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 “曾、胡之論兵，極主主、客之說。攻者為客，主逸而客勞，主勝而客敗。尤戒攻堅圍城。其說與普法戰爭前法國兵學家所主張者殆同。其論出師前之准備，宜十分周到。謂一械不精，不可輕出；勢力不厚，不可成行，與近今之動員准備用意相合。其以全軍破敵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為意。所見尤為精到卓越，與東西各國兵學家所倡導者如出一轍。所論諸端，皆從實行後經驗中得來，與近世各國兵家所論若合符節。吾思先賢，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國近代史，曾國藩更是不能繞開的關鍵人物，因此他始終是史學界研究的重點。近代史學鼻祖梁啟超最早提出曾國藩之曆史地位：“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學家蕭一山首著《曾國藩傳》，于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評價曾國藩：
“曾國藩之出治湘軍，挽回垂危之清室命運，保存傳統之中國文化，此其經世學之本質乎？曰：是殆不然。其壯年之志，懷民胞物與之量，修內聖外王之學，無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視軍事政治為轉移風氣之手段，而軍事政治並非其事業之目的也。所謂‘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即欲獲致賢養民之功，以盡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國藩真正目的在此。
“國藩始終認為，政治之改革，必須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會，亦必須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業，胥本此原則而行。最初頗用慷慨激烈之任俠精神，最後則用公誠道義之精神教育。”
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考察了曾國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清朝自嘉慶以後，康、乾時全盤之光輝盡湮，其勢力已自造極之巔逐漸下降。而道光朝一經鴉片戰爭，清廷之朽弱無能畢露。洪、楊革命乃乘之而起。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國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軒茂之文章，取服一時，而成其事業，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國，致同治之中興。雖苟延殘喘，然曾國藩之所以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偉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處也。
“要之其與太平天國之爭，乃為文化而戰，為宗教而戰，亦為維人倫而戰，其目的、其偉大豈僅在封毅勇侯諡文正公耶！”
建國初年，曾國藩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被史家評價為“劊子手”。其論諸如：
“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國荃、曾國華帶兵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在家鄉倚勢橫行，無惡不作，誰要是不合他們的意，就被加上會黨的罪名，送到縣里，教縣官立即執行死刑。曾國藩在這一家人里尤為突出，因為他不僅凶惡超人，而且還善于講道德仁義來掩蔽超人的凶惡。”
“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卻不曾受束縛于道學的迂腐。邵懿辰當面責備他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付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沖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偽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偽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偽乃殘忍的一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偽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真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汙，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嗎？曾國藩卻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群賊匪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面，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卻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眾，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