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4 頁。
① 《義和團》第2 冊，第485 頁。
義和團聲勢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脅，而想對它加以利用和控制。這時，清廷跟外國侵略者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後因英、日等國讓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國外繼續活動，不同意她廢光緒皇帝的計劃，而心懷猜忌。在經過幾度密議之後，清廷決定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地位，默許它進入北京。本來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內就已有義和團活動，現在內外結合，聲勢更為壯大。幾天之內，居民加入義和團的達十幾萬人，滿、漢士兵也紛紛參加。義和團在北京焚毀教堂，打擊外國侵略者，不斷示威游行。同時，義和團也進入天津城，在城內劃界管轄，守衛各城門，對外國侵略者進行斗爭。
義和團在北京、天津的迅速發展，鼓舞了全國人民。不僅山東省和直隸省，山西、陝西、河南、內蒙、東北等地區也都爆發了義和團的反帝斗爭。南方各省，反對教會侵略的斗爭彼伏此起，跟義和團反帝運動相呼應。中國大地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怒潮洶湧澎湃。
第二節八國聯軍的侵華和清廷的宣戰為了鎮壓義和團的反帝運動，帝國主義國家開始著手准備聯合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光緒二十六年三月（1900 年4 月），英、美、德、法四國公使先後照會清廷，限令清廷在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將直接出兵干涉。五月初一日（5 月28 日），駐北京的各國公使舉行會議，決定以“保護使館”為名，聯合出兵北京。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5 月30 日至6 月8 日），各國侵略軍近千人由天津陸續開抵北京，進駐東交民巷。為了阻止侵略軍繼續進犯北京，義和團開始拆毀京津鐵路，切斷京津電報線，並與前來鎮壓的清軍發生激戰。此時，在大沽口外已集結了俄、英、日、美、法等國的24 艘軍艦，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軍2000 余人。五月初十日（6 月6 日）前後，駐華公使們議定的聯合侵華政策相繼得到了本國政府的批准。十四日，英、俄、日、美、德、法、意、奧八國組成的侵略軍2000 多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的率領下，以“救護使臣”為名，在大沽登陸後，由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手持大刀長矛等原始武器，協同清軍在落垡、廊坊等地跟侵略軍展開血戰。敵人傷亡慘重，狼狽逃回天津租界。
與此同時，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各國軍艦在俄國海軍頭目的指揮下，攻占了大沽炮台。大批侵略軍紛紛從大沽登陸，向天津進犯。俄國侵略軍2000多人開到天津火車站後，就開炮襲擊義和團。曹福田領導的義和團和馬玉昆的武衛左軍，奮勇抵抗。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勇猛沖殺，打死打傷俄國侵略軍500 多人，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張德成率領的義和團和直隸提督聶士成親率的武衛前軍等部分清軍，也對天津租界發動猛烈圍攻。由青年婦女組成的“紅燈照”，也投入了戰斗。他們夜以繼日，浴血奮戰，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八國聯軍的進兵，使在北京的帝國主義分子氣焰更加囂張。使館官員和衛兵屢次向義和團挑釁，任意槍殺無辜的中國居民和同情團民的清軍士兵，並在使館區築壘設崗，積極備戰。五月十八日（6 月14 日），德國公使克林德（F.vonKlemensKetteler）帶領德國兵外出時，發現有團民練武，就立即開槍射殺，打死20 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東單牌樓附近向中國士兵開槍，結果被中國士兵當場擊斃。出于對侵略罪行的義憤，從這天起，清軍和部分團民開始圍攻使館。
面對義和團運動的高漲和八國聯軍的進犯，清廷內部在應采取怎樣對策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認為無力與八國同時開戰，主張堅決鎮壓義和團，以根絕聯軍進京。這一派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端王載漪、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等頑固派大臣由于守舊惡新，加之在“廢立”問題上與列強有矛盾，所以主張招撫、利用義和團以對抗列強。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書翹等上奏：“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統以將帥，編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固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似一因勢利導之一法。”①在和戰、剿撫問題上，慈禧太後最初也是舉棋不定。五月二十日（6 月16 日），慈禧太後召開第一次禦前會議，商討對策。決定暫時停止鎮壓義和團，如果列強繼續進兵，就不惜開戰。但同時她又派兵保護使館，幻想以此換取列強停止進兵。第二天，慈禧太後接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10 頁。
到了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報，以及要求她歸政的謊報，使她更加不滿。當天召開第二次禦前會議，欲強行宣戰，遭到光緒帝等主和派的反對。慈禧太後只好下令死守大沽，並命各省督撫調兵馳援北京。二十三日，召開第三次禦前會議，決定派王文韶、許景澄等人前往使館，要求各國公使勸阻聯軍，但未能成功。隨後，大沽淪陷的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後立即召開第四次禦前會議，在與列強的戰爭已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決定對外宣戰。二十五日，清廷發布“向各國宣戰諭旨”。
在對外宣戰的同時，清廷下令招撫義和團，對義和團犒賞銀、米，稱義和團為“義民”，派莊王載勳、協辦大學士剛毅統帶義和團，在莊王府設壇掛號，凡掛號者名為官團，稱“奉旨義和神團”；制訂《義和團團規》，要義和團聽命于清廷，如有違背者，以“偽團”論處，從而進一步欺騙和控制義和團。另一方面，又暗中進行投降活動，隨時准備跟帝國主義妥協。宣戰後僅四天，慈禧太後就下令停攻使館，並派人商議和局。她還在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的電旨中，對他們反對宣戰、主張鎮壓義和團的態度表示了肯定，認為他們的主張是“老成謀國之道”①。六月初三日（6月29 日），慈禧太後再次向各國公使保證，將繼續保護使館，並對義和團“設法相機自行懲辦”②。初七日，清廷又向俄、英、日發出呼籲，乞求帝國主義“暫棄小嫌，共維全局”③。
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等為首的洋務派集團，反對宣戰，主張堅決鎮壓義和團，以免招致列強的干涉。英國懼怕義和團運動波及長江流域，威脅其在華利益，表示願意以武力支持張之洞、劉坤一等“維持秩序”。清廷對外宣戰後，他們拒不奉旨，反而通過盛宣懷指使上海道余聯沅，于五月三十日（6 月26 日）與各國駐上海的領事制訂了《東南互保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①。此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閩浙總督許應骙等，都先後對“東南互保”表示了支持。“東南互保”破壞了東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爭，阻礙了義和團向南方的發展，也使帝國主義列強得以集中兵力鎮壓北方的義和團運動。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86—187 頁。
② 同上書，第203 頁。
③ 同上書，第228 頁。
① 《官方文電》，《義和團》第3 冊，第327 頁。
第三節八國聯軍的暴行為了加緊進攻天津，帝國主義開始不斷增兵。至六月（7 月）上旬，兵力已達1.8 萬余人。六月十三日（7 月9 日），聯軍分三路圍攻據守天津城西南的聶士成軍和團民，遭到清軍和義和團的頑強抵抗。正如一位外國官員所言：“我曾經見到過世界各地的戰斗，但從來沒有見到過象對付這些未經訓練過的中國人更為艱苦的戰斗了。”②聶士成力戰身亡。就在這關鍵時刻，清廷派力主鎮壓義和團的四川提督宋慶到天津主持軍務。宋慶按照朝廷的旨意，命令軍隊大肆屠殺義和團。在中外反動勢力的夾攻下，義和團受到嚴重傷亡，大大削弱了守衛力量。六月十八日（7 月14 日），天津城陷落。
清廷在天津失陷後，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國使館慰問，表示道歉、賠款、懲凶。但是，帝國主義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權益，拒不理睬，加緊准備進犯北京。七月初十日（8 月4 日），八國聯軍近20000 人，從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犯。義和團和部分清軍進行了英勇抗擊。但清廷卻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二十日，侵略軍占領北京。慈禧太後帶領光緒帝，倉皇逃往西安。聯軍以北京為基地，四出擴大侵略，占領山海關、保定等地。
在鎮壓義和團的過程中，侵略軍到處燒殺搶掠，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後，連日縱火，將繁華的市區夷為平地。攻入天津後，聯軍對著逃難群眾任意開槍、放炮，天津城內“但見死人滿地，房屋無存”①。占領北京後，八國聯軍開始了更加瘋狂的屠殺和掠奪。他們大肆殺戮義和團民，僅在莊王府一處，就殺戮、燒死了1700 多位團民。任八國聯軍總司令的德國元帥瓦德西還縱兵大掠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當時，從公使、將軍直到傳教士、士兵，都參與了這一暴行。日軍從戶部搶去白銀300 萬兩，並燒房毀滅罪證。各官衙所存庫款被搶劫一空，損失約計6000 萬兩②。堆滿金銀和曆朝寶物的皇宮、頤和園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貴文物被搶掠、毀壞。明代的《永樂大典》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洗劫，成為殘本，此次又失去307冊。正如時人所言，經過這場浩劫，“中國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家奇珍，掃地遂盡”③。
俄國除參加帝國主義聯軍外，還單獨出兵侵占中國東北地區。當義和團運動發展到東北地區後，光緒二十六年六月（1900 年7 月），俄國以保護中東鐵路為借口，調集15 萬軍隊，分兵幾路，先後攻入黑龍江、吉林、盛京。到八九月（10 月）間，東北全境幾乎都被俄軍控制。俄國侵略軍到處燒殺搶掠。僅在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被殺害、燒死和淹死在黑龍江里的中國人民就有7000 多人，曆史悠久的古城璦琿被燒成一片瓦礫。列甯當時就憤怒譴責俄國侵略者“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進黑龍江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①。
面對俄國的野蠻侵略，東北義和團和各族人民到處掀起了抗擊侵略軍的② 天津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編：《八國聯軍在天津》，齊魯書社1980 年版，第255 頁。① 佚名：《遇難日記》，《義和團》第2 冊，第172 頁。
② 佐原篤介：《拳亂紀聞》，《義和團》第1 冊，第199 頁。
③ 柴萼：《庚辛紀事》，《義和團》第1 冊，第316 頁。
① 《對華戰爭》，《列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0 頁。武裝斗爭。後來，他們組成了“忠義軍”轉戰各地，提出了“禦俄寇，複國土”的口號，不斷襲擊俄軍，使其坐立不安。
第四節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和《辛丑條約》的簽訂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爭著從中國攫取最大的利益。它們之間矛盾重重，爭奪激烈。俄國主張撤兵、議和，並支持慈禧太後繼續掌權，但條件是清廷承認其獨占東北。英國希望廢慈禧太後，由光緒帝主政，建立一個由英國政府控制的政權。日本也試圖爭奪東北，故支持英國，反對俄國。法國為了遏制英國在兩廣的擴張，傾向于支持俄國。德國則正在繼續調兵，企圖以武力占領煙台，以便加強對山東的控制，反對立即議和，提出了懲辦慈禧太後和載漪的要求。經過一段時間的爭吵後，列強逐漸達成一致意見，即接受美國提出的第二次“門戶開放”政策，繼續維持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廷的統治，形式上保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實質上是要建立對中國的共管。在這個基礎上，這些國家跟清廷的代表李鴻章和慶親王奕開始媾和談判。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 月7 日，陰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奧、比、荷、西11 個國家迫使清廷簽訂了《辛丑條約》。除正約之外，還有19 個附件。主要內容如下：1.清廷向各國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39 年還清，本息共計九億八千多萬兩，還有各省地方賠款兩千多萬兩，總數超過十億兩；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由帝國主義控制，作為償付賠款之用。
2.北京東交民巷劃為使館區，允許各國派兵保護，不准中國人居住。
3.拆毀大沽炮台，從北京、天津到山海關鐵路沿線的重要地區允許外國軍隊駐守。
4.清廷向各國認錯道歉，懲辦曾經支持過義和團的各級官員，並保證永遠禁止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違者處以死刑。
5.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條約》是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巨額的賠款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不僅加劇了清廷財政危機，而且使列強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賦之外的主要財政來源；使館區的設立，炮台的拆除，軍隊的駐紮等，使列強進一步強化了對清廷政治和軍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的破壞，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
慈禧太後因為繼續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對這個條約非常滿意，竟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甘願充當帝國主義勢力統治中國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 年9 月7 日），清廷發布上諭，公開出賣義和團。聲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①各地清軍開始大肆絞殺義和團，並以此獻媚于侵略軍。聯軍統帥瓦德西曾說：“當聯軍前進之際，常常發現中國軍隊與拳隊相戰之遺跡。各個城鎮入口之處，多懸已斬拳隊領袖之頭，以歡迎聯軍。”②面對中外反動勢力的鎮壓，義和團民進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訓使團民們警醒。他們開始擯棄“扶清”的提法。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川的義和團相繼提出了“滅清剿洋”、“掃清滅洋”的口號。第二年，在直隸省，① 《義和團》第4 冊，第52 頁。
② 《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 冊，第30 頁。
爆發了景廷賓領導的起義。起義軍打出“掃清滅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縱橫20 余縣，向教會勢力和前來鎮壓的清軍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清廷調集重兵進行鎮壓，外國侵略軍6000 余人也前往“助剿”，起義失敗。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了。但是，義和團以其英勇頑強的斗爭，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壓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國人民不惜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民族的獨立與尊嚴。
義和團運動自其爆發之日起，就遭到了當時西方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攻擊。他們指責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是由“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對此，列甯曾撰文批駁道：“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憎惡的是哪一種歐洲人呢？為什麼要憎惡呢？中國人憎惡的不是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沖突，他們憎惡的是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 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利用傳教偽善地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①在此，列甯對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反侵略斗爭的正義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時刻，在腐朽清廷已無力捍衛國家主權的背景下，中國人民挺身而出，組織起來，保家衛國，發出了吼聲：“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他們是在為國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戰。“好男兒，要滅洋，好女兒，要保國，滅了洋、保了國，我們才能活。”所以義和團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和奴役，而不是什麼來自西方的先進的文明。曾任美國駐華使館代辦的何天爵也曾這樣指出：“要追根尋源，就必須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國人和外國人開始有外交接觸或聯系的時候。要懂得它的勢力和力量，必須探索當時發起席卷全國的排外情緒，研究它是由一個接著一個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誤解與不平的真實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來增長的憤怒和仇恨，由于長年的壓迫而更加激烈，它獲得億萬沒有卷入運動的中國人的衷心的同情。毫無疑問，義和團運動代表了他們一種愛國的努力，是要把他們的國家從外來侵略和可能發生的瓜分中拯救出來。”①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進程。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廣大的義和團民和愛國將士，不怕流血犧牲，表現了中國人民敢于同帝國主義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尚“含有無限蓬勃的民氣”，並斷言“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瓜分中國不啻“夢囈”②。長期占據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職位的赫德也認為不可能瓜分中國，因為義和團運動使他意識到“不論中國哪一部分領土被分割去，都必須用武力來統治。像這樣，被分割去的領土越大，治理起來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騷亂和叛亂的發生就越是確定無疑。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就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哪幾個外國統治者。”他承認義和團運動是一個為① 《對華戰爭》，《列甯選集》第1 卷，第279 頁。
① 何天爵：《中國之過去與將來》，轉引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6 頁。
② 《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 冊，第86 頁。
了使中國強盛起來的、純粹的愛國主義運動，但這個運動對帝國主義則是不祥之兆③。
當然，以農民群眾為主體的義和團運動，還有著明顯的小生產者的特點，在指導思想、組織形式和斗爭方式等方面，還帶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後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但是它的失敗，也促使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清廷對列強的妥協投降，對義和團的利用和叛賣，進一步暴露了其反動本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須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統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③ 呂浦等編譯：《黃禍論曆史資料選輯》，中國科學出版社1979 年版，第145—152 頁。第十二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第一節空前加劇的社會危機《辛丑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各國加緊了對中國的掠奪和控制。它們除繼續在中國遍設各種工廠外，還進一步奪取築路和開礦的權利，用直接投資和高利貸兩種方式把持中國鐵路、礦山。路礦權利的不斷喪失，成為當時中國極為嚴重的問題。
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列強已經為爭奪在華的修路權而展開了爭斗，至此，爭奪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國在退還山海關內外鐵路的交涉中明爭暗斗；法國成立滇越鐵路公司，加緊建設滇越鐵路，並試圖謀取兩廣路權；日、美、德等國為控制閩、浙、贛的路權而大肆活動；日本成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相繼取得了南滿鐵路、新奉鐵路和吉長鐵路的控制權，並以保護鐵路為名，在沿線駐紮了日本軍隊；俄國以中東鐵路公司為大本營，壟斷了東北北部的水陸交通。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正太、卞洛和滬甯三條鐵路的修築權，分別落入了俄、比、英等國的手中。列強把奪取鐵路權作為其擴張侵略勢力的有效手段，進而控制鐵路沿線的森林砍伐、礦山開采權，甚至可以派駐軍隊，干預行政。對此，日本的《朝日新聞》曾一語道破：“鐵路所布，即權利所及。凡其他之權、商權、礦權、交通權，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縱于鐵路兩軌，莫敢誰何。故夫鐵道者，猶人之血管機關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鐵路權，即有一切之權；有一切權，則凡其地官吏，皆吾頤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統三年（1911）為止，中國已修成的鐵路總長為9292 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強手中。
列強還以多種形式攫取中國的礦山開采權。繼光緒二十六年（1900）開平煤礦落入英國之手後，全國10 余省的主要礦權又逐漸被英、美、俄、法、比等國所奪取。列強不僅大量侵奪了鐵路沿線的礦山開采權，而且將侵略勢力深入到中國的內地和邊遠省份。至清末，帝國主義國家已經控制了中國煤礦機器開采量的90％以上，而中國的鐵礦生產則全部被帝國主義所控制。除鐵路、礦業外，在航運業、棉紡業、造船業、煙草業、金融業等方面，帝國主義的投資也迅速增加。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滲透和控制，把中國進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淵。時人驚呼：“經濟既盡，國家隨亡，于是分割土地以為殖民地，中國完結矣！”②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爭奪在中國的權益，展開了激烈的斗爭。當時，東北是列強爭奪的一個焦點。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俄國乘機侵占了東北，妄想建立所謂“黃俄羅斯”。《辛丑條約》簽訂後，各國侵華軍隊陸續撤出華北，但俄國的十幾萬軍隊仍駐紮在東北，拒不撤兵。光緒二十八年三月（1902 年4 月）中俄訂立的《交收東三省條約》本已明確規定，俄軍要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分批撤出。然而，在將要到期之時，俄國又向清廷提出七項無理要求，為其長期霸占東北制造借口。俄國獨霸東北的企圖，與日本的侵略政策發生嚴重沖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後，日本于光緒三十年（1904），在中國的① 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2 冊，第684 頁。
② 鐵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 號，第19 頁。
領土上與俄國展開了一場為爭奪中國東北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這場戰爭以俄國的失敗而結束。日俄雙方在美國的調停下，于次年八月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規定俄國將旅（順）大（連）租借地、長春至大連鐵路及其他有關的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
這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帝國主義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盛京地區“陷于槍林彈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肉飛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婦親朋號于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①。然而，腐敗的清皇朝在戰爭爆發時，竟然宣布“中立”，把遼河以東地區劃作戰場。戰後，清廷承認了日俄所簽條約的分贓規定。這樣，俄國勢力退到東北的北部，日本勢力侵入東北南部。
長期以來，英國與俄國對中國西藏地區進行了激烈的爭奪。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國乘俄國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東北的時機，發動了入侵西藏的戰爭。西藏地方軍民進行了堅決的抵抗。他們在江孜保衛戰中表現得英勇壯烈，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光緒三十年六月，英軍攻占拉薩，大肆搶掠。三十二年（1906），英國迫使清廷簽訂了不平等的《續訂藏印條約》，規定開放江孜、噶大克為商埠；清廷保證非經英國政府允許，外國人不准租買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員入藏，不准享受鐵路、電線、礦產等各項權益。
