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礦冶業。
甲午戰爭後，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合同，掠奪我國礦產資源。
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法國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通過簽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奪取了開采云南、兩廣各種礦產的權利；俄國于次年通過簽訂《東省鐵路公司章程》，奪取了中東鐵路沿線各種礦權；德國于光緒二十四年（1893）通過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奪取了膠濟、膠沂兩條鐵路沿線30 里內礦產開采權；同年英國通過簽訂《山西采礦條約》，奪取了山西省煤、鐵、石油開采權；日本于光緒三十一年（1906）通過簽訂《滿洲協定秘密附件》，奪取了奉天省各種礦權。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1912 年，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和攫取各地礦權的條約、協定、合同達42項之多，致使大量礦產資源落入列強之手。
在此基礎上，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列強先後采用自辦或合辦名義開辦煤、鐵、金、銀、銅、水銀等礦37 家①。其中，開辦時資本在10 萬元以上的32 家，總資本達4996.9 萬元，約占同期外國工礦企業總資本的48.4％。煤礦則占了絕大比重，開辦達27 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強對煤礦的掠奪仍在發展。1917 年，英商福公司與中原公司合並，成立“福總公司”，隨後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礦。1915 至1920 年間，英國又霸占了北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3 頁。
② 同上書，第2 頁。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140—144 頁。
京門頭溝煤礦。與此同時，列強又以借款或合辦名義，控制更多的礦區。1913年，全國煤礦投資總額為10710 萬元，外資和中外合資達8537 萬元（其中外資5882 萬元），占全國投資總額的79.6％；1919 年，全國煤礦投資總額為12660 萬元，外資和中外合資達7675 萬元（其中外資5922 萬元），占全國投資總額的60.6％②。1913 年，全國煤產量約達1288 萬噸，其中外資控制的企業產量達713 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55.4％；1919 年，全國煤產量約達2014 萬噸，外資控制企業的產量達969 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48.1％①。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外資在煤炭生產方面的投資比重和產量比重雖有所下降，但絕對值仍在增長。我國鐵礦和冶鐵業則基本為列強所控制。
2.船舶及機器修造業。
甲午戰爭後，外資原有企業規模迅速擴大，新的船舶修造廠和機器工業明顯增多。在航運發達的上海地區，先後有英商創辦的“和豐船廠”（1896年）、英商瑞記洋行開設的“瑞澂造船廠”（1900 年）、英商創辦的“萬隆鐵工廠”（1905 年）等企業出現。1912 年，瑞澂造船廠兼並了萬隆鐵工廠，增加了企業實力，擁有新式設備，可制造多種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廠于1900 年合並了和豐船廠。第二年，又與祥生船廠合並，資本增至557 萬兩②，改稱“耶松船廠公司”。該公司憑借其雄厚資本和先進技術設備，壟斷了上海船舶修造業。
在東北地區，日本船舶修造業急劇發展。在大連地區，日本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設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設立“川崎造船所”、宣統三年（1911）設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東，有“鴨綠江造船會社”等企業相繼出現。此外，哈爾濱、廈門、上海等地還有一些其他外商設立的造船廠或機器廠，承攬修造輪船和機器修理業務。
3.輕紡工業。
外商投資比較廣泛，但主要集中于紡織、面粉加工和煙草工業。
（1）紡織工業。光緒二十三年（1897），外資棉紡織廠開始出現。當年既有英商“怡和紗廠”和“老公茂紗廠”、美商“鴻源紗廠”、德商“瑞記紗廠”四個大規模紗廠在上海開辦，資本合記421 萬多兩，紗錠達16 萬多枚。光緒末年，日商先後收買上海興泰紗廠、大純紗廠，改組為“上海紡績株式會社”，分設上海紡績第一廠、第二廠。宣統三年（1911）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又在上海設立內外棉第三廠、第四廠和“日信紗廠”，1914 年設第五廠西廠、1915 年設第五廠東廠；1918 年設第六廠、第十廠和第十一廠于青島；1919 年設第七廠、第八廠于上海，並于同年收買華商裕源紗廠改為第九廠。此外，還有日商于1912 年設立于青島的“大康紗廠”等。可見，日商在紡織業的發展極為迅速。在全國范圍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資紡織工業空前擴大。據統計，1913 年，外資在華紗錠為33.896 萬枚，布機1986 台；到1919 年，紗錠增至57.701 萬枚，布機達3839 台①。這些外資紡織設備，約占我國當時棉紡織設備總量的一半。此外，外資還在機器繅絲、毛紡等門類設置了相當規模的企業。
②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2—133 頁。
①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6 頁。
②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237 頁。
①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4 頁。
（2）面粉業。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設立“增裕面粉廠”
以來②，沙俄、日本、德國、荷蘭等國紛紛在華投資設廠，到1913 年達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哈爾濱設立“第一滿洲面粉廠”後，至1913 年已在東北地區先後設立面粉廠34 家①。日本則後來居上，自光緒三十二年（ 1906）在鐵嶺設“滿洲制粉會社”後，先後在長春（1912）、哈爾濱（1918）、山東濟南（1918）設分廠。日商其他面粉廠則遍及東北的撫順、大連、開源、遼陽及山東、上海、漢口等地。②（3）煙草工業。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來，菲律賓、希臘、俄國、英國和日本商人陸續在上海、哈爾濱、天津、沈陽、營口等地投資煙草企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煙公司”。該公司先後在上海、漢口、沈陽、哈爾濱、天津、青島等地設立卷煙廠、烤煙廠及一系列附屬企業，並以上海為中心建立了輻射大半個中國的產品推銷機構。到1913 年，其資本由初創時的10.5 萬元擴充到1100 萬元，超過了當時中國所有20 家紙煙公司資本總和137.8 萬元的7 倍③，攫取了巨額利潤。此外，俄國的“老巴奪父子煙公司”在光緒三十年（1904）從莫斯科遷移到哈爾濱，使俄國煙草逐步稱霸北滿。日本在日俄戰爭後，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于沈陽設立“三林煙草公司”；宣統元年（1909），日本“東亞煙草株式會社”在營口開設卷煙廠，日產量1000 萬支。1917 年，該廠又在天津設立分廠。
其他，如火柴、磚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紙、磚瓦、水泥、木材、皮革、軋花、豬鬃、榨油、碾米、精鹽、氧氣、樟腦、肥皂、鋼琴、電工器材等工業，外商也多有投資，並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業。
列強為鞏固在華租界的統治地位，繼續擴大對租界內電力、煤氣、自來水、電車等公共事業的投資，並由租界擴展到眾多被迫對外開放的商埠，同時阻撓中國人自行開辦。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英、日、法、比、德等國在上海、天津、漢口、北京、廈門及東北地區投資設立電廠19家，僅天津就有以上各國分別設立的電廠5 家。自來水、煤氣、電車也陸續在各城市發展。其中，在公用事業比較完備的上海，外資在水、電、煤氣工業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電氣處、上海自來水公司和上海煤氣公司。上海煤氣公司原為大英自來水房， 1900 年改組為該公司。1914 年春，上海煤氣公司資本已由開辦時的12.24 萬兩增至120 萬兩；煤氣年出售量達52484 萬立方英尺，用戶達9020 戶①。工部局電氣處開辦時資本僅6.61 萬兩，光緒二十一年（1895）為21.6 萬元，到1913 年猛增至961.5 萬元；其電廠容量為10400 千瓦，1918 年增至21222 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業的電力供應。上海自來水公司設備不斷擴大，生產量逐年提高，到1913 年水管總② 《東方雜志》第22 卷第22 號。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285—286 頁。
