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馬克思：《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5 頁。重壓迫，阻礙著它的發展。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農業資本主義完全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支配與控制之下，中國農業經濟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榮，相反，在不斷遭受銷路阻滯及破產失業的打擊下，無法進行內部積累，根本不會有發展資本主義經營的可能；各種封建勢力的苛捐雜稅、地租和高利貸剝削限制農業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在封建剝削制度重壓下，一些經營者重新走回封建經營的老路。這就決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曆史條件下產生出來的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因素不可能獲得獨立發展的時機，不可能沖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第四節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近代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曾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如在一些農墾殖場中使用了農業機械；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產生後，一些民族資本家為獲得廉價優質原料曾向政府提議改良棉花、蠶桑、茶、小麥的品種，要求設立試驗場，以便從事品種研究和推廣，像1920 年一些紗廠、紡織廠就從美國購買大量優質棉種，散發給河南、陝西、山西等省農民試種；帝國主義各國為了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優良原料供應地，也派人來中國調查、宣傳和直接進行農作物品種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煙公司曾在山東、河南等省大力推廣美國煙草品種的種植，日本在河北、東北等地推廣過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種植和蠶的飼養等等；甲午戰爭後，有些地區開始使用化肥，中國也開始進口外國化肥。這些說明農業中產生了新的生產力，但是，這些新的生產力發展很緩慢，在農業生產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基本狀況仍是以個體的手工勞動為特征，以家庭經營為形式，技術極為落後，勞動生產率很低，每個農業勞動者生產的產品少、產值低。如1921—1925 年，中國小麥每公頃產量僅9.7 公擔，可宣統元年（1909）至1913 年丹麥每公頃產量已為33.1 公擔，比利時25.3 公擔，英國21.2 公擔，日本13.5 公擔，法國13.1 公擔，可見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農經營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剝削方式繼續保持，小農經濟也廣泛地保存下來，並在農業生產中繼續占據優勢地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還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1922 年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河北5 省9 縣農家田場規模平均十畝以下的竟占58.1％，11—25 畝的占24.1％，26—50 畝的占9.4％，51 畝以上僅占8.3％。這些小農經濟不僅數量大，而且規模小，地塊比日本種植水稻的規模還要狹小許多，田場面積還在不斷縮小，如1922—1927 年，無錫3 村全部農戶中，使用田地在10 畝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0—19 畝之間的就減少了0.82％，使用田地20 畝以上的就減少了2.43％。小農財少力單、耕作土地少，無力購置新式農具，更限制了大型農機具的添置，生產方式多以手工勞動為主也限制新式農具和大型機具的添置，因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導致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點在于土地可以買賣，社會積累不是用于農業生產工具的更新和改進以及擴大經營規模，而是統統向購買土地、進行土地投機轉移。如金陵大學的調查顯示：2866 家田場，平均投資于購買或典當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農具的只占6.3％。這種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農業生產力。
第三，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榨下，廣大農民極端貧窮。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支柱，因而“帝國主義到處致力于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農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①。正因為帝國主義的支持、栽培，在中國近代農業中，封建剝削制度繼續保存，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的地主、買辦、高利貸等各種封建勢力結成一個剝削網，對農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農村①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9 頁。金融枯竭，農民的赤貧乃至無力購買機械設備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甚至連農業再生產亦難維持；盡管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有所提高，但在帝國主義極力阻撓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農村經濟一直保持落後的生產方式，長期停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共同扼殺了農業生產力。
第四，天災人禍對農業生產力的巨大摧殘和破壞。近代中國，政治混亂、戰爭頻仍、社會環境動蕩。帝國主義在多次侵華戰爭中燒、殺、搶、掠，嚴重摧殘了農業生產。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發生過112 次戰爭，每次戰爭持續時間長、規模大，單是1916—1924 年間，平均每年的戰區面積達7 個省。戰爭造成農田荒蕪、水利失修，使自然災害更加肆虐，1913 年，全國受災農田達6.5 億畝，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一半，到1926 年已是全國各省皆災，農業經濟陷入空前嚴重的困境之中。
綜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村經濟下，生產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產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國經濟，尤其農業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
第五節鴉片戰爭後中西農學的交彙①如前所述，鴉片戰爭後，中國自給式農業解體，中國逐漸成為西方列強農產品的傾銷市場和工業原料供應地。中國的傳統農學遲滯，但在遲滯中，也還是有緩慢的進展。
中西農業生產技術在國際范圍比較、競爭十九世紀下半葉，中西農產品和農業生產技術開始了廣泛的對比和競爭。中國是絲茶的故鄉，絲茶曾是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錫蘭、日本大量發展植茶，創制揉茶機、烘茶機，采用成套機器，進行加工制作，印、錫紅茶在英國迅速占領市場，日本綠茶在美國很快打開銷路。中國絲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產與工廠機器加工制作產品質量相差懸殊的困惑。陳熾曾提到：“中國出口之絲，每包百斤，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設繅絲各廠，購中國蠶繭，以機器繅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懸殊，理不可解。後知中國手繅之絲不勻不淨，不合西人織機之用，伊購歸里昂各埠，必以機器再繅，則以三百金購之華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約為再繅工本，而彼之獲利無窮矣。”①外貿的消長和農產品質量的對比，促使人們深思。光緒十五年（1889），浙江海關稅務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國學習其養蠶業制造無病毒蠶種的方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學報》《奏折要錄》中載敘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學習，歸用機器焙制，去歲出口四萬箱，獲利甚厚”。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兩江總督派鄭世璜去印度、錫蘭考察茶業，回來後，力主“設立機器制茶廠，以樹表式”。這些，對茶、絲等技術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出國官學人員甚為關注本國農業的興衰。容閎（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學生之一，他在其所寫《西學東漸記》一書中，記敘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慶晉見曾國藩時，提出建設機械廠，其目的之一是生產農機具。1876年被派往美國費城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李圭，對博覽會中“機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僅器具便巧，尤講究種植之法”。他見到吸水機器，“因思中國江河之水，漲落不時，旱澇互患。西北高原，種植每艱灌溉。講水利者，尤以此為亟務”①。清廷派出首任駐英法使臣郭嵩燾1876—1879 年間在英法期間頗為留心農業，他曾到英國伊普斯威奇的工廠參觀新穎農田機器，對刈麥、刈草、犁田、出麥、吸水機器甚感興趣②，所見鋸木機器能將圓圍七八尺的巨木，“鋸成寸許木板，用鋸齒十八，得板十九”。稱其“一機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複倍之”。到英國里丁參觀子種局及子種會，注意到英國種子公司已將“其蔬子及花草諸子種販運各國”，並精心設計參加國際博覽會的種子展櫥。郭氏歎稱“西洋之務為奇博如此”。郭① 《皇朝經濟文編》卷49，第7 頁；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554 頁。
① 陳熾：《續富國策》卷1，“種桑育蠶說”。
① 李圭，1876《環游地球新錄》，《走向世界叢書》第1 輯第六冊，岳麓書社1985 年版。② 郭嵩燾，1876—1879《倫敦與巴黎日記》，《走向世界叢書》第1 輯第四冊。嵩燾還曾到過法國格立雍（農業學館）農學院，參觀其農田機器圖式院、谷種院，了解課程設置和各種儀器設施。注意到有一館專討論牛馬諸獸骼骨及筋絡血管及辨馬齒年歲。參觀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園戶種花變易顏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謂化學也”。
列強對中國農林資源的肆意掠奪鴉片戰爭之後，列強侵占我國國土與農林資源。僅在東北就失去頗大范圍的農林權益。1896 年《中俄密約》簽訂後，俄國開辦中東鐵路，舉凡枕木、電杆、建築材料，皆無償取自林中。俄國公司接連進入中國招人采伐森林，開拓伐木業務。光緒三十四年（1908）《外務部奏中日合辦鴨綠江右岸木植訂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鴨、渾兩江一帶，林木蓊郁，確系絕大利源，自日俄戰事（1904）起，兩國兵民恣意斫伐，日本軍隊，複立廠所抽收軍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頭）生計，半為所奪。”俄日等列強以武力侵奪或其商人依靠鐵路、海運的運輸條件，資本雄厚，采用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國拓展業務，有的在林區設制材廠，就地加工。近代林學創始人之一德國的H.科達（Catta，H.）曾稱“林業科學是木材必需或匱乏的產兒”。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國家工業建設中對林木需求和撫育的認識與實踐過程。中國則是在戰爭連綿、毀林開荒和外國侵占森林資源、掠取林木利權的背景下發展近代林業。除光緒四年（1878）華商張子尚等較早在上海創辦鋸木廠。到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東北才接連出現國人興辦的機器制材廠。中國近代林業是在劇痛中滋長起來的。
農業技術必須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農業產品與技術比較中，高低互見。清廷一些要員認為艦船、槍炮、機器等是強國的關鍵，曾倡行“洋務運動”。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又一次敗北，這激發人們關注農業工業。1897 年《農學報》首期載清光緒皇帝的上諭中也稱：“農務為國家根本，亟宜振興，各省可耕之地，未盡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撫督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實興辦，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紀後期，農業技術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1.引進優良作物、林木品種。
大規模引種與品種培育從光緒十八年（1892）購入美棉種子開始。張之洞于光緒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倡辦湖北織布局，為解決機器紡織所需棉花原料問題，于光緒十八年以2000 兩白銀，通過清政府出使美國、日本、秘魯的大臣崔國因在美國選購適宜湖北氣候土壤的兩種陸地棉種子34 擔，寄湖北棉區試種。由于所購棉種寄到湖北已過了種植節候，且栽種太密而收成不好。張之洞未因頭一年引種美棉受挫而氣餒。翌年又電請崔國因“再行多購美國棉子百余石運寄來鄂”。“並考究外洋種法，刊刷種棉章程，分發曉諭，以冀廣為如法勸種”。張之洞引種美棉，顯出了見識和決心，對那一時期江蘇、浙江、山東、河北、河南等省引種美國棉種有相當的推動作用。近代樹木引種也較活躍。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駐日本副使張斯桂從日本將刺槐種子帶至南京試種成功。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員吳宗濂、錢恂見當地桉樹生長迅速，且有除濕祛病的功效，曾攜回種子苗木試種，吳宗濂還翻譯有關桉樹著作，撰寫了一部《桉譜》，對我國桉樹種植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①。
在近代林業中，華僑致力經濟林的開拓是甚有意義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華僑何麟書曾在海南島創辦中國第一家橡膠墾植公司。何麟書在馬來西亞橡膠園里做過工，對橡膠樹的培植管理有豐富的經驗。他心系祖國，將橡膠引種到海南島，最初幾年用種子繁殖，曆經種植失敗和集來股本付諸東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變賣自己的產業，重新集股，經過精心培育，開拓出200 多畝膠園。探索出一條從播種到移植樹苗的成功道路，以約10 年的努力，獲得在中國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膠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優良品種引進。
畜禽優種以乳牛引進為最早。上海乳牛業的發展為其一例。1842 年“南京條約”後，外國官員商賈人等帶著家眷紛紛擁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鄉民以水牛擠奶挑擔零售，是牛奶業的雛形。同治九年（1870），外僑引入愛爾夏牛，乳牛業得到一定發展。不久，法國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紅白花牛。光緒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東設奶棚飼牛40 頭；光緒七年（1881），當地人開設太和奶柵，用黃牛擠奶；光緒十二年（1886），外僑引進黃白花奶牛並逐漸傳到中國人手中，成為上海乳牛業發展的基礎。光緒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雜交技術改良當地黃牛獲得成功。各僑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國人操作，使奶牛飼養繁育等經驗和用奶公牛改良黃牛的技術很快在中國人辦的奶棚中傳開。光緒二十七年（1901），徐家彙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 頭（其中公牛1 頭），由于它較黃白花牛產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傳播①。