清廷對義和團的出賣和向帝國主義勢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動腐朽的本質，也使它的統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為了緩和矛盾，延續統治，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變法”，在幾年之內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謂“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業、廢科舉、設學校、派留學生等，是為了緩和統治者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內容是練兵籌餉。二十九年（1903），清廷設立練兵處，開始改革軍制。三十一年，又擬定了全國編練新軍36 鎮（師）的龐大計劃。同年，又設立巡警部，編練警察。
“新政”的一些內容多是在百日維新時就曾提出，在戊戌政變後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內容的實行，在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新政”與戊戌維新有著本質的區別，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的專制制度和綱常倫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1 月29 日），慈禧太後在其發布的“變法”上諭中，就已對“新政”的性質做了明確規定：“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專制制度是永遠不可改變的，只是某些具體的統治方法可以有所變通。故此，清廷還特別強調“新政”與維新派的變法有著根本的不同，指責“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①。另外，“新政”還有進一步博取帝國主義的歡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國主義國家表示：“敝國現議力行實政，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于後日，..將來中外必能益加修睦，與各大國永享無窮之利益。”①光緒二十七年，清廷根據帝國主義各國的要求，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此後，又依照它們的需要，① 《盛京時報》，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4 冊，總第4601 頁。
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4 冊，總第4616 頁。
明文規定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築路、開礦等方面的投資。
第二節人民的反抗斗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愛國運動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對外賣國、對內壓榨，使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還利用推行“新政”之機，加捐加稅，勒索人民。當時，“所有柴、米、紙張、雜糧、蔬菜等項，凡民間所用，幾乎無物不捐”②；“當捐之行也，一盞燈，一斤肉，一瓶酒，無不有稅”③。各級官吏乘機從中勒索中飽，廣大民眾難以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連綿不斷。光緒二十八年（1902），直隸省一帶的農民起義，鮮明地舉起了“掃清滅洋”的大旗。規模更大的是同年廣西省漢、壯、苗、瑤等各族人民的武裝起義，烽火燃遍全省，斗爭持續了三年。抗捐抗稅和搶米的斗爭，在各省普遍發生，其中規模大的有湖南省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省萊陽的抗捐斗爭。宣統二年（1910），長江流域發生嚴重的水旱災荒。一時間，“江、浙、湘、沔、淮、泗之間，嗷嗷之聲，達于比戶。而淮安、揚州、江甯、平湖、海州等處，老弱流亡，絡繹道路，或數百人為一起，或數千人至萬人一起。漢口地方聚至二十余萬人”①。災民只得靠吃樹皮、草根過活。紳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則乘機囤積糧食，獲取暴利，致使米價暴漲，饑饉遍地。宣統二年三月（1910 年4 月），長沙城鄉饑民忍無可忍，要求官府減價粜米，遭到鎮壓，死傷數十人。饑民奮起跟清軍搏斗，參加的群眾發展到幾萬人。他們搗毀米店、錢莊，燒毀巡撫衙門、稅局，還搗毀外國領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將斗爭的矛頭直指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終于迫使清廷允許平粜。同年，萊陽縣鄉民要求清算被官紳侵吞的備荒積谷，用來渡荒和支付捐稅。他們的要求被官吏拒絕，代表被拘押。于是，幾萬鄉民圍困了萊陽縣城，進行了多次激烈的斗爭。據不完全統計，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1902—1911），全國各地此伏彼起的民變多達1300 余起，平均每兩天半發生一次。遍布全國的越來越尖銳的階級斗爭，削弱了清皇朝的統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創造了客觀的社會環境和群眾基礎。
在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推動下，資產階級領導的具有反帝愛國性質的拒俄運動、收回利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也在工人、農民、學生和城市居民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下，在全國蓬勃展開。
光緒二十九年（1903）爆發的拒俄運動，揭開了反帝愛國運動的序幕。
由于武裝占據東北的俄國侵略軍拒不如約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項無理要求，企圖長期占領東北，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上海各界愛國人士紛紛舉行集會，抗議沙俄的侵略行徑，致電清廷外務部，表示對俄國的要求“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並通電各國外交當局說：“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倘從此民心激變，遍國之中，無論何地，再見仇洋之事，皆系俄國所致。”①北京、武漢等地的學生也相繼集會抗議，罷課示威。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召開了拒俄大會，組成拒俄義勇隊（後更名“學生軍”），發誓要與侵略軍血戰到底。留學生還派代表回國，請求清廷出兵抗俄，並表示學② 《江西巡撫馮汝骙奏宜春鄉民抗捐仇紳聚眾攻城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355 頁。
③ 《論近日民變之多》，《東方雜志》1904 年第11 期。
① 陳雨人：《陳侍禦奏稿》卷1，第37 頁。
① 《江蘇》第2 期，《紀事》，《本省時評》。
生軍願為先鋒。但是，清廷卻指責學生軍“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命令駐日公使蔡鈞勾結日本政府強制解散了學生軍，壓制了運動。
光緒三十一年（1905），資產階級領導的抵制美貨的愛國運動在全國展開。自鴉片戰爭以來，美國資產階級從中國誘騙走了大批的華工。這些華工在美國墾荒、修路、開礦，擔負著極為繁重的勞動，促進了美國的繁榮。同治、光緒年間，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美國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困境，開始煽動排華。光緒二十年（1894），美國迫使清廷訂立了《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對赴美華工作了種種苛刻的限制。美國各州也發布了各種排華法令，迫害華工、華僑的罪行愈演愈烈。三十年（1904）條約期滿，清廷在廣大華僑和國內人民的壓力下，向美國提出了修約的要求，但遭到拒絕。于是爆發了反對美國排華、抵制美貨的愛國運動。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905年5 月10 日），上海商務總會決定，以兩個月為期，如美國強我續約，則聯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作為抵制。運動以上海為中心，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小城市，並得到了海外僑胞的大力聲援。工商業者、學校師生和各界群眾組成了各種愛國團體，舉行集會演說，商家不進、不賣美貨，人們不買、不用美貨，碼頭工人不裝、不卸美貨。抵制美貨運動的迅速高漲，使美國政府大為震驚。于是，對清廷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清廷出面壓制。在美國的壓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對美貨的抵制，並電令嚴辦運動的領導者、上海商務總會會長曾鑄等人。壓力之下，民族資產階級內部出現分化，上層人物開始動搖。曾鑄發表了《留別天下同胞書》後，從此就稱病不出。但廣大群眾堅持斗爭，終于迫使清廷和美國未敢再續簽限制華工的條約。
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起，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控制我國路礦權的收回利權運動，在全國的許多省區迅速開展起來。經過斗爭，先後收回了黑龍江、山西、奉天、山東、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國主義侵占的部分礦區。廣東、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等省，還相繼成立了商辦鐵路公司，以確保利權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權，廢除向外國借債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權運動持續發展，最終成為辛亥革命爆發的導火線。
人民的反抗斗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愛國運動，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壞和鎮壓，這使得人們逐漸認清了清皇朝的反動本質，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運動失敗後，黃興、陳天華等一部分留日學生就立即組成了革命團體軍國民教育會。他們拋棄了以往“乞憐于滿洲政府”的做法，從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興起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是從孫中山開始的。孫中山，名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時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光緒十一年（1885）回國後，在廣州、香港學醫。光緒十八年（1892）起，在澳門、廣州行醫。這期間，他結識了一些愛國青年和會黨人物，經常在一起抨擊清廷的黑暗統治。他很傾慕太平天國的反清事業，並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孫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響，同辛亥革命的許多領導人和骨干分子一樣，他並非從一開始就主張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經曆了一條從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緒二十年（1894），孫中山曾上書李鴻章，試圖通過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來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絕。不久，中日戰爭爆發，孫中山感到國家面臨的危機嚴重，認識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實現國家的富強，要救國就必須推翻清朝的封建統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緒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聯絡華僑多人，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興中會總會。興中會在會章中揭露了清廷的腐敗無能，指出中國正面臨著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危機。在會員入會誓詞中，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
興中會成立後，立即籌備武裝起義，並決定于光緒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 月）在廣州發動起義。但由于計劃泄露，起義還未發動就受到鎮壓。孫中山遭到清廷通緝，被迫逃亡國外。他到了日本、歐美各國，接觸了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學說，也發展了革命組織，准備再次發動武裝起義。義和團運動期間，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利用這個時機，于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1900年10 月），在廣東省惠州發動武裝起義。起義軍在半個月內曾經發展到20000余人，屢次擊敗清軍。後在清軍優勢兵力的圍攻下，彈盡援絕，起義失敗。此次起義雖然又告失敗，但孫中山所進行的革命斗爭，卻贏得了人們越來越多的同情。對此，孫中山曾回憶說：“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孫中山也沒有氣餒，而是繼續探索救國道路，堅持革命斗爭。
光緒末年，中國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長。風行一時的出國留學和國內新式學校的開辦，為這個階級培養出大批的知識分子。光緒二十九年（1903）留日學生已有1300 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 人，三十二年達1.2 萬人。與此同時，在國內由各類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人數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滅之前，學生總數已達150 多萬。在這些有別于舊式文人的新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接受了變法維新運動失敗的教訓，又受到農民反帝愛國運動的啟發，開始逐漸感覺到，要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就必須走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道路。他們在國內外組織了革命團體，出版了許多報紙刊物，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東京是他們革命活動的中心。在日本，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發刊的“專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為宗旨”的《譯書彙編》開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具有明顯的革命傾向且產生了較大影響的《國民報》、《游學譯編》、《湖北學生① 《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 卷，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235 頁。界》、《浙江潮》、《江蘇》、《二十世紀之支那》等刊物，相繼問世。在上海，資產階級革命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宣傳革命的輿論陣地主要是《蘇報》、《大陸》、《童子世界》、《國民日日報》、《警鍾日報》等。據統計，革命黨人先後在國內外創辦了約一百二三十種報刊，用以“灌輸最新學說”，“傳播革命思潮”，“鼓舞國民精神”。發行數量，最多的達到兩萬多份。革命黨人創辦報刊的同時，還編印了大量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從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後到宣統三年（1911）武昌起義爆發期間，革命黨人共印發這類讀物130 種左右。革命書刊的大量出現，預示著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正在蓬勃興起。
在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鄒容和陳天華等人有很大的影響。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縣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響，曾參與維新變法的宣傳活動。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逐漸轉變了政治立場，走上了革命道路。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逃亡國外，成立了“保皇會”，繼續宣揚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憲，反對革命，曾一度在海外華僑中得到廣泛支持。光緒二十八年（1902），康有為發表了《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及《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兩封長信，美化清廷的統治，指責革命將會導致天下大亂，以致“亡國滅種”。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蘇報》上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駁了康有為的保皇主張，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確表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針對康有為宣揚的公理不明，民智未開，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觀點，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開民智的主張。他還特別撰文向國人推薦鄒容所著的《革命軍》一書，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章太炎的文章打擊了保皇派的氣焰，促進了人們的覺醒。
鄒容，四川巴縣（今重慶）人，留日學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不滿20 歲的鄒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動一時的《革命軍》。他熱情地謳歌民主、鼓吹革命，宣傳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主張用革命手段“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政政體”，恢複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他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的“中華共和國”的號召，要求永遠根絕君主專制政體，反對外國人干涉中國的革命和獨立，並大聲疾呼“革命獨立萬歲！”《革命軍》出版後，立即風行海內外，先後印行20 多次，銷量上百萬冊。清廷對此十分恐懼仇視，勾結上海的帝國主義勢力，于光緒二十九年查封了《蘇報》。章太炎和鄒容先後入獄，鄒容遭受兩年的監禁折磨，死于獄中。
但是，清廷的高壓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傳播。正如時人所言：“前日之《蘇報》與《革命軍》議論雖激，然而閱此報與此書者幾何人也？一般之國民國未嘗知其所號呼者為何事，其鼓吹者為何事。今日《蘇報》之被禁，章、鄒之被錮，其勢固已激蕩于天下。然‘《蘇報》何以被禁，章、鄒何以被錮’之一問題，出諸于一般國民者必多，則必應之曰：為逐滿故。何為而逐滿？則又必應之曰：為漢族之受滿族之荼毒已不勝其苦，滿族實漢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問答，互相傳說，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于是，排滿之一主義，遂深入于四萬萬國民之腦髓中。”①陳天華，湖南新化人，曾留學日本。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頭》、《警世鍾》兩書，以通俗的語言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號召大家起來跟帝國主義戰斗，並且揭露清廷實際上已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指出：“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須發動革命，推翻清皇朝這個“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這兩本書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孫中山領導興中會也仍在國外進行活動，在華僑中發展組織，宣傳革命，跟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爭。光緒二十九年（1903），孫中山發表了《敬告同鄉書》，嚴格區分了革命與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啟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與保皇是兩條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孫中山旗幟鮮明的革命言論，澄清了是非，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他還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充滿信心地指出：清朝統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②。
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時，進一步展開了建立革命組織的活動，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光複會等革命團體相繼成立，並多次組織武裝起義。
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他參與了《游學譯編》和《湖北學生界》的創辦，報名加入了“拒俄義勇隊”。後又在軍國民教育會中擔任運動員。光緒二十九年夏，黃興受軍國民教育會的派遣，回國進行革命活動。
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黃興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陳天華、宋教仁、劉揆一等人，于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在湖南長沙正式成立了華興會，推舉黃興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華興會成立後，立即著手組織武裝起義。黃興等聯絡會黨首領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後70 歲生日（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那天，在長沙舉行祝壽典禮的皇殿預埋炸彈，以便一舉消滅前來參加典禮的全省高級文武官員，乘勢占領長沙，並在岳州、常德、瀏陽、衡州、寶慶策動響應。他們還聯絡了外省的革命黨人，以配合這次起義。但在起義前夕計劃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黃興等華興會骨干輾轉逃亡日本。
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 年7 月3 日），劉靜庵、張難先、曹亞伯等革命黨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學補習所，暗中進行革命活動。他們一方面在湖北新軍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一方面與華興會取得聯系，准備響應華興會的長沙起義。華興會起義計劃泄漏後，科學補習所也隨之受到了牽連而被迫停止了活動。後來，劉靜庵等又在科學補習所的基礎上，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組成了新的革命團體日知會，繼續堅持革命活動。
光緒三十年十月（1904 年11 月），另一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光複會在上① 《江蘇》第4 期，《紀事》，《本省時評》。
②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54—255 頁。
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人，當時因“蘇報案”而尚在獄中的章太炎也與聞其事。光複會以“光複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具有較為濃厚的反滿色彩。光複會成立後，就著手聯絡江浙一帶的會黨，努力策劃武裝起義，並以此與華興會在湖南的起義相呼應。華興會起義失敗後，光複會的起義也被迫暫時中止。
除以上比較重要的有較大影響的革命團體之外，當時在國內還出現了其他一些革命團體，如福建的文明社、漢族獨立會，安徽的岳王會，江西的易知社、自強會，江蘇的強國會，陝西的勵學齋，四川的公強會，等等。這些革命團體雖然帶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為戰、分散活動，但是，它們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統治、實現民主共和為其政治目標，努力宣傳革命思想，積極策劃武裝暴動。這些革命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也使建立統一的全國性革命政黨的條件日趨成熟。
第十三章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清廷的“預備立憲”
第一節中國同盟會的成立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使原來由各革命團體分頭活動的斗爭形式，已難以適應形勢的需要。革命黨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組建一個全國性的統一政黨來領導革命運動。于是，深孚眾望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開始同各革命團體的負責人廣泛接觸，致力于建立起一個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明確的政治綱領的革命政黨。經過與黃興、宋教仁等人的磋商，決定成立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以便指揮全國革命斗爭。經孫中山提議，該組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 年8 月20 日），孫中山和黃興等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和光複會等革命團體的部分成員，在日本東京正式舉行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同盟會的章程，選舉出它的領導機構，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