②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350—351 頁。
③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400 頁。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270 頁。
②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334 頁。
長度達84.92 英里，放水總量為3497 百萬加侖。③甲午戰爭後，列強對我國輕、重工業的投資可謂無孔不入，並在以上諸多方面居于壟斷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對華工業投資速度雖漸趨緩，但絕對值仍在上升，生產規模在眾多領域繼續擴大。它們不僅以此攫取巨額利潤，使資本飛速增殖而且嚴重阻抑了我國工業的發展。
官屬工業的演變與發展（一）清政府軍事工業的延續與擴充清政府為加強國家機器和國防，下大力更新軍事裝備和編練新軍，不僅維持原有軍事工業，而且增加經費和設備，使其生產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槍炮式樣和火藥品種程度不同地有所改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總局和湖北槍炮廠。
江南制造總局：從光緒“二十一年試造無煙火藥，停造水旱雷，專制各種銅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徑新毛瑟槍，並將所有各式舊槍一律停造”①。其生產狀況，據光緒二十二年（1896）統計，“煉鋼廠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槍筒及槍炮機件、炮架器具等鋼料二千余噸；栗色藥廠每年可出栗色火藥二十余萬磅；無煙藥廠每年可出無煙火藥六萬余磅”②，其快炮、快槍、槍子、炮彈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槍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槍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萬顆，快炮鋼彈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顆，大小鐵彈每年可成一萬余顆”③。但該廠管理體制腐敗，浪費嚴重。後來，在生產組織上逐漸推行包工制，雖有些成效，又出現以賄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質量下降等問題。辛亥革命後，改稱“上海兵工廠”。
湖北槍炮廠：由張之洞籌設于廣東。後因張之洞任湖廣總督，遂于光緒十六年（1890）遷建于漢陽。機器設備主要購自德國。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較新機器裝備的槍廠、炮廠、炮架廠、槍彈廠、炮彈廠等所屬各廠陸續建成投產。當年始“仿造德國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響毛瑟快槍，口徑7 米里九式”；同年，還“仿造德國克魯森式陸路快炮口徑三生的七，及過山快炮口徑五生的七兩種”①。其後，陸續添設镕銅、機器、鍋爐、翻砂、木樣、打鐵、打銅等廠，設備日趨完備。光緒三十年（1904）後，仿造丹瑪新式機關槍；1913 年，仿造德國克虜伯式七五陸炮；1915 年試造馬克沁機關槍，並可生產黑色火藥、白色火藥、黃色火藥和酸料等。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馬快槍11 萬多支，槍彈4000 多萬顆、各種快炮740 多尊、前膛鋼炮120 余尊、各種開花炮彈63 萬多顆、前膛炮彈6 萬多顆及諸多槍炮器具②。③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262 頁。
①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記》卷3，第1 頁。
② 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卷26，第31 頁。引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420頁。
③ 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卷26，第31 頁。引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420頁。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424 頁。
② 同上書，第430 頁。
當年改稱“漢陽兵工廠”。
此外，北洋機器局、金陵機器局、山東機器局、成都機器局等軍火工業的生產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發展。福州船政局則在造成大小兵輪、商輪40艘後，因經費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停辦。辛亥革命後改稱“海軍造船所”。
這一時期，清政府開始注意在內地設置新的軍火工廠，以便戰時使內地與沿海沿邊相互接濟。新設的軍火工廠先後有：新疆機器廠（1895 年後）、江西制造局（1898 年）、山西制造局（1898 年）、河南機器局（1899 年）、湖南機器局（1903 年）、北洋機器局新廠（1904 年）。其中，北洋機器局新廠（亦稱“德州機器局”），規模較大。1900 年，北洋機器局被八國聯軍焚毀後，北洋大臣袁世凱于1901 年將原北洋機器局的殘余設備移至山東德州，並購置新、舊機器，于光緒三十年（1904）建成投產。該局下設12 廠，以制造子彈、火藥為主。
與此同時，部分軍工企業在“制造軍火之暇，兼造各種機器”①思想的指導下，開始改制民用產品。光緒三十一年（1905），江南制造總局將船塢、輪船廠、機器廠等劃出另組“江南船塢”，歸海軍督察，采用商辦方式，到1912 年4 月共制造各式兵輪、商輪130 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廠壟斷上海造船業的局面。辛亥革命後，江南船塢為海軍部接管，改稱“江南造船所”，並對設備有所擴充。從1912 至1921 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輪船240 余艘。江南制造局則加添工匠，制造為礦務、農務所需的機器設備。福建機器局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為本省善後局承擔鑄錢任務。安徽制造廠于宣統元年（1909）改為電燈廠，經營電燈、電話業務，而將原來承擔的修配槍械等事務另設修理所附設于電燈廠中。這些變化，體現了軍事工業兼造民用產品的動向。
辛亥革命後，清廷官辦軍事工業被北洋軍閥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業的發展與演變從甲午戰爭到1913 年，民用工業有了明顯發展。據統計，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新式工礦企業達549 家，資本總額為12029.7 萬元。其中，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企業達86 家，資本額為2949.6 萬元，約占這一時期新增資本的四分之一①。這86 家官方控制的企業，有85 家成立于清皇朝統治時期，並主要分布于采礦、冶煉、紡織等方面。
1.礦冶業。
近代工業、交通的發展，對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擴大，官方控制的采礦業有了發展。湖南、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紛紛設立礦務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礦為突出。
（1）煤礦。自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896—1911）新增設的資本在萬元以上的采煤企業達17 家，占這一時期萬元以上采煤業總數41 家的41％；資本為763.4 萬元，占采煤業資本總額1410.3 萬元的54％②。其中規模較大的煤礦有：北洋灤州煤礦有限公司：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學熙招商，設于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461 頁，載《光緒32 年閏4 月商部奏》。① 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下冊，第869—919 頁表統計。② 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下冊，第870—873 頁表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開拓礦區，請照開辦諸方面享有特權。光緒三十四年（1908）改稱“北洋灤州官礦有限公司”。初定股額200 萬兩，光緒三十四年增資300 萬兩，實繳不過300 萬兩。該礦從歐洲購置新式機器，修築運煤鐵路，設有發電站、煉焦爐等。到宣統二年（1910），已開采的6 礦每天總產量為1300 噸③，生產頗有起色，並與英商控制的開平煤礦展開競爭。辛亥革命之際，周學熙等轉而要求與開平煤礦聯合，遂于1912年兩礦合並成立“開灤煤礦總局”。從此，灤州煤礦亦為英商控制。
萍鄉煤礦：由盛宣懷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購置機器開采，主要礦區在江西萍鄉安源。該礦擁有采煤機械、洗煤機、焦炭爐、電燈、電車、鑄造廠等設備，日產量約在1000 噸至3000 噸之間。宣統三年（1911）前三季日產量平均達2240 噸，日產焦炭達551 噸。煤炭主要供應漢陽鐵廠。