馬的引種。清初禁止內地漢人養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養坐騎。清中葉以後，馬禁才開。但馬的行速和挽重與國外馬匹相較，差距頗大。光緒二十六年（1900），法國人曾由北非輸入阿拉伯血統公馬百匹到東北。馬群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 分散售與內蒙各地，血統逐漸混雜，為地方馬種同化。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軍牧司在察哈爾兩翼牧場建立模范馬群。宣統二年（1910），購有德國產純血公馬1 匹、俄產公馬3 匹、母馬1 匹，曾產生一些雜種。
傳入優良種豬。道光二十年（1840）後，俄國人將一種白色豬種帶入東北，德國人將約克夏豬帶入山東，日本人將約克夏、巴克夏豬帶入東北。光緒二十三年（1897）台灣由日本購進盤克夏種豬7 頭，供試驗繁殖及與本地豬作雜交之用。光緒二十七年（1901）直接由英國進口約克夏種豬，在農業試驗場作繁殖、飼養試驗，認為均適合當地風土，且為改良本地豬的良好品種。
羊的引種。光緒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報告有美利奴羊6 只運往察哈爾供雜交改良之用的記載。光緒三十年（1904）陝西高憲祖等人集資20 萬元興辦牧羊公社，在安塞縣北路周家洞附近開設牧場，飼養美利奴羊數百只，對附近各村綿羊改良有明顯指導作用。光緒三十二年（1906），奉天省設立農事試驗場，由日本輸入美利奴羊32 只，以改良綿羊業。
優種雞的引進。雞因體型小、繁殖快，中國曾較早引進外國優種。光緒① 黃森木：《桉樹引種小考》，《林史文集》（1），農業出版社1989 版，第131—132 頁。① 李文梁：《我國近代國外畜種的引進和開發利用史》，北京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8 年。二十六年（1900），羅振玉即提到：“近雞卵之輸出者日益眾，而價亦日昂，此莫妙之機也，宜選佳種而獎勵養雞業。考歐洲有名‘列古吽’（萊航）者，富產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長成極速，五閱月即產卵，宜求此類之種，而配以華種而事移植改良，則利莫大焉。”①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黑龍江哈爾濱雞場養萊航雞近萬只，以產卵為主。山東濟南雞場飼養萊航、洛島紅，曾進行雜交及試驗推廣。但一些權威學者概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養雞業也指明：“引進外種類別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響所及，既小且暫。”①3.引進機器裝備。
中國近代采用機器耕田首見于光緒六年（1880）的《益聞錄》第66 號，其載文稱：“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 里地方批租荒地5 萬畝，概從西法，以機器從事。”對于引進國外農業技術裝備，在如何應用方面也有所論評。麥孟華（1895）年5 月在《時務報》著文說：“西國農工，競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魚料以肥培，電氣以速長，沸湯以暖地，玻罩以禦寒，汽機以播刈，一切機器，日新月異，徒守舊法，必不足以盡地利矣。”提到中國農業經營規模“罕及百畝，一用新機，必至虧損”。覺察到獨立經營，資本微落，維持“化學之器，動費數石，打稻之機，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數于百”的難處。但是，西方農業機械、裝備、化肥、農藥等終于引進來了。不少地方農業家開始添置、創制新的農業器械。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學報》第54 期《秣稜興農》文中提到江蘇上元張是保“現在江甯講求農學”，“又購買美犁，導農深耕云。”光緒三十三年（1907），久居海外的華僑、祖籍廣東新會的陳國圻在黑龍江創辦興東公司，曾引進外國火犁，進行開墾。光緒二十六年（1900）前後，清政府提倡振興實業，鼓勵官商投股或利用華僑資本購置機器，興辦墾殖企業，並給予優惠政策，曾在全國范圍出現興辦墾殖公司的高潮。至1912 年，各類型農業墾殖公司達170 家，申報的資本逾600萬銀元。①近現代漁業技術的肇興，主要表現為開始使用漁輪及與之相適應的漁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光緒三十一年（1905），商部的頭等顧問官張謇條陳商部，並奏清廷獲准于沿海7 省組織漁業公司，開發海洋漁業。翌年，張謇在上海創辦江浙漁業公司，兼任經理。同年，該公司將一艘在青島捕魚的德國500馬力蒸汽機拖網漁輪購買過來，命名為“福海”號，為我國近代漁業史上的第一艘漁輪。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風力，生產操作上借助機械的傳導，增大了網具，提高了捕撈生產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產安全。“福海”號漁輪投入捕撈運轉，為中國采用國外先進技術，邁向漁業機械化的一個起點。②① 羅振玉：《農事私議》卷上，第3 頁。
① 蔡無忌等：《中國現代畜牧獸醫史料》引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6 年版。① 汪敬虞：《論近代中國的產業革命精神》，載《近代中國》第1 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版，第16—18 頁。
② 徐榮：《上海機輪漁業的起源與發展》，《古今農業》1991 第1 期，第76—81 頁。第六節《農學報》的刊行和農業學堂、農事試驗場的創辦建立農學會、出版農學報刊的先導作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利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有識之士已知悉：“日人揚言，此次和約，意欲使中國五十年後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國輿圖，用五色畫界，指示西洋各國，擬與西洋各國瓜分。”①沉重的割地賠款負擔和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機感，激起民眾紛起抗爭，尋求出路。振興農業已成為人們的共識。1895 年孫中山曾在廣州籌建農學會，並寫有《創立農學會征求同志書》。張謇在所撰《請興農會奏》主張立國之本“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提倡講求農學，行西國農學所得之法。1896 年，梁啟超任主筆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同年羅振玉等人聯名在《時務報》刊出公啟，發起成立農學會。孫中山建立的農學會，由于清軍搜捕，孫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頓。羅振玉等人發起的農學會由于創辦農業報刊則起到介紹、普及推廣新農學的先導作用。
從十九世紀中葉，我國學術界已在翻譯西方生物學、農學著作，但尚無將中國傳統農學與西方實驗農學結合起來並加以分析的情形。羅振玉從1897年創《農學報》，開了這方面的先例。
《農學報》光緒二十三年四月（1897 年5 月）創刊，半月一刊，載“務農會”的略章，農事奏折、條陳、農事（農業生產情況）西報、東報（譯文），會事。翌年增加了稟牘、事狀欄目，改成旬刊。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農學報》的篇幅每期減半，格局變化為文篇與譯篇，羅振玉《農事私議》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載。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刊頭開始加“江南總農會印”字樣。羅振玉在主編《農學報》時，組織力量，收集國內和翻譯國外農學書籍，彙編成為《農學叢書》，署“江南總農會”編，分七集，包括233 種譯著（一說235 種），清光緒末年（1900—1903 年間）石印出版。這套叢書彙集了我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間農業生產調查內容，反映了當時中國傳統農學及其發展趨向。它又通過譯述歐美日本農書，較全面地引進實驗農學的豐富材料。《農學報》、《農學叢書》也以此確定了它在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技術曆史上的重要地位。
創辦農業學堂對中國近代型農業肇始、發展起基礎作用的是興辦農業教育。沈宗瀚認為：“中國采用外國科學新法謀改良農業者，初由學校教育入手。”①早在光緒十六年（1890），孫中山在《致鄭藻如書》中，就力主辦學，提到“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必也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光緒十七年前後，他所寫《農功》一文，對比中西農政、農學，提出“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的主張。光緒二十年（1894），他在《上① 張謇：《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書》，1895，載《張季子九錄》《政聞錄》，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① 沈宗瀚：《中國近代農業學術發展概述》，《中華農業史論集》，（台）商務印書館1979 年版，第275—304頁。
李鴻章書》中，即切陳發展農業、興辦農業學堂的重要。他說：“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肆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中國農業教育最早發展起來的是實業學堂。光緒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縣曾籌辦蠶桑學堂。次年，在中國蠶絲生產區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發起創辦蠶學館，于翌年開學，修業年限3 年。1898 年3 月，張之洞在《設立農務工藝學堂暨勸工勸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設立農務學堂，研究種植、畜牧之學”。同年5 月，清光緒皇帝下詔各省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帝下詔出茶葉的省設立茶務學堂，出生絲的省設蠶業學堂。1902 年1 月，清政府又令各省為振興農業，于省城設農務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北洋馬醫學堂在保定成立。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安東建起奉天中等林學堂。1910 年5 月在天津建立第一個水產講習所。光緒三十一年（1905）起，張謇即在南方籌辦的水產學堂，1912 年選址在上海炮台灣正式成立江蘇省立水產學校，涵蓋船舶駕駛、水產捕撈、水產加工、海水養殖、漁業經營等學科。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總理衙門在《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所擬方案“學問宜分科”里面，第七項為“農學科，種植水利附焉”。光緒二十八年（1902），朝廷頒發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書有：“農業科之目四，一曰農藝學，二曰農業化學，三曰林學，四曰獸醫學”的規定。翌年又頒《奏定大學堂章程》，其第六節農科大學項開列農學、農藝化學、林學、獸醫學各科課程，教學時數、實習安排，已具有新式農業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舉。同年，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籌議的京師大學堂農科，被批准正式興建為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在崎嶇的籌備、發展道路上行走了8 年。首任農科大學監督為羅振玉。他沒有經受學校教育訓練而首任農科大學監督（校長）；他沒有農業科學基本功底而致力于農學的倡導和傳播。羅振玉是中國從帝制到共和、由廢科舉到辦學校教育巨大轉折特定曆史條件下曲折多態的著名人物，其事跡迄今仍能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研討的興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前後清政府頒行的教育制度，學校分為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普通教育分為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大學堂分科，中有農科大學。實業學堂分初、中、高三等。農業實業教育有初等農學堂、中等農學堂、高等農學堂。據統計，宣統元年（1909）全國有高、中、初等農學堂95 所，在校學生6028 人。中國早期高等農業教育，教材、實習內容受日本影響較多。1913 年，金陵大學農科建立後，美歐農業教育科學體制曾發揮較大作用。
創辦農事試驗場光緒二十八年（1902）起，河北、山東等不少省份建立了農事試驗場。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設立農工商部，內設農務一司，管理農業行政。同年，選擇北京西直門外二里許樂善園舊址，即今北京動物園及以西一些地區，由農工商部籌設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①，初建樹藝、蠶桑、畜牧等科，① 穆祥桐：《農工商部農事試驗撤，《中國科技史料》1987（4），第22—27 頁。不久重新劃為農林、蠶桑、動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種子比較，中外農器比較，肥料、植物病蟲害、農藥、畜牧獸醫試驗，在中國，肇始將農業生產、技術改進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之上。試驗場還曾辟博覽館，展示優良品種等。
新式農科大學、農業學堂播下的種子，新型農事試驗場所開辟的基業，為興起的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技術領域培育著一批又一批人才。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國新農業科學教育戰線和開拓新學科領域的元勳。當年他們披荊斬棘，探索新路，為農業各分支學科打下發展基礎的可貴創造精神，為後輩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第二章手工業第一節鴉片戰爭前後至太平天國時期的手工業鴉片戰爭以前，清代社會仍然沿續著統治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手工業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兩大基本生產部門。手工業中，家庭手工業（即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城鎮個體手工業）占絕對優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家庭手工業的一些產品已作為商品來生產和售賣。官府手工業同以前一樣，占有著當時社會最高的生產技術和最大量的手工業勞動力。清代官府手工業的經營范圍不及明代廣，主要經營紡織、陶瓷、軍火、錢幣鑄造及造船等，其中規模較大的官營手工業工場有：江甯、蘇、杭三織造局，京內織染局，景德鎮禦窯廠，戶部寶泉局，工部寶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業的產品只供統治集團的消費和為其政治統治服務，它是封建經濟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間工場手工業已在一些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某些生產行業中出現和發展著。絲織業早在明代就已出現手工工場，到了清代又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愈加擴大，分布地域更加廣泛。另外，與絲織業相關聯的染印業也出現了手工工場。其他如云南的煉銅業、四川的井鹽業、廣東的冶鐵業、景德鎮的陶瓷業，以及陝西漢中的造紙業，均出現了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在這些手工工場中萌芽著新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嚴重摧殘，民間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速度極為緩慢。
鴉片戰爭以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從此，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大量的外國商品傾銷到中國市場，封建的自然經濟結構遭到破壞。中國的手工業面臨著與外國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競爭的不利局面。