同盟會的本部設在東京，其機構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在總理之下設有執行、評議、司法三部。黃興為執行部庶務科總干事，總理外出時，即由黃興負責主持本部工作。國內分設東、西、南、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暴露出來的各種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解決土地問題。為了能夠使中國在革命成功後避免資本主義的禍害，以致造成新的社會危機，他提出了民生主義，希望能夠“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①。
三民主義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它的提出，對于統一革命黨人的思想，動員、號召群眾，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同盟會的綱領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戰斗口號，沒有提出徹底的土地綱領。因此，它是一個不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這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此外，同盟會成員對其綱領的理解也不盡一致。有的只是從單純反滿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義，有的不贊成民生主義，而只接受民族、民權主義，有的雖然接受了三民主義，但在具體解釋上卻又有著很大的差異。在組織方面，同盟會所計劃中的組織系統，始終未能完備地建立起來。在支部一級，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國內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會之間還缺乏緊密有效的聯系，而且同盟會內部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派系斗爭。這一切，都為日後革命運動的發展留下了隱患。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及其綱領盡管還存在著種種缺點和不足，但它畢竟使中國革命有了一個領導核心和統一的指導思想。同盟會的成立及其綱領的形成，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預示著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即將到來。
同盟會成立後，在孫中山領導下，立即著手在兩個方面展開了革命活動。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對改良派的論戰，一是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
就在同盟會成立的當年，清廷迫于形勢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于次年宣布了“預備立憲”。此舉使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大① 《〈民報>發刊詞》，《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9 頁。
受鼓舞，他們更加起勁地宣傳保皇立憲，反對革命。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須對改良派的改良主張予以批判。革命黨人在《民報》創刊號上發表文章，闡述三民主義學說，宣傳以共和代專制，用革命救中國，並點名抨擊了康、梁的觀點。改良派立刻撰文反擊。從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間，雙方分別以東京的《民報》和橫濱的《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展開了一場大論戰。兩派在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和香港等地的報紙，也相繼投入了戰斗。
論戰所涉及的問題范圍很廣，但論戰的中心問題還是圍繞著同盟會所提出的綱領即三民主義而進行的，也就是中國是否應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統治，是否應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並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頌君主立憲，詆毀革命。他們認為要使中國富強，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勸清廷改良，要求它實行君主立憲就可以了。他們攻擊革命，斷言革命必將造成社會的動蕩，招致外國干涉，導致國家的滅亡。康有為詆毀革命是“殺人流血”，聲稱：“革命之舉，必假借于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①對此，革命黨人針鋒相對地指出：清廷一點權利也不肯放棄，根本不可能實行君主立憲。他們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動統治，中國將被它完全斷送。他們認為：“革命不免于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革命之時，殺人流血于雙方爭斗見之。若夫不革命之殺人流血，則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為國而死，則吝惜之；為野蠻異族政府所蹂躪而死，則忍受之，何死之不擇也。”①他們還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無革命則亦無和平，腐敗而已，苦痛而已”②。在革命戰爭中，殺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換來不流血，換來廣大人民群眾免受反動統治階級的蹂躪、屠殺。革命派認為，中國所面臨的被瓜分的危險，也不是來自革命，而在于清廷的腐敗和賣國。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國被列強所瓜分。
中國是否能夠建立民主共和國，是這次論戰的又一個重點。康、梁一貫認為政治改革必須循序漸進，經過一個長期的君主立憲階段，然後才能實行民主共和制。如果“躐等”，驟然實行民主共和，必然險象環生，最終仍將歸于專制。對此，梁啟超曾專門撰寫了《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長文來加以闡述。他的結論就是與其革命不如改良；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所謂“欲為種族革命者，宜主專制而勿主共和；欲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動。”③革命黨人則認為，追求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大勢所趨， 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封建專制統治之後，建立起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孫中山指出：“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值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①至于國民政治素質不① 康有為：《法國革命史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 卷上冊，第308 頁。① 《民報》第9 號。
② 思黃：《中國革命史論》，《民報》第1 號。
③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①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3 頁。高這個問題，革命黨人強調要以革命開民智來加以解決。
這場論戰的雙方存在著原則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點，並都反映出了其理論上的幼稚和階級的局限。盡管如此，這次論戰仍具有重大的意義。在這場論戰中，對于改良派的主張，革命黨人作了有力的辯駁，揭露了他們反對革命的實質，進一步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擴大了革命陣地，在理論戰線上擊敗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領導權，從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使革命形勢蓬勃發展。經過這場論戰，就連立憲派也不得不承認：“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于國中，..其旗幟益鮮明，其勢力益磅礴而郁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以致主張立憲者“氣為所懾，口為所鉗”②。
革命黨人在與改良派進行論戰的同時，還在國內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
光緒三十二年（1906），江西省萍鄉縣和湖南省瀏陽縣、醴陵縣一帶爆發了由會黨、農民、礦工參加的武裝起義。同盟會會員參加了起義活動，並為起義軍發布了以同盟會政綱為內容的革命文告，號召群眾奮起反抗。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到30000 余人， 並迅速控制了四五個縣，屢次擊敗清軍。清廷急調數省軍隊50000 多人加以圍剿，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在廣東、廣西、云南等省接連發動了六次起義，即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在廣西省鎮南關的起義中，孫中山親自參加了戰斗。
就在同盟會連續發動武裝起義的同時，光複會也在浙江、安徽發動了起義。同盟會成立之後，光複會的部分成員雖然加入了同盟會，但由于意見分歧等原因，一些人實際上仍以光複會的名義自行活動。光複會的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聯絡會黨，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作為據點，策劃起義。原來准備浙江、安徽兩地同時舉事。但由于組織不嚴，浙江嵊縣的會黨先期發難失敗，致使事機敗露，各地會黨武裝相繼遭到鎮壓。徐錫麟聞訊後倉促行動，于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 年7 月6 日）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發動了起義，失敗後被捕遇害。受此牽連，秋瑾也被捕犧牲。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 年4 月27 日），孫中山和黃興等經過半年精心籌備，發動了震動全國的廣州起義。革命黨人分路發動進攻。黃興率領的100 多人攻破了兩廣總督衙門，跟前來鎮壓的大隊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由于孤軍力薄，激戰一夜而失敗，黃興等負傷逃脫。戰斗中英勇犧牲和被捕就義的有近百人。廣州人民不顧生命危險，把殉難烈士中72 人的遺體營葬于城郊紅花崗，並將其改名為黃花崗。因此，這次起義後來又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同盟會領導的多次起義，由于群眾基礎薄弱，又往往采取突然襲擊的單純軍事冒險方式，所以最後都失敗了。但是，每次起義都使清皇朝的統治受到了打擊。革命黨人那種以滿腔熱血為革命奮不顧身的崇高精神，振奮了全國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爭。正如孫中山所指出：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 卷，第607—608 頁。
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①。
① 《〈黃花崗烈士事略>序》，《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50 頁。
第二節清廷的“預備立憲”
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眾此伏彼起的反抗斗爭，猛烈地沖擊著清廷的統治，一些督撫大員對此深感不安，他們認為只有實行立憲，才能應付危局，保住清廷的統治。特別是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輿論大都認為這與俄國未行憲政而日本實行了憲政有著密切關系。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還聯銜上奏，請定十二年後實行憲政，並奏請簡派親貴大臣出國考察政治。一時間，立憲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正如時人所說：“今日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上自勳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②迫于形勢和輿論的壓力，清廷于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 年10 月）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歐美各國“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們陸續回國，並向朝廷密陳實行立憲的三大好處，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建議朝廷詔定國是，仿行憲政，以便安撫人心，穩定大局。慈禧太後經過反複考慮，采納了他們的意見。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但預備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特別強調當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要“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①。清廷決定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訂法律、廣興教育、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作為實行憲政的“預備”。雖然清廷對立憲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態度，但“預備立憲”的宣布，還是使一些人受到很大鼓舞，他們立刻組織起來並積極活動，以響應和督促清廷盡早實行立憲。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 年12 月），江浙紳商學界在上海成立了名為“預備立憲公會”的立憲團體，推舉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隨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了“憲政籌備會”，譚延闿在湖南成立了“憲政公會”，丘逢甲在廣東成立了“自治會”，等等。流亡海外的康有為也決定將保皇會改名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三十三年九月（1907 年10 月），梁啟超等在日本成立了“政聞社”，並向清廷保證：“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①各地的立憲團體互通聲氣，彼此唱和，並在要求清廷立憲的運動中逐漸聯合起來。他們也被稱為“立憲派”。
但是，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而是企圖借立憲之名，實行中央集權、滿族貴族集權。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 年11 月6 日），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行政中樞軍機處保持不變，對某些部的名稱做了更改；迫使袁世凱將已練成的“北洋六鎮”交出四鎮，歸滿族親貴控制的陸軍部統率。與此同時，清廷力圖削減地方督撫的權力。次年八月，把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調升為軍機大臣，剝奪了這兩位實力最強的漢族總督的實權。
立憲派發現清廷對于立憲並無實際行動，便開始派代表進京聯名上書請願，要求朝廷速開國會。作為對請願運動的回應，清廷于光緒三十四年八月② 《中國未立憲以前當以法律遍教國民論》，《東方雜志》第2 年第11 號，第221 頁。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5 冊，總第5564 頁。
① 《政聞社宣言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 頁。
初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的統治“萬世一系”，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大權，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大權，議院根本不得干預。這個“憲法大綱”完全是為了鞏固君權、強化君權。但同時也應允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期滿後正式召開國會，並規定“籌辦咨議局”。清廷此舉進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沒有立憲的誠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 月14、15 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死去，溥儀繼承了帝位，年號宣統。宣統皇帝年幼，由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監國。
載灃執政後，為了籠絡人心，表示要繼續推行立憲，下令各省盡快成立咨議局。另一方面，他罷斥了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令其回籍“養病”。載灃自任大元帥，親統禁衛軍，命其弟載洵、載濤分任海軍大臣和軍咨大臣，■昌為陸軍大臣，試圖以此來加強滿族親貴的權力。但是，袁世凱的心腹早已布滿朝廷內外，特別是北洋軍事集團的將領們多是袁世凱的親信，他們“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載灃此舉進一步激化了滿漢官僚的矛盾，加劇了統治集團的分裂。
宣統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議局和北京資政院相繼成立，立憲派在其中占據了優勢。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闿、蒲殿俊等分別擔任了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議局的議長。咨議局的宗旨規定只提供一些備各省采取的輿論，以本省之事為限；會議由督撫召集。督撫有監督咨議局選舉及會議之權，對其通過的議案有“裁奪施行”之權，以及令其停會、奏請解散之權。議員的成員主要是地方士紳和由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上層資產階級分子。咨議局具有地方議會的性質，“為各省采取輿論之地”。許多議員為爭取對本省行政、參政、法律等方面的監督權，在要求改革地方弊政和檢舉地方官吏貪贓枉法的事件中，同地方官吏發生矛盾、爭執，揭露了清廷的黑暗腐敗現象，對打破專制局面，活躍民主空氣，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咨議局受地方督撫控制，無半點實權，還不能說是完善的近代意義的地方議會。
從宣統二年（1910）起，各省立憲派連續發起組織了三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要求清廷縮短預備期限，于宣統三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三次請願的結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于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此後，清廷再也不允許請願早開國會。宣統三年三月（1911 年5 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在內閣大臣13 人中，滿族貴族占了9 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 人，被稱為“皇族內閣”，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皇族親貴手中。這就暴露了“預備立憲”的騙局，引起了地方軍閥、官員和立憲派的普遍不滿，清廷變得更為孤立。立憲派認為清廷此舉“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要求另外組閣。清廷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苦地承認“希望絕矣”。立憲運動徹底破產。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換取帝國主義勢力的貸款，清廷于宣統三年四月（1911 年5 月），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在“國有”名義下強奪商辦粵漢、川漢鐵路，把這兩條重要干線的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勢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廣東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廣大群眾參加的保路運動，四川省尤為激烈。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會”，有幾十萬人參加。七月，成都舉行幾萬人的保路大會，號召罷市、罷課和抗糧抗捐。立憲派力求控制保路運動，但已無能為力。四川總督趙爾豐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議局、保路同志會、鐵路公司及股東會負責人。數萬群眾聞訊後到督署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之人。趙爾豐下令槍殺請願群眾數十人，造成流血慘案。人民更加憤怒，武裝暴動迅速在全川掀起。同盟會員吳永珊（玉章）等在榮縣起義，建立革命政權。保路運動發展成為武裝起義，猛烈沖擊了清廷在四川的統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經來臨。
第十四章武昌起義。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清皇朝的滅亡第一節武昌起義及全國的響應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義爆發，它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人民反抗斗爭不斷高漲的結果。
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皇朝的一個統治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活動非常活躍的一個地區。自科學補習所成立之後，湖北的革命黨人就把新軍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對象。雖然革命團體多次遭到破壞，但是從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直到文學社和共進會等各革命團體，始終都注意在新軍和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將大批青年學生和會黨群眾輸送入伍。經過努力，在新軍的基層建立起了革命組織，參加的士兵達5000 多人，占全省新軍人數的1/3 左右，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宣統三年六月，四川省爆發了保路運動，並迅速激化，發展成武裝斗爭。這使湖北的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文學社和共進會幾經磋商，決定聯合發動起義。為此，革命黨人建立起統一的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為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任參謀長，預定在中秋節（10 月6 日）起義。
然而，待起義日期臨近，因時間倉促，准備不夠，革命黨人決定將起義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 月11 日）。不料，在十八日發生了孫武檢測炸彈失慎爆炸事件，起義的領導機關遭到破壞，起義計劃暴露。湖廣總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嚴，開始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蔣翊武逃脫，彭楚藩等被捕犧牲。新軍里的革命黨人見事態緊急，決定提前起義。
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夜，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武昌起義爆發。革命軍猛攻總督衙門，瑞澂等官員倉皇逃走。經過一夜的激戰，革命軍占領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領了漢陽、漢口，完全控制了武漢三鎮。
武昌起義的勝利，迅速推動了全國各地群眾革命熱情的高漲。革命黨人在各省積極發動新軍、會黨起義，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也紛紛自發地起來參加斗爭。
最早響應武昌起義的是湖南和陝西兩省。九月初一日（10 月22 日），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率新軍、會黨攻占長沙，建立湖南軍政府，焦、陳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會員籠絡會黨和新軍在陝西發難，建立了陝西軍政府，原日知會成員、新軍隊官張鳳翙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 月23 日），江西九江新軍起義，宣布九江獨立。九月初十日（10 月31 日），駐紮南昌的新軍起義，建立江西軍政府。後來，由同盟會員李烈鈞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 月29 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組成山西軍政府，新軍標統閻錫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 月30 日），云南同盟會員聯合新軍發動起義，次日成立云南軍政府，新軍協統蔡鍔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 月3 日），上海革命黨人起義成功，同盟會員陳其美出任上海軍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 月4 日），貴州新軍起義，占領貴陽，成立了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
同日，杭州新軍起義。次日，成立浙江軍政府，立憲派首領湯壽潛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 月5 日），在立憲派和紳商、官僚的勸說下，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並任軍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 月7 日），廣西獨立，廣西巡撫沈秉堃任軍政府都督。
