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勤奮，治軍亦然。早在其做京官時便養成“多勤少食”的習慣，“每日應辦之事，積擱過多，當于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幾積壓較少”。他強調，“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弛則百處懶矣”。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者”；“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于熟，如雞伏卵，如爐煉丹，未可須臾稍離”。
第五，曾國藩指出軍隊要內部團結，具有凝聚力。他總結道：“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內訌分裂，危害尤甚。“禍機之發，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敗國、亡家、喪身，皆猜忌之所致。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齷齪，則營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同打仗，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于治己而薄于責人，則唇舌自省矣。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余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
第六，曾國藩的“兵機”、“戰守”思想。曾氏“兵機”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練兵須“簡練慎出”，軍隊“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有一次，曾國藩因戰事吃緊，需從湖北招兵東下，他便提出：“必須選百煉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為百戰艱難之行”。然湖北新募之軍倉促起行，“人盡烏何，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這樣的軍隊縱能速達，又何堪一戰，無異于送死。因此曾國藩令其繼續編練，直至打造成“戰艦二百號，又補以民船載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軍四千，陸軍六千”的可戰之師，次年再行前來，否則“名為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哂”。其次是哀兵必勝，“兵事宜慘戚，不宜歡欣”。“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素敬之心，如承大祭，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于敗而已矣”。第三是要保全士氣。曾國藩認為，戰斗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勇氣的較量，“大約用兵無他妙巧，長存有余不盡之氣而已”。曆史上不乏氣盈則勝，氣虛則敗的戰例。“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于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于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陽，氣竭而複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下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斃，此善于用氣者也”。曾國藩的自身體驗亦證明如此：“余治兵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悚懼者，其後常得大勝；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弱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大計，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繼否言之。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敗”。總之，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全士氣為主。諸如“孤單無助，糧餉不繼，奔走疲憊”等，都是瓦解士氣的因素，也是用兵大忌。
曾國藩的“戰守”之法則是其軍事經驗的總結。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杜。故善用兵者，每喜為主，不喜做客。休祁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實，地勢不審，敵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應研究此兩層，或我尋敵，先發制人；或敵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動，切不可于兩層一無所見，貿然出隊”。
“師行所至之處，必須多問多思，思之于己，問之于人，皆好謀之實跡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敵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敵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余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合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日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于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敵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兵，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
“用兵以渡水為最難。不特渡長江大河為難，即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渡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隘路打勝仗，全在頭敵。若頭敵占腳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擠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