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發展的家庭手工業，對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輸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這時期，外國資本主義輸入中國的商品以洋紗和洋布為主。而中國的家庭手工業主要從事的就是棉紡織業，且質量、價格俱優于洋紗洋布。一個英國人曾記載說：“遠在1844 年，我曾把這種土布的各種質地的樣品，標明每一種的價格送回英國。和我通信的人都說，按照所標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也做不出來。而所標的價格比此地（中國福建省。引者注）的價格還壓低了很多”①。中國家庭手工業生產的棉布，有時甚至比曼徹斯特生產的洋布的成本還低②。在這種情勢下，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十分有限。有資料表明：英國輸華貨值，鴉片戰爭前為數十萬英鎊，戰後增至200 多萬英鎊，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後開始下降，到咸豐四年（1854）為100 萬英鎊多一點，僅略超過戰前的水平①。
這個時期家庭手工業遭受洋紗洋布打擊的，主要是東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區，如廈門，由于洋紗洋布的輸入，“江浙之棉布，不複暢銷，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504 頁。② 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經濟研究》1955 年第2 期。① 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經濟研究》1955 年第2 期。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②。甯波自五口通商後，其地的棉紡織手工業“已經受到了顯著的影響”，“六年以前，每疋售價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現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買到。這樣和本地貨相同的貨物的進口，已經使許多織布機停了下來”③。松江太倉的棉花梭布原來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開書》中說：“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江布市，消減大半。”④可見這里的手工紡織業也明顯地衰落了。另外，廣東順德的織布業也由于“西洋以風水火牛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導致原先遍于縣市的織布“女工幾停其半”⑤。
但總的看來，除上述幾個地區外，這一時期，中國的家庭手工業所受到的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沖擊並不很大。
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領導的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
起義者以天京（南京）為首都，建立了與清皇朝對峙達14 年之久的農民政權。為了保證革命斗爭的需要，太平天國建立了自己的官營手工業體系，將分散的手工業工人組織起來，按照技術專業的不同，分別設立“諸匠營”和“百工衙”。諸匠營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時即在軍隊中設置了，到天京後更加擴充。諸匠營采用軍事編制，有水營，管理船只及水上運輸；土營，最初專門擔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務，後來水泥匠編入該營，又擔任土木建築工作。除“水營、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工；金匠營，其卒皆金銀匠；織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靴營，其卒皆靴鞋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①。百工衙在軍隊中所設比較簡單，計有典旗幟、典炮衙、典鉛衙（鉛彈）、典紅粉（火藥）、典硝衙、典鐵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繩索等9 種，都是軍需品的生產。定都天京後，又在食品、服裝、建築、交通、日用品、印刷、美術，以及印璽、器飾、貨幣等各種手工業行業都設立了許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織衙、縫衣衙、國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戰船衙、鐫刻衙、刷書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國還設有各種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繡錦、典金靴、督銑炮、鑄銅炮等等，職同指揮，每官領有人數不等的工匠。
諸匠營和百工衙只為供應太平天國政權的需要而生產，產品直接分配給各級單位，不進入市場。生產者除吃、穿之外別無報酬。這種制度下，生產效率相當高，“凡軍中所需，咄嗟立辦”②。它對于支援太平天國的革命戰爭，滿足太平軍各項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國非常重視有技術專長的手工業者。《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卒為之，農隙治事。”定都天京後洪秀全曾下“招賢榜”，稱：“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銅鐵匠，吹鼓手你有那長，我便用你那長；你若無長，只可出出力的了。”② 《清代鈔檔：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第494 頁。
④ 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安吳四種·齊民四術》，第34 頁。
⑤ 馮奉初等：《咸豐順德縣志》卷3，第45 頁。
①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5 上。
②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4。
①由于太平天國采取了有利于生產發展的各項經濟政策，其統治區內，手工業生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里是我國主要的蠶桑產區，在太平天國統治期間，生絲的出口基本保持著增長的趨勢。一個外國人記載說：“自1853年太平天國占領南京以來，他們獲得揚子江下游的大塊產絲區域。1853 年以前的10 年中，中國的生絲出口，每年平均在16000 包至25000 包之間。1853年的出口為25571 包。1854 年即陡增至61984 包。1860—1861 年間太平軍占領蘇州後，事實上握有整個產絲區域，絲的出口為69137 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 年，太平軍占領產絲區域的最後一年，絲的出口為83264 包”②。另外，茶葉的出口也保持著增長的趨勢。“1852—1853 年，出口為72900000磅。1853 年，太平軍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為77210000 磅。1854—1855 年，為86500000 磅。1860—1861 年為87220754 磅。1861—1862 年增至107351649磅。1862 年又增至118692138 磅”③。這種增長趨勢，表明了這里蠶桑業和制茶業的發展。
但是，在太平天國反對清皇朝統治的斗爭中，以及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各地的手工業，包括蠶桑業，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壞或影響。清軍攻陷南京後，蠶桑產區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生絲的出口量急劇減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絲的出口僅為41128 包①。戰爭期間，南京、杭州的絲織業均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太平軍攻克南京後，這里的絲織業機戶一半以上逃亡別處，“織工流離四散”②，加之戰時難以從附近產絲區獲得正常的原料供應，產品也難以順利推銷出去，導致南京的絲織業急劇衰退。杭州受戰爭的破壞更加厲害，其絲織業的衰退情況比南京還嚴重。《杭州市經濟調查》記：“杭州機戶，昔以萬計。洪楊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過數家。”③遠在北方的直隸，其絲織業也因生絲流通不暢而衰落。直隸饒陽縣出產饒綢，“從前織此綢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絲價騰貴，此綢亦遂料薄價昂，無人購買，各織戶俱賠累，陸續關閉，近年僅存二家”④。另外江蘇及吳江盛澤鎮的絲織業，浙江平湖的棉紡織業，淮南的制鹽業，四川、云南的制鹽業、礦冶業，貴州的礦冶業、茅台的釀酒業，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業，安徽合肥的碾米業，福建崇安的制茶業，廣東新會的制葵扇業等等，均因受戰爭的影響或衰退，或遭到破壞。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後，各地的手工業生產才逐步得到了恢複。
① 徐珂：《雪窗閑筆》，《康居筆記彙函》，第92 頁。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第544 頁。
③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第544 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第544 頁。
② 同上書，第602 頁。
③ 《杭州市經濟調查·絲綢篇》，第71 頁。
④ 劉長佑：《停貢饒綢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27 下，第32 頁。第二節同光年間手工業的衰落咸豐六年至十年（1856—1860），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從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權和利益，使中國的手工業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後，隨著機器大工業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外國資本主義輸入中國的商品的價格不斷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漸了解了中國人所喜歡的商品的質量、價格、式樣等，改變了以前盲目輸入商品的做法，從而使其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迅速上升。這樣，中國相同產品的銷路便受到了愈來愈嚴重的損害。生產這些產品的手工業因此趨向衰落。
手工紡織業是衰落較早的部門。造成中國手工紡織業衰落的經濟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輸入中國的棉紗量迅速增加。據資料：同治中年，洋紗每年輸入不過100 余萬海關兩，光緒初增至300 余萬海關兩，中法戰爭後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萬海關兩，甲午戰爭前後更達三四千萬海關兩①。光緒初年以前，中國棉紗市場由英紗獨占，此後，中國各通商口岸的銷量，便無不以印紗為主了②。甲午戰爭以後，日本紗也開始在中國市場上銷售。與此同時，洋紗的價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十六年（1872—1890），進口棉紗的價格下降了1/4 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進口棉紗價格為基數，光緒十二年（1886） 時進口棉紗的價格僅為它的66.9％①。而同時期土紗的售價遠遠高于洋紗，如光緒十三年（1887）時，牛莊地區的洋紗售價，每包（300 斤）57 兩白銀，而同樣重量的土紗卻要87 兩左右②，土紗比洋紗貴52.6％。這樣，自然使一些地區的手工織布者舍棄土紗而改用洋紗。另一方面，中國市場上原棉價格的提高。由于英國棉紡織業對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國輸出的數量大為減少。不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紡織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了，其本國出產的棉花不能滿足需要，因而從中國大量收購棉花。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市場上的原棉價格上漲，其價格甚至與進口的印度棉紗的售價相仿。宜昌海關在光緒十六年（1890）的報告中說：“印度棉紗和（東部諸省來的）棉花的零售價格相差無幾，所以買進棉花再來紡紗，反而比直接用洋紗更貴。”③因此，土紗再無市場了。
洋紗代替了土紗，造成各地手工紡紗業大批破產。同治、光緒年間，廣東、閩南、江浙蘇松杭及長江流域各省手工紡紗業紛紛停業破產，山東土紗紡織業也“幾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戰爭前後，全國各地“無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紡紗業破壞的情形”⑤。《中外日報》載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屬各處銷售洋棉紗多至數萬包，土棉紗已無人過問，婦女紡業多廢。間有無工可作仍從事紡紗者，然土紗每斤售錢二百五六十文，洋紗每斤售錢二百八九十文。① 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
② 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年版。
① 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② 參見《海關貿易報告冊》（英文本），1887 年，牛莊口，第2 頁。
③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79 頁。
④ 《海關貿易報告冊》（英文本），1887 年，煙台，第43 頁。
⑤ 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土紗不及洋紗勻潔，故價格日跌。鄉村婦女因失業而困苦者，不知凡幾”①。江南一帶“鄉間幾無自軋自彈自紡之紗”②。貴州黃草壩“過去曾為不可少的紡車都擺在一邊，滿布著灰塵，被遺棄了”③。廣州附近“紡紗之業，風流云散，至覓一紡紗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國初年，中國手工紡紗業除了偏僻地區和純粹為了自給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國機制棉紗的壓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紡紗業同時出現衰落趨勢的，是與之相關的手工織布業。洋布最初輸入中國，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錢人才穿用。一個外國人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階級穿用我們的布匹，在夏天，為了節省絲綢與縐紗；在冬天，則加上棉絮，節省皮衣和厚重的緞子。商店的賬房先生和店員穿用我們的布匹也相當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顯得光彩。..富裕階級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為洋布好，而是因為做起所需衣服來，碰巧洋布比他們土布便宜罷了。”⑥而大多數人，尤其是廣大農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後，歐洲棉紡織業生產技術大幅度提高，生產費用顯著降低，布匹的售價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 年（同治五年）的售價是2 兩9 錢至4 兩，1867 年是2 兩5 錢至3 兩，而1868 年的價格大約在2 兩2 錢到2 兩5 錢之間。外國棉布在這樣的低價下就能與土布競爭，並能負擔運輸費用而深入到內地去”①，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湧入中國市場。同治末年以後，進口棉布增長的速度尤為明顯，光緒元年（1875）棉布進口金額為1700 多萬海關兩，光緒六年（1880）為1900 多萬海關兩，光緒十一年（1885）為2500多萬海關兩，光緒二十六年（1900）達4500 多萬海關兩，光緒三十一年（1905）更是達到11000 多萬海關兩②。由于洋布價廉，在農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來。“過去中下層人因土布比洋布價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現在這一層理由可以說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貧瘠和人口稀少的區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華便是”③。同治十年（1871），《英國領事商務報告》中也提到：“中國（漢口）農民開始發現這種外國貨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種程度內，（洋布低廉的價格）抵補了（洋布）不耐用的（缺點）。”④光緒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該報告還稱：“土布和進口商品（洋布）相競爭，（在品質上）決不就處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織土布的售價較高，因而貧苦的中國人便不得不買便宜的但並不耐用的競爭品（洋布）了。”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內地市鎮城鄉，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① 《中外日報》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 《利國宜廣制造論》，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報》。