不久，原廣西提督陸榮廷兵變，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 月8 日），在立憲派的勸說下，安徽巡撫朱家寶宣布獨立，並出任軍政府都督。後來，他感到形勢不穩，便逃離了安徽。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先後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黨人許崇智率新軍在福建起義。九月二十一日（11 月11日），福建軍政府成立，新軍統制孫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 月9 日），廣東獨立，同盟會員胡漢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義爆發後的短短一個月內，全國已有鄂、湘、陝、贛、晉、滇、浙、蘇、貴、皖、桂、閩、粵等13 省及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後宣布脫離清廷獨立。在其他省的許多州縣，也紛紛爆發了起義。在革命洪流的沖擊下，清廷的反動統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即開始籌組政府。他們接受立憲派的建議，推舉清新軍軍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軍政府。又推舉立憲派首領湯化龍任民政部長。接著，宣布廢除宣統年號，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在革命形勢迅速高漲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點。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進的勇氣和力量。他們既擔心帝國主義出面干涉，又懼怕廣大群眾把反封建斗爭深入開展下去，只是希望盡快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制度，對封建的舊勢力缺少足夠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沖擊下，許多立憲派人士也轉向了革命，有的參與了起義，有的積極策動清廷官員宣布獨立，這對于壯大革命聲勢，加速清廷的滅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不少立憲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協進入政權之後，煽動叛亂，殺害革命黨人，阻礙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脫離清廷後不久，以咨議局議長譚延闿為首的立憲派，就殺害了革命黨人都督焦達峰而控制了湖南的政權。有的省只是表面獨立，實質與舊政權並無區別。江蘇巡撫程德全只是在巡撫衙門掛上軍政府的招牌，把巡撫改稱都督，而對其余一切都無所改變。還有一些革命黨人在掌權之後，革命意志衰頹，逐漸蛻化為新官僚。
第二節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武昌起義勝利後，各省紛紛獨立，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國政府的問題，已提到了議事日程。圍繞著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種政治勢力相互斗爭，重新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團。
宣統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 年11 月9 日），以黎元洪為首的湖北集團電邀各省代表到武漢商議組織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 月11 日），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上海都督陳其美為首的江浙集團也發出通電，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開會。九月二十五日（11 月15 日），已光複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後在湖北集團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將代表聯合會移往武漢。
十月十日（11 月30 日），各省代表在漢口租界舉行會議。當時，袁世凱已向南方發出了停戰議和的試探，革命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妥協傾向。十月十二日（12 月2 日），會議通過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決定臨時大總統一席虛位以待袁世凱反正歸來。當天，江浙聯軍攻占南京。會議也移至南京繼續舉行。
十月二十五日（12 月15 日），正在南京舉行會議的各省代表獲悉袁世凱“贊成”共和的消息，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待袁，先推舉大元帥、副元帥。但又在人選問題上爭執不下，臨時政府陷于難產。
正在這時，孫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 日）從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黨人大都主張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立憲派和舊官僚也認為在袁世凱“反正”之前，只有孫中山堪稱總統的最佳人選。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9 日），各省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 年1 月1 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改用陽曆，當年稱中華民國元年。接著，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並在南京成立了臨時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南京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在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標志著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權建立起來了。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這個政府中雖然有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居于領導地位。臨時政府的行政首腦，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副總統黎元洪和九名國務員（各部總長）組成。其中，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是同盟會員，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為立憲派首領，內務總長程德全、司法總長伍廷芳為舊官僚，海軍總長黃鍾英是起義的艦長，財政總長陳錦濤是曾在清廷任職的所謂“理財專家”。按照同盟會設計的“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方案，由孫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長、局長和總統府秘書長等，除海軍次長外，都是同盟會的骨干。程德全、湯壽潛、張謇等沒有到南京就職，各部多由次長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實權。在臨時參議院中，40 余位參議員中，有同盟會員30 人，立憲派不足10 人。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短短的3 個月內，頒布了許多有關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法令。根據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原則，宣布人民享有選舉、參政等政治權利，以及居住、信仰、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廢除刑訊；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嚴禁買賣人口，廢除奴婢；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獎勵興辦工商業和華僑在國內投資，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綱”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廢止中小學讀經；禁用清廷學部頒行的各種教科書。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但它沒有觸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無法解決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臨時政府的群眾基礎是很薄弱的。
第三節袁世凱的竊權和辛亥革命的失敗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非常恐懼和仇視。武昌起義之後，它們大力支持清廷，破壞革命。在幾天之內，英、美、日、德、法等國的十幾艘軍艦聚集在武漢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隨時准備進行武裝干涉。由于形勢發展很快，帝國主義者被迫偽裝“中立”，實際卻暗中支持清廷。它們不僅繼續把關稅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還貸給清廷白銀300 多萬兩，企圖借此維持清廷的腐朽統治。俄國也竭力破壞中國革命，妄圖乘機分裂中國。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獨立”，並出兵強占黑龍江省呼倫道（今海拉爾）、滿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風暴已席卷全國，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對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後果也是心存顧忌。于是列強轉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希望他能夠把革命鎮壓下去。
受形勢所迫和帝國主義的壓力，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 年10 月14 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率領北洋軍去鎮壓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對此並不滿足，他以“足疾未痊”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 月27 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九月十一日（11 月1 日），皇族內閣辭職，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軍政大權之後，袁世凱立即派兵攻打武漢革命軍，奪取了漢口。
帝國主義國家在扶植袁世凱的同時，還對南方施加壓力，迫使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停戰議和。革命政權內部的立憲派、舊官僚和一部分革命黨人也同意進行談判，並表示願意擁護袁世凱。十一月，南北雙方開始和談。和談期間，英、美、俄、日、法、德六國領事向南北雙方的代表提出了照會，要他們“盡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權。帝國主義還在政治上拒絕承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權，並在經濟上切斷了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源，使之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
革命黨人在內外反動力量的壓迫下妥協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贊同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于是，袁世凱轉而向清廷施加壓力，由北洋將領發通電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溥儀退位，結束了統治中國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凱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並由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為了能夠對袁世凱有所約束以確保革命成果，孫中山在辭職時提出了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孫中山還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凱指使部下在北京發動“兵變”，以此為借口拒絕南下。列強也從各地調兵進京，故意制造緊張局勢。孫中山被迫讓步，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 月10 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建立起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反動政權。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竊奪，從此開始了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
在袁世凱就職的第二天，孫中山在南京公布了臨時參議院匆忙趕制出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制度、政府組織機構和人民所應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如“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人民一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有請願、選舉和被選舉等項權利。它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帶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權的情況下，指望以一紙《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來約束袁世凱的野心，只能是一種幻想。袁世凱一方面表示擁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另一方面又說以後要進行修改，從而為其日後廢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留下了伏筆。
4 月1 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次日，臨時參議院決議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南京臨時政府夭折。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曆史上只是曇花一現，就被中外反動勢力所絞殺了。這次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皇朝，但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繼續統治著中國，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還遠遠沒有完成。
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它結束了延續了2000 余年的君主專制，建立了共和國。它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觀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 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民主主義成了正統。過去專制主義是正統，神聖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殺頭。現在民主主義成了正統，同樣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這個神聖固然未必就要殺頭，但為人民所拋棄是沒有疑問的。”①不僅如此，辛亥革命還解放了清朝專制統治禁錮下的生產力，為民國初年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較大規模發展的“黃金時代”開辟了道路。
① 《人民日報》1956 年11 月12 日。
第四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文化，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潮為主要思潮。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尋找救國的真理，把盧梭的《民約論》當作福音，把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視為楷模。他們廣泛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理論、曆史、哲學等，以此為武器，批評封建主義和改良主義，舉起“民主共和”的旗幟，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學說，成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理論綱領。
在辛亥革命時期，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得到廣泛的流傳。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國內翻譯的西學書籍大多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維新運動期間，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譯介雖有所增加，但數量仍然有限。西方社會政治學說譯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時期。當時從事譯書工作的，既有革命黨，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歐美主要哲學流派和代表人物，從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紹到了中國，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培根、斯賓諾莎、霍布斯、達爾文、盧梭、孟德斯鳩、邊沁、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實驗主義。政治思潮除民主主義外，“五四”前後在各種思潮中曾占有優勢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也是在此時被介紹到中國。對中國產生了偉大影響並成為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也是在此時就介紹進來。其中以《民報》的貢獻為大，朱執信的表現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是“最進步的社會”，並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及階級斗爭學說。
這一時期，對于外國曆史有不少的翻譯介紹，主要是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美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獨立史，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梁啟超等人用進化論的觀點，對中國傳統的史學思想和曆史著作進行了批評，指出他們不過是帝王將相傳記的彙集，不能說明社會進化的趨勢和曆史事件的因果關系。他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主張，要求曆史學應該“敘述人群進化的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時期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用這種觀點來編寫中國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改名為《中國古代史》。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教育也很重視。他們指出：“社會教育之不興，我祖國其將不國矣。”②基于這種認識，他們大力提倡“興學堂，普及教育”，並利用學校進行革命活動，“以學堂為鼓吹之地”。當時，全國很多學校都受到革命黨人的影響，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黨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創設的愛國學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紹興大通學堂等。這些活動不僅培養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傳播了科學文明，沖擊了守舊陋習，促進了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
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廷為了統治需要，在這時期將各省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地普遍設立中、小學堂。並任命了管學大臣，主管京師大學堂和全國一切學堂事務。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學部。但這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在教育內容上還是以“修身讀經為本”，把誦習儒家經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擺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為教育宗旨，① 《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頁。
② 云窩：《教育通論》，《江蘇》第3 期。
這就明顯暴露了它興辦學校的目的。
為了侵略中國的需要，西方的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建立了教會，並創辦了大批學校。到戊戌變法失敗時，僅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會舉辦的中、初級學校已有500 多所。光緒二十四年（1898），美國在中國的教會學校，已達1100 多所。它們還在中國設立高等學校，到辛亥革命時期，已有北京彙文大學、武昌文華大學、濟南齊魯大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等。
在文學藝術方面，人們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的作品。光緒二十五年（1899），林紓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時期，對外國小說的翻譯有了很快的發展。到宣統三年（1911），翻譯出版的小說有幾百種，翻譯的范圍也日益擴大，如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紮克、雨果、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陸續翻譯出版。其中，譯書最多的是林紓。林紓，字琴南，福建閩縣（今閩侯縣）人。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反對美國虐待華工運動的高潮中，他譯出了《黑奴籲天錄》，用美國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勵人們的愛國思想。
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了小說改良的主張，極力強調小說對改良政治社會的作用，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①。在小說的創作方面，出現了一大批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游記》等最為有名。這些小說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寫成，廣泛運用諷刺和誇張的藝術手法，對封建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者的罪惡活動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識分子還有意識地通過詩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藝形式，宣傳革命思想。秋瑾不僅是一個女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詩人。她寫了大量詩歌，表現了她堅決的革命意志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熱忱。宣統元年（1909），以同盟會會員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這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團體，由柳亞子等編輯出版了《南社叢刻》，用詩歌來鼓舞革命。
在戲劇方面，從道光年間逐漸流行的京劇，具有深厚的民間藝術基礎，集中了許多地方戲曲的優點，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漸超過了以往的各個劇種，廣泛地吸引了觀眾。咸豐以後三四十年，京劇的劇目豐富，題材廣泛，名演員大量湧現，創造了許多生動優美的藝術形象，成為在全國影響最大的一個劇種。在名演員中，對京劇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有程長庚、譚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時期，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在京劇界也產生了影響。著名的演員汪笑儂（1858—1918），在八國聯軍入侵後編演了《哭祖廟》，借三國末年蜀北地王劉諶反對投降、哭祭祖廟的曆史故事，宣傳愛國思想，抨擊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員還嘗試排演時裝戲，直接諷刺時政。辛亥革命爆發後，上海的一些京劇演員參加了攻打江南制造總局的革命活動。
資產階級革命派把戲劇作為宣傳革命的武器。光緒三十年（1904），陳佩忍、柳亞子在上海創辦了第一份專業戲劇雜志《二十世紀大舞台》，提倡戲劇改革。
話劇是在清末開始出現的。話劇一產生就和革命緊密結合在一起。光緒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春柳社”，把《黑奴籲天錄》改編成五幕話劇，公開演出，配合了反對美國虐待華工的斗爭。此後，①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 頁。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錫麟》等話劇。宣統二年（1910）成立的進化團和1912 年成立的“新劇同志會”，是話劇創始時期兩個重要的職業劇團，有較大的影響，演出的劇目如《共和萬歲》（歌頌辛亥革命勝利）、《黃鶴樓》（贊武昌起義）、《黃花崗》（紀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傳資產階級革命的作用。
在科學技術方面，清末的中國是更為落後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開始建築自辦的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由詹天佑任總工程師。這條鐵路長約200 公里，里程雖不長，但要經過燕山山脈，地形複雜，在工程上有許多困難。一些外國人曾以極其輕蔑的口吻進行諷刺，說什麼會修這條鐵路的中國工程師“尚未誕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選派第一批幼童30 人赴美學習，十二歲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員。光緒七年（1881），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耶魯大學，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隨即回國為祖國效力。他為了替祖國爭氣，勇敢地承擔起主持這條鐵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們克服重重困難，創造性地解決了被認為是世界鐵路工程史上罕見的艱險工程，把隧道的長度減少到原來歐美技術人員設計方案的一半，同時又用兩個機車和“人”字形的軌道解決了爬坡的難題。這條鐵路于宣統元年九月（1909 年10 月）正式通車，比原計劃提前完成，工銀也有節余。
