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霍英東就致力于協助體育事業走向世界大舞台。失利于法蘭克福之後，又以香港足協會長身份赴德黑蘭參加亞洲足協年會，大力斡旋，連闖三關，終于為中國體育走向世界打開了突破口。
法蘭克福初戰失利
在20世紀70年代，霍英東幾乎先後擔任或兼任香港每一個單項體育協會的會長或名譽首腦，在香港體育界，處于絕對的領導地位。1974年，霍英東還參與亞洲足球協會領導層的競選，並被選為副主席，成為亞洲體壇的聞人。那時，海峽兩岸在國際上都沒有太大的體育活動，因而作為香港體育界領袖的霍英東，其角色和影響力極為重要。
20世紀70年代初期，香港體育界與內地體育界開始有了接觸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東為團長，張錦添、趙不弱為副團長，李沖為顧問的香港體育界參觀團一行39人，先後到、上海、廣州參觀游玩，並和內地體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體育界參觀團的內地之行，很受內地方面重視，以致霍英東回港後，對記者說的第一句話說是：“對祖國熱情隆重的招待，我個人感動非常！”
霍英東帶團訪問內地之時，內地方面正籌辦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當時的國家體委負責人李夢華、莊則棟宴請霍英東一行時，對他說內地方面也邀請乒乓球界派團到北京參賽。回港後，霍英東對記者談到此事時，說：“當如回家里一樣，中國人個個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點的也可以批評。”
不知道這次內地之行，內地方面有無向霍英東面授機宜，總之內地之行回港後，霍英東就開始致力于協助中國體育事業走向世界大舞台。
當時，幾乎所有的國際體育組織都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而只有台灣的席位，這就使得中國的體育健兒不能參加一些國際性的體育賽事，不能在國際場合揚威顯名。為此，霍英東時常到一些國家去展開斡旋工作，為恢複中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為中國健兒得以參加各項國際賽事而奔走呼號，不遺余力。
雖然那時有總理借助“乒乓外交”，從而打開中美邦交大門的實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于1971年底重返聯合國，但國際上反華勢力仍然很強大，國際奧委會及許多國際體育組織仍然排斥中國。所以，霍英東在這種背景下，致力“體育外交”可說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第一戰就是從德國的法蘭克福開始。”一日，在中華游樂會，霍英東開始向我細述他
協助中國展開“體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國際足協在那里開年會，會上要討論中國重返國際足協的問題。自1949年中共執政後，一些國際體育組織就邀中國加入，但台灣的會籍仍然存在，內地方面就表示抗議；到了1954年，再次抗議，並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組織。按照各體育協會的章程，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合法席位。所以，中國要入會，就必須先‘驅蔣’，不然就是承認兩個中國。那時，我們就把台灣稱為‘蔣匪’要‘驅蔣’出會。”
霍英東轉而說：“但驅除一個會員出會，是一個很重要、很複雜的問題，因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國家、東西德、南北朝鮮等國家的問題。那時國際足聯的會長STANLEYROVS(羅斯)是英國人，巴西的阿維蘭熱正准備與他競選下任會長職務。我是亞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誰當會長，之前，我已經透過香港的鍾逸傑，與羅斯達成默契，以簡單多數表決，作為羅斯繼任會長的條件。我們怎麼也估計不到，用簡單多數舉手方式，也不夠人數支持我們。因為國際足協的會員以歐洲會員居多，他們擔心內地吃掉台灣後，東德也會吃掉西德、北朝鮮吃掉南朝鮮，所以反對開除台灣的會籍。第一次，我們失敗了！”
那次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足聯年會，內地由于不是會員因而沒有代表參加，而代表香港和台灣赴會的分別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車上，問起這段往事，他一邊笑，一邊回憶說：“講起來，真是好笑到極。台灣方面那次有5個年青人參加大會。吃午飯時，國際足聯秘書長突然大聲說：‘各位，支持中國內地的，這邊請，由霍震霆請客；支持台灣的，那邊請，李惠堂請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們幾乎天天都在中華游樂會打球。當時，體育就是政治。結果，人人都可以吃兩餐，吃完我請的，再吃李惠堂請的。在香港，我們踢足球，東升對東方，東方是親台灣的，于是有報紙稱這是‘國共大戰’。”
李惠堂是中國乃至亞洲地區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將。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東在皇仁書院的前輩校友。李惠堂從少習足球，不足20歲時就加入南華體育會足球隊，由乙級升上甲級；1923年，他參加中國代表隊出席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亞運會前身)，奪得冠軍；第七屆中國隊蟬聯冠軍，李惠堂也因此聲名遠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及作為奧運國腳(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員。他踢了20年足球，大約射入了2000多個球。抗戰期間，李惠堂曾返內地從軍，官至少將。1954年，他發起組織亞洲足球協會，曾任會長12年，又曾出任國際足球總會副會長等職。他和霍英東父子都較相熟，常在中華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