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條是“靜坐”。曾國藩本打算用功讀書，韜光養晦，實際行動上卻總是慵懶怠忽，“因循過日”，日記往往無可記錄，四十多天“日日玩憩”。這種狀態使曾國藩時感空虛，晚上回到寓所將自己檢討一番，立誓明日洗心革面。孰知明日複明日，許多光陰空蹉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讀罷《易經》後便出門會友。上午與杜蘭溪談學論道，留在杜家吃中飯，下午為何子敬祝壽，晚上于何宅賞聽昆曲，直至初更時分才回到寓所。靜夜思過，曾國藩充滿愧疚，在日記中寫道：“明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底意思，又有姑且隨流底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輕人的常性，曾國藩亦不例外。他平時忙于交際應酬，酒酣耳熱之際更是忘乎所以，高談闊論，哪里還記得“靜坐”功課？曾國藩對京城的一切都充滿好奇，甚至連菜市口斬決大臣的熱鬧也想去湊。“欣然樂從”途中，才意識到觀賞殺人乃“仁心喪盡”之舉，于是“徘徊良久，始歸”。
第六條是“謹言”。爭強好勝之心，有野心的年輕人常常有之。這對飽讀詩書、春風得意的翰林公曾國藩來講，亦不例外。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每夜靜思，面對“謹言”課程時，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總是話過多”，“言多尖刻，惹人厭煩”的情形曆曆在目。曾國藩身居翰林，談學論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強言爭辯，“詞氣虛驕”。曾國藩的好朋友為此沒少吃苦頭。據《曾國藩日記》記載，一次，他與好友為學業爭論起來，反省云：“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于責人而暗于責己也？”此種情形在其日記中時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國藩至友人陳源袞處為其母拜壽，“席前後氣浮言多”，同湯鵬等人討論詩文時“多誇誕語”。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平日辯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幾天後，曾國藩設家宴為父親祝壽，席間又因“妄語”同朋友發生口角。曾麟書看不過去，責令曾國藩親自登門賠禮道歉。曾國藩雖也知道自身的毛病，但從未有人嚴厲提出。父親的一席話，使他幡然醒悟：“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于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于此，以為切戒。”曾麟書回鄉後仍放心不下，專門寫信囑咐兒子“保身三要”，即節勞、節欲、節飲食。曾國藩為戒妄語付出了艱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遠朋友，被大家戲謔為“淡而無味，冷而可厭”。師友吳廷棟勸導他說：“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謂命。”
第七條是“養氣”。今人眼中的曾國藩是“理學名臣”之典范。過去史家在評論曆史人物時，往往為突出其政治屬性，將這些人物簡化為冷冰冰的面孔，對曾國藩的評價便是典型一例。曾國藩無疑是理學家，恪守“存天理，滅人欲”的信條。後世史家往往由此出發，忽略曾國藩和其他男人一樣，有七情六欲的另一面。曾國藩篤信理學，並未納妾，且妻子歐陽氏經常患病，因此格外羨慕姬妾成群的同僚。一次，曾國藩應邀赴宴，看到進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頓生無限游思，“目屢邪視”，回家後又聞妻子病榻呻吟，心中無端煩躁。入夜靜思，他頓感理學功夫大減，反省云：“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摯友陳源袞新納美妾，人皆贊貌若桃花，曾國藩羨慕不已，借故意欲一見。陳源袞拗不過曾國藩，只好從命。曾國藩見美妾後窘態百出，出言調戲，“狎褻大不敬”。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國藩在好友湯鵬家中又故伎重施，對湯鵬的兩個姬妾“諧謔為虐，絕無閑檢”。除調戲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國藩還經常出入聲色場所，“無事夜行，心貪嬉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