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晚清的情結,從19年前的大學時代就開始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校園居然就那麼遠去了,像一個夢.那時,少年張狂的我寫了篇關于晚清的文章作為一堂課的作業,然後把文章寄給遠在家鄉的舅舅——一位對曆史情有獨鍾的,很有獨到想法的,落魄的教書匠(後來辭職了做律師,後來又辭職了做職業股民).他毫不客氣地指出我的一個錯誤:我居然拿電影《神鞭》中的傻兒說事,說這是極不嚴肅的.
我自那時候起,就知道我的問題很嚴重(其實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擺脫一種虛實結合的文風).于是,我曾經用一個暑假的時間,泡進北大的圖書館,瘋狂地查閱羅爾綱關于太平天國的一書架的資料:因為我的舅舅告訴我,我家祖上是太平天國的將軍.若干年後,他又告訴我,他搞錯了,我家祖上是曾國藩手下的湘軍將領……我暈.
後來,又在校園里迎面碰上袁明教授.她問我在干些什麼,我說在看晚清的東西,于是她說:"這里面的東西很多,希望你努力."此番叮囑言猶在耳.後來,每隔一兩年,她就詢問我一些晚清對外關系中的問題.比如,李鴻章說的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還是"千年之變局"啦,戈登是否說過"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啦,等等.這便促使我不斷追求事件的真實性.
開始教書了,教的是中國近現代對外關系.教學相長嘛,為了不在學生面前露怯,我把能找到的書從利瑪竇的《中國劄記》,到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再到費正清的《劍橋中國晚清史》,從佩雷菲特的《停滯的帝國》到《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同治朝),再到光緒朝的《清季外交史料》,以至王闿運的《湘軍志》等等,如饑似渴地閱讀和啃讀.又從當時可憐的工資中抽出一部分,分批購買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王韜,郭嵩燾,薛福成等人的文集,全集,日記等等,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小書庫.
為了增加感性認識,也是為了對同學有更大的吸引力,我自覺跑了很多晚清的涉外事件發生的地點.除了北京地區的數十個地點外,我跑到岳麓書院探尋魏源,曾國藩,郭嵩燾等人的芳蹤;跑到大沽口憑吊僧格林沁的"戰績";跑到承德避暑山莊探尋馬噶爾尼訪華和辛酉政變的曆史塵埃;跑到沈陽感受滿清入關前的王氣……看多了,講多了,跑多了,就想寫.第一本書于2005年在北大出版社出了,接著便有了和胡孝文編輯的結緣.
胡孝文先生是桐城人.桐城是名士輩出的地方,所謂"天下文章出桐城".曾國藩初學古文,便以桐城派大家姚鼐之文為師,自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曆史系出身的胡先生對晚清有天然偏好,也就不足為怪了.當他在2005年那個夏天,在電話里讀著以前我那本書的一些句子時,高亢的聲調震得我耳膜漲疼.要知道,當時他可是在公共汽車上.說實在的,當他讀我的句子時,我有一種別樣的感覺,我自己對于我當時說了些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對他的激烈反應,在充滿感激和酸酸的感覺的同時,更是一種崇敬.我們,包括我自己,都太缺乏這種有限度的對曆史的激情了.
于是,他邀請我在《世界知識》雜志上寫了一年的晚清涉外人物.現在,他又積極敦促我把這些東西改編了,結成書出版.
我很惶恐地答應了,我不忍心叫他失望.其實,我很清楚自己的功底,我不是那種科班出身的曆史人,我所有的只是一些思緒,還不一定有什麼價值.奈何我對晚清的情結不能自己解開,憋著要說,說了又怕,只有請高人指正,等待"板磚"直擊頭部.
是為序.
2007年3月,于北大暢春園青年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