（2）金屬礦冶。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2 年，官方控制的金、銻、銅、鉛、鋅等礦冶業達29 家，占當時新增礦冶業總數39 家的74％以上。投資在20 萬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礦”（1895 年）、湖南益陽“中路久通礦務公司”（1896 年）、湖南平江“黃金洞金礦”（1897 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 年）、廣西“梧州煉銻廠”（1906 年）、湖南常甯“水口山鉛鋅礦”（1907 年）、江西“贛州銅礦”（1907 年）、甘肅古浪“甘肅煉銅廠”（1908 年）、云南文山“寶華銻礦公司”（1909 年）、湖南長沙“黑鉛煉廠”（1909 年）、廣東曲江“寶昌公司（銻礦）”（1910 年）。其中，湖南官辦礦業最為顯著。光緒二十一年（1895），省設湖南官礦局，采取官辦、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三種方式開礦，下轄企業頗多，除上述投資較多的大型金屬礦外，還有一批小型金屬礦和金屬冶煉廠，獲利頗豐。
（3）石油。陝西巡撫升允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開始在陝西延長開工鑿井，設立“延長油礦”。該礦采取官商合辦方式，籌集官商股本600 萬兩，從日本購置設備，聘日本技師。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1919 年，共開鑿四井。其中，第3 號井和第4 號井無油報廢。第1 號井自光緒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產原油341.3 萬斤；第2 號井于宣統元年（1911）動工開鑿，日產原油二三百斤，因與1 號井同源，後來產量互為增減。1919 年，第2 號井被毀①。該礦的設立為我國石油工業的起步提供了借鑒。
這一時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漢陽鐵廠與大冶鐵礦和江西萍鄉煤礦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合並為亞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企業也由官辦變為商辦。不過，由于漢冶萍公司資金嚴重不足，轉而大量向日本銀行借款，遂使日本勢力日漸侵入。
2.輕紡工業。
甲午戰爭前設立的紡織工業規模有所擴大，有的在向商辦轉化；同時，又有一批新紡織企業產生。此外，其他輕工業均有所發展。
紡織工業，主要是湖北官紡織四局和華盛紡織總廠的形成和發展。
湖北紡織四局：張之洞繼開辦湖北織布官局後，于光緒二十年（1894）
底設立繅絲局；光緒二十三年（1897）設立紡紗局，次年又設立制麻局，均為官辦企業。四局動用經費近400 萬兩，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機器生產，使③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下冊，第775 頁。
①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 輯，第655 頁。
生產規模空前擴大，在我國近代輕工業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後因官辦經營不善，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租給粵商“應昌公司”經營；宣統三年（1911）轉歸張謇等人的“大維公司”承租，1913 年又歸“楚興公司”承租。楚興公司承租時，議定每年租金11 萬兩，租押25 萬兩，租期10 年。其生產的紗、布在武漢銷售，概免厘稅，如轉運它埠，在江漢關只完正稅，沿途概免厘稅，仍保留湖北官局名義。租辦期間，由于經營得法，扣除租金及機械修理費用外，“每年的淨利，據說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從1914 到1919 年達580萬兩②。
華盛紡織總廠：盛宣懷等人以官督商辦方式于1894 年建成並部分投產，同時在上海招股購機籌設華新、裕源、裕晉、大純4 個分廠。甲午戰爭後，該廠面臨洋商激烈競爭，經營頓入困境，致使“裕晉”廠賣給德商、“裕源”廠擬招洋商入股，“大純”和“華新”均岌岌自危。華盛總廠連年虧損，在支持了7 年之後，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懷改組為商辦的“集成”紡織廠，後又改名“又新”，實際上被盛攫為己有。辛亥革命爆發，盛宣懷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國人為總理，一度在香港注冊，掛英國招牌。1913 年又改名為“三新”。
這一時期，陝西、山西、直隸、重慶、新疆等地官府先後擬購機設置紗廠，但均未成功。官商合辦的呢絨廠有所發展，相繼有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創辦的“日暉織呢廠”、次年在北京興辦的“溥利呢革廠”和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設立的“湖北氈呢廠”問世。1918 年，南京建有官商合辦的“利民柞綢紡織工廠”。此外，官方控制的企業在卷煙、造紙、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業的水、電等方面均有發展。比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煙草廠”（1902 年）、直隸唐山“啟新洋灰廠”（1906 年）、“廣州士敏土廠”（1906 年）、江西景德鎮“江西瓷業公司”（1907 年）、山東“博山玻璃廠”（1907 年）、廣州“廣東電力有限公司”（1908 年）、“上海閘北水電公司”（1910 年）等。
辛亥革命後，清廷所辦的民用工業一般為北洋政府接收，成為官僚資本企業。
（三）北洋軍閥政府控制和創辦的企業1.軍事工業。
辛亥革命後，北洋軍閥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辦的軍工企業，並由陸軍部軍械司作為主管機構，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則劃歸海軍部管轄。它們在保留各地兵工廠基礎上，對湖北槍炮廠、廣州機器局、四川機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擴充，制造槍炮日趨新式。後來，各地軍閥據地自雄，爭戰不已，紛紛“設立修械所、兵工廠等以造械彈”，造成軍工企業“系統紊亂，兵器龐雜”的局面①。其間，新建較大的兵工廠為河南鞏縣兵工廠。
河南鞏縣兵工廠：由北洋政府籌設于1915 年。目的在于改變兵器制造“各廠自為風氣，參差不齊”的局面②，選定河南鞏縣孝義鎮建廠，以為各廠之規范。設備主要購自德國、美國，設有電廠、槍廠、壓炮彈廠、炮彈工作廠、① 《中國棉貨》，第169 頁。引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上冊，第591 頁。②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 輯，第294 頁。
① 《70 年來中國兵器之制造》，《東方雜志》第33 卷第2 號。1936 年1 月。②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 輯，第679 頁。
引信廠、機器廠等。1921 年後陸續建成投產。初期，專制各種山陸炮彈，後陸續投產制造手擲炸彈、飛機炸彈、攻城重炮彈、手槍、手提機關槍、八二迫擊炮、七九步槍等。全廠職員110 多人，工人2200 余人，為北洋政府開辦的大型兵工廠。
此外，湖南曾設有陸軍工場機械廠。張敬堯督湘後，曾在原廠基礎上維持生產。張敬堯逃離湖南前使該廠遭受嚴重破壞。後來，在此基礎上建立“湖南兵工廠”，生產馬克沁水機關槍、哈乞開司旱機關槍、自來得手槍、勃郎甯手槍、寶林式手槍及軍刀、軍用器具、工作機械等。
2.民用工業。
清政府所辦的民用工業，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為北洋政府收買，成為官僚資本企業。如北京清河鎮“溥利呢革廠”的設備規模在全國毛紡織廠中居第一位。1915 年，北洋政府陸軍部將其收買，改為“陸軍織呢廠”。上海“日暉織呢廠”被財政部收歸官辦， 1919年又轉租給商人經營。此外，北洋政府也創辦了一些企業，主要有：華新紡織公司：1915 年，財政總長周學熙為北洋政府籌建于天津。額定資本1000 萬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學輝為督辦，並取得在直隸、山東、河南三省30 年專利權。當時政局動蕩，商股裹足不前，籌建未見成效。袁世凱複辟帝制失敗後，段祺瑞內閣遂發文撤銷該公司，派官員前往接收。周學熙乃與股東多方活動，使公司得以保存，並撤銷官府督辦，改為商辦公司。1919 年，該公司正式建成，並使天津、青島兩家紗廠投產。天津紗廠擁有25000 枚紗錠，當年獲利150 萬元。青島紗廠擁有33000多枚紗錠，當年投產5000 枚。其後，該公司又分別各以80 萬兩資本在唐山、衛輝建立兩個廠，使四廠股本總額達1000 萬元，獲利頗豐。
湖南第一紡紗廠：原名經華紗廠，由吳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 年。第二年被湯薌銘收為省有。後因政局不穩，建設遷延，至1917 年改由華實公司承租續建，到1920 年正式建成。該廠購置機器用費200 萬元，有紗錠40000枚，但生產效益不高。1926 年，收歸官辦，更名“湖南第一紡紗廠”。