③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14 頁。
④ 鄔慶時：《番禺末業志》，“工商業”第四，卷4；又見梁鼎芬等：《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第36 頁。
⑤ 參見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⑥ 轉引自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80 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20—221 頁。
② 參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業》，中華書局1979 年7 月版，第16 頁。③ 《關冊》（英文），1871—1872 年，第133—134 頁。
④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20—221 頁。
⑤ 轉引自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222 頁。
言雖不很准確，但也可見一般。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的手工織布走上沒落的道路。如浙江鄞縣，所產土布因結實、耐用而聞名，俗稱結布或老布，“為民間家庭工藝之最普泛者”①。但是，“迨至光緒十年後，..則巡行百里，不聞機聲”②。在江蘇，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銷內地，為土民出產之大宗。..十年之後，逐漸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絕跡。今日雖在窮鄉，聆紡織之聲，詫為異矣”③。甲午戰爭前後，北方“畿輔深、冀諸州，..近來外國布來，盡奪（我國）布利，間有織者，其紗仍購之外國”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紗都布（布名），幾如披砂揀金”⑤。廣西貴縣也因“洋布輸入，土制紗布，相形見絀，紡織之業，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織布業的衰落在進程上較手工紡紗業緩慢。這是因為一些具有長期商品生產傳統，手工紡織業收入在農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區，當其手工紡紗業幾乎全部停頓時，大量的勞動力又以低于價值的價格，投入到與之接近的手工織布業中，同時在手工織布中大量使用價格低廉的進口機制棉紗，從而使手工織布業在洋布的強大沖擊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發展。光緒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關十年貿易報告》（英文本）載：廣東瓊州“隨著大量的洋紗進口，土紡織業幾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紡紗職業，便轉入織布，據說她們的收入現在已較前些年約增加一倍”①。江西《廬陵縣志》也載：“十數年來，紡車朽蠹，而機杼不減于舊，蓋業布者市洋紗為之，貧婦計段責值而已。”②有些地區用洋紗織成的土布，不僅比用土紗織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進口的洋布還便宜。光緒十八年（1892）鎮江口海關報告稱：“北方各處之人，俱購洋棉紗自織，其織成布匹較市中所售價廉而堅。”③光緒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關報告也稱：“內地人民有盡用洋棉紗織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價值亦較土棉紗為廉，且較買市肆洋布，更為便宜。”④這樣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沖擊，甚至擠占洋布的銷路。如江蘇“通州所出布匹，銷場極大。各省之人，皆聞其名，皆樂于購”⑤，致使從鎮江進口的“洋布減銷尤甚。. .從前如江北內地各州縣，均用洋布，近則用土布者漸多”⑥。一個外國人在他對貴州安順府、黃草壩和獨山的調查報告中說：“這三個主要織布中心，近二十年來，織布業有了迅速的成長。據消息靈通的外國僑民說，這種情形正方興未艾。我們不論在那里參觀，人們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態度向我們解說進口洋布貿易范圍過于狹小和家庭織布業的范圍之廣大。例如黃草壩一個最大的商人曾著重指出洋布的①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7《紡織》，第20 頁。
② 蔡藏卿、馬厓民：《鄞縣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 頁。
③ 《書徐侍禦請減土布落地厘捐後》，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報》。④ 吳汝綸：《深州風土記》記21，第46 頁。
⑤ 《關冊》（中文），1903 年，下卷，第30 頁。
⑥ 梁崇鼎等：《民國貴縣志》卷11，第337—338 頁。
①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33 頁。
② 曾燦材等：宣統《廬陵縣志》卷4，第14 頁。
③ 《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十八年，鎮江口。
④ 《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 《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十八年，鎮江口。
⑥ 《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十九年，鎮江口。
進口每年不超過1500 匹，而另一方面，黃草壩鎮上和近郊的織布機數，據他的合理估計有2500 台。這些織布機共出多少布，可惜無法確定。但是進口的布匹，不論在價值和數量上和本地布比較起來，便顯得不足重視。”①上述情況，在長江下游江浙一帶，湖北沙市附近，廣東佛山、興甯，四川重慶、樂山，直隸高陽、寶坻等地均有發生，使手工織布業又有了新的發展。
還有一些地區，由于外省手工織布者的大量湧入，使本地織布業迅速發達。如云南府，光緒十七八年，“城內僅有少數幾架織機”，到二十一二年已發展到幾百架，“這種增長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價的印度棉紗幾乎是同時來到云南所致”②。其時云南南部，“全體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紗織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貿易所值甚微，重慶一天的貿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貿易”④。
從整體上看，中國手工織布業在進口洋布的打擊下總趨勢是日漸衰落了。但由于這種打擊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區破壞程度較輕，其手工織布業還可以有一定的發展。而個別邊遠地區甚至從未見過洋紗洋布，其家庭紡織業自然也就仍占統治地位。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不僅使中國的手工紡織業出現衰落的趨勢，也使其他一些手工業出現了衰落的趨勢，其中冶鐵煉鋼業、蠟燭業、制針業、制靛業等部門遭到了比手工棉紡織業更為慘重的破產的命運。
中國的冶鐵煉鋼業是手工業中比較發達的一個部門，在古代社會，其技術長期領先于世界各國。鴉片戰爭前後，外國鐵及鐵制品的輸入數量很少，但從同治年以後，其輸入量急劇增長。曆年海關報告》記：同治六年（1867）進口鐵為113441 擔，光緒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 擔，不到20 年增加了近10 倍。而光緒十七年（1891）更劇增至1726056 擔①。洋鐵大量湧入，使土鐵日益受到排擠。甯波、煙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現洋鐵差不多全部占奪土鐵銷路的情況。中法戰爭前後，天津也主要進口洋鋼了②。洋鐵能夠代替土鐵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價格低廉。此外，輸入的洋鐵多為鐵條、鐵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節省時間和勞力，很受用者歡迎。這樣土鐵的銷路逐漸縮減，大批冶煉作坊先後倒閉。例如：鐵工業最著名的廣東佛山鎮，原有鐵磚行10 余家，後來全部關閉；10 余家鐵線行也僅剩不多的幾家；原本極興盛的鐵釘行，其營業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蕪湖出產的鋼“為舊日馳名物產”④。咸豐、同治時，其鋼坊已從過去的數十家減少為14家，到光緒中期蕪鋼絕跡于世⑤。湖南邵陽，“原名寶慶，所產之鋼，稱曰寶慶大條鋼。..前清初葉，寶慶大條鋼，極負盛名”⑥。其鋼坊在同治年間還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50 頁。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51 頁。
③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51 頁。
④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51 頁。
①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164 頁。
② 《海關貿易報告冊》，1888 年，天津口，第19 頁。
③ 參見洗寶干等：《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第15 頁。
④ 鮑寔等：《民國蕪湖縣志》卷35，第6 頁。
⑤ 參見張九皋《蕪湖手工煉鐵業片斷史料》，《安徽史學通訊》1958 年第1 期。⑥ 《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 編，第349—350 頁。
有20 余家，到宣統二年（1910）僅剩8 家，以後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蘇鋼以前也較有名。咸豐年間，這里的鋼坊有40 余家，以後相繼停閉，到宣統二年僅剩3 家，不久也全部停頓了⑧。山西的生鐵、熟鐵，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銷路。鴉片戰爭前後，僅晉城縣就有生鐵爐10 余座，熟鐵爐百余座①。洋鐵大量輸入後，同治、光緒之際，其“銷路局限于中國北部”②，產量逐漸減少，不久因連年大旱，煉鐵“爐數頓減大半”③，到光緒末年，這里所存爐數已不及昔日的1/1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鐵煉鋼業，雖或衰歇的時間略有先後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種手工業，凡是生產與進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進口洋貨替代的產品，都遭到了和冶鐵煉鋼業相同的命運，如蠟燭業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鐵片被火柴排斥，土針、土靛被洋針、洋靛排斥等等。這些手工業部門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運，而不可能獲得新的發展機會。
與手工棉紡織業及冶鐵煉鋼業不同，絲、茶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絲、茶是外國資本主義著重掠奪的中國產品，中國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終是絲、茶兩項。同治、光緒之際，二者在出口貨物總值中所占比重達90％左右，以後雖逐漸下降，但到甲午戰爭前後仍占60％⑤。絲、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繅絲業和制茶業的發展。繅絲業方面，如浙江烏程縣南潯鎮出產的輯里絲，以前其銷路僅限于國內，“銷行范圍既小，營業不盛”⑥。五口通商後，“銷售上海洋莊轉運出口，其名始顯”⑦。其後“外商需求既殷，收買者踴躍赴將，于是輯里絲價雀起，蠶桑之業乃因之而愈盛”①。到光緒二十年前後，“南潯附近各鄉居民，及震澤、黎里一帶，約有車戶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約有車四部”②。江蘇溧陽在太平天國起義前每年產絲約260 萬兩以上。太平天國失敗後，育蠶者漸漸增加，生絲產量增多。光緒六年（1880）生絲產量達500 萬兩之多，其中80％運往上海輸出國外③。廣東的生絲，光緒六年（1880）輸往歐洲12000 包至14000 包（每包重80斤）；輸往緬甸3000 擔至4000 擔；輸往美國10000 箱（每箱75 斤）；本省消費為20000 擔④。其他如四川、貴州、湖北、山東、奉天等省的繅絲業均有較大發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縣“道光末紅茶大盛，商民運以出洋，歲不下數十萬金..凡山谷間向種紅薯之處，悉以種茶”⑤。福建“自開海禁以來，⑦ 《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 編，第349—350 頁。
⑧ 《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 編，第349—350 頁。
① 李希霍芬：《旅華日記》，第560 頁。
② 《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3 編，第171—172 頁；第6 編，第478 頁。③ 《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3 編，第171—172 頁；第6 編，第478 頁。④ 《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3 編，第171—172 頁；第6 編，第478 頁。⑤ 參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 冊，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1609 頁。⑥ 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120—121 頁。
⑦ 《中國實業志》第三編，第11 頁。
① 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122 頁。
②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 冊，第11—12 頁。
③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73 頁。
④ 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94 頁。
⑤ 同治《平江縣志》卷20“物產”，第3 頁。
