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治軍”之法
同李鴻章統率的淮軍相比，曾國藩創辦的湘軍可謂在更大程度上吸收借鑒了中國傳統軍事思想的豐富資源。從這一層面上，後人對曾氏軍事思想亦發生極大的興趣。民國時期云南督軍蔡鍔首倡反對袁世凱之護國運動，便以曾國藩為師資，自謂取法曾國藩、胡林翼之事功，乃發揚曾氏軍事思想遺產的具體表現。蔡鍔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可謂曾氏軍事思想之集大成。
曾國藩首先提出何謂“將材”。將材應是忠義血性之人，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他認為將材應具備四項基本條件。第一要“才堪治民”。此一要求不外乎“公”、“明”、“勤”三字。將領只有公正、嚴明，士兵才會心悅誠服，為其所用。勤，則指的是對營務巨細都要親自過問，心中有數。第二要“不怕死”。將領不怕死，臨陣當先，士兵才能上行下效，死力效命。第三要“不急名利”。將領好大喜功，追名逐利，其表現為“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厘”，以致兵怨沸騰，無法治軍。第四要“能耐受辛苦”。身體羸弱，過勞則病；精神短乏，久用則散，這樣的人不宜為將。曾國藩認為，為將者此四項缺一不可。“四者似過于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
將材有所謂“體”、“用”之分。將材之體在于“得士卒之心”。曾國藩指出，古代名將得軍心之手段，往往靠錢財之外的精神魅力。近代則不然：“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為牢籠兵心之具”，“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好的統領營官應備兩端：一為真心實腸，服從上司；二為精打細算：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強弱。湘軍初期名將王鑫雖精明能干，然始終不依從主帥曾國藩，過于自負，曾氏謂之“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當大敵”。古人稱將材之用有“五德”，即“智、信、仁、勇、嚴”；西方人論將則曰“天才”，強調“天所特賦之智與勇”。曾氏則從個人經曆出發，認為“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曾國藩本一介書生，于帶兵統將之事毫不相干；最終能夠削平大難、建立事功，靠的便是“良心血性”。
其次，曾國藩提出識人用才之道。曾氏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培養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別。人才並非天生得來，而“以陶冶而成”，且隨時有轉移可能，故識人不可眼光太高，動輒謂無人可用。訪求人才之道，乃“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余”。以曾氏用人經驗，人才大致可分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重的人才，“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之弊”。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不足在于“一事未成，物議先騰”。曾氏培養人才，在“勞苦忍辱”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氣而用鄉氣之人。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顯其所長。
第三，曾國藩以儒生治軍，終成大業，靠的便是“尚志”、“誠實”和“勇毅”。曾氏認為，辨別人才之高下，首先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他認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舉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之人。這樣的人卻最易埋沒，“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貪婪退縮的庸俗之輩，卻往往“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那麼如何培養高尚獨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國藩講，“胸懷廣大，須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志”切忌“喜譽惡毀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于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總之，“尚志”之目的在于“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亦為“好師好友好榜樣”。
曾國藩治軍亦推重“誠實”。他強調做人要光明磊落。“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丑態”。“誠實”于治軍頗為關鍵。“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以誠為之本，以勤字慎字為之用，庶幾免于大戾，免于大敗”。湘軍中盡用儒生，亦不乏武將，曾國藩對二者的團結尤其注意，教之以一個“誠”字：“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曾國藩專用誠實質樸之人，認為“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于純正”。因此，“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曆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應切戒之”。“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質，有其質而輔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他主張任用誠實之人，“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