陝西制革廠：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陝西第一牧場公司經理高幼尼等提議創建于西安。宣統三年（1911）被收為官辦，隸屬省都督府，更名“陸軍制革廠”。年底擴充資本達12 萬元。不久，又更名為“陝西制革廠”。該廠以生產軍用皮件為大宗，長期由軍人把持，對產品予取予求，很少營利。此外，北洋政府還經營有安徽宣城水東煤礦、貴池饅頭山煤礦、湖北象鼻山鐵礦、湖南常甯水口山鉛鋅礦、河北齋堂煤礦等一批民用企業。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不少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投向近代企業。當時，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鵬、曹錕、馮國璋、徐世昌、徐樹錚、梁士詒、倪嗣沖、張勳、周學熙、李純等45 位軍政要人到1919 年已投資采礦、冶煉業14家；建築水泥業3 家；公用事業6 家；化工6 家；紡織業8 家；糧食加工3家；農林墾漁等業9 家；其他企業6 家①。投資主要是商辦企業。投資地區遍及17 省，但大半企業集中在華北，尤以天津為多。如天津在1915 至1920年間組成的“裕元”、“恒源”、“華新”、“裕大”四大紗廠，為官僚、軍閥集資創辦，其中有總統4 人、臨時執政1 人、大元帥1 人、總理2 人、督軍9 人、總長11 人。這4 家紗廠資本占天津市總資本的48.7％。
① 據魏明《論北洋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一文載表統計，《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2 期。這些軍閥、官僚往往一人在諸多企業占有股份，並憑借政治權勢和經濟實力在企業中充當理事長、董事長、監察等要職，有的則獨資創辦。如王占元，除獨資創辦“漢口第一紡織公司” （1916 年，資本300 萬元）和“慶豐面粉公司”（1921 年，資本60 萬元）外，還向“金城銀行”（1917 年）、“中華懋業銀行”（1919 年）等金融業投資。張勳曾投資于11 個企業，其中在“中興煤礦”投資80 萬兩，任該礦監察人；又在“久興紡織公司”投資90 萬兩，任董事長。官僚、軍閥參與投資的企業在當時工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民間機器工業的壯大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民面對民族危機，掀起了“設廠自救”，實業救國熱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對民族工商業的限制，並采取了一些獎勵民族工業發展的措施，使民間機器工業有了初步發展。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資本在萬元以上的民間機器工業約產生463 家①，涵蓋了礦冶、紡織、繅絲、食品加工、水電、火柴等諸多類別。辛亥革命後，民族資產階級對投資設廠產生更高興趣，隨之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列強一度減輕對我國經濟壓力，商品傾銷減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場擴大。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業發展的社會環境，使1914 至1919 年間民間機器工業有了重大發展，企業數字成倍增長，尤以紡織、面粉、電氣、煙草發展顯著，此外還湧現了化工、橡膠等一些新興工業。
1.輕紡工業。
（1）紡織業。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共設立軋花廠、紡紗廠、織染廠、繅絲廠、呢絨廠、織麻廠及其他紡織品廠共159 家①。1914年後，紡織業空前發展，到1920 年前，企業總數增至475 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業）②。紗錠由1914 年的502700 枚增至1919 年的851032 枚；織布機由1914 年的2300 台增至1919 年的2650 台，1920 年達到4310 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業得到恢複和擴大，新設企業則逐步由東南沿海、沿江地區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陝西、甘肅等內地發展。此外，絲織業也有明顯發展，民國初年已約有433 家，絲車達166754 部。這些絲廠大多建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後，每廠大約有絲車400 至500 部④。針織工業這時開始興起，機器織襪、織毛巾、織衫褲等企業逐漸在上海、江蘇、浙江、天津、山東、四川、遼甯、湖北等地區得到興辦。在各類企業中，出現了一些較大規模的棉紡織企業。
申新紡織公司：以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為主體，集資30 萬元，1915 年創辦于上海。1916 年，第一廠正式生產。1917 年，在上海收買恒昌源紗廠，改為第二廠。1919 年，在無錫設立第三廠。其資本在初創時僅為21.73 萬元，到1917 年達到70 萬元，1920 年達到189.2 萬元，5 年間，增長約8.7 倍。① 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下冊，第869—920 頁資料統計。① 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下冊，第890—904 頁資料統計。②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第56 頁。
③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487 頁。
④ 同上書，第511 頁。
其設備增長很快，紗錠數在1916 年為12960 枚，到1922 年達到134907 枚，較前增加10.4 倍。布機數在1918 年為600 台，到1922 年增至1615 台，增加2.69 倍⑤。到抗日戰爭前夕，申新已有9 廠之多， 成為我國著名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
大生紡織公司：張謇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籌設于江蘇南通。光緒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廠，試生產成功。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崇明久隆鎮創辦大生二廠。到宣統三年（1911）止，兩廠已獲淨利約370 余萬兩。為給紗廠提供原料，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開始創建通海墾牧公司，10年後初具規模，其所產棉花在南洋勸業會上獲優等獎牌。從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1907），張謇圍繞大生紗廠創辦了19 個企業，主要有利用軋花棉子榨油的“廣生油廠”；利用油廠“下腳”制造皂燭的“大隆皂廠”；磨粉以供漿紗與食用的“大興面粉廠”；為解決運輸而設立的“大達輪步公司”和“船閘公司”；為解決機械設備維修設立的“資生鐵冶廠”；從事實驗的染織考工所等，形成以紡紗為中心的大型企業。到1921 年，大生一、二兩廠資本增至360 多萬兩，曆年純利累增總額達770 余萬兩。到1924 年，大生已增為4 個廠，資本達770 余萬兩，紗錠150000 枚，布機1500 多台。（2）面粉業。機制面粉業在甲午戰爭後續有增長。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1913 年新設企業57 家；1914 至1919 年新增64 家，1919 年時實有企業99 家，資本達2043.5 萬元①。這些企業，主要分布于沿海長江流域、東北、華北及湖南、四川、云南等廣大地區。
較大的面粉企業有以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為主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
創建于無錫的保興面粉廠。光緒二十九年（1903），該廠改名“茂新公司”，獲利頗豐。1912 年，又在上海創辦“福新面粉公司”。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之機，極力擴充企業。茂新到1919 年擴大為3 個廠，福新到1926 年擴展為8 個廠。1921 年，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日產面粉達7.6 萬包，其生產能力已占全國的23％，占民族資本面粉廠的31％。榮氏兄弟因此有“面粉大王”之稱。此外，孫多森創建于上海的“阜豐面粉公司”（1898年），以及上海的“華興面粉公司”（1902 年）、漢口的“海豐面粉公司”（1906 年）、北京的“天民面粉公司”（1918 年）、濟南的“惠豐面粉公司”（1918 年）等，均有較大的生產規模。
面粉工業的迅速擴大，提高了面粉質量，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時抵制了西方面粉的輸入。在中外貿易中，面粉從1915 年起變為出超，行銷俄國、英、法和日本、南洋等地，至1919 年出超金額達1039 萬余海關兩①。
（3）火柴業。光緒二十年（1894）前，我國僅有12 家火柴廠，資本額約為40 萬元左右。其後，發展逐步加速，到1913 年達到52 家，資本294萬多元。1919 年達到98 家，資本490 多萬元②。這些企業，一般資本不多，平均資本不過5 萬元。由于資金薄弱、設備簡陋，為在競爭中立住腳跟，原先的天津自來火局、漢口燮昌火柴廠、重慶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廠都先後依靠當地政府取得10 至25 年專利。與此同時，又有一些規模較大的火柴廠問⑤ 《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111 頁、第613 頁。
① 《舊中國機制面粉工業統計資料》，第32—33 頁。
