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會見面，但由于他長期代表方面，故而在一些國際體育協會，尤其是在討論內地與台
灣的國際體育會籍問題時，他們是亦友亦敵。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實，在法蘭克福之前，霍英東已經在羽毛球方面嘗試幫助重返世界體壇。
1973年，中國羽毛球應邀到泰國曼谷參賽，霍英東也率香港隊參加，當時的國際羽聯秘書長謝勤也應邀前去觀賽。那時，泰國羽毛球協會秘書長邊賽在家里設宴款待謝勤夫婦、霍英東和中國體委官員。席間，霍英東向謝勤提出“驅蔣”的要求，但謝勤態度很強硬，堅持“兩個中國”的主張，商談毫無結果。
拜訪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
“在法蘭克福失敗後，我就決定轉從亞洲足協入手，解決中國的體育會籍問題。”霍英東興致勃勃，侃侃而談。
“那時，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東南亞到處參加比賽，還兩度贏得亞洲足球冠軍，影響很大。當地華僑不理政治問題，見到中國人贏球就高興得不得了。但台灣的足球隊，幾乎都是香港球員。我們當時還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職業球員不能參加所謂‘中華民國’的台灣隊。
“1974年秋季，亞洲運動會在伊朗德黑蘭舉行，中國雖然還沒有加入亞洲的任何體育組織，但也派代表團參加亞運會。亞洲足協也選擇在亞運會舉行期間，在德黑蘭開會。當時的亞洲足協主席是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親台的。我以香港足協會長的身份代表香港參加足協會議，震霆也參加。我事先已經聯合一些代表，籌劃驅逐台灣出會。按照章程，一般申請要提前兩個月遞交，才能列入會議的議程，但我們只是提前兩個禮拜遞交給亞洲足協，但那時大會的議程已經安排好，並且已經印了出來。
“大會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達德黑蘭，在那里等候東姑拉曼。東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飛抵德黑蘭，接著又連夜和各個執委開籌備會。我老是想向東姑拉曼打聽是否將我們的申請列入大會議程，但執委開會開到很晚，會後東姑拉曼因疲勞過度急需休息，我和他會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擔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訪東姑拉曼，向他提出討論中國入會的問題。但東姑拉曼說，以驅逐台灣出會為前提，實現難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請報告太遲，不符合大會所有議程必須提前兩個月提交的規定。東姑拉曼以此為由，表示免談，並對我說，執委會已決定，不能討論這個問題，等下次再說。”
“若錯過這次機會，就得再等兩年才能重提這個問題，我很失望，但並沒有放棄，連忙想辦法尋找其它途徑。上午開會，國際足聯會長作報告，我坐在那里沒心聽，只是埋頭翻查亞洲足協章程，發現有這樣一條條款：若有3/4以上的與會者提出議程之外的問題，則可以把這個問題視為緊急事項，作為臨時動議，列入大會議程。我如獲至寶，即刻找對中國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議。”
會上連闖三關
“下午繼續開會，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國的代表向大會提出，中國的入會問題，應該作為一個緊急事項。但東姑拉曼反對，他說：‘中國入會只不過是遲早問題，這不是緊急事件。’我就極力申辯，說中國是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聯合國承認的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其入會的事情當然是非常重要、緊急的。經過我和幾個代表的極力申辯，最後東姑拉曼勉強同意大會代表投票表決是否討論中國入會問題。
“其實，能否獲3/4的代表支持，我心里並不是很有底。當時，台灣也有一個代表以‘中華民國’的身份參加大會。按照章程，台灣代表是可以出席的，但我想把他驅逐出會場，于是和震霆想了一個辦法。我和震霆即刻問伊朗的代表：‘為什麼有個台灣代表在這里？’因為那時伊朗已和中國建交，我覺得伊朗簽證給台灣代表，等于承認兩個中國。伊朗代表一聽，也很緊張，連忙問台灣代表是怎樣來的？台灣代表說，他是從香港來的；伊朗代表又問他簽什麼證，對方答是旅游簽證。伊朗代表查看他的護照，果然是旅游簽證，于是對他說：‘你來旅游，那我們帶你旅游好了！’說完，就拉他出去。台灣代表一走，就進行投票，結果28票對7票，剛剛有3/4的代表通過。若台灣代表在場，就不足3/4票數。真是很危險！”
“第一關通過了，接下來可以討論中國問題。這時，東姑拉曼又站出來反對，他持的理由是：按照亞足協的章程，只有世界足聯成員，才能成為亞洲足協會員，而中國那時還不是國際足聯成員。我一聽，很焦急，始料不及，不知所措。這時，有人提醒我，只要獲3/4以上的代表支持，就可以修改大會章程。于是，我和幾個代表又向大會提出修改章程，把原條款改為：亞洲足協不限于吸收國際足聯成員，凡曾被批准參與亞運會足球比賽者都可以被吸納為會員。東姑拉曼迫于無奈，最後也同意表決是否修章，但這次不是投票表決，而是舉手表決。我心里有些緊張，因為第一次只差一票。我連忙叫震霆：‘你到台上去照相，台下一舉手你就拍下來，知道誰支持，誰反對！’結果舉手表決，還是通過了。其實，這次修章是很勉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