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集中有這樣一首詩，可以當他人格的象征：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茆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這位佳人，身份是非常名貴的，境遇是非常可憐的，情緒是非常溫厚的，性格是非常高亢的，這便是他本人的寫照。
杜甫從政夢想最終破滅。從在唐肅宗中央政府的積極進取，到在嚴武地方政府的消極請辭，杜甫從政的熱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對國亂民困的憂慮始終如一。
多情自古傷離別
與李白相比而言，杜甫對他們之間僅1年多交誼的記憶，卻是愈久彌新。現存1400多首杜詩中，與李白有關的有20來首，其中直接寄贈、思念李白的，就有10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後。這些都是嘔心瀝血、情真意切的名作。這些詩中，有對李白的綿綿思念："終朝獨爾思"、"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乃至于"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有對李詩的具體評價："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有對李白成就的極度推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雖然他此時的詩藝其實已超過了李白；有對李白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和同情："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渾然忘了自己其實更為憔悴。
杜甫多愁善感。同樣對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譏諷挖苦，杜甫卻寄予深刻的同情："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哀江頭》）對落難的王孫（《哀王孫》）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別），即使對不相識的人也都抱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懷，對于妻子兒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更是愛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遠方"和"有妹有妹在鍾離"兩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飯不忘君"，不知他每飯不忘親，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聽他說"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堂成》），再看他的《縛雞行》、《義鶻行》、《觀打魚歌》、《又觀打魚歌》，其對草木魚蟲的愛心躍然紙上，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仇兆鼇說他"愛物幾于齊物"了。所謂的忠君愛國，不過是對天地萬物的大愛的邏輯結果，梁啟超封他為"情聖"，恰如其分。沒有如此多情的心靈，絕對寫不出那般抑揚頓挫的作品。1400多首杜詩，大都是發自內心的血淚相迸發的產物。"藥里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情酬郭十五判官》），寫詩寫到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真乃詩壇第一人。
一半撐死一半餓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種不幸，但杜甫悲慘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後半生最大的敵人竟然是饑餓。
天寶五年(746年)，杜甫35歲，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漫游，來長安求仕，以實現扶世濟民的政治理想。然而，此時的唐玄宗已然不是開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極端腐化。不過，他對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為通過忠臣的努力輔佐，迷途天子還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國家仍可回到開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積極尋求從政的道路，在艱難困苦中咬緊牙關，堅持既定觀念，困居長安達10年之久。
他來長安不久，父親便去世了，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經濟來源。漸漸地，他需要依賴親友的周濟了。有時去長安城南的終南山采些草藥，拿到市場出售以糊口。有時去買政府救濟災民而低價出售的糧食，甚至有時竟過上乞討的生活。"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實寫照。
衣衫襤褸，經常挨餓，動不動就是十來天沒米下鍋。他的族孫杜濟住在長安城南郊，為了叨擾一頓飯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動。這位族孫生活也不寬綽，見長輩來了，心里老大的不樂，嘴上不好說什麼，卻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打井水淘米，使勁擺動水桶，把水攪得挺渾;到園中砍菜，放手亂砍一氣。杜甫對此感慨萬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對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鬧瘧疾，折騰得面黃肌瘦，頭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著拐杖出門散步，來到王倚家門。王倚見杜甫這般模樣，問清原委之後，十分同情，雖說家境也不富裕，還是買肉買酒，熱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于艱難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動得手腳輕旋，病體頓時松快了許多，寫詩對王倚說："但使殘年飽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饑餓之苦，可以預見。杜甫曾一度把家屬接到長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生計問題而被迫遷移到長安東北240里的奉先(今陝西蒲城縣)，寄居在縣署公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