①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531 頁統計表。
② 同上書，第545 頁統計表。
世。如1917 年由天津“華昌”和北京“丹鳳”火柴廠合並而成的“丹華火柴公司”，成為我國當時最大的火柴公司。此外，上海的“熒昌火柴公司”、“利民火柴廠”，天津的“北洋火柴廠”等，均有相當規模。這些企業為抵制洋火柴進口，發展民族火柴業作出了可貴貢獻。
（4）煙草業。我國煙草工業是在抵制洋貨、挽回利權、振興國貨的熱潮中興起的。自光緒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私人投資煙草業達18 家，資本約126.8 萬元。其後，發展日趨迅速，在1912—1920 年間，資本年平均增長率達36.7％①。如上海地區，光緒三十一年（1905）僅有1 家，1919 年已達9 家，1927 年則高達182 家②。在這些企業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規模最大。該公司由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光緒三十一年（1905）創辦于香港，資本10 萬元，機器購自日本。宣統元年（1909）該公司改組後，產品質量日漸提高，產量逐年上升。特別是辛亥革命後，獲得迅速發展。1913 年盈利10 萬元，1914 年盈利16 萬元。1915 年開始在上海設廠，逐步把公司重心由香港移到內地，在廣州、漢口、北京等地設分公司，在各地設代銷處，其分支機構遍及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島。1916—1919 年，每年盈利100 萬元以上。1919 年，與英美煙公司競爭，改為股份有限公司，集資達1500 萬元，成為華商中最大的煙草企業。
此外，輕工業在榨油、釀酒、食品加工、制糖、造紙、印刷、制藥、肥皂、化妝品、制革、玻璃、油漆等方面都有較大發展。如張振勳創辦的“張裕釀酒公司”（1895 年創辦于煙台）自1914 年投產以來，產品暢銷，馳名中外，多次在博覽會獲獎；夏瑞芳等創辦的“商務印書館”（1897 年創辦于上海）和陸費逵創辦的“中華書局”（1912 年創辦于上海）均成為規模較大的印刷、出版企業。
2.重工業。
我國煤、鐵礦在甲午戰爭後大量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攫取。清末，收回利權運動興起，相繼收回了一些礦區，同時刺激了民間采掘、冶煉、制造等工業的發展。
（1）煤礦。一方面一些原有土法開采的小型煤礦逐漸向機械開采過渡，另一方面商辦機械采煤業有了新發展。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896—1911）開辦的民間機械采煤企業達25 家；1914—1919 年間注冊的又有5 家。這些煤礦一般規模不大，產量有限，年產量在20 噸以上的，僅有山東嶧縣中興煤礦、河南六河溝煤礦、磁縣怡立公司和山西保晉公司等數家①。1919 年，全國年機械采煤量約為312 萬噸，民間企業約產68.4 萬噸，占總量的21.9％②。
（2）有色金屬礦。這一時期銅、鎢、銻、鉛、鋅、錳、汞等礦的機械開采有所增加，冶煉技術明顯提高。全國銅礦年產量最高達1600 噸，冶銅技術率先在云南“東川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改進，開始用“ 12 噸鼓風爐冶煉精銅”③。歐戰時期，各國對鎢、銻等需求加大，價格猛漲，致使不少人投①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125 頁。
②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2—163 頁。
①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566 頁。
②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54 頁。
③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 輯，第616 頁。
資開采，使鎢礦年產量1918 年達1 萬多噸；銻礦最高年產量1916 年達4 萬噸④。錫礦1917 年產量為1.1 萬多噸。其中，鎢、銻產量均為世界首位。錫產量居世界第四位。在這些礦產中，民間投資日趨增多。湖南省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華昌煉銻公司”大獲厚利，新化、安化、益陽等重要產地驟增許多新礦，云南、貴州、廣東等地也紛紛開采。據1916 年統計，兩湖、兩廣、云南五省已有煉銻廠64 處之多。
（3）鋼鐵業。光緒三十四年（ 1908）後，漢冶萍公司的漢陽鐵廠和大冶鐵廠（1914 年籌設，1920 年出鐵）向商辦轉化，此外尚有華商經營的上海“和興鋼鐵廠”（1914 年籌設，1917 年出鐵）、山西保晉公司的陽泉鐵廠（1916年籌設，1920 年出鐵）、漢口揚子機器公司鐵廠（1919 年籌設，1920 年出鐵）和龍煙鋼鐵公司的石景山鐵廠（1918 年籌建，1922 年因資金不足而停產）等數家。規模以漢陽和大冶兩廠為大。1919 年，全國生鐵產量為407743噸，鋼產量為34851 噸①。
（4）機器制造業。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先後有15 家（內含兩家官辦企業）機器制造業出現。其中，較大的有“求新機器輪船制造廠”（1902 年上海）、“大隆機器鐵廠”（1902 年上海）、“揚子機器廠”（1907年漢口）、“天津鐵絲鐵釘廠”（1908 年天津）等。與此同時，天津三條石地區機器工業也開始起步。如建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左右的郭天成機器廠，最初僅能生產織布機零件，光緒三十三年（1907）後已可生產整套織布機。以後，相繼又生產彈花機、軋花機、打包機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內對機械五金需求增加，而進口削減。機器制造、五金生產企業日漸增多，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工商業發達地區較為集中。如上海地區，不僅機器制造業數量迅速增多，而且逐漸由機械修理為主轉向機械制造，逐漸能夠仿造紡織、繅絲、針織、印刷、農產品加工乃至車床、小型動力機等諸多機器設備。到1920 年，全國機械五金企業達252 家，資本3888.5 萬元①。
水電等公用事業：這一時期發展較快，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到1913年，新設電燈廠、自來水廠46 家，其中41 家為商辦企業，區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福州、重慶、長沙、太原、長春、成都、鎮江、蘇州、昆明、煙台等城市，尤以沿海地區為集中。其後，發展日趨普及。1914 至1919 年間，有開辦年月可查的商辦電燈、電力廠達103 家②，使以電為動力的工廠日漸增加。工業集中的上海市，宣統三年（1911）工廠使用馬達總量為1775 馬力，到1919 年已增至33062 馬力③。
此外，水泥、建築等工業也有相應發展。
3.新興工業。
這一時期，有一些新興工業陸續出現，主要是化學工業和橡膠工業。
（1）化學工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國還沒有無機化學的基礎工業，所需酸堿主要靠進口。1914 年後，“洋堿”銳減，致使以堿為原料的工廠紛④ 據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 輯，第981 頁出口數量估計。當年出口量為43324 噸。①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41 頁。
② 南開大學曆史系、天津曆史博物館：《天津三條石早期工業資料調查》。①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第56 頁。
② 《中國近代史記》中冊，第93 頁。
③ 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583 頁。
紛倒閉，甚至日常生活中發面做饅頭用的堿面也難以保證。面對窘境，愛國實業家范旭東首先于1914 年在天津塘沽創辦“久大精鹽公司”，1916 年9月第一批國產精鹽運銷天津。然後，在化學家侯德榜支持下籌建堿廠。此前，山東、上海曾有人試辦堿廠，但或因方法不宜，或因成本過高而失敗。范旭東于1918 年在天津正式創立“永利制堿公司”，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在1922年正式出堿。日平均產量達90 余噸。此後，相繼有“山東魯豐化工機器制堿公司”、“上海電解工廠”、“天津漂粉公司”成立。
（2）橡膠工業。最早的橡膠工業是1917 年產生于廣州的“兄弟樹膠公司”，專制橡膠靴鞋。1919 年，上海有“中華橡膠廠”創立。其後，以廣州、上海為中心的橡膠工廠日漸增多。如廣州地區1922 至1923 年間，已先後有23 家橡膠廠出現。這些橡膠企業為制造車胎、膠鞋、膠帶、雨衣、兒童玩具等橡膠制品提供了原料。
據不完全統計，到1920 年前，我國共有近代工廠1759 家，其中紡織工業475 家，食品工業280 家，印刷文具業51 家，機械五金業252 家，化學工業383 家，冶煉工業12 家，公用事業243 家，軍械工業23 家，鑄鐵工業5家，其他工業35 家，總資本達500620 萬元①。這些工廠的興辦，使我國工業門類日漸增多，數量日漸增大，生產設備、技術和產品質量明顯提高，工業資本空前增長，從而大幅度拓寬了我國的工業基礎，增強了經濟實力。與此同時，我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隊伍也空前增長，形成可觀的政治力量。然而，從我國經濟總體發展看，民族工業仍沒有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作為基礎工業的重工業仍相當薄弱，帝國主義列強控制的工業在諸多領域仍占據壟斷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勢力卷土重來，國內則軍閥混戰不已，民族工業發展又面臨新的困境。
