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沒有理由。霍英東在1965年3月召集地產界的聚會，提出建立地產商會，正是他之行後不久。之後，整個籌建工作隨即密鑼緊鼓地進行，籌備時間之短，創建之倉促和迅速，異乎尋常。那時正好又是華資銀行風潮之後，地產陷入低潮之時。那麼，霍英東牽頭創建這個商會，是否中方的授意？是否內地方面曾希望他在地產界發揮作用，把那些華人地產商起來，致力于維護香港經濟的穩定和繁榮？此外，被邀作為地產商會成立的主禮嘉賓的利銘澤，當時已與內地方面有較多接觸，親中的傾向和行動已經隱現。故他的出現，自然也會引起人們這樣的聯想。
我曾就此事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名官員交談過。我問他：“當年，內地方面有無授意霍英東出面主持創建地產商會？”
他回答說：“據我所知，應該不可能。第一，我記得中方正式通過霍英東做一些事，應該是‘六七風暴’之後；第二，在第一屆20多名會董中，當時所謂的親中人士只有一個來自中華總商會的要員王寬誠。”
那時，在地產界乃至整個商界，與中方關系密切的富商確實只是極少數。那是否因為這樣，中方才覺得更有必要通過霍英東創造地產商會這樣一個渠道，把他們召集起來，便于以後中方與他們溝通、聯絡？事實上，不管霍英東創建地產商會是否中方授意，到了“六七風暴”之後，中方確實通過霍英東和地產商會，與不少香港的大資本家建立起了聯絡關系，雙方有往有來。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但是，盡管霍英東長期擔任地產商會的會長，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由何鴻燊接任；盡管地產商會的會員後來有相當一部分與中方建立很友好的關系，但這個商會的親中色彩始終不明顯，並不像香港中華總商會那樣被很多人視為“紅色組織”。
另一方面，倘若霍英東力促香港地產商會成立，既不是中共的授意，也不是自己想為中方做點什麼，那麼，是不是另有個人方面的原因，比如，通過建立此會，在名份上樹立、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使一向因朝鮮戰爭時期與內地通商之經曆而對他有歧視和敵意的港英當局，不能輕易、隨意采取對他不利的行動？
有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很有助于讓我們去了解霍英東的心路曆程，這就是：自20世紀50年代中被傳遞解出境後，霍英東從來沒有消除這個隱憂，港府會否對他采取不利行動的陰影始終困擾著他。
——當然，以上的說法，都是未經霍英東本人證實的推測。
霍英東自己認為創建地產商會不容易，他曾對我說：“在香港，有兩種團體最難搞，一是會員太多的，比如陳宗守親會，很頭疼；二是闊佬太多的，請他們開會，個個都不願意來。”
既然知道困難，那為什麼又知難而進呢？這始終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
卻說香港地產商會成立以後，不斷吸納新會員。70年代，在香港地產界異軍突起的李嘉誠，也于1974年加入地產商會，並被推舉為會董。
就代表性和會員人數而言，因為香港地產商會是一個專業團體，當然不能跟中華總商會之類的綜合性、社會性團體相比；但就實際影響力而言，地產商會並不遜色于任何商業團體。它幾乎薈集了全港所有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大資本家和實力雄厚的地產公司，其會員經營的地產生意，占全港總地產生意的7成以上。
而在“六七風暴”之後，中方就是從這個地產商會打開突破口，同那些大資本家建立聯系……
但饒有意味的是，不知道是否因為霍英東在地產商會擔任要職，風頭凌厲，一時無兩，而招致港府的注意；也不知道港府是否因此而要挫挫霍英東的銳氣——總之，在地產商會成立之後，霍英東的事業就連連受到港府的抑制和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