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70節:走向語言本體論

走向語言本體論

論及當代哲學解釋學的發展時,通常都把狄爾泰、海德格爾、迦達默爾視為三個基本環節。J.費格爾公正地指出,應該重新考察尼采在哲學解釋學奠基中的作用,否則不可能弄清解釋學發展的決定性線索。參看J?費格爾:《尼采與二十世紀哲學解釋學》。《尼采研究年鑒》,第10-11期合刊,柏林-紐約,1982,第430頁。

哲學解釋學的興起基于兩點重要認識:第一,一切認識都是解釋,不存在純客觀的世界"本文";第二,解釋必憑借語言,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世界圖景。這兩點認識,尼采實際上都提出了。關于第一點,將在論述尼采的透視主義時詳細討論。關于第二點,本章前幾節已論述,這里只需提示尼采的以下論點就足夠了:語言是理性思維"無法擺脫的一種模式";語言類型預定了哲學世界觀的發展路線。

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再到迦達默爾,對語言的重視呈漸增的趨勢,而且賦予語言的重要性以愈來愈積極的意義。尼采多少是把語言看作難以掙脫的桎梏。海德格爾指出語言具有二重性,但積極的方面占主導地位。他寫道:"由于語言……從根本上使我們紮根于我們的大地,安身立命于我們的世界,所以,對語言及其曆史威力的思考始終是此在之創造本身的行為。"海德格爾:《尼采》,第1卷,第170頁。在迦達默爾那里,這種對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語言性的強調以及對它的肯定評價成為基調,實現了解釋學的語言本體論轉折。

迦達默爾認為,對世界的語言把握是人區別于其他生物的世界關系之所在。擁有語言,使人對環境有了一種自由的、距離化的關系,從而不再像動物那樣受制于環境。在這個意義上,"誰擁有語言,誰就'擁有'世界。"迦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圖賓根,1965,第429頁。"人之擁有世界,這一點是建立在語言之上,體現在語言之中的。"《真理與方法》,第419頁。所以,人有世界,而動物沒有世界。


對于迦達默爾來說,語言決非單純的傳達工具,亦非擺在人面前的某種自在對象,而是人與世界的關系的"絕對"特性,是人在世界上存在的本原方式。"因此,語言與世界的基本關系並不意味著世界成為語言的對象。"並不是說,世界是一回事,語言又是一回事,人以語言為工具去把握作為對象的世界。毋甯說,在語言之外並不存在世界,"世界本身就體現在語言中"。世界就其與人相關而言,總是包容在語言的視界之內。語言的視界就是人的視界,也就是世界的范圍。參看《真理與方法》,第426頁。

在狄爾泰那里,解釋學僅是精神科學的方法論。尼采和海德格爾都已經提出了作為本體論的解釋學的思想,這表現在尼采把一切認識視為解釋,海德格爾把"此在的現象學"命名為"解釋學"。迦達默爾從"人類世界經驗的語言性"的立場出發,進一步論證了解釋學的本體論地位。他寫道:"人的世界關系完全是語言性的,從而是理解性的。就此而論,解釋學是哲學的一個普遍維度,而不只是所謂精神科學的方法基礎。"《真理與方法》,第451頁。因此,不僅藝術作品和曆史典籍,而且人類全部世界經驗,都是解釋學要追問其意義的"本文"。

在迦達默爾的解釋學中,語言據有中心位置。迦達默爾認為,解釋學的使命就是描述人類的理解行為,回答"理解如何可能"的問題。而語言是理解的實現形式,"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真理與方法》,第450頁。所以,對于理解的描述就同對于理解之語言性的揭示密不可分。例如,迦達默爾強調,理解本文就是與本文"對話",以求重建以本文為其回答的問題。在理解中,本文的意義與解釋者所賦予的意義不可分離,曆史視界與解釋者視界融為一體。視界是我們運動于其中而它也隨著我們運動的東西,它把人類生活規定為傳統。可見傳統也是一種變動的東西。解釋者總是與他所試圖解釋的傳統相關聯,體現著也改變著傳統,使得本文的意義處在不斷被確定的過程中。從曆史視界與解釋者視界彼此融合的角度看,這種情形叫作"視界融合"。從傳統與解釋者相互作用的角度看,這種情形叫作"效果曆史"。其實,兩者是一回事。由于"視界"的"融合"和"效果曆史"的作用都是通過語言媒介進行的,所以,迦達默爾說:視界融合是"語言特有的成就",而"理解的語言性是效果曆史意識的具體化。"《真理與方法》,第366頁。"視界融合"和"效果曆史"是迦達默爾描述理解行為的兩個主要范疇,他把它們與語言聯系起來,突出了語言的中心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視界融合"是語言視界的融合,而"效果曆史"則是語言發生作用的曆史。

對比迦達默爾和尼采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承認認識即解釋,解釋必受制于語言,但他們從中引出的結論並不相同。迦達默爾從語言在理解和解釋中的普遍作用出發,肯定了語言的本體論意義及其在解釋學中的中心地位。尼采卻把語言看作一種大成問題的解釋工具,一面承認它是無法擺脫的模式,一面卻又要求哲學家們擺脫語言之網,表現出了一種矛盾心理。迦達默爾對于語言的看法也許過于樂觀了,他明顯地具有將語言的作用合理化的趨向。在尼采的觀點中,則保留著對于日常語言的警惕心和對于語法規則的反叛心,前者使他接近維特根斯坦,後者使他接近後結構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