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
希特勒不喜歡在他身邊見到不熟悉的人，所以他的兩個私人秘書——我和我的另一個女同事，分別為他工作了12年和15年。盡管我們之間有時會產生矛盾甚至摩擦，但他仍然將我們倆留在他身邊，直到最後時刻。
希特勒對別人極度不信任，他決不會因為別人的簡單推薦而任用某人作為他的隨員。只有經過長期的觀察，並且通過處心積慮的考驗之後，他才會信任別人。
而對我來說，必須承認，我對他輕易地任用我為他服務是感到吃驚的。我過去的經曆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表明我應得到他的如此信任。我父親是阿諾弗爾的政府公務員，一貫表現出很強烈的民主意識。他1926年去世時我才17歲，而在此之前的一年，我剛失去。于是孤單一人、獨自生活、沒有財產的我，成了一名辦公室文員，並參加了速記打字課程的學習。
1930年初，我辭去慕尼黑的秘書職務，申請納粹黨總部一個空缺的打字員職位。我從全國87名競爭者參加的速記比賽中脫穎而出，名列第一，因此被任命為佩費弗的秘書，他當時領導納粹沖鋒隊。1931年羅姆接替他之後，我被派往國家社會黨的經濟部門工作。
一直以來，我對美術和人類學方面的知識很感興趣，經常去聽慕尼黑師范學院的夜間課程，並逐漸有了一些自己的私人藏書。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在人文知識方面可以和希特勒說上話吧！
必須補充一點，我有著很強的批判意識，喜歡追根究底，凡事經過自己的謹慎思考之後才會相信。因此，不難理解，在希特勒身邊的12年，對我來說是充滿了驚訝、苦澀和幻滅的12年。
1933年很偶然的一天，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因故缺勤，而希特勒又有一份很緊急的文件要口授，于是我被叫去臨時補差。當我走進他辦公室的時候，他那雙深邃的藍眼睛射出的目光使我心頭一震，這目光在仔細地打量著我，卻也帶著和藹。他的奧地利口音，他簡潔的說話方式以及他那種讓人受到鼓舞的友好態度，也令我感到一種愉快的吃驚。他向我說了幾句表示歡迎的話，然後就直奔主題：
“我習慣讓秘書直接把我口授的內容在打字機上打出來。你要是漏了一兩個字也沒有關系。這只是一個草稿。”
我回答他說，我習慣做這方面的工作，說完我就在打字機前坐下。口授完畢之後，他熱情地向我表示感謝，並給了我一盒糖果。此後我每次見到他時，他都友好地向我致意。
同年年底，一封寄到納粹黨衛隊的匿名檢舉信給我增添了不少麻煩，于是我申請調到柏林去。我的請求被批准了，我成了希特勒的副官布魯克納的秘書。在此期間，希特勒由于有一些較長的口授需要有人記錄，所以找過我幾次。有一天，由于他的秘書身體不適，我被安排當他的專職秘書。從那以後，我日複一日跟隨在他身邊，周末除外，那時他還有規律地到慕尼黑去過周末。
這一時期，希特勒的工作是有規律的。每天上午11點，他經過我的辦公室，把上午的後半段時間用來接見他的黨羽。下午2點鍾他會回來，在這里停留一會兒，看一眼他的崇拜者們每天讓人放在這里的各種禮物，有書籍、繪畫、刺繡以及其它手工制品。在這短暫的時間里，他會快速地口授一些辦公指令，簽署緊急文件。下午是召開各種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很晚的時候。
希特勒習慣把重要的事情放到晚上來口授。當他決定晚上留在辦公室工作時，他的副官就會過來通知我：“元首今天晚上要做口授，請您做好准備！”
這話就像在辦公室里按響了警鈴，我不敢稍離片刻。但我很快就意識到，對于這種夜間工作希特勒並不守時。我經常連續八九個晚上地等候，而他卻一次也沒出現過。這種情況尤其會出現在他准備在帝國國會上或納粹黨代會上發表演說的時候。不快之余，我只好猜測他慣于在最後時刻，也就是發表演說的前一天才做口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