詹天佑的成績，是在艱難的條件下取得的，是難能可貴的。這又一次表現了中國人在創造發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動政權的嚴重壓迫和摧殘，使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陷于落後的狀態。
附表：清世系表第十五章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第一節袁世凱專制統治的建立袁世凱在篡奪了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以後，殘酷鎮壓民主勢力，逐步建立獨裁、賣國的反動統治。
1912 年3 月13 日，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組織第一屆內閣。
在內閣的10 個部長中，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王正廷是同盟會員。唐紹儀在“南北議和”時也參加了同盟會。這樣，在內閣閣員中，同盟會員占了半數，被時人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但實際上內閣的重要部門皆被袁世凱的親信所控制（如陸軍總長段祺瑞、內務總長趙秉鈞、海軍總長劉冠雄）。4 月，南京臨時參議院決定臨時政府北遷。由于唐紹儀事事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的“責任”，使袁世凱感到這屆內閣的存在已有礙他的獨裁統治。6 月，袁世凱利用唐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就發布了改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破壞了“責任內閣制”。唐紹儀及4 個同盟會閣員被迫辭職。財政總長熊希齡、外交總長陸征祥也相繼辭職。
唐內閣倒台後，袁世凱提名陸征祥為國務總理，組織第二屆內閣。在袁世凱的武力威脅下，參議院被迫通過內閣新成員名單，但隨即又對陸征祥提出彈劾。陸從此稱病不出，袁世凱乘機任命親信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將內閣變成了自己的禦用機關。
在軍事方面，袁世凱以統一軍令為名，強迫革命黨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軍。黃興所領導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兩個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軍。1912 年6 月14 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銷，黃興解職。
袁世凱一方面在向集權專制道路上推進，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聲稱“忠于共和”、“忠于約法”，以欺騙和麻醉國民。因為當時革命黨人在南方還擁有數省實力和十幾萬軍隊，特別是因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滅、帝制廢除，造成了一股強勁的“自由之風，共和之氣”，開創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這樣，在民初，社會上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民主空氣濃厚，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報紙“風起云湧，蔚為大觀”。在這種背景下，革命黨人一度對袁世凱放松了警惕。孫中山表示10 年之內不入政界，將專心致力于發展實業。黃興也主動裁撤南方軍隊。在同盟會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跟袁世凱進行議會斗爭，以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1912 年8 月，在征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後，宋教仁等以同盟會為中心，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幾個小黨派，組成國民黨，提出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張，比同盟會的綱領大為倒退。經過努力，在1912 年底到1913 年初舉行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夠就此以國會多數黨的地位組織責任內閣，來削弱和限制袁世凱的權力。但是，袁世凱已決心用暴力來維護他的專制統治。1913 年3 月，在袁世凱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殺。
在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主張立即發兵推翻袁世凱的統治。但許多國民黨人對武力討袁沒有信心，主張靜待法律解決。大部分國民黨議員也主張通過國會舉行合法斗爭，反對武力討袁。此時袁世凱卻秘密下達動員令，要用武力消滅國民黨在南方幾省的實力。4 月，他指派趙秉鈞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 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合同》，合同規定年息5厘，分49 年還清，以中國全部鹽稅為擔保。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賣國借款，准備內戰。對此，列甯在當時即已指出：“整個歐洲的當權勢力，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都是與中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和中世紀勢力勾結在一起的。”“為了反對中國的民主派，已經簽訂了向中國提供一筆新借款的契約，因為‘歐洲’支持准備實行軍事獨裁的袁世凱。”①袁世凱一方面加緊戰爭准備，一方面傳話給國民黨人，凶相畢露地公開威脅：“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②他還特別強調，此話“即是袁慰亭說的，我當負責任”。
1913 年6 月，袁世凱下令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並派兵南下，發動了反革命內戰。國民黨的領導人被迫應戰，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7 月，李烈鈞、黃興等分別在江西湖口縣和南京宣布討袁。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後宣布獨立。由于國民黨內部渙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就完全失敗了。孫中山、黃興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軍閥的勢力進一步擴展到長江流域，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權全部喪失。
① 《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列甯選集》第2 卷，第318 頁。
② 《時報》1913 年5 月24 日。
第二節洪憲帝制和護國運動袁世凱雖然鎮壓了國民黨領導的“二次革命”，但在國會中，國民黨議員還占有多數議席，袁世凱還要利用國會選舉他成為正式大總統。所以，在對南方國民黨人進行武力鎮壓的同時，袁世凱還授意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合並成進步黨，與國民黨相抗衡。他還采取各種方式收買議員，而議員也以此獵取利益。議員的收買情況，據記載：“除脫黨入黨外，有不必脫黨入黨，投一票贊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贊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買賣議員從中說合者，未能如約得折扣工資，竟提出訴訟，以買賣豬犬雞鴨亦無中資不付為比者。”①1913 年10 月，在袁世凱的壓力下，國會未等憲法制定完畢，就匆忙進行了總統選舉。自稱“公民團”的袁世凱的便衣軍警、流氓數千人，包圍了會場，強迫議員選舉袁世凱為總統，否則不准走出會場。就這樣，袁世凱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第二天，又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英、俄、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宣布承認袁世凱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凱登上正式大總統的寶座後，便決定拋開國會、廢棄《約法》，為複辟帝制掃清障礙。1913 年11 月，袁世凱以國民黨議員參與了“二次革命”為借口，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從而使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開會。他又以政府不能無咨詢機關為理由，下令組織政治會議，作為他的禦用工具。1914 年1 月，袁世凱下令取消國會，各地的自治會和省議會也被通令取消。5 月，袁世凱廢除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了由其黨羽炮制的《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為總統制，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與專制皇帝相似的程度：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撤銷國務院，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作為辦事機構，政事堂以國務卿為首腦。首任國務卿是袁世凱的結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據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又設立參政院代行立法機關職權，參政由袁世凱任命。6 月，參政院正式成立，成員多為袁世凱的親信、前清遺老和進步黨人。參政院為袁世凱修改了《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10 年，連任不受限制；總統任期屆滿時，若認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選即可連任；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被推薦者沒有限制。袁世凱還下令將各省都督改稱將軍。至此，體現辛亥革命成果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包括《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國會等等，全部遭到破壞，袁世凱的專制獨裁統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來。他不僅自己成為權力無限的終身總統，而且可以傳之子孫。
雖然中華民國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凱仍嫌不足，決心連這個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寶座。而與政治倒退相伴隨的，則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尊孔複古的逆流。1912 年，袁世凱下令尊崇倫常，要“全國人民格守禮法”。1913 年，他又頒發“尊崇孔聖”的通令。當年，在鎮壓“二次革命”的同時，袁世凱政府查封了大批進步報刊，許多報人遭逮捕、槍殺，使當時國內報刊銳減300 多種，釀成“癸丑報災”。1914 年，袁世凱在其正式頒發的祭孔告令中聲稱：“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彝，賴以不墜。”他誣蔑辛亥革命以來“綱常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土匪①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 冊，第157 頁。
禽獸之國”①。隨即他親率百官到孔廟祭孔。其後，他又下令正式恢複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凱祀孔祭天的活動是複辟帝制的先行。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也相繼出現了各種名目的尊孔複古組織，如孔教會、孔道會、孔社、經學會等等。這些組織與北洋軍閥相唱和，攻擊辛亥革命，謾罵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複辟不能救中國。
帝國主義國家也想通過支持袁世凱稱帝來擴大他們的侵略勢力。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忙于互相厮殺，日本便企圖乘機擴大其在華勢力。它借口對德宣戰，出兵占據了青島和膠州鐵路，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但日本並沒有就此滿足。1915 年1 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凱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其主要內容是：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並加以擴大；承認日本在東北南部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權；延長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和有關鐵路的期限；合辦漢冶萍公司；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和割給他國；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國警政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的交換條件是支持袁世凱稱帝。袁世凱為了做皇帝，除了對個別條款要求日後協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簽訂的消息傳出後，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各地紛紛集會游行，罷工抗議，各種反日愛國團體大量湧現，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迅速波及全國。由于全國人民的反對和抵制，使“二十一條”未能付諸實行。對于人民的愛國之舉，袁世凱百般壓制，並命令要“嚴拿懲辦”。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廣大群眾紛紛掀起自發的反抗斗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912 年河南省的白朗起義。起義軍轉戰河南、安徽、湖北、陝西、甘肅五省，攻破縣城40 余座，跟袁世凱調集的大軍戰斗了兩年多。這次起義不僅打擊了袁世凱的統治，也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堅持反袁斗爭的信心。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被迫逃亡日本。他發誓要堅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①。另一方面，他也總結了“二次革命”的經驗教訓，認為失敗的原因在于革命黨內部“意見分歧，步驟凌亂”，“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②。所以，孫中山在1917 年7 月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就特別強調了要嚴密黨的組織。該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③。孫中山規定入黨者必須宣誓絕對服從他本人，並要按指模。他還按入黨先後把黨員分為“首義”、“協助”、“普通”三種，分別享有不同的權利。
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繼續堅持反袁斗爭，表現出頑強的斗爭精神。
他對革命組織的整頓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卻帶有家長制和宗派主義色彩，脫離了群眾，妨礙了革命隊伍的擴大。黃興等一批革命黨骨干，由于不同意孫中山規定的入黨辦法，加之與孫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沒有加入中華革命黨。另外，該黨沒有提出反帝綱領，認為民族主義已經完成，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尚缺乏認識。
① 《政府公報》1914 年9 月26 日。
① 《致黃興函》，《孫中山全集》第3 卷，第166 頁。
② 《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孫中山全集》第3 卷，第92 頁。
③ 《中華革命黨總章》，《孫中山全集》第3 卷，第97 頁。
中華革命黨在東京創辦了《民國雜志》，不斷揭露袁世凱賣國和複辟帝制的罪行。它還在國內策動了一些小規模的武裝斗爭。但由于該黨自身存在的弱點，使它未能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產生較大的影響。
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袁世凱一方面鎮壓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爭，一方面加快了恢複帝制的步伐。
1915 年8 月，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一文，指責中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公開宣揚“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①。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也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鼓吹中國不適于實行共和政體，必須由袁世凱當皇帝，才能避免中國的分裂。緊接著，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楊度、孫毓筠、嚴複、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發起組織了“籌安會”，他們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籌安會成立後，立即通電全國，要求各省派代表進京，討論國體問題。袁世凱在各地的爪牙紛紛響應，各省代表陸續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還相繼出現了籌安會分會。代表到京後，組成了所謂“公民請願團”。袁世凱親信梁士詒也組織了一個“全國請願聯合會”，收買各方，組織了各種請願團。這些請願團一起到參政院請願，要求廢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憲制。與此同時，楊度等人還接連拋出《君憲救國論》、《君政複古論》等鼓吹帝制的文章，為複辟帝制制造輿論。
1915 年9 月，參政院將各省代表的請願書送呈袁世凱，建議在年內召開“國民會議”，以便對國體問題進行表決。袁世凱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又指使人發動請願，迫使參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國體。10 月，袁世凱公布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各省軍政長官的監督下，選舉出所謂國民代表，並在當地進行國體投票和推戴袁世凱為皇帝。12 月，結果公布，各省“國民代表”1993 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擁護恢複帝制，並一致“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亦上書“勸進”。袁世凱在假意推辭一番之後，于12 月12 日公然恢複君主制，自稱“中華帝國皇帝”，下令1916 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准備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凱的獨裁專制和賣國活動，不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對袁世凱心存幻想的人認清了他複辟帝制的野心，從而轉變了立場。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既對袁世凱複辟帝制不滿，又恐怕在袁世凱倒台後的中國政局中“我為牛後，何以自存”①，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爭的行列。
1915 年9 月，梁啟超拒絕了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在報紙上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旗幟鮮明地擁護共和，反對帝制。各地報刊相繼全文刊載，產生了很大影響。11 月， 梁啟超幫助他的弟子蔡鍔從天津登上日輪，秘密經日本轉赴云南。
在全國人民反袁的高潮中，1915 年底，蔡鍔在云南發動起義，成立云南軍政府，推唐繼堯為都督，宣布云南獨立。他們發布了討袁檄文，組成“護國軍”，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分任第一、二、三軍總司令。由蔡鍔率軍攻打四川，李烈鈞兵出兩廣，唐繼堯部留守云南。各地紛紛響應，貴州、廣西、陝西、浙江等省先後宣布獨立。孫中山也發表宣言，號召人們起來討伐袁世凱，並指揮革命黨人投入戰斗。在中華革命黨的壓力下，廣東也被迫獨立。①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71—172 頁。
① 《致籍亮儕、陳幼蘇、熊鐵厓、劉希陶書》，《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28 頁。在山東、湖北、四川、安徽、江蘇等地，也都有中華革命黨人的活動。
云南的起義使袁世凱大為震驚，他急忙調集了十幾萬軍隊前去鎮壓，妄圖一舉消滅護國軍。但袁軍渙散，節節敗退。袁世凱親信馮國璋、段祺瑞等也對建立袁家王朝態度消極，他們先是擁兵觀望，後又聯名致電，逼袁世凱取消帝制。日、美等國看到袁世凱大勢已去，也隨之改變了態度，放棄了對他的支持。日本明確表示，不能承認帝制。
在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袁世凱于1916 年3 月22 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廢除“洪憲”年號，卻還企圖保留總統的職務。但是，反袁風暴繼續擴大。人們認識到“袁逆不死，大禍不止”，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①。孫中山也公開號召“除惡務盡”，不可姑息，“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複生于國內”②。5 月8 日，獨立各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布指揮全國軍事。5 月22、29 日，袁世凱的親信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先後宣布獨立，袁世凱徹底絕望。6 月6 日，氣憤憂懼的袁世凱在舉國上下的唾罵聲中病死。
護國運動粉碎了袁世凱複辟帝制的野心，結束了袁世凱反動的獨裁統治，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有著積極的意義。但護國運動同樣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中國仍處于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之下。
① 《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袁氏盜國記》下冊，第13 頁。② 《討袁宣言》，《孫中山全集》第3 卷，第285 頁。
第三節軍閥的割據統治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維護並擴大在華的侵略利益，紛紛尋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軍閥在帝國主義國家分別支持下，爭權奪利，使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軍閥勢力，是以唐繼堯為首的滇系和以陸榮廷為首的桂系，他們是在護國軍的討袁戰爭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貴州兩省，桂系占據廣東、廣西兩省，都是親英、美的。在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分裂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系軍閥和以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系軍閥。皖系軍閥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縱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陝西、山東、浙江、福建等省。直系軍閥得到英、美的支持，盤踞在江蘇、江西、湖北三省。東北的張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軍閥，成為直皖兩系之間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系的閻錫山據有山西，張勳屯兵徐州，也是割據一方的軍閥。
1916 年6 月，黎元洪繼任總統，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實權，並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勢力施加壓力。黎元洪和直系軍閥為保持勢力，力圖對抗皖系。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終于在1917 年圍繞對德宣戰問題，爆發了“府院之爭”。“府”指總統府，是以大總統黎元洪為代表的政治集團。“院”即國務院，是以總理段祺瑞為首的政治集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宣布對德絕交，准備參戰，並要求中國也采取一致行動。黎元洪表示同意。這時日本也慫恿段祺瑞對德宣戰，並以減緩交付庚子賠款、提供參戰軍費等為誘餌。美國為了與日本相抗衡，隨即轉而反對中國參戰。段祺瑞為了以參戰為名擴充武力，主張立即參戰。黎元洪為了遏制皖系勢力的發展，在美國的支持下堅決反對參戰。1917年5 月，段祺瑞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公民請願團”，包圍了國會，脅迫國會通過參戰案，遭到議員們的抵制。隨後，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國務總理的職務。段祺瑞決心以武力繼續把持政權，便指使直隸、奉天、山東、河南等省的軍閥獨立，並在天津組織了“獨立各省總參謀處”，聲言要進兵北京。黎元洪束手無策，只得邀請安徽督軍張勳進京調停。
張勳曾任前清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因參與鎮壓“二次革命”有功，被封為長江巡閱使，駐紮在徐州一帶。他一向主張複辟清皇朝，並為此四處活動。為了表示效忠清朝，張部禁止剪發，故有“辮子軍”之稱，他本人也被稱為“辮帥”。張勳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脅迫黎元洪解散了國會，隨即擁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職。1917 年7月1 日，張勳擁溥儀複辟，改稱這一年為“宣統九年”，他獨攬大權，出任所謂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參與複辟的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館，電令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並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討伐張勳。
