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草原上先後生活了將近二十年，做過記者，辦過學校，搞過文學，也當過領導。草原上流轉著許多他和藏獒的故事，就像我在小說里描寫的那樣，傳奇而迷人。可以說父親是最早對藏獒產生濃厚興趣的漢人，無論他做什麼，他總是在自己的住所喂養著幾只藏獒。父親喂養的都是品貌優良的母獒，母獒們一窩一窩下著崽，他就不斷把小狗崽送給那些需要它們和喜歡它們的人。所以他認識和認識他的藏獒，跟他有過喂養關系的藏獒，遍布三江源的玉樹草原、囊謙草原、曲麻萊草原、雜多草原。有個藏民干部對我說，“文革”中他們這一派想揪斗父親，研究了四個晚上沒敢動手，就是害怕父親的藏獒報複他們。他說：“草原上走到哪里都是你父親喂過的藏獒，防不勝防。”我替父親慶幸，也替我自己慶幸，因為正是這些靈性威武的藏獒，讓我發現了父親，也發現了我自己——我有父親的遺傳，我其實跟父親是一樣的。
是的，在長駐三江源的六年里，父親給我的遺傳一直發揮著作用，使我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樣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完全像一個真正的藏民那樣生活著。我很少呆在州委所在地的結古鎮，而是一頭紮在了對于城鎮來說更加邊遠的雜多草原、曲麻萊草原和康巴人的囊謙草原。我有時候住在父親住過的房東家，有時候住在牧民的帳房里，有時候住在寺院的僧舍里，因為在這些地方，我會天天看到日見稀少的藏獒，並在它們的生活中扮演一個朋友的角色。我穿著藏袍，騎著大馬，參加所有的牧業生產活動、所有的節日活動和所有的佛事活動，和牧民們混在一起，喝酒，吃肉，放牧，喂狗，議論他們的家長里短，幫助他們解決婆媳矛盾，鄰里糾紛。那時候的記者，尤其是像我這樣生活在邊遠牧區的記者，工作任務是很輕的，一兩個月寫一篇報道就已經算得上敬業了，我有的是時間忘情忘懷地去做我願意做的一切。常常是這樣：騎著馬，帶著房東或者寺院的藏獒，走向很遠很遠的草原，醉倒在牧人的帳房里。我那個時候的理想就是：娶一個藏族姑娘，和父親一樣養一群藏獒，冬天在冬窩子里吃肉，夏天在夏窩子里放牧，偶爾再帶著藏獒去森林里雪山上打打獵，冒冒險什麼的。我好像一直在為實現我的理想努力著，幾乎忘了自己是一個長駐記者。
有一次在曲麻萊喝多了青稞酒，醉得一塌糊塗，半夜起來解手，涼風一吹，吐了。守夜的藏獒跟過來，二話不說，就把我吐出來的東西舔得一干二淨。結果它也醉了，渾身癱軟地倒在了我身邊。我和它互相摟抱著在帳房邊的草地上酣然睡去。第二天早晨我迷迷糊糊醒來，摸著藏獒尋思：我身邊是誰啊，是這家的主人戴吉東珠嗎？他身上怎麼長出毛來了？
這件事兒成了我的笑話，在草原上廣為流傳。姑娘們見了我就吃吃地笑，孩子們見了我就沖我喊：“長出毛來了，長出毛來了。”介紹我時，再也不說我是記者，而是說：“這就是與藏獒同醉說戴吉東珠長出毛來了的那個人。”牧民們請我去他家做客，總是說：“走啊，去和我家的藏獒喝一杯。”
那時候的我是有請必去的。一年夏天，我去結隆鄉的牧民尕讓家做客，住了短短一個星期，他家那只大黑獒就和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感情深到它一天不見我一面，就會滿草原尋找。我猜想，它一定是一只父親喂養過的藏獒，而且已經意識到了我跟父親的關系，不然不會對我如此依戀。幾年後我要離開草原，正好是從結隆鄉出發的。大黑獒看我打起行裝坐進了汽車，知道這是一次長別離，就對汽車又撲又咬，牙齒都咬出血來了。在它的意識里，我是迫不得已才離開它的，而強迫我離開的，正是這輛裝進了我的該死的汽車。後來我聽別人說，我走了以後，大黑獒一個星期不吃一口食不喝一口水，趴在地上死了一樣，好像所有的精氣神包括活下去的意念都被我帶走了。主人沒了辦法，就把一只羊殺了，又從狼皮上薅下一些狼毛，沾在死羊身上，扔到它面前，怒斥道：“你是怎麼看護羊群的？羊被狼咬死了你都不管，那我養你干什麼？你看看，你看看，看到狼毛了吧？狼呢？還不趕快去找。”大黑獒大受刺激，草原上狼已經很少很少，它都有一年沒咬過狼了，沒想到就在它因感情受挫而一蹶不振的時候，狼會乘虛而入。它立馬搖搖晃晃站起來，吃了一點，喝了一點，按照一只藏獒天賦的職守看護羊群牛群去了。
遺憾的是，以後我多次回到結隆鄉，再也沒有見到牧民尕讓和深深眷戀著我的大黑獒。聽說他們遷到別處去了，因為這里的草原已經退化，牛羊已經吃不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