①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第56 頁。
第四章工業工程技術第一節土木工程建築中國近代建築史的內容極其複雜，它既包含傳統建築方式的延續與變化，舊城鎮的改造，也包含近代西方建築方式的傳入與發展，以及新興城市的建設活動。但從本質上講，這時期建築文化反映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也是中西建築方式交融的過程。
由于封建社會末期清朝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造成了經濟與技術的停滯，在建築發展方面也已遠遠落後于西方，不論在建築類型、建築理論、建築設計方法方面，還是在建築材料、建築結構、施工技術等方面都不能和歐美先進國家同日而語。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和中國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新興的西方建築方式日益在中國傳播，對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產生了嚴重挑戰，並促使中國近代建築逐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一）建築新類型、新技術與新形式的出現隨著資本主義列強在華勢力的深入與鞏固，各國為了滿足其殖民統治的需要，開始在中國的許多城市中建造了一系列新興的西方建築。其中有為政治服務的公使館、領事館、總督公署、巡捕房、工部局、兵營；有為經濟服務的銀行、洋行、海關、飯店、新興商業建築；有為交通運輸及工業生產服務的碼頭、船舶修造廠、火車站、原料加工廠、倉庫；有為其生活享樂服務的娛樂性建築、花園住宅等等。此外，由于交通運輸與商業貿易的發展，許多大城市的人口急遽增加，房荒日趨嚴重，于是為了滿足廣大居民生活需要，一種仿歐洲聯排式住宅的城市里弄住宅類型便最初在上海產生。這種類型的住宅後來很快在沿海城市流行起來，並且根據中國的城市環境而有一定的變化和發展。
當時的房屋，一般說來，都沒有固定的風格，早期以殖民地式和折衷式居多，逐步又傳來了古典式、羅曼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歐洲村舍式和平房式。從現存的版畫與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在開埠之初，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建造的西式洋房都只有一二層。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出現不少三四層的建築。這些建築物多是磚木結構，磚牆承重，木樓梯，木梁板，其造型比例和細部裝飾都不大考究，外牆以青磚砌築，夾有紅磚水平線條裝飾，牆的外表不施粉刷。到二十世紀初時，已開始出現不少五層以上建築，建築藝術也考究多了，外觀已有應用面磚、石塊和水刷石粉面等做法，內外裝飾也相應增加，房屋的機械設備也比較現代化，高層建築已應用了電梯。上海在1843 年建于外灘的舊英國領事館和1848 年建于金陵東路外灘2號的舊法國領事館都是二層建築，造型仿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建築式樣，磚木混合結構，形式比較簡樸。室內有壁爐，屋頂上有許多煙囪。其中法國領事館在中部還高出一圓頂為三層，主立面二層均采用了連續的券廊做法。到十九世紀晚期，在上海外灘一帶建造的俄國領事館和德國領事館已都是三層建築，立面采用連排的券形窗，屋頂上部還設有閣樓和老虎窗。1905 年建造的上海舊日本領事館則已達到極其堂皇與豪華的地步，外觀采用西方古典建築式樣和裝飾，在立面上有突出的柱式和連續券廊，建築材料則為磚石混合，在中部屋頂上還做有方形的曲線穹頂，似帶有意大利文藝複興建築大師帕拉第奧（Andrea Palladio，1508—1580）的手法。
北京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已在東交民巷、台基廠、禦河橋一帶形成外國使館區，區內陸續建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使館、銀行、洋行、教堂、花園洋房和兵營等等。其中以英、美、法、日、俄等國的使館規模較大，四周均有圍牆，內部有廣闊的庭院和各類建築，前面有莊嚴的大門，建築布局與設計手法往往中西結合，不甚嚴格。如原英國使館，雖大門為雄偉的歐洲文藝複興式樣，但圍牆與院內附屬建築則仍沿用中國傳統形式。原法國使館和日本使館的大門均為不嚴謹的折衷主義建築式樣，雖然都有中央券洞和壁柱、簷口等西方古典建築細部，但手法粗劣，而且還都在大門兩旁設置一對中國傳統的石獅，是中西結合的典型例子。而北京原比利時使館雖規模不及上述幾個國家，但其主體建築則為典型的北歐中世紀府邸形式，複雜的高坡屋頂、老虎窗和許多小尖飾，與簡潔的牆面、窗戶產生對比，襯托在綠樹成蔭的庭院內，顯得異常怡然幽雅，這無疑是經過建築師精心設計的。
1898 年在青島建造的舊德國總督公署則采用歐洲古典複興時期的公共建築形象，平面的中部與兩端突出，造成在水平方向劃分為五段，內部為單面走廊式布局。立面造型嚴謹，高四層，頂層部分為閣樓，上面還設有一排弧形的老虎窗。建築主體部分的立面為二層連續券廊，正中部分有一寬闊的券門，入口台階直上二層。建築外部為石牆，內部應用鋼骨包混凝土結構，頂上為陡峭的兩折形孟薩式屋頂，紅瓦屋面，頗能表達莊嚴的氣勢。此外，1861 年建造的武漢前英國領事館則是采用英國花園式住宅的例子。
上海江海關建築的變化過程可以說明公共建設的發展情況。1857 年在漢口路外灘建造的上海江海北關還是一座古廟式的建築，前有牌坊，主體建築為二層傳統形式，上面還高出一個三層的小閣樓。1868 年《天津條約》簽訂後，中國江海關全由外國人管理，江海關的建築也由外國人負責建造。1891年開始擬建的上海江海關關署，由一名英國建築師設計，于1893 年落成。由于該建築是由英國人設計的，所以建築物帶有英國哥特建築風格，主體高三層。該建築“前面以鐵欄圍繞，入其門，地甚廣，可以方軌並馳。由南首石梯曆級而升，..梯傍有石獅，蓋仿中國衙署式樣也。中央有鍾樓。屋頂並設有避雷針。各處玻璃窗裝在外面，百葉窗裝在內，為防日曝雨灑之用。..又有暖氣設備，天寒時便可滿室溫和”①。
新式旅館是近代出現的一種重要公共建築類型，從平面布置、建築形式到結構做法都與中國傳統客棧迥異。1866 年在上海英租界建造的前彙中飯店，高三層，造型是仿歐洲十九世紀的折衷主義建築做法，磚木結構，外牆為磚砌，每層均有白石簷口線腳裝飾。1906 年，前彙中飯店的三層建築被拆除，重建新樓，高六層，是當時首批上海高層建築之一。新樓主體局部應用了鋼結構，其余仍為磚木結構，內部已裝置電梯設備。它的立面外牆為紅磚所砌，每層均有線腳劃分，窗間牆為白色面磚裝飾，總體造型帶有折衷主義建築風格。比這座建築略早幾年在北京長安街上于1900 年落成的北京飯店舊樓，是由法國人投資建造的。建築物主體高七層，鋼骨架外包混凝土結構，電梯設備齊全。正立面為土紅色面磚貼面，並在適當部位做有簷口、陽台等① 引自屠詩聘主編：《上海市大觀》，中國圖書編譯館1948 年版。
古典細部裝飾，總體造型新穎簡潔，氣勢宏大，因而形成為當時北京新建築的重點。本世紀初在北京建造的六國飯店（後改為國際飯店），外觀則完全仿法國古典主義建築形式，手法嚴謹，立面主體部分為三層，底層做成基座狀，二、三層用通長的柱式與窗間牆連成整體，頂部為陡峭的兩折形孟薩式屋頂，上面開著一排老虎窗，里面設有閣樓作為輔助用房。這座建築的設計可算是外國建築師的精心之作。
此外，在這段時期中，資本主義列強在我國建造的洋行、銀行、工部局、俱樂部更是與日俱增，這些建築多半是采用西方古典建築形式或歐洲中世紀的建築手法，一般說來，早期比較簡樸，後期則規模逐漸增大，設計也豪華精致得多。例如上海彙豐銀行在1867 年、1880 年、1923 年三次興建的大樓中，就可明顯看到其發展的過程。如在1880 年建造的彙豐銀行只不過是三層的折衷主義小型建築，而到1923 年落成的彙豐銀行新樓則已是赫赫有名的六層石砌外牆的古典大廈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上海的洋行已有41 家，最出名的是上海怡和洋行，位于今北京路外灘，當時建築規模已很宏大，高三層，內部有壁爐，外觀為殖民地建築風格，入口有古典柱式的門廊。本世紀初已改建為六層大廈。其他如天津的舊義品放債銀行、天津舊英國工部局、天津舊日本領事館、天津舊德國俱樂部（1907 年）、上海前市政廳大廈（1864年建，已拆除）、上海舊旗昌洋行（1898 年）、上海東方彙理銀行（1898年）等都是本時期比較典型的西式建築實例。
（二）天主教與基督教建築的廣泛傳播1840 年以後，西式教堂便在各地不斷出現，教堂式樣也隨著傳教士的修養與興趣而有所不同。
羅曼式教堂：亦稱羅馬風教堂，這是十至十二世紀流行于歐洲的一種教堂建築風格，平面呈拉丁十字形（長十字形），以山牆面為主要入口，特點是立面應用一些古羅馬建築的細部，但不甚嚴謹，門窗頂部均用半圓形券，屋頂內部天花為石砌半圓形肋骨拱結構，外部覆蓋有高坡屋頂。早期在中國出現的西式教堂常采用這種型制。1847—1853 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略（St.Fransis Xavier）教堂為現存最早的一座西式教堂，它是羅曼式與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當時該教堂為羅馬天主教耶穌會常駐遠東大主教的駐節座堂所在地。設計人為西班牙傳教士范廷佐（Ferrand Jean），監修者為羅禮思（Flelot Louis）神父。教堂平面為羅曼教堂常用的拉丁十字形，內部用柱墩分成中廳和兩個側廊，中廳較高，側廊略低，內部天花都是做成羅曼式半圓形的肋骨拱頂。但其拱頂結構卻不像歐洲羅曼式教堂那樣是真正由石料砌成，而是用木骨構成輪廓後，再在外部粉上灰泥，形似拱券，這可能是當時中國工匠尚未掌握西方這種拱頂的建造技術，只求外貌相似。因此門窗都開得較大，並且在窗間牆處不設磚扶壁，這是由于假拱頂沒有側推力的緣故。教堂的立面則帶有意大利巴洛克教堂手法，山花部分應用了一些柔和的曲線，兩側各有一個高起的小鍾樓，造型端莊而又富有變化，是早期教堂建築的精美實例之一。1860—1861 年在上海法租界四川南路建造的洋涇浜天主堂，原名為聖·約瑟堂（St.JosephisChurch），是較典型的法國羅曼式建築，磚木結構，設計人和監造者均為羅禮思神父，正立面山牆頂上設有三座尖塔，下面有一圓形的玫瑰窗，整座建築造型精美別致，尤其是側面牆上的彩色玻璃花窗特別引人注目。此外，1870 年建成的南京石鼓堂路天主堂及1894—1898 年在上海郊區佘山建造的佘山修道院、四川彭縣白鹿鄉的天主教堂、1933 年建造的青島聖米厄爾天主堂等等，都是典型的羅曼式教堂。