張勳的複辟活動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北京的大部分報紙停刊，以示抗議。湖南省長沙10000 多人集會，呼籲出師討伐。孫中山在上海約集革命黨人和軍政界人士開會，嚴正聲討複辟勢力。段祺瑞見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目的已經達到，立即轉過來反對複辟。7 月3 日，段祺瑞在馬廠召集軍事會議，組成“討逆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進軍北京。各省軍閥也搖身一變，表示反對複辟。7 月12 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勳逃入外國使館，溥儀再次宣布退位，12 天的複辟丑劇就此結束。段祺瑞乘機再任國務總理。
段祺瑞上台後，對外順應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志，對德正式宣戰；對內不再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以建立皖系軍閥的獨裁統治。為了擴充勢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總數為3.86億日元，以鐵路、電訊、礦產、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賣國家主權。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俄國勢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虛而入。1918 年，段祺瑞又與日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等條約，使日本在中國取得了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中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隨後，大批日軍開進東北，迅速取代了俄國在東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賣國獨裁統治，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1917 年7 月，孫中山到達廣州，公開發表演說，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也”①。他提出了擁護約法、恢複國會的主張，舉起“護法”旗幟，並通電國會議員南下召開國會。海軍總長程壁光響應號召，率艦隊從上海開赴廣州，部分原國會議員也相繼到達廣州。8 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規定：為戡定叛亂，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未恢複之前，由大元帥代行行政權。9 月1 日，成立護法軍政府，孫中山當選為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為元帥。孫中山宣布出兵北伐，開始“護法”戰爭。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反對段祺瑞的獨裁統治，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尊嚴，有著進步的意義。但所謂“護法”，這時已經沒有什麼號召力，缺乏群眾基礎。而孫中山依靠的也僅僅只是一些地方軍閥。西南軍閥表面上贊成護法，實際是要維護自己的地盤。他們為了排斥孫中山，勾結一些官員、政客操縱非常國會，不顧孫中山等人的反對，于1918 年5 月改組軍政府，使西南軍閥篡奪了軍政府的實際權力。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職務，離開廣州。護法運動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軍閥是“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①，不可能依靠軍閥進行革命。
帝國主義在操縱軍閥連年混戰的同時，還趁火打劫，加緊了分裂中國的侵略活動。
俄國對中國北方領土垂涎已久。1911 年11 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國的策動下，發動叛亂，宣布外蒙“獨立”，並與俄國簽訂了《俄蒙協約》、《商務專條》、《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條約，將外蒙的主權和資源大量出賣給俄國。
外蒙“獨立”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多次致電外蒙王公活佛，要他們取消獨立，勿為俄國利用，並拒不承認《俄蒙協約》。但後來的袁世凱政府卻與俄國妥協，簽訂了《中俄聲明》，雖然確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國不得在外蒙駐軍，這實際上承認了俄國對外蒙的控制權。
此後，俄國又在黑龍江呼倫貝爾地區策動叛亂。1915 年11 月，在俄國的壓力下，袁世凱政府與俄國簽訂了《呼倫條約》，使俄國獲得了在該地區的各種特權，而中國軍隊非經俄國允許，不得入內。
① 《在廣州黃埔歡迎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4 卷，第114 頁。① 《辭大元帥職通電》，《孫中山全集》第4 卷，第471 頁。
1912 年俄國還在中國內蒙策動叛亂，進行分裂活動。但北京政府及時派兵進剿，很快平息了叛亂，使俄國的陰謀未能得逞。
與此同時，俄國還發動對新疆的侵略。1912 年6 月，俄國侵入伊犁和喀什噶爾，在中國軍民的英勇反擊下，被迫撤出。1912 年8 月，俄國軍隊伙同外蒙傀儡軍侵入阿爾泰地區，並策動叛亂。中國軍隊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擊，重創侵略軍。北京政府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下令將叛亂分子撤職，並宣布他們與俄國所訂立的條約一律無效。
英國一直覬覦我國的西藏地區。它主要通過在西藏統治集團內部扶植代理人，來進行分裂中國的活動。1910 年初，英國策動達賴十三世和少數親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 年英軍武裝護送達賴回拉薩，宣布“獨立”。西藏廣大人民堅決反對破壞祖國統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鍔率軍進藏平亂。後袁世凱政府屈服于英國的壓力，下令川軍停止進藏，並恢複了達賴十三世的名號。
1913 年10 月，在英國的操縱下，所謂的中英藏會議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開。英國企圖迫使中國承認西藏“獨立”，並提出了事先准備好的“西拉姆條約”，強迫中國接受。會議期間，英國侵略分子麥克馬洪背著中國代表，與西藏地方代表在會外以秘密換文的方式，劃定了一條所謂“麥克馬洪線”，把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1914 年英國又勾結西藏的分裂分子簽訂了《西拉姆條約》。當時以及後來的中國政府都沒有承認非法的《西拉姆條約》和“麥克馬洪線”。
第十六章中國革命的新曙光第一節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的壯大中國的民族工業自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發展非常緩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動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護和獎勵工商業的發展。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以贏得他們的支持，也把一些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來。資產階級利用手中的權力，又制訂出了一些有利于發展民族工業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封建束縛。1915 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全國掀起了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愛國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這樣，在1911 年革命後，中國出現了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熱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各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壓迫，這就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一個有利的機會。這期間，曾給民族工業造成嚴重壓力的外國的商品傾銷有所緩和。由英國輸入的貨物，1918 年跟1913 年相比， 差不多減少了一半，法國貨減少了1/3，德國貨幾乎完全停止進口。同時，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也需從中國購買大量的戰略物資，使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連年遞增的趨勢，這也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中某些部門如鐵、面粉等行業的發展。從1912 年到1919年的8 年之間，中國民族資本建成的廠礦有470 多個，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至少有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了過去50 年投資的總和。
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其中又以紡織業和面粉業的發展最為迅速。在紡織業方面，1913 年前有紗廠16 家，紗錠約50 萬枚，1918 年增至35 家，紗錠約65 萬枚。紗廠的盈利也非常豐厚，在1914 年，16 支紗每包盈利為19.58 元，1917 年達到36.93 元，1919 年更高達70.56元①。
基礎一向薄弱的面粉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長。由于戰爭的關系，帝國主義國家糧食短缺，對面粉的需求迫切。這使得中國的面粉業不僅擴大了國內市場，而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市場。1911 年，全國有面粉廠40 家，1922 年增至123 家，資本從600 多萬元增至約4000 萬元，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105 家。從面粉的進出口來看，1912 到1914 年，每年都入超200 萬擔以上，從1915 到1921 年，每年出超百余萬擔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紡織、卷煙、造紙、制革、肥皂等輕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至于重工業，這一時期雖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主要都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
中國的民族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雖有較快的發展， 但仍不能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特別是日本和美國在戰爭期間，還乘機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美國在1917 年和1918 年輸入中國的貨物值白銀6000萬兩左右，約合1913 年英貨入口總值的60‰。日本在中國的企業投資，1913①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5 頁第41 表。到1919 年，從38000 多萬日元增到88000 多萬日元。日資幾乎控制了中國生鐵和鐵礦的全部生產，並占有了煤礦生產的1/3。在棉紡織業方面，日資企業占全部開工設備的1/4 以上。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擴張，形成了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巨大壓力和障礙。
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並沒有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
民族工業的發展還不能排除帝國主義對重工業的控制和在輕工業中已經形成的勢力。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又卷土重來，致使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嚴重束縛。民族工業的發展，也不能改變封建經濟在全國經濟中仍舊占絕對優勢的地位。高額的封建地租、高利貸和商業利潤都限制了產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大。中國資本主義跟本國封建主義也仍然保持著既矛盾又依賴的關系。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外國在華投資的增加，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也相應地壯大起來。辛亥革命前，全國產業工人約有五六十萬人，到1919 年已增至200 多萬人。中國的產業工人主要集中在礦山、鐵路、紡織、火柴、卷煙及輪船航運等企業中，並集中在上海、武漢、天津、廣州、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十幾個大城市。單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萬產業工人。中國無產階級高度集中的特點，使他們得以較早地聯合、團結起來，成為一支強大的戰斗隊伍。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處于社會的最底層。中國工人的工資之低、工時之長，為世界罕見。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並沒有得到改變。在軍閥統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無民主權利，一切集會、言論、罷工的自由都被剝奪。北洋政府先後頒布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罷工定為妨礙“社會秩序和安甯”的犯罪行為，公開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結合與行動”。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①。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越來越多。從1912 到1919 年5 月間，工人罷工130 多次，比革命前的7 年增加了1 倍多。在這幾年內，罷工的規模和斗爭的水平都有顯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點。工人的罷工最初還主要是為了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待遇，後來逐漸由單純的經濟斗爭發展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在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賣國的政治斗爭中，中國無產階級旗幟鮮明，堅決徹底，所起的作用日益顯著。1915 年在反對日本與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碼頭工人首先罷工，上海、長沙等地日資企業中的中國工人都參加了這場斗爭。1916 年，天津法資企業中的中國工人舉行罷工，反對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擴大租界。在工人罷工的推動下，天津的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罷工、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高潮。天津各業工人組織了“工團”，領導了罷工斗爭和示威游行。罷工斗爭堅持了五六個月，終于制止了法帝國主義這次侵略行為。這些斗爭，表明了中國無產階級已成為一支堅強的力量。
工人在罷工中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標志著中國工人運動已經由分散的、自發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經濟斗爭，很快發展到聯合的、有領導的①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 卷，第644 頁。
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斗爭。從1912 年1 月到1919 年4 月，產業工人大規模的同盟罷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罷工斗爭中，近代的工會組織陸續建立，代替了原來的行幫組織。191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人罷工，向資本家明確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會活動的要求，就是由工會領導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表明了中國無產階級正在由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准備了階級條件。
第二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在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後，實行專制獨裁統治，搞帝制複辟，並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股尊孔複古的逆流。為了捍衛共和、反對倒退，一批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針鋒相對地發起了一場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
1915 年9 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甯人。他創辦的雜志，標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1916 年遷到北京出版。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先後參加了雜志的編輯或撰稿。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這個雜志聯系了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開展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國各地大量湧現。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宣傳民主和科學。這是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辛亥革命沒有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堅決反對專制政治，希望以此來爭取實現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1916 年2 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中國必須拋棄延襲數千年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而這又有賴于全國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覺悟①。李大釗也認為“民”與“君”、“自由”與“專制”不能兩立，“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他強調說，對于“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的“複辟之輩”，決不能姑息和優容，必須與之進行堅決的斗爭，“永絕其萌，勿使滋蔓”②。這樣的主張在當時雖不可能實現，但對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是一個有力的揭露和沖擊。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所提倡的科學，就是要反對迷信、盲從。他們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來反對鬼神迷信，批判“君權神授”、“禍福天定”等謬論，宣傳無神論觀點，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唯物主義哲學。陳獨秀認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表明提倡人權、民主，必須同時提倡科學。他號召人們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認識問題，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樹立“真實的合理的”信仰①。魯迅也大力宣傳科學思想，認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張用“科學”來救治人們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學說。隨著運動的發展，斗爭的鋒芒指向了被曆代儒家不斷發展了的以維護封建專制為基本內容的儒家學說。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從反對政治專制出發，對思想領域的文化專制也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其焦點就是批判三綱五常，反對尊孔複古。針對北洋軍閥的尊孔複古，以及康有為等要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的鼓噪，他們以進化論闡明了孔① 《新青年》第1 卷第6 號。
② 《民彝與政治》，《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56 頁。① 《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5 卷第2 號。
② 《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 卷第4、5 號。
子之道已不適應于現代社會生活，不能編入憲法，不能把孔教定為國教。李大釗認為，社會、道德都是進化發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會為不適于生存”，“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以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入于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所結晶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非我輩生人之憲法也”③。他們還揭示了維護專制制度的孔教與民權、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陳獨秀認為民主共和國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階級，“若一方面既然承認共和國體， 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①。他們還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綱五常，指出“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之獨立人格，複無個人獨立之財產”②。魯迅的名著《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對封建的倫理道德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在批評舊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同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還大力提倡資產階級的新道德，強調個性解放。他們認為個人是社會、國家的基礎，“社會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③；“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④。沒有個人的獨立人格，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個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釋放出來，社會便不能進步，國家也難以達到民主富強。
第三，提倡文學革命。在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還提出了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開展了一場“文學革命”。1917 年1 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口號，主張以白話文作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並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學的八項主張。2 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進一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主張用“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取代“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他還明確地把文學的革新同政治的變革聯系在一起。白話文的寫作由來已久，但是，白話文成為一種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運動，則是以此為開端的。《新青年》從第4 卷第1 號（1918 年1 月）起，改用白話文，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學革命中的主將魯迅從1918 年5 月起，開始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和多篇雜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內容和現代小說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樹立了新文學的典范。
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封建勢力的仇視和恐懼。反動軍閥誣蔑新文化運動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一些守舊的文人也對它發起了攻擊。1919 年1 月，劉師培等支持組織了《國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運動。林紓也在報紙上發表影射小說《荊生》、《妖③ 《孔子與憲法》，《李大釗選集》，第77 頁。
① 《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 卷第3 號。
②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 卷第4 號。
③ 陳獨秀：《人生真義》，《新青年》第4 卷第2 號。
④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 卷第5 號。
夢》，咒罵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煽動軍閥以暴力壓制新文化運動。他還公開致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攻擊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對此，蔡元培公開回信作答，強調他所主張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原則，有力地維護了新文化運動。