閩茶之利，較從前不啻倍蓰”⑥。廣東“鶴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適于茶樹之栽培，故植茶者較多。清道光年間，為中國茶葉之全盛時代，全年出口有二百萬擔之多。時該縣無論土著客家，多以植茶為業”⑦。此外，湖北羊樓峒一帶，皖南建德、祁門，及江西等省，種茶制茶業，都因出口的增長而有很大發展。但是，由于絲、茶出口貿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國人手中⑧。國內市場亦受洋商及其買辦的操縱，致使“華商之業絲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華商資本不足，華人心志不齊，每屆絲茶上市，為欲取先予之計，視來貸之不旺，故抬價值；迨已群聚，則又故作觀望，相持久之，則華商之心虛膽怯者，急思脫手，必有自願跌價者矣。迨市貸既空，則又故抬其價以招之。如此幾經番手，華商悉墮其術中。洋商心計本工，加以通事買辦之嗾導，不肖市僧之輸情，深識華人之情偽，故張弛操縱之間，不至盡傾華商之血本不止”①。這樣，盡管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了中國絲茶手工業的發展，但同時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境地，成為其附庸經濟，仰其鼻息，隨其波動。同治、光緒之際，由于中國絲、茶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外國絲、茶的競爭，洋商抑勒價格，造成大批絲、茶業者破產，如九江一地，過去茶莊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時僅存10 余家，甲午戰爭前後更只剩四五家。②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除走向上述兩種道路外，還有一些部門因為是在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等特殊條件下產生的，有的甚至還帶有特種手工業的性質，如陶瓷業、爆竹業、制扇業、宣紙業、中草藥加工業、刀剪業、銅錫器制造業等，大多沒有受到直接的影響，或無較明顯的影響，除少數部門曾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風尚的變遷逐漸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來。另外，還有一些手工業部門具有長期發展的曆史，手工工場和商品生產比較發達，仍有較多發展的余地，如榨油業、碾米業、采礦業、絲織業等。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在這些部門暫時還不可能很大發展，雖然也曾受某種外國商品的壓力，有過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數量的增大和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較晚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少數企業還逐漸過渡到機器工業。①⑥ 呂佺孫：《閩省征收運銷茶稅》，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54，第3 頁。⑦ 陳興琰：《廣東■山之茶業》，《國際貿易導報》第8 卷第5 期，第130 頁。⑧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第488 頁。
① 商霖：《整頓絲茶策》，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49，第2 頁。② 參見《茶事近聞》，《農學報》第29 冊。
① 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第三節官手工業的變化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業也發生了變化。一些部門，如軍火手工工場衰落了。軍火手工工場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之一，主要生產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間，洋務運動興起，清廷從外國引進技術和設備，在各地設立了一些用機器生產軍火的軍事工廠，仿制洋槍、洋炮，裝備清軍，逐漸替代了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到光緒末，舊式的軍火手工工場先後被廢止了。還有一些部門，如鑄錢手工業，改用機器生產，鑄造銅圓。這樣，其生產技術，生產過程，乃至生產關系都發生了變化，脫離了舊式手工業，進入近代機器工業行列。其他手工工場雖繼續存在，但地位逐漸下降，規模越來越小，內部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如蘇杭織造局，開始“准許織工在完成北京定貨以後，可在閑余時間接受私人定貨”②，光緒三十年（1904），作為清廷江南三織造局之一的江甯織造局因“物力艱難”③被裁撤。這一時期，地方政府紛紛籌辦了一些官府手工業，如湖南蠶桑總局、福州織布局等，廣西的桂林、梧州、慶遠、柳州等二十幾個府廳州縣都設立了蠶絲機坊，出產生絲。這些手工工場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來，工銀按技術高低發給，故生產關系變化更大。如湖南蠶桑總局從浙江招募工匠，規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費60 至80 元；准許一年回家探親一次，路費由“局中賞給”；教授本地學徒合格者，給予一定的獎勵等等。①戊戌變法後，清廷在繼續經營原有官府手工業的同時，在所謂“振興實業”的口號下，興辦了一些工藝局和工藝傳習所工場。其中規模較大的工藝局是農工商部工藝局和北洋工藝局。
農工商部工藝局創辦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全部開工，設有織工、繡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紙工、鐵工、畫漆、圖畫、井工等12 科。仍屬官辦手工工場，工師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執事規則》規定：“凡匠徒在場工作，必須整齊嚴肅，不准接談嘻笑。下工時，各依次序，按照體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亂。下工後，各歸宿舍，亦不得雜聚喧嘩”。“匠徒無故不准擅出大門，如有事外出，應報明情由；經監工處允准後，領公出小牌，到稽查處掛號，限時繳牌回場，不得逗留游蕩。”《雇募工師條例》規定：“工師除婚喪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給假回籍省視。..工師亦不得無故曠工，請假回籍。”《招募工徒條例》規定：“畢業工徒，須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滿，方准赴他處作工。”“官費工徒，未經畢業；或已畢業，未滿效力年限，而私往他處作工，或故意犯規被革者，均須追回曆年所給工食津貼， 及書器等費。”①但其所出產品，除供統治者消費外，大部分作為商品行銷各處，不完全同于舊式官府工業。北洋工藝局創辦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為北洋官營實業之總機關”②。下設高等工業學堂，“以培養工業人才為宗旨”③，分化學、機器、制造、繪圖四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5 頁。
③ 朱壽朋：《東華續錄》，第13 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19—22 頁。
①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511—515 頁。
②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3—4頁。
③ 《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科；考工廠，“以啟發工商智識為宗旨”④，“購求各省及外國常用稀用品物，標簽陳列，任人參觀，俾資取法改良”⑤。其下附設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說會、工業售品所（後改稱天津勸工陳列所）；教育品陳列館，“以浚發學識，教育實驗為宗旨”⑥，“羅列大中小學堂各項教育用品，及各種學科成績書籍，以備參觀，購取有所師承”⑦；實習工場，“以傳習手藝，提倡各項公司為宗旨”⑧，為培養工匠之才以興實業，分設機械、勸工、彩印、染色、木工、窯業、刺繡、提花、圖畫、燭皂、制燧（即火柴）等11 科。北洋工藝局對于推動天津及附近地區手工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當時士大夫多重清談，鮮有自辦實業者。自有實業工廠之示范訓練，故技術人手漸多，遂有醵資創辦各種工廠：如天津造胰公司，丹鳳火柴公司等，為一時士紳所籌辦，皆間接受實習工場之啟導”⑨。與此同時，各省也紛紛建立了工藝局，但名稱不一，有稱工藝廠，也有稱工藝所，主要是官辦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紳投資興辦的。在各省的工藝局之下，都設有許多傳習所工場。由于它們多從事商品生產，所以雖是在原有官府手工業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但已屬于資本主義性質了。據1913 年《世界年鑒》對直隸、奉天、吉林等22 個省的統計，有工藝局228 個，各種傳習所519 個，勸工場10 個，公私建設備工場247個①。它們不僅為各地手工業的發展培養了一批技術力量，對清末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且也為機器工業培養了一定的技術工人。牘類，卷上，第1—2頁。
④ 《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牘類，卷上，第1—2頁。
⑤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4 頁。
⑥ 《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牘類，卷上，第1—2頁。
⑦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4—17、4—6頁。
⑧ 《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牘類，卷上，第1—2頁。
⑨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4—17、4—6頁。
①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576 頁。
第四節清末手工業的新變化清末，隨著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激增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手工業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其一是：舊的手工業部門中手工工場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機器的新的生產部門的出現與形成。在舊的手工業部門中，榨油業、碾米業、織布業、煤礦業等增設手工工場最為顯著。榨油業，如江蘇武進“在清光緒二十年至宣統初元，為油坊最盛時，..全縣境內，共有油坊八九十家”②；山東是出產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業的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時期，則是在“航運通達，津浦鐵路築成之後”③，約當二十世紀開始的一二十年間，幾個產量較大的地區，如煙台，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三年（1900—1911）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場有四五十家，濰縣哈蟆屯有30 家左右，安丘也有數家④； 東三省盛產豆油，大連“自1906 年雙和棧油坊開設以來，1908 年增加成18 所工廠，1909 年增至35 家，逐年呈倍加的盛況。..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廠的設立亦陸續增加，據說當時油坊總有300 余家”①；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緒年間，斯業頗盛”，各有油坊百余家②，其發達時間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業是遍于南方各城鎮的重要手工業部門之一。安徽蕪湖在道光年間碾米作坊僅20 余家，到清末增至100 余家③；長沙碾米業有數百年的曆史，但是發達時也在清末，作坊達600 余家④；漢口的碾米業也大約在同時期增至100 余家⑤。織布業在這期間也出現了大批手工工場。如江蘇“常熟之有織布廠，實始于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厥後逐漸增多，至三十一家”⑥；“1907 年起上海郊區計有小型工場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幫手工棉織業者自安徽安慶、蕪湖等地遷來”⑦。據不完全統計，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三年間（1901—1911），全國新設織布手工工場約達300 余家⑧，成為最重要的工場手工業部門。新興手工業部門的產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針織業，到宣統三年（1911）止，先後設立了約40 家⑨；火柴業自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北漢口燮昌火柴廠創辦以後，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各地興辦火柴手工工場不下17 家①。其余如皂燭業、卷煙業，玻璃業等也都是這一時期新興的一批手工工場。
其二是，資本主義家庭勞動的廣泛形成和發展。一方面，由于新興的工場手工業和許多帶有工場手工業性質的新興工業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體② 于定一：《武進工業調查錄》，第6—7頁。
③ 《中國實業志》（山東省）第8 編，第153 頁。
④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344—347 頁。
① 沈學源譯：《東三省物產資源與化學工業》上冊，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59 年版，第128—131 頁。② 《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6 編，第172 頁。
③ 民國《蕪湖縣志》卷35《實業志·商業》，第1 頁。
④ 參見《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 編，第115—116 頁。
⑤ 《支那經濟全書》第1 輯，第247 頁。
⑥ 《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常熟縣，第126 頁。
⑦ 《上海手工業調查報告》，1951 年10 月。
⑧ 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⑨ 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①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334 頁。
協作或使用機器生產，如火柴業、卷煙業的糊紙盒工作，毛織業的紡毛絨工作，草帽業的編草辮工作，機器制造廠的零活和非標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廣泛地采用了家庭勞動的形式來承擔。這些家庭手工業者（包括小作坊主）成為手工工場或工廠的場（廠）外計件領酬勞動者，其生產關系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另一方面，由于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刺激和促使商業資本不再像以前那樣單純地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而開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產，從而造就了一大批從事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如河北高陽的織布業，這里自清光緒末年以後，織布業興起，過去經營高利貸資本的錢糧商人見此業利厚，紛紛輸入大量機制洋紗。與此同時，足踏織布機也逐漸輸入高陽，因其比舊式木機生產效率可提高若干倍，農民凡能力所及都要買一架，從而使用紗量激增。當時除極少數資力雄厚的農民，可以自購原料，依自己的計劃，織布出售外，大多數農民，只能從商人手中購買原料，“為原料不致缺乏計，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織布而賺取工資”，商人則收取成布，運銷各地。這樣“農民雖仍在自己家內用自己的工具來織布，但性質上完全受商人的監督而受雇于商人”①。河北寶坻縣及山東濰縣的情形與高陽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織布業，雖或發生的時間稍晚些，也都經曆了相同的過程。
其三是，為適應市場擴大的需要及企業間日益劇烈的競爭，一部分資力較充裕的手工工場逐漸過渡為機器工業。光緒十三年（1887）浙江甯波軋棉業的通久源軋花廠“購置了蒸汽引擎和鍋爐，附有40 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軋花機，以原有場房加上新的建築作為機器軋花之用”②。此大概為中國手工業較早采用機器生產的企業。其後，廣東三水和山東煙台的繅絲業，及遼甯營口的榨油業，也改用機器生產。清末，天津的肥皂業、江蘇寶山的薄荷油業、四川彭縣的銅礦業、云南個舊的錫礦業，浙江杭州、安徽蕪湖、江蘇武進的碾米業，及武進的印刷業等都開始采用機器生產③。
中國手工業在清末所出現的上述新的變化表明，它們已不再孤立于資本主義之外獨立發展，而是逐漸納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范圍和軌道，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些新的變化並不是中國手工業自然發展的結果，主要是由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經濟壓力所致，同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手工業的這些變化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①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415—420 頁。
