澳門去廣州，路上要過好幾個渡口，所花時間幾近10個小時。也就是說，直接經羅湖到廣州，與繞道澳門到廣州的時間幾乎是一樣的。所以，霍英東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說服力。
隨身攜帶爐具和食品
從霍英東的這段話中可知，他當時已加入香港中華總商會，成為其會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是香港目前最大的華人商界團體，它創建于1894年，原名中華會館，1900年，改稱華商公局，後來又改為香港華商總會。直到1952年，中華總商會名稱正式使用，並沿用至今。中共在內地執政之後不久，中華總商會首任會長高卓雄就力排眾議，掛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隨著與內地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霍英東在中華總商會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趨吃重。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他還幾度出任該會的會長。
卻說霍英東過了澳門關閘，坐了近10個小時的汽車才到廣州。之後，他又匆匆趕赴浙江杭州，與香港各界同胞國慶觀禮團會合，然後一起上京觀禮。
在觀禮團眾成員中，霍英東的行裝最特別。他除了帶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還裝有一個小電爐和一些玉米、芋頭之類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誰的都大、都沉重。
上京觀禮還要自帶炊具和食品，霍英東解釋說原因有兩個：一，他的飲食習慣與眾不同，白天一般不進食，到了夜深就寢前飽餐一頓，他不想給接待人員添麻煩，自己的飲食自己解決；二，他兩年前去過一趟廣東，那時正是內地的困難時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內地的經濟狀況是否有改善。
北京初見
1964年，3年困難時期已經結束，國民經濟正在逐漸複蘇；加之那年正是國慶15周年，故國慶活動搞得較為隆重。10月1日那天，、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北京70萬人的盛大游行隊伍；晚上，這些領導人又和來自80個國家和地區的貴賓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齊觀看節日的焰火，同天安門廣場上載歌載舞的百萬群眾一起歡度國慶之夜。
國慶期間，正是金秋時節，北京天高氣爽，氣候宜人，街上彩旗飄揚，節日氣氛洋溢全城。霍英東第一次到中國的首都北京，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不知他置身于寬廣的天安門廣場，望著五星紅旗隨風飄揚時，感受如何？
我曾問霍英東：“這次北京之行，最難忘的是什麼？”
“我想，最難忘的應該是與鄧小平、廖承志等國家領導人的會面。”霍英東回憶說，“有一天，我們香港觀禮團成員出席國務院國慶招待會，鄧小平、廖承志等領導人就站在會場門口，歡迎我們，和我們一一握手問好，我這是第一次見到鄧小平，好像他當時是總……”
當時鄧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廖承志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負責人。
“我記得，廖承志當時還與我們港澳觀禮團座談、講話。”霍英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