哥特式教堂：是十二至十四世紀盛行于歐洲的一種教堂建築風格，起源于法國。平面內部常有一個中廳和一二個側廊，盡端有半圓形的聖壇，主入口在正對聖壇的山牆面，上面有巨大的圓形玫瑰窗。建築特點是用尖券、尖拱和骨架結構，外部有明顯的扶壁和飛扶壁，立面上一般有三個層層退進的尖券門，兩個對稱的鍾塔，或集中為一個，體形高聳，屋頂上還有許多小尖飾，牆面常做有宗教故事題材的裝飾，表現了超塵脫俗的宗教思想。建築四周的窗戶較大，多用彩色玻璃鑲嵌畫裝飾，富有神秘甯靜的氣氛。這種教堂式樣在我國天主教與基督教建築中均常采用。1703 年在北京蠶池口建造的天主教舊北堂就是采用哥特式，1887 年因皇室擴展宮廷，舊北堂被拆除遷建于西什庫，1888 年建成，俗稱西什庫教堂，亦稱新北堂，仍然采用法國哥特教堂型制。它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建築牆身全用城磚砌築，表面用漢白玉石料裝飾細部，做工精致，形象准確，但教堂前的平台欄杆、石獅和一對碑亭則為中國傳統舊制，形成中西結合的布局。1863—1888 年建于廣州的石室聖心教堂是我國近代最典型的法國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一，尖塔高58.5 米，居全國所有教堂之冠。中國最傑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當推上海的徐家彙天主堂，它也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原名聖依納爵天主堂，系法國天主教神父南格祿（Gotteland Claude，1803—1856）和法籍教士梅德爾（LemaitreMathurin，1816—1863）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創建，光緒初年，開拓舊址，重建新堂，1910 年10 月23 日舉行落成大典。新堂平面進深79 米，面闊28 米，中間最寬處達44 米，塔高31 米，規模宏大，成為上海一重要建築物。禮拜堂的大門朝東，正門兩側有高聳的塔樓，幾里之外已能望見。禮拜堂內部為哥特式的骨架券結構，牆面主要為紅磚所砌，牆基勒腳用有一部分青石，線腳、花飾、雕刻均為白大理石做成，塔頂則為淡紫色的石片瓦，整座建築體形高大，色調和諧古雅，細部精致秀麗，給人以神聖、崇高的印象，故被稱之為“中國教堂之巨擘”①。在基督教教堂中亦不乏哥特式建築的佳作，比較傑出的例子為上海聖三一教堂，俗稱紅禮拜堂，是上海現存最早的基督教禮拜堂。教堂位于江西路，1866 年奠基，1869 年落成。建築師為英國人史浩德（Gilfert Scott）與凱德納，承造者為番漢公司。該教堂原為外國人禮拜之用，教堂型制為英國鄉村哥特教堂式樣，外觀非常秀麗，禮拜堂內部呈拉丁十字形，在中廳與側廊之間設扶壁與尖券門窗，廳內天花亦做成骨架形的六分尖拱，用木構仿石工做法。堂內兩側的彩色玻璃花窗，每扇均為紀念有功于教會的人士，構圖與做工均極精致。1891—1893 年間，又在教堂前增建了一座方形鍾塔，體形高聳，已成為教堂的重要標志。此外，如1899 年在上海新閘路建造的聖彼得堂、1900 年在天津泰安道建造的基督教禮拜堂（安格利教堂）、1897 年重建的天津望海樓天主教堂也都是采用哥特式的實例。
文藝複興式與巴洛克式教堂：歐洲文藝複興建築思潮流行于十五、十六世紀，主要提倡人文主義與古典建築型制；巴洛克建築風格則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紀，強調在古典建築形式上自由變化，並常在造型上應用大量曲線與曲面。這兩類風格的教堂在我國亦為數不少。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就是典型① 參見路秉傑：《上海的教堂》，《新建築》1986 年3 期。
的仿文藝複興式教堂實例。該堂原名聖若瑟堂，俗稱東堂，1655 年由利類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創建，1720 年毀于地震，1885 年重建成為文藝複興式教堂，面西向，立面上采用了嚴謹的西方古典柱式和分層的簷部，頂上還做有鍾樓和突出的穹頂。不久該堂又被毀，現存的東堂為1905 年所重建，基本上按原樣修複，總體造型尚嚴謹，只是兩側略有修改，細部摻有中國傳統建築的手法，做工也比較粗糙。1904 年重建後的北京宣武門天主教堂，原名聖母無染原罪堂，俗稱南堂，則是一座帶巴洛克風格的教堂，造型活潑秀麗，建築外牆全為青磚砌築，立面上應用了明顯的卷渦和曲線裝飾，山牆頂部與入口上部的小山花也都做成對稱的卷渦狀，而裝飾細部也帶有一些中國傳統建築手法。此外，在有些城市還出現了帶俄羅斯建築風格的東正教堂，典型例子如哈爾濱道里的東正教教堂（1901 年），上海新樂路東正教教堂（1931 年）等。
教會學校與醫院：起初多沿用中國傳統建築型制，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一部分學校與醫院已開始應用現代建築技術，但仍保持中國宮殿式建築屋頂形式；另一部分則直接移植了歐洲建築式樣，為新式學堂和醫院建築開辟先例。例如1888 年，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的傅羅到南京干河沿創設彙文書院。同年建有三層西式教學樓，南面中間還建有五層鍾樓，外牆全部用青磚砌築，內部為木結構，該建築目前仍保存完好，即現在金陵中學的鍾樓，它是南京最早的三層西式樓房。後因屋頂失火，故將主體建築改為二層，原三層部分改為閣樓，設有老虎窗，並將原兩折式屋頂改為四坡屋頂，鍾塔部分原為五層，後改為四層現在的樣子。現存的這座建築平、立面對稱，鍾亭在最高位置，顯示出莊嚴肅穆的效果。立面簡潔樸素，二層間有線腳裝飾。根據現存建築的特點分析，該建築形式屬美國殖民期的建築風格。1898 年，彙文書院又在鍾樓兩旁建有教堂、西教學樓等三座建築，均按西方建築型制，亦為南京仿西式建築做出楷模。此外，在成都已于1907 年建成了四層的四聖祠醫院，亦為教會所辦，外牆全用青磚砌築，但在柱頂、券面等某些局部則點綴有紅磚作裝飾，也是該時期常用的手法。
（三）洋務派與民間仿洋式建築1840 年以後，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也在江南一帶建造起一批最早的工業建築。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江南造船廠的廠房，南京的金陵機器局、金陵船廠、金陵火藥局的廠房等。這些廠房均為二層磚木結構，屋頂用三角形木桁架，並輔以鋼結構拉杆和鐵件，外牆用青磚砌築，這是與當時歐洲紅磚廠房不同之處。其中金陵機器局廠房現在還保持著原貌。
除工業建築之外，洋務派還建造了一批大型民用建築，如火車站、郵電局、國會、咨議局、勸業會場、學堂等等。較典型的例子如：京山鐵路北京車站（1893 年，現為北京前門車站），北京的舊國會（1908 年，現為新華社），北京的萬牲園大門、暢觀樓（1906 年，現為西郊動物園），北京的舊陸軍參謀本部（1908 年，現為北大醫院病房），清華學堂（1911 年），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英籍教員樓建于1890 年），兩江師范學堂（1905 年），江蘇省咨議局（1908 年），以及清兩江總督張人駿的西式花廳（1910 年建，現為孫中山辦公舊址）、上海前市政府（1864 年建，現已拆除）等均是。
在民間，許多店鋪和住宅的門面也自發地模仿西洋建築形式。當時所謂的“洋式門面”多半都帶有巴洛克建築的裝飾，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式樣。這類例子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與沈陽中街一帶到處都可見到。
所有上述洋務派建造的一些公共建築與民間的仿洋式建築中，只有江蘇咨議局、湖北咨議局與清華學堂建築造型嚴謹，外觀為歐洲文藝複興建築式樣，目前保存得也最好。其余建築多半都是在西式門面上摻雜著濃厚的中國傳統裝飾。如舊國會大廈、萬牲園大門等都在巴洛克門面上雕刻著云龍裝飾。北京前門車站則是一座比較典型的西方折衷主義建築，並有高聳的鍾塔，但在拱形候車廳正立面的兩邊也刻有明顯的中國升龍圖案。在一些民間的“洋式門面”上，還常常雕刻著獅子滾繡球、福祿壽三星、劉海戲金蟾以及中國的卷草、葫蘆等裝飾。這些特殊情況的出現都是與當時晚清文化的總方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分不開的；同時也有當時工匠習慣于迎合中國人傳統習尚的關系，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在建築上的反映。
水利自1840 年至1919 年八十年間，隨著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傳入，中國的水利科學同其他許多學科一樣，經曆了由傳統的技術向近現代技術的過渡。這一時期，引進國內的新技術主要有：（一）河道測量測量是水利工程規劃設計的基礎，我國在清初康熙時，就有全國性的三角測量。咸豐十一年（1861）英國海軍測繪長江航道，根據此次的測量成果，9 年後繪制了長江計里全圖。同治二年（1863）兩江總督曾國藩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命測繪長江自湖南巴陵以下至上海崇明海口長江河道圖。光緒十五年（1889），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吳大澄在開封設立河圖局，進行河南閿鄉至山東利津海口的河道測繪工作，光緒二十五年（1899）天津武備學堂學生施測了山東曹州至利津黃河下游河道。
我國具有實用意義的河道地形測量則開始于近代，應用于水利工程，約在民國初年。
