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其他一些場合,辜鴻銘又表達了對中國大陸所存文明遭到破壞的擔憂.在他去世前幾年,多次發表關于日本和中國文明的問題,並在日本發表演講,闡述了這樣一個主題:他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游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斷然得出結論說:"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是否因為辜鴻銘的小老婆(辜鴻銘納日本大阪姑娘吉田貞子為妾.吉田貞子在陪伴了辜鴻銘18年之後,因病去世,她給辜鴻銘留下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是日本人,所以他就有迎合之意呢?當然不能做這樣的推斷.但是,到過日本的人大約都會有這樣的感受——哪怕100年後的今天,你在日本的小城鎮的石板街上走過,仿佛回到《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意境之中,空氣中散發著似曾相識的,沈從文筆下描寫過的小鎮石板街的味道!
當然這是一種徹底的錯覺.日本人絕對不是中國人,本性完全不同.可能20世紀初期中國的動蕩,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破壞極大地沖擊了辜老先生的心理,他要尋求一種自我的慰藉吧.
不管怎樣,辜鴻銘對中國文明敝帚自珍,孤傲堅持的行為,仍然值得今天的學人肅然起敬,而不是嘲笑.
辜鴻銘的辮子是要拽住曆史的車輪嗎?
辮子留還是不留,自清人入關,便是和掉腦袋一樣重要的事情.那是政治忠誠的表現.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後留辮子,大膽.蔡元培先生聘用留著辮子的辜鴻銘在革命的漩渦北大教書,更為大膽.其實,以反革命面貌出現的這些行動,某種意義上更說明了他們的堅定意志.這種堅定意志可能是整個20世紀中國隨大流話語霸權現象中,國人最缺乏的一種獨立精神.
清朝入主中原,從一開始就把頭發問題作為政治忠誠的一種象征.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打敗李自成進入山海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
改朝換代,移風易俗,這是清朝作為異族心理自慰的一種手段.它曾遭到明朝遺民的堅決抵抗,比如,有的人為保頭發而與妻子一同跳井而死.這種事件還不止一次發生.也有舉族躲到深山之內,逃避削發的.
削發後就是在後面留一個小辮子.經過如此武斷的種族歧視政策,奴性便慢慢培養起來.留辮子就成為革命到來時表達對前朝政治忠誠的高風亮節的行為了.
辜鴻銘把留辮子作為一種忠誠看待.他認為,中國人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他正是儒家國家的基石.他也認識到自己的忠誠是一種文化立場,不僅僅是政治立場.他說:"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受皇恩之王朝的忠誠,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之根本的忠誠."
20世紀80年代有個電影叫《神鞭》,其中的傻二說:"辮子剪了,神還留著."辜鴻銘是要留住那個神.他說:"如果把地球看成一個頭,各個民族看作是頭發,那麼中華民族就是那條標新立異的辮子."
1917年,能夠容忍並欣賞辜鴻銘的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用人主張,創中國大學曇花一現的鼎盛時代.辜鴻銘被邀請教授英國文學,沙灘紅樓的那個校園里便經常可以看到拖著長辮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同時,26歲的胡適也被請回來教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辜鴻銘是著名的守舊派,而胡適恰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1917年2卷5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且被陳獨秀稱譽為"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如此搭配的北大,其熱鬧之況可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