從1915 到1919 年的新文化運動，由于領導者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給運動帶來了缺點和局限，主要是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跟廣大群眾相結合，使它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缺少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對待文化問題，存在著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鼓舞了人們敢于打破傳統束縛的革命精神和勇氣，促進了中國人民進一步的覺醒，鍛煉、孕育了嶄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們加緊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偉大的五四運動作了思想先導，為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正當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列甯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了中國。中國的先進分子熱烈歡呼，並從中看到了拯救中國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學習轉向研究和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甯主義。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傳播過程中，中國產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1918 至1919 年間，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宣傳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歡呼“試看將來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他還組織了“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團結一些進步青年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1919 年4 月出版的《每周評論》，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並在按語中稱這“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1919年5 月，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刊載馬克思著作的譯文和介紹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 年7 月在長沙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對傳播馬克思列甯主義也起了重要作用。這樣，馬克思列甯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運動。中國革命也迅速地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以1919 年5 月4 日開始發動的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這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
① 《李大釗選集》，第117 頁。
丙編典志第一章近代農業和農學技術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封建國家，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整個經濟部門中占著絕對統治地位。男耕女織，個體經營，生產技術落後等，構成了傳統農業經濟的基本狀況。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傳統農業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這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為在外國資本入侵的沖擊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節中國農業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開端（1842—1894）
傳統農業經濟的衰落“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曾經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封建社會後期當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後，這種生產方式的落後性日益暴露出來，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形式。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小農經濟不僅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絕對統治地位，而且呈現出日益衰落的趨勢。這種狀況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和僵化。
晚清時期，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經濟制度。
農業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與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屬于封建國家所有，民田屬于地主或自耕農所有。由這種土地占有制而導致的土地兼並及土地集中的現象，在鴉片戰爭以後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為變本加厲。清朝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掌握著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內務府所轄官莊數量有限，如近畿官莊只有132 處。到光緒朝中期，據內務府會計司統計，由內務府管轄的官莊共886 個，占有土地3360965 畝，僅畿輔一帶就有官莊373 處，有地758739 畝①。依靠鎮壓太平天國而崛起的一大批“軍功”地主，大都伙同當地豪紳巧取豪奪，暴發致富。兼並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舉。以合肥為中心的皖中地區，許多土地落入淮系軍閥官僚的手中。如總督張樹聲、提督張樹珊兄弟，巡撫劉銘傳，提督周盛傳、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 萬石至5 萬石不等。最大的地主還是李鴻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東鄉原籍的土地就有50 多萬畝，占該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②。在擴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過程中，除了皇族和貴族、官員外，一般地主、商賈、高利貸者等，也是兼並土地的積極參加者。土地兼並的結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產資料，大大加強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對農業生產造成了直接的威脅。
戰爭和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也是構成中國近代農業發展遲緩的重要因素。
鴉片戰爭以後，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黑暗統治，中國社會危機嚴重，矛盾激化，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僅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前，東西方列強就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較大的侵略戰爭。這些戰爭給中國造成極大的破壞，尤其對農業經濟的破壞更為嚴重。發生于咸豐、同治兩朝的內戰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破壞是無法估量的。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廷動員了全國的兵力，對起義者大加殺戮。這場戰爭不僅延續時間長，而且波及到全國大部分地區，使一些城鄉變成廢墟，大量人口死于戰亂，成千上萬畝良田荒廢。據統計，在嘉慶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曆朝各省耕地面積均呈逐年擴大的發展趨勢，①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田賦考·八旗田制》。
② 郭漢鳴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與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182、183 頁。
如順治十八年（1661）為5492577 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為6078429 頃，雍正二年（1724）為7236429 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為7807156 頃，嘉慶十七年（1812）為7913939 頃，而到咸豐元年（1851）則下降為7716254頃，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為7703515 頃。直到14 年後的光緒十三年（1887）才達到8477606 頃。①顯然，咸豐、同治兩朝各省耕地面積的大幅度減少，是這個時期戰亂影響的結果。
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也是導致晚清農業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晚清的災害種類主要有水、旱、震、風、蟲、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災、旱災次數最多，危害也最大。據有關統計，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統三年（1840—1911）間，我國發生較大的水災共236 次①。黃河、長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經常發生水患，不僅淹沒了大量農田，而且禍及城鎮。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 年8 月）河南開封南廳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黃河堤防決口，不僅吞沒了大量村莊，而且水迫開封，圍困開封城達8 個月之久。我國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災亦甚頻繁。王先謙在光緒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中說：“兩江兩湖兩廣，大水成災，為數十年所未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屋齊，城內半通舟楫。男女露處啼號，慘動心目。常澧一帶，淹斃萬余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②光緒三年（1877），中國北方發生了空前嚴重的大旱災。受災地區波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東部分地區，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口之多，大祲奇災，古所未見”③。由于我國當時社會生產水平低下，廣大民眾抗災禦災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敗壞，各級官員並不盡心組織民眾禦災，甚且吃災賣荒，這就大大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破壞力，對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摧殘。
除此以外，中國傳統農業還面臨著技術條件差，耕作方式落後的嚴重問題。一位外國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區種植情況以後說：是處播植，如所見小麥、油菜、蠶豆各種子，並不選擇堅好肥碩之品；甚至雜有草種，亦不剔除。最為可異，其所用農具，頗欠精良。..所見棉花較美國遠遜，其故殆由排種太密，不知選子，且地氣嫌太濕、太冷、太酸。見耕地之法似欠講求，所用齒鈀、鋤、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細；所用耕牛大車，蹇緩無力。外國耕地多用馬，中國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壯健之牛，或一犁雙牛，較可得力。至農具尤亟應改制精良，庶幾事半功倍。①這種說法大致反映了鴉片戰爭後中國農業生產的一般狀況。農業技術的低下決定了農作物產量的低下。在許多地區生產不足或產量遞減的情況十分普遍。耕畜減少、肥料缺乏、土地貧瘠等問題時時困擾著廣大農戶。農作物產量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甚至還出現遞減的情況。江蘇松江府，“嘉道前，每畝（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錢七八十文。..①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60 頁。
① 陳高傭等編：《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1986 年版。
②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723 頁。
③ 曾國荃：《曾忠襄公奏議》，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741 頁。① 《農學教習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種植情形報告》，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582 頁。
及爾年收數日薄，售日賤，以致生計漸蹙，戶口蕭條”②。另據《各省曆年夏季收成分數統計》顯示，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間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豐以後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從咸豐十年至宣統三年（1860—1911）連續51 年收成僅有五成。安徽則從同治八年至光緒二十三年（1869—1897）連續28 年只有五成的收成③。中國傳統的小農業本來就經濟實力薄弱，技術水平落後，生產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階級土地兼並，內外戰亂破壞及自然災害的侵襲，更形雪上加霜，發展艱難，出現衰落蕭條自難避免。
外國資本的沖擊和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曾有過頑強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時間內起了一些延緩作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由于腐朽的清皇朝與外國侵略者的勾結，並且日益成為外國侵略者的統治工具；資本主義各國在中國權益的擴大和經濟侵略活動的加強，為擊破中國自然經濟結構創造出比以前更為有力的條件。再加上買辦階層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對中國自然經濟的競爭力，自然經濟則處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卻，並且普遍開始了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①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手工棉紡織業的生產主要是與小農經濟相結合，以家庭手工業形式進行的，這種“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結構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核心。因此，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與農業的分離，是自然經濟解體的主要標志。小生產競爭不過機器生產，一定要被機器大生產擊破。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商品傾銷和原料的掠奪，手工棉紡織業便在全國許多地區出現了開始解體的狀況。中國農村手工棉紡織業解體的過程，大體經過兩個步驟：首先是洋紗代替土紗，即手工紡織業者放棄手紡，從而使手紡與手織業分離；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織業與農業分離。
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由于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的傾銷開始廣泛解體，標志著中國二千多年以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若按照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一般是在手工業中，由小商品生產經過工場手工業過渡到大機器生產，其中工場手工業在資本主義工業形成的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它為大機器工業准備了分工和市場的基礎。因此，自然經濟解體後手工業與農業分離，會使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得以發展，而且自然經濟解體得充分、解體得越快，這種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速度也會越快、程度也會越高。然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的② 《申報》，光緒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 參見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有關統計表，第755—757 頁。①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6 頁。工場手工業階段；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打擊之下開始的，中國的手工業被破壞，大部分遭到破產或消滅，使中國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失掉了生長的基礎，失去了成長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並由此過渡到大機器工業的可能。中國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資本主義發展。因此，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使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
鴉片戰爭，尤其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手工棉紡織業被破壞，廣大農民被迫到市場上購買洋紗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工業品，不得不在農業中經營某種商品作物以換取貨幣；出口的激增使農民擴大種植那些市場需要的農作物，尤其某些手工業原料的農產品。結果，小農經濟日益與市場聯系起來，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成為自然經濟解體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現。
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煙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為例，鴉片戰爭前後，國內用棉還靠印度輸入補充，六十年代後，印度棉花被美國大量吸收，中國進口棉花來源減少。不久，日本興起機器棉紡織業，到中國收購棉花，使中國棉花出口劇增，從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 兩增到光緒十七年（1891）的3841129 兩，光緒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 兩①。棉花從入超轉成出超。需要的增長和棉價的提高，促使棉花種植的擴大。原來產棉較多的江蘇、浙江、河北、山東等省，種植面積更為擴大，像松江府，所屬州縣“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占十中之二”，原來不種棉花的華亭縣也開始“改禾種花”②了；以前種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積幾乎年年擴大；一些向來專門從事養蠶植桑的人也都兼種棉花。種植商品化發展最快的是罌粟。鴉片戰爭，尤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為鴉片銷售提供了市場。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禁煙能力，卻鼓勵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因此罌粟種植日益擴大，很快普及全國各省，尤以西南為甚。咸豐六年（1856）時，罌粟在云、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當時“川東無處不種罌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賣鴉片煙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 萬擔，煙田230 萬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①。罌粟的種植完全是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販毒的直接結果，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農田，排擠了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許多產糧區成了缺糧區。如素稱沃野糧倉的陝西渭南地區，就因為“遍地罌粟”成了缺糧區，而“不得不仰給于渭北”。同時罌粟最耗地力，種了罌粟之後的良田，即令改種糧食和經濟作物，收獲也要銳減。其次是摧殘了社會生產力。全國種植的罌粟所制煙土，絕大部分是內銷，隨著種植面積的擴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農民染上吸毒嗜好，嚴重損害了身體健康，變得“黃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勞動人民因吸食鴉片傾家蕩產。
糧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志。鴉片戰爭前，糧①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390—391 頁。②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第418—419 頁。
①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458—464 頁。食作為商品已經廣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糧食貿易都是在城鄉、地區間較小范圍內進行的交換，數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總產量的10％以下。鴉片戰爭後，由于擴種經濟作物占用了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這些發展經濟作物地區對外地糧食需要的增加，如原來是余糧區的浙江余姚，因為棉花、罌粟種植較多而成了缺糧區；以產棉為大宗的江蘇南通“稻則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鄉輸入糧食；原來就缺糧的山西、陝西、河南、甘肅等省因為棉花、煙草、罌粟等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不得不遠從江南、東北輸入糧食；廣東則靠越南、緬甸每年輸入百萬石大米維持。隨著通商口岸的開辟和這些商埠經濟的發展，上海、武漢、廣州等中心城市的興起，亦增加了商品糧的需求量，這些為糧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場條件。一些地主、商人為了購買洋貨也大量出賣糧食，經營糧食投機生意，促進全國糧食更廣泛規模和更大數量的販運。產糧較多的湖南、四川成為長江下游各省和華北一些地區商品糧的重要來源，重要城市如長沙、武漢等便成了全國有名的糧食集散中心。此時糧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由10％增長為16％，說明商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長。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品，尤其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從總體上說，中國農產品商品化過程緩慢、程度不高，未成為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且還帶有明顯的半殖民地特征。
綜上所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憑借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攫取的一系列特權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侵略和沖擊，是中國自然經濟初步分解的外部條件。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生產既無法與外國資本主義傾售的商品競爭，也無法長期阻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沖擊；航運、鐵路等交通事業的發展、城鄉經濟聯系的加強，又促使商品經濟也在初步發展的情況下進一步改組，這是中國自然經濟逐步分解的內部根源。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以“男耕女織”為核心的中國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特別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其他城市手工業也遭到破壞，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因而依賴于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志。然而這種情況僅僅是開始，獨立的封建經濟剛剛遭到破壞，還要經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這個時期又是農業經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開始。
