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不可一味耽擱，否則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早飯後習字半小時，凡筆墨應酬，皆作為功課看待，絕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門：臨功疲神，切戒切戒！
年輕的曾國藩樂觀地相信，所謂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虛妄之語，人的品行可以改變，就如同流水一般，導之向下則無孔而不入；人的情趣就像禾苗一樣，加之陽光雨露則能健康成長。然而說易行難，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為的舉動在躬身實踐中又是何等艱難！曾國藩亦不例外。
兒時的曾國藩本性並非寬容達觀。九歲時，曾國藩寄居于桂花塘歐陽先生家中讀書。一次，他與歐陽先生的兒子發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紅皂白，便批評曾國藩。曾國藩將此事暗藏心底，離別時偷偷地把歐陽家的金魚缸打破，弄得水干魚死，才興高采烈地隨父親回家。十二歲時，曾國藩與伙伴在神王廟玩耍，不小心將神王像碰倒在地。父親得知後狠狠地將他訓斥一番，還給神王重塑了金身。父親怕曾國藩再闖下更大的禍，決定讓他到離家六里的古羅坪讀書。曾國藩為此和神王像結了仇。每逢路過神王廟，他就把系繩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氣憤地說：“我去讀書，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馬。如果馬跑了，定不饒你！”
成年後的曾國藩亦非老練沉穩之人。他曾一度為仕途扶搖直上而沾沾自喜。曾國藩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給祖父去信云：孫兒“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語氣乍聽頗為謙恭，但在給叔父和弟弟們的信中，他道出了真實想法，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寫道：“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致諸弟信中則云：“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其自負心緒表露無遺。
後來的曾國藩品性堅卓、為人通達，乃是他修身養性的結果。
我們來看看被後世奉為聖人的曾夫子最初是如何實踐這“日課十二條”的。
第一條是“主靜”。計劃中規定“無事時整齊嚴肅，心如止水”，曾國藩實踐起來又是怎樣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風，這樣惡劣的天氣曾國藩仍不能呆在家中，其日記中記載，“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國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讀書。讀書是非常艱苦的事情，要真正深入研讀必須做到心無旁騖。曾國藩的讀書狀態又如何呢？他在日記中記錄了研讀《易經》時的情形：“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只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第二條是“靜坐”。曾國藩本打算用功讀書，韜光養晦，實際行動上卻總是慵懶怠忽，“因循過日”，日記往往無可記錄，四十多天“日日玩憩”。這種狀態使曾國藩時感空虛，晚上回到寓所將自己檢討一番，立誓明日洗心革面。孰知明日複明日，許多光陰空蹉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讀罷《易經》後便出門會友。上午與杜蘭溪談學論道，留在杜家吃中飯，下午為何子敬祝壽，晚上于何宅賞聽昆曲，直至初更時分才回到寓所。靜夜思過，曾國藩充滿愧疚，在日記中寫道：“明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底意思，又有姑且隨流底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輕人的常性，曾國藩亦不例外。他平時忙于交際應酬，酒酣耳熱之際更是忘乎所以，高談闊論，哪里還記得“靜坐”功課？曾國藩對京城的一切都充滿好奇，甚至連菜市口斬決大臣的熱鬧也想去湊。“欣然樂從”途中，才意識到觀賞殺人乃“仁心喪盡”之舉，于是“徘徊良久，始歸”。
第六條是“謹言”。爭強好勝之心，有野心的年輕人常常有之。這對飽讀詩書、春風得意的翰林公曾國藩來講，亦不例外。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每夜靜思，面對“謹言”課程時，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總是話過多”，“言多尖刻，惹人厭煩”的情形曆曆在目。曾國藩身居翰林，談學論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強言爭辯，“詞氣虛驕”。曾國藩的好朋友為此沒少吃苦頭。據《曾國藩日記》記載，一次，他與好友為學業爭論起來，反省云：“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于責人而暗于責己也？”此種情形在其日記中時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國藩至友人陳源袞處為其母拜壽，“席前後氣浮言多”，同湯鵬等人討論詩文時“多誇誕語”。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平日辯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曾國藩為戒妄語付出了艱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遠朋友，被大家戲謔為“淡而無味，冷而可厭”。師友吳廷棟勸導他說：“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謂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