② 同上書，第392 頁。
③ 同上書，第386—393 頁。
第三章工業鴉片戰爭前，中國只有傳統的手工業生產。鴉片戰爭後，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最先在我國強行設置工廠進行機器生產。同治年間，清廷為加強國防、改進軍事裝備，開始創辦軍事工業，隨後又創辦民用工業。先軍事工業後民用工業的發展順序，反映了創辦者的政治、軍事需要和時代特點。與此同時，民間興辦的機器工業也開始陸續出現。從此，中國機器工業開始了緩慢的發展曆程。
機器工業是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工業革命”的產物。它不僅迅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而且成為人類最終戰勝封建制度、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強在我國開辦機器工業的目的則在于經濟掠奪，在于將我國經濟納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軌道。中華民族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在經濟條件尚不充分的條件下，開始興辦機器工業，使抵禦西方列強侵略和瓦解本國封建統治基礎的物質力量在日積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造成我國機器工業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然而，機器工業得到越來越多具有遠見卓識的愛國志士的歡迎和支持。他們紛紛將投資工業作為愛國、救國的實際行動，推動機器工業在不斷排除阻力中得以發展。其中，從咸豐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60—1894）大體為機器工業的產生時期；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9 年則為機器工業的初步發展時期。第一節中國機器工業的產生（1840——1894）
外資工業的入侵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開始在我國創辦便于對華經濟掠奪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業和租界內為其生活服務的公用事業。與此同時，還開辦了一些小規模的輕工業。
（一）船舶修造業最先出現的是由英國人柯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廣州黃埔設置的柯拜船塢，專事船舶修理。其後，西方列強相繼在上海、廈門、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區建立船舶修理廠或修造廠，到光緒二十年（1894）有名可稽的廠累計約達39 個，大多為英國資本家所經營。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香港黃埔船塢公司。該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與大英輪船公司、德忌利士輪船公司合伙籌資24 萬元，于同治二年（1863）創辦于香港。創辦伊始即收買了柯拜船塢公司。其後，該公司不斷擴充實力，增殖資本。在激烈競爭中，它先後吞並了阿白丁船塢、何伯船塢、於仁船塢公司、桑茲船台和環球船塢公司，到光緒初年已壟斷了香港、九龍、黃埔地區的船塢修造業。光緒二十年（1894）年，其資本已達156.25 萬元。
2.祥生船廠。該廠由英商和記洋行于同治元年（1862）創辦于上海浦東。後在英人格蘭特等人經營下，迅速發展為擁有大型船塢和機器廠的大型企業，並于光緒十七年（1891）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達80 萬兩。該廠不僅修理各種船舶，而且制造多種小型貨輪、汽船、拖船，有時甚至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軍用船只。僅據《捷報》零星記載，自光緒五年至光緒二十年（1879—1894）已造各色船只約40 艘。自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年純利與資本的百分比達17.5％—17.9％。①3.耶松船廠。該廠由英商佛南于同治四年（1865）創辦于上海虹口。它長期租用浦東的兩個船塢，下設若干分廠，能修理各種船舶並能制造汽船、客貨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緒十八年（1892）改組為有限公司，資本為75萬兩。其第一年度純利與資本的百分比為13.5％，第二年即升至21％②。這些企業，便利了英國對華經濟掠奪和壟斷航運業，同時又在數十年間壟斷了我國的輪船修造業，攫取了高額利潤，排斥、壓抑了我國船舶修造業的興起與發展。
（二）加工工業這是列強為便于掠奪原料、推銷商品的產物。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外資在華企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經營的加工工業為主，以推銷商品而經營的加工工業較少。其主要加工工業有：1.磚茶制造業。磚茶是俄國從中國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漢口開埠後，俄國商人即在同治二年（1863）投資設立“順豐磚茶廠”。最初用手工制造，10 年後陸續使用機器生產。其後，機器制茶廠陸續開辦，到光緒朝中期以後，漢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磚茶工廠。漢口磚茶出口量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達35.4454 萬擔，主要輸往俄國。此外，俄國還在福州、①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20—26 頁。
② 同上書，第26—36 頁。
九江等茶葉出口地相繼設立幾個規模較小的分廠，如“九江新泰磚茶廠”、“九江順豐磚茶廠”和福州的若干工廠等，從而基本壟斷了這些地區磚茶生產。其間，雖偶有英商等開辦磚茶廠，但均無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國在華磚茶業由于采取機器生產，產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稅，致使我國舊式磚茶制造業每況愈下。
2.機器繅絲業。生絲是列強掠購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為使中國發展機器繅絲業，增加產量，以便運銷歐美從事絲織，英商怡和洋行于咸豐十一年（1861）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機器繅絲廠①。其後，光緒四年（1878）美商“旗昌絲廠”試辦成功，大型機器繅絲廠“怡和”、“公平”、“綸昌”、“信昌”、“瑞綸”、“乾康”等相繼在上海開辦。其間，旗昌絲廠于光緒十七年（1891）歸法商接辦，改名“寶昌絲廠”；“乾康絲廠”成立不久即售予華商，因此，到光緒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國絲廠7 家。估計資產達530 萬元②。光緒三年（1877），德商在煙台也設立“繅絲局”，從事機器生產。3.其他。主要包括制糖、制革、軋花、打包等業。
制糖業：先後有英商怡和洋行于光緒元年（1875）在香港設立的“中華火車糖局”和太古洋行于光緒九年（1883）在香港設立的“太古糖房”。中華火車糖局還于光緒四年（1878）始在汕頭設立分廠。它們從華南和南洋掠取原料，從事機器生產，產品運銷歐美並部分返銷中國市場。
制革業：英商于光緒二年（1876）始在漢口開辦壓革廠，用機器壓縮皮革，減少了運費，便利了出口。光緒元年僅出口皮革5319 擔，光緒三年即增達5 萬擔。光緒七年（1881），英商還曾在上海設立熟皮公司進行生產，但不久毀于火。
軋花業：日本、歐美等國商人不顧中國政府一再禁阻、抗議，強行于光緒十四年（1888）在上海浦東設立“上海機器軋花局”，英商祥生廠在浦東設機軋花等。
打包業：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豐十年（1860）以來先後設立于上海、天津、漢口、重慶等地的打包廠，便利了皮革、羽毛、豬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為出口加工蛋品、樟腦、茶葉、油料、毛絨等企業和為便于推銷商品所設立的加工工業也間或出現。如，德商瑞記洋行于光緒十九年（1893）在上海浦東修建有三個火油池，可儲煤油2500 噸，並附設油箱制造廠，以便銷售。此後，汕頭、廈門、九龍等地繼有火油池及油箱制造廠出現。又如，為了推銷鴉片，它們還在香港、廈門等地設立鴉片制造廠等。
（三）小型輕工業這些輕工企業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從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首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學工業和印刷業問世，包括了面包制造、面粉加工、制藥、釀酒、汽水、制酸及金銀熔煉、磚瓦及鋸木和印刷諸多種類。其中，老德記藥房、江蘇藥水廠、點石齋石印局等，後來都發展成規模較大的企業。
光緒六年（1880）前後，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個投資熱潮，相繼有制冰、火柴、肥皂、造紙、玻璃制造、鐵器制造、家具制造等企業出現。火柴制造業中的“燧昌自來火局”、造紙業中的“華章造紙廠”、木材加工業中的“祥① 采孫毓棠說。見《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67 頁注③。②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238—341、244 頁。泰本行”等規模較大。自光緒朝中後期，外資企業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產多種飲料著稱的“泌藥水廠”、制藥業中的“屈臣氏藥房”、生產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廠”，以及“美國煙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當時都頗具規模。這些企業的產品不僅供銷上海，而且銷往我國各口岸、城鎮，並深入到廣大農村。
與此同時，外國資本還先後在漢口、牛莊、廈門、福州、廣州等地興辦過制冰、鐵鍋制造、豆餅加工、金銀提煉等工業，並多次強烈表現出在我國投資棉紡織業和采礦業的企圖。
到甲午戰爭之前，外資在華投資的輕工業種類日漸增多，並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業這類企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186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設“大英自來火房”從事煤氣生產。最初資本10 萬兩，至光緒二十年（1894）已增至20 萬兩。煤氣出售量達4889 萬多立方英尺。1866 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來火行”，規模較小，後因經營不善，于光緒十八年（1892）被大英自來火房吞並。光緒九年（1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來水公司，最初資本7.5 萬英鎊，到光緒二十年增至14.4 萬英鎊。該公司不僅對租界供水，並延伸到上海縣城邊，一晝夜可供1675 萬加侖。光緒八年（1882），英商創設上海電光公司，開始架設電燈。後因經營不善，于光緒十四年（1888）改為新申電氣公司，光緒十九年（1893）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辦，改為工部局電氣處。此外，天津開辟租界後，英商集股于光緒十五年（1889）也開辦了一個煤氣公司。
外商在租界開辦公用事業，目的在于改善其生活、工作環境，使其享受到在本國同樣的優越條件。但同時由于自來水、電燈、煤氣燈等設施的建立，也開始改變了舊城市的面貌。
到甲午戰爭前夕，外國資本在我國開辦的企業達191 個，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種加工工業占到總數的60％①，且大多分布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口岸和長江流域的漢口。外資企業投資總額估計約達2800 萬元②，利潤一般在10％至24％之間，雇傭工人約達34000 人，占當時我國工人總數的34.6％至37 ％③。
應當指出，外資在華設廠是沒有任何法律或條約依據的侵犯我國主權的行為。愚昧、軟弱的清政府初則放任、遷就；繼則在民族工業初步發展之際試圖阻抑外資在華設廠。但這種阻抑除少數成功外，大多失敗。列強仍蠻橫設廠，我行我素，並進而圖謀攫取在我國設廠的法律權利。
外資企業依靠其種種特權和先進的技術設備，殘酷剝削中國人民，攫取豐厚利潤，阻礙與壓抑著我國民族工業的興起與發展。但在它的企業中卻產生了我國最早的產業工人。它依靠機器生產迅速提高生產率和成品質量、獲取高額利潤、改善人們生活的現實，又在相當大程度上激起中國人民學習西方、投資近代工業的願望和熱情。
① 汪敬虞：《十九世紀外資對中國工礦企業的侵略活動》，《經濟研究》1965 年第12 期。②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247 頁。
③ 同上書，按第1201 頁統計表計算。
中國機器工業的興起自同治初年，清政府開始主持創辦軍事工業；同治末年倡導興辦民用工業，與此同時，民間機器工業也陸續出現。此後二三十年間，我國機器工業逐漸發展，至甲午戰爭前已初具規模。
（一）清廷創辦的軍事工業嘉、道之際，我國制造軍器、火藥、戰船的技術已大大落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鴉片戰爭爆發後，領導抵抗英國侵略的開明官員林則徐等人已明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並在愛國官紳、知識分子支持下試造新式船炮，進行了可貴的實踐。不幸，由于戰爭的失敗，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奢靡苟安，中斷了它的發展。
咸豐末年，清廷遭受到人民革命的沉重打擊，尤被英法聯軍所重創，乃至出現京師淪陷，皇帝北逃的慘劇。為加強封建國家機器，撲滅人民革命，提高國防實力，清皇朝中一部分正視現實的官員，倡導仿制西方船炮以自強，開始著手創辦軍事工業。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1861 年12 月），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安慶創辦“安慶內軍械所”，用手工制造洋槍洋炮及子彈、火藥。沒有雇傭外國人，只是招募了一批有志于近代科技的知識分子，探討西方科技，研究新式船炮並制成一艘小輪船。不久，即派容閎赴美國購辦機器，准備建立近代軍事工業。同治元年（1862），江蘇巡撫李鴻章委派英國人馬格里在松江城外創辦“上海洋炮局”，用手工仿制炮彈、火藥。不久，形成由馬格里和劉佐禹、韓殿甲、丁日昌分別主持的三個洋炮局。同治二年（1863），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遷往蘇州，改為“蘇州洋炮局”。馬格里協助李鴻章從遣退的“阿思本艦隊”上購回一批制造軍火的機器設備，使炮局開始機器生產，仿制長炸炮、短炸炮和炮彈、槍彈。
安慶內軍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規模小、設備簡陋，除馬格里主持的炮局曾采用一些機器外，其余仍為手工生產，生產能力有限。如安慶內軍械所仿制的輪船“行駛遲鈍，不甚得法”①，“新制之坐劈上炮，不甚合式”②。盡管如此，但這卻是中國經營近代軍事工業的開端，體現了由手工業生產向機器大生產的過渡。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首都天京，清朝統治暫時趨于穩定。為了發展軍事工業，清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引進機器設備、招攬技術人才，近代軍事工業于是迅速興起。
從同治三年以後的30 年中，由清廷直接撥款或各省督撫自籌經費，共建立了規模不同的近代軍用企業共22 個之多，它們的簡況如下表：清廷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簡表（1864—1894）①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 頁。
②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卷15，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
① 資料來源：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4 冊。局名創辦年創建人主要產品所在地江南制造總局1865 曾國藩李鴻章槍、炮、子彈、火藥、水雷、兵輪和機器。設有煉鋼廠。
上海金陵制造局1865 李鴻章槍、炮、子彈、火藥。南京福州船政局1866 左宗棠修造輪船。福州天津機器局1867 崇厚李鴻章槍、炮、子彈、火藥、水雷，設有煉鋼廠。