第二節中國農業經濟的進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和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控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決定性意義。殖民地不僅是最廉價的原料產地和最好的商品銷售市場，也是最有利的投資場所。于是各帝國主義列強對于處在半獨立狀態的中國加劇了侵略和分割活動，他們已不滿足于獲得通商口岸、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等殖民特權，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戰爭手段強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種種限制，獲得投資設廠、修築鐵路、開礦等進行資本輸出的特權了。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除一般的割地、賠款、開商埠外，又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投資設廠。從此，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取得了合法地位，並通過借款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繼之而來的是瓜分“勢力范圍”的狂潮，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 年內，中國領土幾乎都被帝國主義劃成了各自的勢力范圍。
各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采權也展開了瘋狂的掠奪，投資修築並控制長達1.2 萬公里的鐵路，向長江上游和一些內河伸展了航線。外國商品長驅直入，在向中國輸出“過剩資本”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擴大了已有的商品輸出和原料的掠奪。光緒二十七年（1901），列強在聯合鎮壓了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人民反帝斗爭之後，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中國的政治、軍事，控制了財政經濟命脈，為其資本輸出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中國農村經濟的半殖民地化1.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開始以資本輸出為主的經濟侵略，同時繼續擴大商品輸出，在這兩方面力量夾擊下大大加速了中國農業經濟的解體過程：一方面更加廣泛深入地破壞了自然經濟的基礎；另方面則更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第一，耕織結合的進一步破壞。
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國內機紗量迅速增長，農戶使用機紗、摻和土紗織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機紗比重也從光緒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長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進口紗布也急劇增加，說明更多農民放棄紡紗改為買紗，機紗進一步代替了土紗。1913 年以後，機織布更深入中國腹地及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光緒二十年（1894）全國棉布消費量中機織布只占14.1％，1913 年已占34.7％，充斥市場的洋貨機布代替了土布。再從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來看，1895—1926 年中國進口貿易總值增加700％，農產品原料的出口價值與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則從1873年的2.6％增到1920 年的38.4％，充分說明半殖民地的中國已日益成為帝國主義工業品銷售市場和農業原料取給地。
帝國主義正是通過對中國的“貿易”和在中國投資這兩個方面大力傾銷其工業品和加緊掠奪農產品原料的。比如機制棉紡織品，光緒十九年（1893）進口棉布總值4.491 余萬元，棉紗約140 余萬擔，1911 年棉布增加為11.653余萬元，棉紗增到264 萬擔；在外資棉紡織工業的紗錠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16 萬枚增至1913 年的34 萬枚，從而加劇破壞了中國手工業、特別是廣大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對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則具有摧毀性力量。修築鐵路、擴大內河航行，增設商埠、投資設廠等特權，不僅使商品輸出擴大到中國內地的更廣大地域，而且徹底摧毀了自然經濟的頑強抵抗能力，其解體速度和范圍比前階段快得多、廣得多。除手工紡織外，其他農村手工業如麻紡織、絲織、土煙等也加速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上海、甯波、廣州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紡織之戶，十停八九”，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聞機聲”，“近年洋布洋紗大行，中國織戶機女，束手饑寒者，不下數千萬人”。這些受外國商品侵略較早的地區，手工紡織業已基本趨于破滅。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直接結果就是自然經濟的加速解體。
第二，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首先是一般經濟作物面積的擴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紀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煙草和蠶桑等經濟作物較前一時期有較快增長。隨著棉花種植的逐年擴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積的比重不斷上升，從光緒三十年至宣統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 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 年的18％，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蘇、浙江等省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的棉花生產地。以山西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種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並無余額外銷”，可到1919 年全省棉田面積已達40 余萬畝，此後連年擴展。1920 年達50 余萬畝，1926 年猛增到140 余萬畝。棉產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緒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國內紗廠購買量約70 萬擔，1923 年增為600 余萬擔。從1921—1925 年間，棉產商品率平均達31％。再以大豆為例，大豆從光緒十六年（1890）到1920 年出口總額增長187 倍。中國大豆生產商品化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需要增長的結果。某些商品性經濟作物的種植也與政府的鼓勵政策有很大關系，例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臨汾設立棉業試驗場，購買美國棉籽，無償發給農民，還宣布“凡植棉有成績者，給獎勵金30 元”①。從整體上講，這個時期經濟作物商品率的增長還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需求的增長。其次是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戰爭後，糧食商品量從光緒二十年（1894）到1918 年增長率達41.7％，商品率從光緒二十年（1894）的16％增到1919 年的22％左右。個別省份主要糧食作物的商品率總平均達38％以上，尤其一些自給性的谷物生產的商品化受經濟作物擴種的排擠而有顯著增長，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1924 年山東、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積從4％上升到30％以上，排擠了各種谷物，進一步促進谷物生產的商品化。這一時期糧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階段中所談到的因素之外，還應看到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改進和農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比如肥料質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進、品種的改良等等，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提高，一些地區農民家庭的剩余農產品有了增加，為糧食作物商品化發展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從而促進異地間糧食貿易的增長。
再次是新的農業專門化區域的形成。甲午戰爭後，由于國內外經濟需要，①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198 頁。特別是國際市場的需要，經濟作物的發展和糧食作物商品化的結果，若干新的農業化區域逐步出現，主要是大豆、花生、煙草等作物生產區域的形成。大豆產區主要在東北，中國所產大豆占世界總產量的80％，其中60％—70％產于東北，種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統二年（1910）播種面積中大豆占20％，1927—1928 年已上升到平均約29％。花生產區主要是山東、河南、江蘇、湖北，尤其山東花生的產量約為全國總產量的4/5。由于國際市場需求的增多，山東章邱花生種植面積與耕地面積百分比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 年的45％。煙草產區主要是河南、山東、廣東、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區。1923 年河南許昌7 個重要煙草區的產量占全國煙草總產量的45％，山東膠濟鐵路沿線煙草種植面積1926 年為1913 年的250 倍。另外還出現了產棉區、產茶區、蠶桑區等等。農業生產專門化區域的出現既是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現，也是自然經濟解體的重要標志。
最後是農民與市場聯系的密切。據金陵大學對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個田場的調查，在1921—1925 年間，農產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項調查中1922—1925 年間，農戶生活資料的全部價值中，從市場購買的占34.1％①。說明農民的生產活動在較大程度上受市場的支配，包括在個人消費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產方面。農民的生產不取決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從于市場需要，這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加劇解體的反映。
總之，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的這些初步發展，主要不是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發展的結果，而是帝國主義的掠奪造成的，所以，中國農產品商品化實質上就是農業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2.中國農村商品市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憑借特權控制和操縱中國農產品市場，中國農村經濟日益陷入帝國主義殖民地市場的深淵。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工業品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于帝國主義的需要”②。中國農產品商品生產的發展或衰落以外國需要的增加或減少為轉移，受世界市場支配。以茶葉種植的波動為例，茶是中國具有悠久曆史的主要出口貿易產品，光緒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國主義列強在它們的殖民地發展茶葉生產，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就動搖了，光緒十九年（1893）以前中國輸出的茶占世界總輸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 年只占了6.2％。在茶葉生產日益虧本的情況下，大量茶樹被砍。這時期帝國主義向中國大量傾銷剩余農產品，進口洋米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以來逐漸增加，光緒三十二年（1906）已達1277 萬擔以上，1922—1927 年每年平均在1500 萬擔左右。洋麥進出口也從平均每年數十萬擔到1923 年就猛增到300—400 萬擔。大量過剩農產品的傾銷，使中國農產品價格大跌，嚴重打擊和破壞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其結果反而使中國的農產品市場依附于國際市場。中國農產品的價格取決于國際市場，並且實際價格比國際市場價格還要低。
各帝國主義壟斷和操縱了中國農產品市場後就支配中國的農村商品生① 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主編：《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93頁。
②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9 頁。產，掠奪中國農民。比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與中國貿易上采取不等價交換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奪高額利潤。光緒六年（1880）至1920 年間，農產品物價指數上升6.8 倍左右，而同期工業品物價指數卻上升12.5 倍，這就是說，農民以同樣數量的農產品所換回的工業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國主義列強還以操縱市場價格來影響農民的生產，使其服從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煙公司，在1914—1915 年間選定河南襄城、葉縣兩地以較高價收買煙草，在價格刺激下，兩地煙草種植迅速擴大，不幾年，以許昌為中心煙草種植區發展到附近幾十個縣，每年生產的煙草價值達2400 萬元。再如湖北土質宜種植美國煙葉，英美煙公司就在1913 年派人分給農民煙種，極力提倡種植煙草，第一年豐收後，公司將煙草分為三級全部收購，一等煙草百斤值價14 兩，三等為9 兩。但是到了第二年農民多種了煙草之後，該公司就以品質不良為借口，只以上年數量的3/4 進行限額收購，價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煙草只好被迫減價賤售，最高價不過3—5 兩。這是對中國農民赤裸裸的掠奪。
為了向中國農村推銷工業品和掠奪農產品原料，帝國主義還勾結和支配中國封建地主階級、買辦商人結成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商業資本，通過抑價收購和貸款預購手段對農民進行剝削。如湖南，1927 年每擔稻米價格在收成前為13 元，而在收成後僅值5 元，農民的產品幾乎絕大部分被商人以低價掠奪去了。又如在一些產煙區，農民缺乏資金，向洋商和買辦商人貸款，得把煙草按半價預賣給他們。上海一帶產絲區，商人以貸款方式按每擔低到1—1.5元的價格預買農民的桑葉，到桑農急需桑葉時，則以5—6 元高價出售，若按一擔上等繭需桑葉25 擔，每擔5 元計算，需要125 元，可是當時一擔好繭很難賣到80 元以上，那麼只有讓蠶餓死！這種窒息生產的剝削，比中國農村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剝削形式有過之而無不及。帝國主義和中國農村封建勢力、城市買辦商人勾結在一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到窮鄉僻壤，編織成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剝削網。農民貧困破產的加速，使中國農村在半殖地深淵里愈陷愈深。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後，主要由于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農產品原料引起的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和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標志著中國農業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節中國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滋長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和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也使中國農村中產生了一些資本主義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富農經濟是中國近代農業資本主義的主要成分由于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農業商品化發展，加速了農民的分化，自耕農中的少數上層在經濟上從富裕中農上升到富農。這些富農一般占有20—60 畝不等的土地，雇傭2—5 名長工，農忙時雇些短工，雖然自己也參加勞動，但是依靠剝削雇工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為有余錢，他們一般還放高利貸或經營商業。還有一些富農是佃富農，租地主土地雇工耕種，類似西方租地場主；一些城市商人、資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種植果樹或其他經濟作物，資本主義性質更為典型，但是規模不大，一般數十畝，百畝以上土地者較少，而且多是手工勞動，很少有機器生產。中國富農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貸，對于雇農剝削也很嚴重。例如，雇工勞動時間很長，除每天休息六七小時之外，其余時間都要為雇主勞動；報酬很低，有些地方還實行“工償制”，即不給長工工資，只撥一點薄地叫雇工耕種來代替工資；受雇短工還要自帶工具；雇工隨便受雇主役使或打罵，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這些都反映出中國富農經濟的半封建性質。
中國的富農經濟不僅采用雇工剝削形式，而且經營規模比中農或佃農大，資金比較多，擁有較完善的生產工具和較多的肥料，也比較注意改良生產技術。所以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比一般小農高，是當時農業中代表一種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成分。但是整個富農經濟成分在農業經濟中所占比重並不大（富農約占農村人口5％左右①），發展也不平衡，並具有半封建性質，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環境下，本身微弱的富農經濟的發展前途，不是擴大經營面積、發展其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素，而是愈來愈多的擴大土地出租部分，最終退化為完全的封建地主經濟。正如時人所論：“這種極少數的資本主義富農，在一般封建關系占著統治地位的環境之下，他們的發展前途，多分是向著半地主化的方向進行，否則，就是墮落下去。”②富農經濟的微弱及不斷向封建地主經濟退化，是中國近代資本主義農業經濟極不發達的集中表現，反映近代農村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租地農場主和農牧墾殖公司的出現二十世紀初，在部分地區出現了租地農場主和以集資組成公司的名義來經營的農林牧墾殖企業，而租地農場主經營和極少使用機器的部分農墾企業卻具有較完全的資本主義性質，是舊中國資本主義農業經濟成分中最先進的部分。據北洋政府農商部的統計，光緒二十八年（1902）至1912 年，全國17 省登記成立的農墾公司有171 家，江蘇、安徽、浙江、山西、河南、吉林、察哈爾8 省在1912 年共有農牧墾殖公司59 家，資本總額286 萬元；1919①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05 頁。②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及其特質》，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 輯，第446 頁。年已發展到100 家，資本總額1245 萬元。經營范圍甚廣，農、林、牧、副、漁業俱全，其中種植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的較多。投資人主要是軍閥、官僚及買辦商人、華僑和少數工業資本家。二十年代前期，租地農牧場經營就已經大量出現，如在綏遠歸綏東南，牧場經營者租了一塊蒙古人的大牧場，蓋起飼養牛羊和馬的房舍廄圈，以月工資2 元雇傭人工放牧。1915 年廣東商人楊某，在江灣租地60 畝，仿照西法種植靛青，經營獲利，第二年租地200畝擴大經營。于是一些“農業資本家”紛紛用自己的資本，向一個或數個地主租地，雇傭農民耕地，自己完全屬于監督地位，少數農墾公司大量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收到成效。如1915 年，黑龍江有一個甯波人經營的大農場，資本達80 萬元，面積36 萬畝，有大型拖拉機5 台、25 馬力拖拉機2 台、打谷機3 台、割禾機8 台、播種機8 台、大型犁3 台，雇工45 人，主要種植小麥和燕麥，並附設面粉加工廠，產品行銷縣內外。再如廣東香山，1919 年也出現規模較大的種植糧食的農業公司和種植水果的公司①，這些公司在引進近代農業機械、新品種種植和先進生產技術以及促進商業性農業生產的發展等方面，都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必須看到，這類農墾公司是屈指可數的少數幾個，大部分農墾公司主要還是封建性的。許多公司成立僅僅是為了賤價領取官荒，然後再以高出若干倍價格將土地出售，並未開墾，只是一種土地的投機，屬于封建地主經濟范疇。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加之內部經營管理的腐敗，許多農牧墾殖公司相繼破產，而且相當普遍。所以這一時期的農墾公司，基本上是封建性的，並帶有一些資本主義性質；完全系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為數極少。從這些農場的發展趨勢看，也多向封建地主經濟逆轉，沒有向資本主義繼續發展。
經營地主的增加甲午戰爭後自然經濟的廣泛解體及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為經營地主從事經營農業及生產提供了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農產品銷售市場，因而從鴉片戰爭後已出現的經營地主不斷增加，並且在清末民初較普遍存在，如肥城東向村的618 戶中有富農4 戶，雇工123 人，經營地主則有6 戶，雇長工4—9人以上。山東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最為典型，光緒三十年（1904）擁有土地515.5 畝，在外村的43.5 畝出租給農民耕種，472 畝雇工經營，每年雇長工213 人，其中5 人總攬經營業務稱“大伙計”，常雇20—45 名短工，有耕牛9 頭、驢騾各4 頭、羊100 余只、豬40 余頭，還有牛犁、大小車輛、各種農具。由于生產手段優越和協作勞動的形式，勞動生產率較高，作物畝產量比當地一般農戶高出一倍以上，除經營土地外，太和堂還同時經營酒店、雜貨鋪、藥鋪、賃貸鋪等商業，並放高利貸。①經營地主與租佃地主相比，其特點為：經營地主自己指揮生產、直接剝削雇工的剩余勞動，而不是以地租剝削為主；采用雇工經營，與雇工之間基本上是一種貨幣關系；生產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獲取利潤，因此或多或少帶有資本主義性質；他們一般經營面積較大，也集中，便于管理，勞動①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 輯，第352—359 頁。
① 以上資料引自景蘇等：《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54—66 頁。生產率比中農、富農要高，相對租佃地主來說有較大區別。但是經營地主在生產目的上帶有自給自足性質，生產管理上基本是封建家長式；全部土地中一般有相當數量放佃收租，兼有租佃地主身份；不少人兼營商業和高利貸剝削；他們和雇工之間一般還帶有一定人身依附關系，因此又帶有濃厚的封建性。由此可見，經營地主具有封建性和資本主義性質這兩重性質：一方面，經營地主本質上仍屬于地主經濟，經營地主本人仍然過著地主式的剝削生活，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又雇工經營，集體勞動，部分地為市場生產而獲取利潤，具有一定程度資本主義性質。與租佃地主比較，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積極作用，因此可以說經營地主是一種由封建地主經濟向資本主義農業經濟過渡的一種形式。
就全國范圍看，經營地主並不發達，在二三十年代，全國地主雇工經營的土地面積約占其所有土地面積的10％，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5％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這種過渡形式被不斷排擠而逐漸萎縮、窒息，不可能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下去。
農村手工業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長在自然經濟解體過程中，農村出現了原料、市場、生產品種均不相同的一些著名手工業區，其中以棉麻紡織業，特別是織布業最為廣泛，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和江蘇南通，山東濰縣、浙江平湖等地較為典型。如定縣從事紡紗的農戶中，86％的農戶紡紗都是為了出賣，供織戶用，而不是自織①。1932年時，平均每戶手織業的收入，在定縣已占全家總收入的17.8％，在高陽已占78.9％，說明這些地區手工棉紡織業基本上商品化了，這些織戶也基本上脫離農業，以織業為生了。
手工業生產的商品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並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在高陽、寶坻、南通等地最為突出，一些織戶已屬資本主義作坊或手工業工廠性質；隨農戶手織業的商品化，織戶與商人之間成為實質上的資本主義雇傭關系了，于是工資織戶不斷增加，如高陽織機總數中，工資織戶所占比重從1912 年的34.5％增到1917 年的69.2％，1927 年達到88.6％。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手工棉紡織業較發達的地區出現了。但是這些工廠規模很小，織機也只10 架左右，雇工僅10 余人，很難積累起足夠資金去使用機器動力，因此，無法上升為近代機器工業。馬克思說：“工場手工業根本不能離開保護，因為只要其他國家發生任何一點小的變動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場而遭到破產。”②這些工場手工業一旦遇到帝國主義加緊傾銷或者遇到封建勢力的摧殘勒索就很快衰退下去，例如寶坻棉布工場，由于日本勢力的伸入而開始衰落，1923 年的67 家包買主，到1929 年減為40 家，1931 年為18 家，1933 年僅剩7 家；工資織戶也由1923 年的67％降到8％。說明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勢力束縛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農村由于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化發生而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手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機器業一樣沒有前途。上述四個方面表明，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素開始滋長，但是力量極其微弱，發展速度極為緩慢，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 年版，第27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