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治軍尤要做到“勇毅”，不可輕易奪其志。“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毅之氣”。選拔人才亦如此，“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國藩回顧當年艱難困頓于湖南江西之際，“幾于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甯當更問毀譽？”在此期間，曾國藩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堅定意志，“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為喜懼耳”。治軍尤其如此。“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騷擾；二曰稟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曾國藩將治軍比作行船，云：“如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于他舟之慌亂者數倍。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致站腳不牢。”
第四，曾國藩強調治軍須張弛有道，既做到嚴明、公明，又要仁愛、勤勞。“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治軍必須嚴明。曾國藩認為近世以來，治軍者往往“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為將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嫗也”。立法不難，貴在執行。曾國藩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于嚴”的道理，“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將相距遙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做事威克厥愛，雖少必濟；反是，乃敗道耳”。
公明，指的是公正光明。曾國藩認為曆史上舉凡大亂之世，往往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最後災害來臨。他把將帥比作店鋪伙計，“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帥，猶東家之銀錢貨物，授之店中眾伙。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曾說：“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下功以為己功乎？”曾氏將其改為：“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乎？”他指出“明”有兩層含義，一是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二是精明，“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理想境界乃是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趨于平實”，然要真正做到頗為艱難。“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苟，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曾國藩提倡治軍要有“公心”。他闡述道：“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用之。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曆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君子亦謬，鄉願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他進而認為，“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營哨官之權過輕，則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者則無其事也。此中消息應默察之，而默挽之。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系”。
曾國藩乃理學名臣，自然提出以“仁”治軍思想，但“仁”要以“禮”為約束。“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漫，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