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參與地產業社會事務
自競投海軍船塢應得而失之後的一兩年間，除一些在此之前動工的樓宇需要繼續興建外，霍英東幾乎沒有上新的地產項目。可能是由于當時地產市場仍然低迷，加之有感政府歧視自己，故霍英東那時發展地產業持的是觀望的消極態度。
但是，作為地產建設商會的會長，霍英東卻活躍于地產行業的社會事務方面，並在這方面扮演著領袖的角色。
地產建設商會剛成立不久，霍英東就以商會的名義，向政府致備忘錄，凡商會會員建築地盤施工遇到故障，請求准予延期動工，獲政府批准延期一年免予罰款；敦促政府改變開投公地方法，暫停開投屋地，以調劑地產市場，此建議最後也獲政府接納；提供意見，要求港府健全售樓制度，完善大廈管理；發起、舉辦樓宇模型展覽，為市民介紹香港近年地產業發
展的狀況，活躍、刺激沉悶的樓市……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是在60年代中期，協助香港建屋貸款公司，推行以照顧香港階層為目的之廉息貸款建屋計劃。
那時的霍英東，時常公開發表一些關于地產市道走勢的講話。1967年元旦，霍英東以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的名義，發表題為《一九六七年地產業與香港經濟展望》的文章，暢談地產形勢。他在文中列舉種種理由，闡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複蘇：第一，香港自然人口增長速度驚人，每年增加人口10余萬人，每年需要樓房約萬余套；第二，過去經營地產者，在無利可圖之情況下，放棄經營，形成地盤開工者少，樓宇減產；第三，港府不斷對地產業采取一些補救措施；第四，經過兩年來銷售，尚存新樓不多，將來現貨更感缺乏，有供不應求現象出現；第五，銀行方面體諒地產業一時艱困，對于貸出款項，多不予以過分追迫；第六，東南亞局勢動蕩不定，不少游資流入香港，部分亦會投入地產業。
正如霍英東所料，香港地產市場在持續兩年的低迷、疲軟之後，果然在1967年初出現複蘇景象，不少地盤先後動工，打樁聲此起彼伏，樓宇交投活躍起來。
但是，地產市道初現複蘇，只是極其短暫的回光返照現象。當時，香港正潛伏著各種不穩定的因素，社會動蕩已經隱約可見。
改組霍興業堂
饒有意味的是，霍英東在1967年元旦發表文章，預測香港地產行業將會複蘇之後一個月，他對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組霍興業堂有限公司。霍興業堂是霍英東涉足地產行業後成立的第一間公司，也是霍氏集團幾十間公司之旗艦，其股權原來只由霍英東和其大太太呂燕妮持有；而後股權有所變化，主要股權分配給霍英東和呂燕妮所生的幾名子女，少數股權分配給其劉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馮堅妮。
1967年2月，霍英東成立一間名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將霍興業堂的控制權轉移到
這間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潤的權益。
耐人尋味的是，這家新公司的股東並不是霍英東及其妻子、兒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別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銘波、彭延匡和屈洪疇，其中屈洪疇是霍英東多年聘用的會計師。由于霍英東的家人仍然操縱新公司所有的優先股，並保留分取利潤的權益，故這5個新股東並無染指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權益。這樣的安排雖然很少有，但用意卻很明顯，霍英東並不是要放棄對霍興業堂的控制權，而是利用Beaulieu遙控霍興業堂的業務和資產，而那5個新股東，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那麼，霍英東為什麼對家族集團之旗艦做出如此異乎尋常的改組和部署？其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
雖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內地時局的影響，“文革”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發生，香港隱現了時局不穩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時局不穩定，前途不明朗，投資者會對商業活動持謹慎、觀望的態度，而犯不著對自己的公司大動干戈，更換股東和重組股權結構。故而霍英東有此一著，應該與時局沒有太多關系，倒是有可能與他當時的處境及由此生發的心境有關。
港英方面對霍英東在朝鮮戰爭時期的商業活動有看法，始終是他的一塊心病。1955年傳被遞解出境，使霍英東從此對自己的前途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憂慮，自己可能遭不測的陰影一直困擾著他。1965年競投海軍船塢應得而失，使霍英東更清楚看到港英當局對自己的歧見之深，也明白到港英當局不滿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發展。既然有了這種心境，那霍英東改組公司、對公司權益進行調整，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那麼，顯而易見，霍英東在1967年2月對霍興業堂之改組，其目的是為家族生意和家族財產安排一個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說，那時，霍英東已做了最壞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
不測之禍，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財產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響。這也
可視為霍英東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見，那時，霍英東于商界隱退的想法已十分強烈。
果然，兩個多月之後，他又做出了隱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