天津西安機器局1869 左宗棠子彈、火藥。西安福建機器局1869 英桂子彈、火藥。福州蘭州機器局1872 左宗棠槍、子彈、火藥。蘭州云南機器局1872 ？ 岑毓英炮、子彈、火藥。後停辦再建。昆明廣州機器局1874 瑞麟子彈、火藥、水雷，修造小輪船。廣州廣州火藥局1875 劉坤一火藥。廣州山東機器局1875 丁寶楨槍、子彈、火藥。濟南湖南機器局1875 王文韶槍、開花炮彈、火藥。長沙四川機器局1877 ？ 丁寶楨槍、炮、子彈、火藥。成都吉林機器局1881 吳大澂槍、子彈、火藥。吉林金陵火藥局1881 劉坤一火藥。南京浙江機器局1883 劉秉璋子彈、火藥、水雷。杭州神機營機器局1883 奕譞炮、槍、子彈、水雷等。北京山西機器局1884 張之洞火藥。太原廣東機器局1885 張之洞槍、炮、小輪船。廣州台灣機器局1885 劉銘傳槍、炮、子彈、火藥。台北湖北槍炮廠1890 張之洞槍、炮、子彈、火藥。漢陽奉天制造局1894 依克唐阿不詳。沈陽這22 個局廠，規模較大的5 個，即江南制造總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除福州船政局專造輪船外，其余都能造槍、炮、子彈、火藥，有的還能造輪船、機器，並設有煉鋼廠；中型的有5 個，即廣州機器局、山東機器局、四川機器局、吉林機器局、神機營機器局，一般能造槍、子彈、火藥，有的也能造炮。其他12 個廠局，規模較小，一般只能造子彈、火藥，有的時開時停。下面簡要記述前4 個較大的企業：1.江南制造總局（簡稱“滬局”）。
曾國藩、李鴻章創建。同治四年（1865）夏，由海關道丁日昌出面以6萬兩白銀買下設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及銅、鐵、木料，再將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個洋炮局和容閎買回的機器設備歸並一處，成立“江南制造總局”。局址初設虹口，同治六年（1867）遷至城南高昌廟，隨著購、造機器增多，先後建成機器廠、木工廠、鑄銅鐵廠、輪船廠、鍋爐廠、槍廠、炮廠、黑色火藥廠、槍子廠、炮彈廠、水雷廠、煉鋼廠、栗色火藥廠、無煙火藥廠及廣方言館、翻譯館、操炮學堂（後改為炮隊營）和10 余個附屬機構。這些機構和設備，使江南制造局成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識、培養科技人才，具有綜合生產能力的新式軍工企業。
其產品主要分五類：一槍支。初期仿制舊式前膛槍。同治十年（1871），開始仿制林明敦中針後膛槍。光緒九年（1883），又加造黎意槍。不久，林明敦式已陳舊，遂于光緒十七年（1891）改制快利新槍。粗略統計，至光緒二十年（1894）共產各類槍51295 支。
二大炮。初期制造舊式劈山炮和生銅炮，同治十三年（1874）試制成功12 磅前膛來福炮。光緒四年（1878）設炮廠，開始仿制40 磅子前膛快炮。光緒六年至七年（1880—1881）又先後造成120 磅子、150 磅子乃至180 磅子前膛大炮。光緒十七年（1891）開始仿制全鋼後膛大炮。快炮重2 噸多，炮彈重40 磅；大炮短式的重48 噸、長式重52 噸，炮彈重800 磅，大大提高了攻堅能力①。到光緒二十年，共生產新舊各類炮共585 尊②。
三彈藥。生產槍彈、炮彈種類甚多，既有本廠所造槍炮配套成品，也為從國外購進的槍炮配制彈藥。火藥方面，先後試制成黑色火藥、栗色火藥和無煙火藥。此外還生產地雷、水雷。到光緒二十年（1894），共生產各種炮彈1201900 枚；各種火藥4081469.5 磅；各種水雷563 具及大量子彈③。四輪船。同治六年（1867）始建輪船廠和船塢。次年，造成第一艘木殼兵輪“恬吉”號（後改名“惠吉”）。至光緒十一年（1885）先後造成兵船8 艘及小型輪船7 艘④。其中，8 艘兵船的動力逐漸由400 馬力上升到2000馬力，並造成兩艘鐵甲船，標志造船技術日益提高。但由于經費不足，光緒十一年（1885）後，停止制造輪船，只從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艦。
五煉鋼。光緒十六年（1890）前，鋼材全靠進口。為避免洋商哄抬物價，乘機敲詐及保證戰爭急需，遂于光緒十六年開始設煉鋼廠，逐步建成15 噸西門士煉鋼爐和三噸煉鋼爐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鋼20 噸，後者日出鋼3 噸。雖然所出鋼材有限，但開我國自行煉鋼、自產鋼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緒二十年（1894）還生產車床、刨床245 台，各種機器316具，並翻譯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書籍，培養了一批科技及企業管理人才。2.金陵機器局（簡稱“甯”局）。
李鴻章于同治四年（1865）將蘇州洋炮局遷至南京擴建而成，規模不大。初期，仍由馬格里主持。馬格里並非內行，且專橫跋扈。光緒元年（1875），他主持制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連續爆炸。他卻對事故百般抵賴，遂被撤職。此後，金陵機器局一直由中國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擔任監督。
金陵機器局建立後，逐漸增添機器，並于光緒五年（1879）合並了烏龍山機器局，下設機器廠3 座，翻砂廠、熟鐵廠、木作廠各2 座和火箭分局、槍子機器廠及鐵汽錘廠、拉銅機器廠等機構。主要生產過山炮、後膛炮等多種口徑大炮、炮彈、前後膛各種抬槍、槍子、水雷及炮車和其他軍用品。生產數量不詳。據劉坤一在光緒二十五年依據當時機器設備和產量計算“每年可造後膛抬槍一百八十枝，兩磅後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項炮彈六萬五千八百顆，抬槍自來火子彈五萬粒，毛瑟槍子彈八萬一千五百粒”①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299—303 頁。
② 同上書，據第293 頁表統計。
③ 同上書，據第293 頁表統計。
④ 同上書，第286 頁。
①。此外，還造成2 艘小輪船。
3.福州船政局（簡稱“閩”局）。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創辦于福州馬尾山下。亦稱馬尾船政局。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由沈葆禎接辦。
該廠機器設備購自法國，先後建成鐵廠（包括錘鐵，拉鐵二廠）、水缸廠、輪機廠、合攏廠、鑄鐵廠、銅廠、儲材廠、鍾表（儀器）廠、打鐵廠、轉鋸廠、木模廠、磚窯、鐵肋廠、魚雷廠等②。此外，還建有船塢、學堂、繪事院和藝圃，培養輪船制造和駕駛人員及技術工人，並向歐洲派遣留學生。初期，聘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及多名法國技師進行技術指導。同治七年（1868）初，開始興造輪船。同治八年，第一號輪船“萬年青”號下水。其後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職期間，共造船15 艘，均為木質輪船。其中，除“揚武”號馬力較大（250 匹）、配炮多（13 門）外，其余馬力均在70 匹左右，火炮3 至6 尊不等，且艙位較大，實為武裝商船。光緒元年（1875），按約遣退洋人，開始自行設計制造兵艦，至光緒二十年（1894）共造成輪船18 艘。除前4 艘仍為木肋兵輪外，其他均為鐵肋或鋼甲；馬力由150 匹上升到75O 匹，最高達2400 匹；速度由每小時4O 里逐漸上升到110 里①，提高了船艦戰斗力，顯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緒十四年（1888）下水的雙機鐵甲兵艦“龍威”號（後更名“平遠”），配置“康邦式”輪機兩副，馬力2400 匹，標志該局造艦技術和工藝達到了更高水平。光緒十二年（1886），始設魚雷廠，由出洋歸國學生陳才鍴開始試造魚雷。4.天津機器局（簡稱“津”局）。
是清皇朝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軍工企業的產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創建于天津。初稱“軍火機器總局”，同治九年改稱“天津機器局”。是年冬，由直隸總督李鴻章接管。光緒二十一年（1895），改稱“北洋機器局”。光緒二十六年被八國聯軍毀壞。
津局經曆年擴充，逐漸建成鑄鐵廠、熟鐵廠、鋸木廠、機器房、碾藥廠、洋槍廠、槍子廠、電氣水雷局、火藥庫、栗色火藥廠和煉鋼廠等機構，成為北方最大的軍火工廠。津局分東、西兩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規模較小；東局在城東8 里大直沽東北，規模較大。以上諸機構分隸于兩局。其中，東局以制造火藥、洋槍、洋炮、各類子彈、炮彈和水雷為主，並附設有水師學堂、水雷學堂和電報學堂。光緒十七年（1891），始設煉鋼廠，兩年後投產。西局則以制造軍用器具和開花子彈為主，也制造炮車器具、電機、電引及挖河船等，並于光緒七年（1881）制成兩艘130 馬力的布雷艇。
天津機器局生產狀況無系統資料，據近人統計，從同治九年（1870）李鴻章接辦至光緒八年（1882）已生產火藥610 萬磅，槍子1607 萬多粒，炮彈40 多萬枚，銅帽29746 萬顆①，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000 具②。光緒十二年（1886）時人記載：機器局“每年可制槍炮火藥一百萬磅，銅帽五千萬粒，大小炮子數萬顆，毛瑟槍子五百萬粒，其余各種水雷、電線及輪船機器之屬，① 《劉忠誠公遺集·電奏》卷1，第58 頁。引自《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334 頁。②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395—399 頁、443 頁。① 據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422—423 頁統計表。①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88 頁。
② 引自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第87 頁。
無不兼制”③。于此可見一斑。
各地興辦的軍事工業，經費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員由官方任命，企業所有權、管理經營權歸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辦企業。它們生產的產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進入市場，而是由政府調撥。生產中雖然不能不考慮成本，但基本是以滿足封建統治集團的軍事、政治需要為前提，價值規律不起主導作用。
但是軍事工業已普遍采用大機器生產，開始實現由手工生產向機器生產的重大變革，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些企業雖然還沒有近代意義的資本家，卻已采用雇傭勞動，產生了一批進行大機器生產的工人，並鍛煉、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近代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並翻譯、傳播了西方科學文化。
軍事工業制造的槍、炮、彈藥、軍艦等武器、裝備，開始改變我國武器、裝備陳舊、落後局面，逐步實現了軍隊由冷兵器向熱兵器的轉變。這固然加強了封建統治集團控制的國家機器，便于鎮壓人民革命，卻也增強了國防實力，在近代反侵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導與控制的民用工業鴉片戰爭後，外國廉價工業品依持特權大量傾銷中國，造成“進口洋貨日增月盛”，“出口土貨年減一年”①的嚴重局面。抵制洋貨傾銷，維護民族權益的需要，呼喚著民用工業的誕生。與此同時，正在興辦的軍事工業也不可能長期單獨存在與發展。它既需要獲得原料、燃料的供應以及交通運輸業的配合；也需要巨額經費支持。因此，軍事工業愈發展，對民用工業的需求與期待愈迫切。
當時，我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在外國商品沖擊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區日漸解體；城鄉商品經濟日漸發展，破產失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日漸增多，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逐步擴大。一些官僚、買辦，商人在外資企業獲得高額利潤和本國軍事工業的刺激下，逐漸萌生投資民用工業的願望。
從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單純求“強”發展到“富”、“強”並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後能強”的口號②，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開始倡導興辦民用工業。為便于控制，它大體采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三種方式。官辦，即企業投資與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負責；官督商辦，由商人投資，往往開辦初期要墊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員監督管理。官商合辦，則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資本，經營管理權往往由官方操縱。這三種方式對某一企業不是固定不變的，往往因某種原因由一種方式變為另一種方式，但官督商辦在甲午戰前一直是主導方式。
從同治末年開始的20 多年間，清政府倡導建立的近代民用工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礦業主要分煤礦、金屬礦兩類。
機器采煤業是為適應軍事工業和輪船、炮艦對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產生的。從光緒元年（1875）李鴻章籌辦“直隸磁州煤鐵礦”開始，③ 周馥：《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載《近代史資料》1982 年第1 期，第14 頁。①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
②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43，第43 頁。
到光緒二十年（1894）止，共興辦大小煤礦8 座。其中官辦的6 座：直隸磁州煤礦（1875 年）、湖北廣濟興國煤礦（1875 年）、台灣基隆煤礦（1876年）、山東淄川煤礦（1887 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礦（1891 年）和湖北江夏馬鞍山煤礦（1891 年）。官督商辦的2 座：直隸開平煤礦（1878 年）和北京西山煤礦（1884 年）①。其中官辦的基隆煤礦和官督商辦的開平煤礦籌建較順利，設備較完善。
基隆煤礦：由沈葆禎籌建于光緒元年。該礦雇傭英國礦師，采用英國機器設備並鋪設了由礦區到海口的輕便鐵道，于光緒四年（1878）開始出煤。當年產14029 噸，第二年產30046 噸，第三年產41236 噸，第四年約產54000噸①，生產逐年上升，並于光緒九年（1883）解雇了外國礦師，自行生產。後來，由于礦局官吏腐敗日甚，使煤礦虧損日多。中法戰爭中，為避免淪于法軍之手，台灣當局遂將煤礦炸毀。戰後，先後采用官商合辦、商辦、官辦方式恢複，但成效不大。台灣巡撫劉銘傳曾試圖招商承辦，以摒除官場腐敗風習，無奈清廷不允，仍歸官辦，因而產量日減，煤礦日呈衰敗。光緒十八年（1892），該礦停止生產。甲午戰爭後，台灣淪陷，該礦遂為日軍所占。開平煤礦：由李鴻章指派唐廷樞等籌建于光緒二年（1876），官督商辦，招商集股，初募集銀20 萬兩，後逐步增多。聘英國礦師，購置機器、建立礦井、煉焦爐、洗煤機、煤氣廠（供煤氣燈用）、及運煤的鐵路、河道等設施，于光緒七年（1881）開始出煤。初期，日產煤約300 噸，其後日漸增多，光緒十二年（1886）已達日產800—900 噸。光緒十八年（1892），張翼繼唐廷樞為總辦，生產能力仍持續上升，光緒二十一年（1894）日產量則高達1000—1500 噸。是近代煤礦業中最成功的企業。
開平礦務局所產煤質好，“煙少火白，為他國所罕有”②，不僅長期供應天津機器局、北洋海軍、輪船招商局及諸多企業，而且抵制了洋煤進口，逐漸占領了天津市場，進而遠銷海外。與此同時，開平股票價格迅速上漲，面值100 兩的股票在光緒九年（1883）已超過150 兩。該局的設立還帶動了鐵路、航運、陶瓷、釀酒等行業的發展。光緒十二年（1886）該局所設立的“唐山細棉土廠”則開創了我國水泥生產之先河。
後來，張翼以借洋債代替招集商股，使外債在該礦負債總額中日漸增高，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已達44％①。八國聯軍侵華之際，張翼逃入英國租界，委派德璀琳為開平礦務局總代理人。德璀琳遂與美國人胡華勾結，故設圈套誘使張翼在合同上簽字，將該局改組為中外合辦公司在倫敦注冊，使該礦墜入英商之手。
其他煤礦，除直隸磁州煤礦未能正式開辦和湖北廣濟興國煤礦開采失敗後改歸商辦外②，均得以正式開采。其後，雖有不少煤礦生產不佳，但大多數均查明了礦藏，開鑿了礦井，並不同程度地使用機器開采，從而為發展近代煤炭生產奠定了基礎。
① 還有若干雖稱為官督商辦的煤礦，因只是商人請求官府批准，未曾依靠官款或借官款很少，基本上由商人管理，其性質實為“商辦”，故列到民間機器工業類中。金屬礦業亦如此。①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上冊，第590—591 頁。
② 《益聞錄，光緒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654 頁。① 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第176 頁。
② 該礦改歸商辦，是由盛宣懷主持，移至荊門開采，稱“荊門煤礦”。
自同治末年以來，社會對各種金屬需求日益增加。清廷遂與地方紳商投資開采金屬礦藏。從光緒七年（1881）起至光緒二十年（1894），先後開辦金屬礦達8 座。其中官辦的3 座：熱河土糟子遍山線鉛礦（1887 年）、山東淄川鉛礦（1887 年）和湖北大冶鐵礦（1890 年）；官督商辦的5 座：熱河平泉銅礦（1881 年）、安徽池州銅礦（1883 年）、貴州青谿鐵礦（1886 年）、云南銅礦（1887 年）和黑龍江漠河金礦（1889 年）。所開礦種包括金、銅、鐵、鉛。
