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1967年，香港出現一連串“文革”式的工潮，時局不穩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東最後決定遠走高飛，遠赴英國、、、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過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社會動蕩。
匆匆離港赴英國
1966年，內地爆發聲勢浩大的“文革”，各種造反組織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揪斗“走資派”的惡浪，全國出現了“打倒”一切的大動亂。
霍英東本是一介商賈，向來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但那時也異常地關注起時局的發展，這可能是因為他那時已和內地方面建立一定的關系，自然關注內地的政局；另外，還因為內地的“文革”風潮已波及到他身處的港澳兩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聞不問。
在澳門，1966年底，左派澳門平民上街游行、請願，被澳門警方毆打，引起市民騷動，釀成警方槍殺8人、傷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眾遂罷工罷市，澳門出現開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內亂，外地人視澳門為畏途。霍英東名下的賭場生意也一落千丈，賭場冷冷清清，門可羅雀。
在香港，受內地“文革”浪潮之影響，也出現一連串的工潮，這些工潮是由渣華郵輪公司、南豐紗廠、四間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廠、紅勘青洲英泥廠的勞資糾紛引起的。其中，牽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應湘、何添還是霍英東的，故他對這些工潮極為關注。
這些勞資糾紛，最初都是由工人自發采取行動的，後來一些“左派”工會介入其中，行
動突然變得激烈起來，每日都有人罷工罷市，在街頭靜坐、張貼大字報、派發傳單的景象隨
處可見，與內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並無兩樣。
一連串的工潮，影響到了香港的商業活動和社會生活。作為商人的霍英東，當時有一些樓盤正在興建和出售，從自身的商業利益著想，當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卻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廠的工潮，最後竟演變成了大騷亂。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廠九龍新蒲崗分廠門外，對立的兩派工人發生沖突，警方出動200余名武裝警察和“防暴隊”，用武力驅散工人，當場毆傷多人，拘捕21人，釀成流血事件……
霍英東在家里透過電視和廣播，看到、聽到了事件的經過後，思緒如潮，心情很複雜。經過一番考慮，當天晚上，他做出了一個決定：暫時離開已經出現混亂和動蕩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顧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員，只和家人簡單打個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趕赴九龍啟德機場，臨時買票搭上飛往英國的客機，行蹤非常神秘和迅速。
多年之後，談起這段已經過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東告訴我：“那時，真是好笑，我連錢都沒有准備，只帶了幾萬元港幣在身上……”
到英國住了一段時間後，霍英東又前往加拿大、美國等地，周游列國半年之久……
而在霍英東離港之後，事態進一步惡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隊到港督府抗議、張貼大字報、示威游行，霍英東屬下的有榮公司的淘沙工人和運輸工人，也參與大罷工。5月22日，游行隊伍遭到警方武力鎮壓，200多人受重傷，多人被捕。之後，港府和“左派”力量展開長期的對峙，先是工人大罷工，交通一度陷于癱瘓，爾後發展到城市游擊戰式的對抗，滿地真假炸彈。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動逾千名警察，動用直升機，攜帶先進武器，圍攻北角華豐國貨公司。當時，霍英東的好友利銘澤，不滿港府暴力鎮壓人，憤然辭去行政局首席議員等一切公職。進入8月，騷動擴大至邊境地區，在沙頭角一帶，大量民眾與英軍多次發生武裝沖突。
“六七風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動亂，它既使中英關系處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經濟陷于癱瘓狀態，資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國乃因信心動搖
霍英東出走外國半年這回事，除了公司職員和家人知道外，外界並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報章、書刊資料，對他的這段經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當時的心情、思想如何，則更是只有寥寥幾個知心的人才知道，因為霍英東極少向人提及這段經曆。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聽說霍英東曾經出走半年的事，而且還是無意中聽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東等人一起坐船從香港赴番禺南沙島，途中，我們聊起“六七風暴”的事。
“‘六七風暴’中，有一個‘斗委會’，曾經有人傳你參加，有沒有這回事？”我問霍英東。
霍英東斷然否定：“沒有，我當時已離開香港……”
“為什麼離開香港？”我接著問。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發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國……”霍英東欲言又止，答非所問，似乎不想深談。
這時，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東的助手說：“當時，內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頭發，被迫下跪，一些從香港回去內地的知士也首當其沖，紅線女被人剃頭發，鄧榮超也挨斗……見到這些情況，霍生思想受到一些沖擊，擔心香港也會這樣，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