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蔡元培辭職後,辜鴻銘也辭了職.因為蔡元培以後的北大已經不是原來的北大,北大已經不是他能容身之處了.1924年4月23日,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辜鴻銘與梁啟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熊希齡,蔣夢麟等前往北京前門車站迎接.對于這般的吹捧,十年後,魯迅還耿耿于懷,在《罵殺與捧殺》一文中諷刺:
"人近而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這是一種偏見吧.當魯迅自己被當成另一個捧殺的對象時,不知他作何感想.辜鴻銘與泰戈爾,一個很奇特的組合,不知二人聊了些什麼.不過可以肯定,泰戈爾一定為中國有這麼一位奇人感到神奇.
作為經常用英文寫作的印度文化大師泰戈爾,在某些方面和辜鴻銘有相似之處:二人對待西方文明均持一種矛盾的態度.只是泰戈爾更能從全人類的角度,以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關注人類的發展.其立意與辜鴻銘相比,更具有現代性,也更接近21世紀的曆史主題.
泰戈爾在一生的相當長時間里,對西方文明是持尊重和友好的態度的.
有感于印度的苦難,泰戈爾說:"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從西方來,我們應該接受它,毫不遲疑地贊揚它.如果我們不接受它,我們的文明將是片面的,停滯的.科學給我們理智力量,它使我們具有能夠獲得自己理想價值的積極意識的能力.為了從垂死的傳統習慣的黑暗中走出來,我們十分需要這種探索.我們應該為此懷著感激的感情轉向西方活生生的心靈,而不應該煽動反對它的仇恨傾向……今天,任何國家把別的國家拒之門外,都不能謀取獨特的進步."有人在泰戈爾的傳記中說:和西方的密切接觸"使他原已十分廣博的人道主義同情心更加寬廣,並深化了他對那種激勵西方心靈去建立偉大功業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泰戈爾逝世時,印度國大黨領袖,後來的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從監獄里致書報界,說:"祖師(泰戈爾)和甘地從西方或其他國家吸收了許多東西,特別是祖師尤其如此.他們之中誰都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使命面向整個世界."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攪亂了人類的和平生活的時候,泰戈爾和辜鴻銘一樣,對戰爭進行了譴責.只是泰戈爾對交戰雙方抱以同樣的悲憫和譴責.其詩篇有云:
大地萬千的痛苦和罪過,
多少暴力的喧嘩和凶兆,
今朝一切都洶湧澎湃,
越出河岸,湧向天空.
……
今朝,懦怯者的膽小,
強悍者的殘暴,
貪婪者的無恥,
被宰割心靈的創傷,
民族的傲慢,
對神明的褻瀆,
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不過,在北京的講演中,泰戈爾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質文明.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輕質,其文明之基礎薄弱已極,結果遂驅人類入于歧途,……雖然此種文明,吾東方人士萬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則必受其害.吾人今須知人類之精神,須如機械之輪之自強不息.吾人分所應為者乃對于一切壓迫之奮斗抵抗,以求到達于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對于大人(即西方文明)須以較機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換言之,即吾人今須以精神戰勝物質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