這些金屬礦中，僅云南銅礦、青谿鐵礦、漠河金礦和大冶鐵礦資本較多，規模較大。然而，前兩礦生產並不理想。云南銅礦至甲午戰爭前仍未恢複到道光年間土法開采時的產量，青谿鐵礦曾為冶煉鋼鐵提供了原料，但不久即停產。較為成功的只有漠河金礦和大冶鐵礦。前者出產金砂日多，陸續歸還了所借官款， 而且贏利；後者為漢陽鐵廠提供了原料。其余諸礦，一般規模較小，采用機器不多，發展極為緩慢，有的甚至中途夭折。
2.鋼鐵冶煉。
鋼鐵是工業、國防、交通諸方面須臾不可離的重要材料。但是，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只有依賴進口。為改變被動局面，隨著鐵礦的開采，清廷開始籌辦鋼鐵企業。光緒十二年（1886），貴州巡撫潘霨靠其胞弟潘露在青谿開采鐵礦基礎上建成官督商辦的青谿鐵廠。該廠坐落于鎮遠青谿小江口，擁有別色麻鋼爐2 座，煉熟鐵爐8 座，軋條機13 副，軋板機1 副①。光緒十六年（1890）正式投產，用西法冶煉，一晝夜出生鐵約25 噸②，成為我國第一座近代鋼鐵企業。不幸潘露在投產當年病故，因承辦無人而停產。其後，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機器局曾分別設置煉鋼廠，但產量有限。較大規模的是張之洞創辦于湖北的漢陽鐵廠。
漢陽鐵廠：初為官辦。光緒十九年（1893），包括煉鐵廠、機器廠、鑄鐵廠、煉貝色麻鋼廠、煉熟鐵廠、煉西門士鋼廠、造鋼軌廠、造鐵貨廠及大冶鐵礦、馬鞍山煤礦等在內的主要設施基本竣工。光緒二十年（1894）正式投產。“生鐵熟鐵兩爐全開，每日可出生鐵一百余噸。其貝色麻鋼廠、西門士鋼廠、熟鐵廠三廠並煉，每日可出精鋼、熟鐵共一百噸，每年可出精鋼、熟鐵三萬噸”③。但因經費缺乏、煤炭供應困難，不能全部開工，並于第二年招商承辦。盡管如此，漢陽鐵廠仍是甲午戰前我國成功創辦的第一座大型鋼鐵聯合企業。它與其他鋼鐵廠共同為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紡織業。
這是為抵制洋貨、開發利源而設的企業。從光緒五年至光緒二十年（1879—1894）主要有6 個。其中，官辦2 個：左宗棠于光緒五年（1879）設立蘭州織呢局；張之洞于光緒十五年（1889）在湖北設立織布官局。官督商辦1個：即李鴻章于光緒五年奏設的上海機器制布局。官商合辦3 個：即張之洞于光緒二十年（1894）奏設的湖北紡紗局、湖北繅絲局和唐松岩于光緒十七① 《潘霨致張之洞電》，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683 頁。
② 《潘霨致張之洞電》，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683 頁。
③ 張之洞：《查複煤鐵槍炮各節並通盤籌畫折》。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813頁。
年（1891）在上海創辦的“新華紡織新局”。這些企業的生產范圍包括制呢、紡紗、繅絲、織布諸門類。
蘭州織呢局：創辦經費約30 萬兩，購置德國機器，聘用德國技師，于光緒六年（1880）建成開工。該廠有線錠1080 枚，織機20 張，本擬利用西北羊毛就地加工生產，無奈當地羊毛粗劣，產品質量不高，生產效率低；運輸不便，又造成銷售困難，開工不到兩年即停產。光緒十年（1884）被繼任陝甘總督譚鍾麟裁撤。
上海機器織布局：是籌建最早的機器棉紡織廠，曾奏准專利10 年。但籌辦過程幾經波折，至光緒十六年（1890）才正式投產。資本最初招股50 萬兩，後增至100 萬兩。從英、美購置軋花、紡紗、織布全套設備，擁有紡錠35000枚，布機530 台。投產初期，日產布200 匹，產紗6000 磅①，後逐步提高，每月獲利約達1.2 萬兩②。不料，光緒十九年（1893）該廠毀于大火。此後，李鴻章指派盛宣懷規複，招募新股100 萬兩，擴建為“華盛紡織總廠”，于次年開始部分投產。據盛宣懷稱，至年底，總廠已裝成紗錠50000 枚，布機750 張①。
湖北織布官局：由張之洞籌設于廣東，移建于武昌。先後籌資約134 萬兩，購置英國機器，聘用英國技師，于光緒十八年（1892）建成投產。廠中共有紗錠30000 枚，布機1000 張。光緒二十年（1894）有600 架織機開工，僅日班生產，每天即可產布330 至450 匹②。全年可產本色布70288 匹、斜紋布5970 匹、棉紗4413 擔。
此外，“新華紡織新局”，資本達29 萬兩，擁有紗錠7000 枚，布機50台，也頗具規模。
這些企業的開辦，部分抵制了洋紗、洋布的進口，開辟了利源，為發展紡織工業積累了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特別是大量雇傭女工，為社會開了新風。
綜觀甲午戰爭前20 來年清廷控制、經營的采礦、煉鐵、紡織等企業，雖然有一些中途夭折，不少發展緩慢，但終歸形成了幾個頗具規模的大型企業。它們成為我國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新發展，對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工業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培養和產業工人的增多乃至民間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
（三）民間機器工業的出現幾乎與清廷興辦民用工業的同時，我國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員開始投資機器工業。他們資本有限，主要投資資金少、見效快的輕紡工業，只有少數人對重工業做了試探性投資。
1.輕紡工業。
最早采用機器生產的是上海洪盛米號，于同治二年（1863）始用機器碾米。不過，它還不是專門的碾米廠，只是米店的一部分。正規的機器生產企業則是廣東南海縣陳啟源于同治十二年（1873）創辦的繅絲廠。其後，機器①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1063、1065 頁。
②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① 盛宣環：《愚齋存稿》卷24，第10 頁。
② 《蔡錫勇致張之洞電》，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918 頁。
生產在諸多行業逐步推廣，出現了一批頗具規模的企業。
（1）機器繅絲業。
自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繼昌隆繅絲廠以來，由于機器繅絲“出絲精美，行銷于歐美，價值之高，倍于從前”①，很快在當地得到推廣。其間，雖有守舊勢力阻抑、反對，甚至毀機拆廠，但南海、順德、三水等地機器繅絲廠有增無減，僅順德一縣在光緒七年至二十年間（1881—1894）就有35 家開業②，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已達200 家以上③。廣州口岸出口廠絲（機器繅絲）從光緒八年至九年（1882—1883）的1254 擔，到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猛增到18179 擔；七里絲（按土法手工繅絲）則從光緒八年至九年的8302 擔，到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衰減到2159 擔，充分顯示了用機器生產替代手工生產的趨勢。
在上海，機器繅絲業同樣發展很快。光緒七年（1881），商人黃佐卿在蘇州河邊創辦了當地第一家機器繅絲廠“公和永”絲廠。初期，僅有絲車100 部，兩年後即增至900 部①。其後，又有“坤記絲廠”（1884 年）、“裕慎絲廠”（1890 年）、“延昌絲廠”（1893 年）、“正和絲廠”（1894 年）、“綸華絲廠”（1894 年）和“源昌絲廠”（1894 年或1895 年）等相繼開業。每廠約有二三百部絲車，雇傭工人五六百人至干余人不等。這些工廠的出現，使上海地區成為我國機器繅絲業的又一中心。
此後，機器繅絲業又相繼在江蘇、浙江等地得到發展。
（2）棉紡織業。
機器軋花業最早出現于甯波，由嚴信原創辦于光緒十二年（1886），稱“通久源”軋花廠。該廠以5 萬兩資本，購置日本所產軋花機40 台，聘用日本技師，利用當地原料和工人進行生產，獲利頗豐。以後，相繼兩次擴大設備，提高生產能力。光緒十七年（1891）可產皮棉3 萬擔，光緒十九年已達6 萬多擔②。不久，上海接連開辦了“棉利”（1891 年）、“源記”（1891年）、“禮和永”（1893 年）等機器軋花業，分別擁有40 台至120 台軋花機。軋花企業的開辦，為發展棉紡織業提供了條件。
第一家商辦紗廠，是道員朱鴻度于光緒二十年（1894）在上海開辦的“裕源紗廠”。該廠機器設備購自英國，擁有2.5 萬枚紗錠。同年，甯波嚴信厚在軋花廠附近增設“通久源紗廠”，擁有1.1 萬多枚紗錠，400 架織機。光緒二十二年正式開工，每月可產四種型號的棉紗25 萬磅。此外，福州、鎮江、重慶、天津、廣州等地紳商也陸續醞釀籌設紗廠，但在甲午戰爭之前均未建成。
（3）糧油加工、火柴、造紙、印刷等工業。
糧油加工工業：產生于人口較多的大城市。光緒四年（1878），朱其昂在天津首創“貽來牟機器磨坊”，用機器磨面，所產“面色純白，與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獲利六七千兩”①。其後，相繼有“汕頭豆餅廠”（1879① 《南海縣志》卷21，第2 頁。
②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970 頁。
③ 同上書，第969 頁。
① 繆鍾秀：《上海絲廠業概況》，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972 頁。②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977—978 頁。
①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986 頁。
年）、上海“裕泰恒火輪面局”（1882 年）和“源昌碾米廠”（1888 年）、“福州機器面粉廠”（1887 年）、“北京機器磨坊”（1891 年）、汕頭“長發油房”（1893 年）等出現。這些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供應市場有限，但卻開始用機器磨面、碾米、榨油，明顯提高了糧油加工水平。
火柴業：我國本無火柴，英、德、美等國遂大量傾銷。從光緒四年至十九年（1878—1893），廣東、天津、上海、重慶、福州、慈溪、太原等地相繼建立了火柴廠。其中，“天津自來火公司”（建于1886 年，後改為中外合辦）、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0 年）、重慶“森昌泰火柴廠”（1889年）和“森昌正火柴廠”（1891 年？）規模較大，各傭工數百人。如，燮昌火柴公司有資本5 萬兩，日產火柴30—50 箱；森昌泰火柴廠也有資本5 萬兩，年產量可達6.3 萬箱②。它們的火柴行銷內地，價格較進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進口。
造紙與印刷出版業：機器造紙業創辦于廣州和上海。早在光緒八年（1882），廣州已有造紙公司出現。光緒十五年（1889），商人鍾星溪在廣州鹽步水藤鄉創辦“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③，資本15 萬兩，設備齊全，日產紙62 擔，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為官商合辦。光緒十七年（1891），李鴻章等在上海楊樹浦創建“倫章造紙廠”，資本30 萬兩，月產紙40 萬斤。1906 年，因外國進口紙傾銷，使該廠負債累累，被迫停業。
石印、鉛印技術傳入中國後，我國紳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開始在漢口、上海、廣州、杭州、蘇州、甯波、北京等地相繼創辦了十幾家刊行報紙和書籍的機器印刷企業。報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漢口于同治十二年創辦的“昭文新報館”為最早；繼起者有容閎于次年創辦于上海的《彙報》、鄺其照于光緒十二年創辦于廣州的《廣報》等。書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鴻複、徐潤在上海創辦的“同文書局”（光緒八年，1882）、李盛鐸在上海創辦的“蜚英館石印局”（光緒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擷華書局”等。這些印刷工業，主要采用石印技術，一般雇工100 至200 人，影印了大量古版書籍，對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機器制茶、制糖、制冰、制玻璃、制藥、制煤磚等行業，都有規模較小的企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灣地區出現。與此同時，我國紳商自辦的城市公用事業也開始起步。光緒十六年（1890），舊金山華僑黃秉常在廣州創設“廣州電燈公司”。該公司有兩台100 馬力發動機和兩架發電機，可供1500 盞燈用電，使廣州城40 條街上店鋪和公共場所開始用電燈替代了煤油燈。廣州、漢口、沙市、南京、揚州等地，一些商人開始籌設自來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業。
在重工業方面，民間資本薄弱，投資不多，僅在上海、廣州、漢口出現了一些船舶修造廠和機器修理廠。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礦和金屬礦。
（1）船舶修造和機器修理業。
船舶修造廠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為主，有的可以制造小型輪船。其中，上海李松云創設的“均昌機器船廠”（光緒八年，1882，後改名“發昌機器廠”）規模較大，修理過多艘不同規格的輪船，並能造小型汽船。② 同上書，第993—995 頁。
③ 該廠創辦人采孫毓棠說。同上書，第1000 頁注。
機器修理廠主要從事機器修理及零件配制，其中規模較大的是祝大椿創辦于上海的“源昌機器五金廠”（光緒九年，1883 年）。
（2）采礦業。
光緒初年，開始出現一批民間資本經營的小型煤礦。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礦”（1877 年）、“湖北荊門煤礦”（1879 年）、“山東嶧縣煤礦”（1880年）、“廣西富川縣賀縣煤礦”（1880 年）、“直隸臨城煤礦”（1882 年），“江蘇徐州利國驛煤鐵礦”（1882 年）、“奉天金州駱馬山煤礦”（1882年）、“安徽貴池煤礦”（1883 年）等。這些煤礦大部分是在原來土法開采基礎上創辦的。其中，池州、利國驛煤礦具有中等規模，各有資本10 萬兩左右，機器設備稍多，其余各礦資本一般在二、三萬兩左右，設備因陋就簡，或僅在個別工序上使用機器。
民間資本投資金屬礦稍晚于采煤業。從光緒八年前後開始，10 余年間共創辦了10 余礦，適應著社會對金、銀、銅、鐵、鉛等金屬日益增長的需要。但是，由于民間資本不足，設備簡陋，大部分礦山只使用少量機器，規模一般不大。其中，“熱河承德府三山銀礦”（1882 年）、“福建石竹山鉛礦”（1885 年）、“直隸順德銅礦”（1883 年？）、“廣東香山天華銀礦”（1880年）等，都因集資試采不成功，不久即停業。“湖北長樂鶴峰銅礦”（1881年）、“海南島瓊州大豔山銅礦”（1887 年）、“廣西貴縣平天寨銀礦”（1889年）、“吉林琿春天寶山銀礦”（1890 年）、“熱河建平金礦”（1892 年）和“吉林三姓金礦”（1894 年），則開采時間較長。當時，規模較大的金屬礦是由“廣東巨富”李宗岱于1883 年創辦的“山東平度招遠金礦”，前後投資達80 萬兩，開采區域達數縣。但是，由于經營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終歸于失敗。民間資本投資重工業，仍有極大困難。
綜上所述，從咸豐末年到光緒朝中期，我國機器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門類日漸增多，地域日漸擴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導、支持、保護的企業獲得較快發展。這些新生的機器企業盡管受到西方列強和本國封建勢力的阻抑、兼並和盤剝，但它代表了社會生產發展的方向，在不斷排除阻力，艱難緩慢的發展中為我國工業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中國機器工業的初步發展（1895—1919）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依恃中日《馬關條約》允許外國在華設廠的條款，急劇增加工業投資，使外資企業迅速擴張，在許多工業部門占據壟斷地位。與此同時，清政府控制的企業得到延續和發展，有些民用企業在承辦方式上發生明顯變化。民間機器工業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權運動時期有了顯著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了長足進步。
外資工業的擴張中日《馬關條約》不僅使列強原先擅自在華設立的企業獲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們得以急劇增加對華投資，使外資企業迅速發展。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 年，創辦資本在10 萬元以上的大型廠礦達136 家，總資本為10300 多萬元，約相當于此前50 年投資的13 倍①。按國別劃分，這136 家外資企業中，英國占37 家，資本4968.1 萬元；日本占49 家，資本2633 萬元；德國占12 家，資本768.1 萬元；沙俄占17 家，資本664.8 萬元；其他國家共占21 家，資本1281.3 萬元②。其中，日本企業大量湧入最為顯著。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壓迫暫時放松，主要表現為商品輸入減少，工業投資速度趨緩，但外資企業仍在繼續擴大投資，提高生產能力。
列強對華工業的投資，主要分布在煤礦、造船、輕紡工業和城市公用事業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