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希特勒的健康情況急劇惡化，右腿和左手總在神經質地顫抖。右腿應該說是輕微癱瘓了，因為走路時甚至要拖著它走。希特勒每次躺下來的時候，他的貼身仆人就把這條腿放在一個特制的墊子上。我從希特勒的目光中看出，他惱怒地想制止仆人這麼做，但這樣做應該能緩和疼痛，因此與惱人的痛苦相比，他甯願接受自尊的屈辱。
1944年4月20日的行刺事件之後，吉辛醫生負責治療希特勒被爆炸聲震出毛病的耳朵。有一天，他在希特勒的桌子上發現了“昂地卡斯”這種藥片。醫生問他用量，希特勒回答說：“每天最多17片。”得知莫雷爾醫生讓希特勒服用這麼大的藥量，吉辛醫生驚慌失措，向負責元首疾病診療的醫生們提出警告。在召開過緊急會議之後，醫生們決定正式向元首報告，這種藥會對他的肌體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他們斷言他手腳的顫抖以及視力的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大劑量服用了這種藥。在此期間，秘書長鮑曼讓人分析了希特勒服用的備受爭議的藥，結果證明它絕對無害，可以服用這麼大的藥量。鮑曼毫不費力地使希特勒相信了莫雷爾的赤膽忠心，這一事件導致布蘭特醫生和馮·哈塞爾巴赫醫生立即被調走。
但也不能據此判斷希特勒對莫雷爾絕對信任，完全相反。希特勒對他的懷疑與日俱增，莫雷爾建議的每種藥都被希特勒小心地研究過。他非常仔細地閱讀使用說明和藥品分析。哪怕裝藥的容器剛好有一點點改變，希特勒也要知道其中的原由。他要了解哪怕是很小的原因。這時候，他的記憶力又派上用場了，他可以輕易地記住與每種藥有關的一切。他養成了習慣，長時間拖著莫雷爾討論後者建議使用的藥品的治療作用，並常常故意讓莫雷爾出錯。莫雷爾由于記憶衰退，很難承受這種間接的審訊，按照希特勒的要求百分之百精確地回答他提出的吹毛求疵的問題。只要他出一點點小差錯，希特勒便訓斥他，重新開始對他不信任。
這樣無休無止地糾纏別人，希特勒本人也感到痛苦，他曾經向我承認，他很想改掉這毛病，但沒有用。
實際上，在曆史上很難找到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的國家領導人，他生活在懷疑之中，偏執得讓人害怕。在他統治的最後時期，盲目的頑固和迫害狂的結合在一起，無疑使希特勒失去了清晰的思維和判斷能力，否則他所犯的一些致命錯誤是可以避免的。
希特勒害怕成為某種傳染病的犧牲者，就像他總擔心會被暗殺一樣。他身邊的人和下屬稍有點感冒，就被嚴禁接近他。為了說明采取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斷重複且肯定地說：“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利生病。”盡管有這些嚴格的命令，有時病人仍會冒險出現在他的身旁，這時，他會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預防可能的傳染，甚至會在茶里加上幾滴白酒。他的醫生們經常對我說，他是一個非常難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什麼都想知道，什麼都想搞懂，有時不得不用幾小時的時間向他解釋小小的治療措施。當他懷疑某種藥的治療效果時，他就粗暴地拒絕服用。最科學、最合乎情理的解釋對他也起不了絲毫作用，那些辯論最終總是不變地以元首的發怒收場，但這種怒氣，卻沒有他對他的將軍們發火那樣歇斯底里。
希特勒非常反感在別人面前脫衣服。1944年11月之前，他一直以各種各樣的借口拒絕莫雷爾醫生為他拍X光照片。當醫生冒昧地提醒他，他答應過拍X光片時，希特勒的情緒便失去控制，怒不可遏的聲音突然爆發，我在候見室里都能聽見。在憤怒發作的時候，他總是對醫生喊道：“您瘋了嗎，竟向我發號施令！這里我說了算，而不是別人。這段時間以來，您好像常常忘了這一點。您要是膽敢再這麼做，我馬上把您送走。”有一天，莫雷爾斗膽問他，為什麼總是拒絕某種治療？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說：“因為我不願意，這就是原因。”莫雷爾以不屈不撓的熱情，繼續向他推薦別的藥。一天，再次因希特勒的拒絕而感到失望之後，他喊道：“但是，我的元首，我的責任不是照管您的健康嗎？萬一您要出點什麼事，那怎麼辦！！！”希特勒目露凶光，深不可測地逼視著莫雷爾，像要把他穿透。他一字一頓、清清楚楚地，帶著殘忍的樂趣對他擲出這樣一句話：“莫雷爾，如果萬一我出了什麼事的話，您的生命也將不再有意義。”然後，他做了一個神經質的手勢，粉碎了空中一團並不存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