宣統三年，張謇設江淮水利局于清江浦，用新法實測淮、運及沂、沭、泗水道，有平面及斷面各圖，還有水位、流量的測量，並有完整的測量圖表及報告。這次測量後所繪的圖2500 多幅，圖說1000 多份，表25 卷，在水利測量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1916 年，江淮水利測量局又以舊黃河口平均水位為假定零點高程，實測各處河湖底的海平，這是海拔在淮河測量史上的首次使用。1917 年，江淮水利測量局對淮河進行第二次測量，測量工作從該局上屆測量止點五河縣開始，持續上溯至桐柏主峰胎簪山止， 全長760 余公里，曆時一年半。1919 年，張謇依據曆年來的測量成果，發表了江淮水利計劃書。在此前後，華北各河流，長江、珠江等河也先後開展了作為水利規劃前期的測量工作。
（二）水文測驗近現代水文測驗技術取得了根本的變化，表現為：測驗工具及計算方法的更新，定量連續的觀測，水文測驗作為水利規劃的依據，測站大量增加，先進的測驗手段不斷引進，觀測的內容也逐漸豐富。咸豐十年（1860）上海海關在長江口外吳淞口設置潮位站。同治四年（1865）漢口的長江干流也設置了水位站。光緒六年至三十年（1880—1904）福州、廈門等地還先後設置了潮位站和雨量觀測站。
（三）施工機械和通訊設備現代施工機械的引進對提高工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早在光緒初年，福建烏龍江上就首先使用挖泥船疏浚河道。清末時，黃河淤積嚴重，決口不斷，有人建議采用機器挖泥船疏浚黃河。光緒十四年（1888），在黃河鐵門關以下河口段采用挖泥船疏浚，但是由于船吃水太深，使船體擱淺無法行進。光緒十七年改用輪船帶傳統疏浚機械混江龍，但效果也不太理想。另外，海河工程局、上海浚浦局也有多艘各種式樣的挖泥船。光緒十二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開始參考外國圖紙試制挖泥船。
光緒十九年（1893），薛福成建議各省在大江大河沿線架設專用電話線，將有線通訊用于江河防汛。稍後，永定河設置了報汛專用電話線。山東河防局于光緒二十八年開始設置了電訊機構，架設電話線路，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兩岸已架線長700 多公里。報汛電話的使用，改變了曆史上“飛邊報情”，人與水搶速度的狀態，大大提高了報汛速度。光緒十四年，黃河河南長垣、山東東明堤防段施工中始用小鐵路運輸土料。同年鄭州堵口、次年山東章邱堵口，都采用了小鐵路運輸材料，工效提高好多倍。此後，黃河歲修和堵口搶險都普遍采用小鐵路。電燈照明也在黃河河工中使用，大大改善了施工條件。
（四）水力發電1912 年（一說1913 年），在我國云南滇池地區的螳螂川建成我國第一座水電站。這座水電站于1908 年醞釀籌建。當時滇越鐵路自越南修至云南，法國以鐵路沿途用電為理由，要求在滇池出口處之螳螂川上設水電站，云南恐利權外溢，決定集官商股份自辦，定名為商辦躍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電站即由躍龍公司主持興建。電站設計者是德國人，電機也是從德國進口的，1912 年建成發電。民國早期還在四川金堂、瀘縣、康定等地修建了5 座小電站，總發電量300 千瓦。這一時期是我國水電事業的初創和起步時期。
此外，在張謇的倡導下，1915 年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在南京成立，校長由李儀祉擔任，完全采用西方教學方法辦校。它是我國第一所專門培養水利工程技術人員的學校。
第二節能源電力十九世紀末葉，電力工業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生產和使用電能的年代，與歐美一些國家相比較並不晚，但由于長期政局動蕩，戰爭迭起，電力的發展曲折緩慢，大大落後于一些工業發達國家。
（一）電力工業的發展從1882 到1911 年，英、法、德、日、俄等國商人，在各國政府支持下，在上海、香港、廣州、天津、北京、大連、青島、漢口等二十余個城市，相繼興建了約30 座電燈廠（公司）。與此同時，中國官僚、民族資本工商業者，在上海、甯波、杭州、福州、汕頭、蘇州、鎮江、蕪湖、武昌、重慶、成都、昆明、開封、長沙、濟南、煙台、太原、吉林、滿洲里、齊齊哈爾以及台灣台北等30 余城市也相繼開辦了40 多座電燈廠（公司）。這一時期建成的近80 座電廠的發電設備總容量約有37000 千瓦。據其中30 座電廠統計，發電容量22767 千瓦，外資和民族資本經營的各占50.9％和49.1％。
1919 年2 月出版的《電界》第39 期，內有全國電燈公司統計表，其中經清郵傳部立案的電廠有11 座；經民國交通部立案的電廠有62 座；未經交通部核准立案的電廠有42 座。全國共有115 座電廠，其中88 座電廠總容量為21589 千瓦（另27 座電廠統計表中未填容量，也未列入外商所建電廠）。另據《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 輯中第904 頁：“1903—1947 年曆年華商發電容量、發電度數”記載，其中1903 年全國電廠總容量為300 千瓦，到1919 年增加到28615 千瓦。
以上資料表明，中國電業發展初期的27 年（1882—1919）中，民族資本辦電已有一定規模，除通商口岸城市外，各省城以及商業興盛城市幾乎都創辦了小型電燈廠（公司）。以下簡述中國電力工業萌芽時期最早辦電的幾個事例。
1.中國最早的電廠。
中國最早出現電燈和興辦電業，發生在上海租界。清光緒五年（1879）4月11 日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電氣工程師畢曉甫（J.D.Bishop），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幢外商倉庫里，以一台10 馬力（7.46 千瓦）蒸汽引擎帶動直流發電機發出的電能，點燃了炭極電弧燈。這是電能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應用。中國興辦公用電業始自光緒八年（1882）。英國商人李德（R.W.Little）等招股籌集白銀5 萬兩，創辦上海電氣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31 號A（原為老同孚洋行住房後的倉庫，今南京東路190 號）建設發電廠，安裝一台購自美國的16 馬力蒸汽機以皮帶拖動的發電機。同時在南京東路、江西中路的轉角圍牆內豎起了第一根電杆，再沿外灘至虹口招商局碼頭的街道旁立杆架線，串接15 盞電弧燈，于7 月26 日下午7 時正式供電。翌年，發電機組遷裝到乍浦路41 號，另建新廠，擴建了從英國購進的2 台蒸汽發電機組，可供40 盞電弧燈用電。6 月，上海電氣公司與公共租界工部局簽約，在外灘、南京路、百老彙路（今大名路）3 條街道旁① 引自1992 年6 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工卷第638 頁。1994 年12 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的電力工業》第2 頁則為5 月28 日。
安裝電弧燈，淘汰了煤氣燈。
上海電氣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公用電業之一，與1875 年在法國巴黎北火車站建成的世界首座火電廠相距僅7 年。由于經營管理不善，1888 年，上海電氣公司破產，後由董事長魏特摩（W.S.Wetmore）等另招股集資，在乍浦路41 號原址成立新申電氣公司（New 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1890年，從英國購進1 台25 千瓦單相交流發電機（頻率為100 赫茲），配以雙缸凝汽式蒸汽機；並引進新型戶內交流白熾燈，電壓100 伏，亮度采用8—500 燭光，由用戶自由選用，比電弧燈使用方便多了。繳納電費由過去按燈頭計價，改為按電能實耗收費，因而深受市民歡迎。1891 年，上海市民家中陸續裝用白熾燈。翌年，外灘一帶的155 盞煤氣燈都改用白熾燈。不到兩年時間，裝用白熾燈總數達2895 盞，公司的經營效益迅速提高。
1893 年8 月31 日，工部局以白銀6.61 萬兩收買了上海新申電氣公司，成立工部局電氣處。
1893 年9 月1 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武昌路、乍浦路東南角租地建設中央電站，裝機總容量197 千瓦。工部局又增加投資2 萬兩購置設備，選新址于虹口斐倫路（今九尤路）原屠宰場，興建新中央電站，裝機總容量為298.5 千瓦。廠房設計和機器設備的布置安裝，均參照英國曼徹斯特市電廠。1901 年，英國人奧特里奇擔任電氣處總工程師，用銀7 萬兩和5 年時間，更換全部直流發電機為交流發電機，總容量達600 千瓦，由原來只供夜間照明改為晝夜連續供電。為了提高電能質量和降低線路損失，從1903 年起，發電機頻率從100 赫茲降至50 赫茲；供電電壓從100 伏上升到200 伏、220 伏；通向市中心的5 條高壓線路相繼建成投入運行。1904 年，開始向工廠提供動力用電，全市白熾燈增加到88201 盞。1905 年，電廠改造完成，發電設備容量增加到1600 千瓦，最高負荷達1090 千瓦。1907 年，該廠安裝了中國第一台汽輪發電機組，容量800 千瓦，由英國派生公司制造；同時安裝1 台當時遠東最大最先進的自動鏈條爐排鍋爐，蒸發容量為每小時2.4 萬磅（10.9 噸），由英國拔柏葛公司（B＆W）制造。翌年，直流供電電壓提高到400 伏，有2 台直流發電機專供電車公司，容量600 千瓦。從此上海街道出現有軌電車。是年斐倫路電廠容量4400 千瓦，最高負荷2500 千瓦。1911年，電廠容量增至6400 千瓦。
1908 年，工部局以銀7.5 萬兩購置楊樹浦沈家灘黃浦江邊39 畝土地，1911 年11 月動工興建江邊電廠（後改名為楊樹浦電廠），1913 年4 月12日建成發電，裝有2 台德國制造的2000 千瓦汽輪發電機組和4 台英國制造的2.2 萬磅（9.98 噸）/小時鏈條爐排鍋爐。1923 年，楊樹浦電廠容量增至12.1萬千瓦（汽輪發電機組12 台，鍋爐26 台），成為遠東最大的火電廠。
2.最早的官辦和民辦電業。
中國最早于1882 年在上海創建電廠後，1888 年，廣州、台灣、天津、北京相繼出現電燈廠，發展迅速。清末洋務派首領之一張之洞（1837—1909）在兩廣總督任內，派人在國外購買一台直流發電機，隨帶電燈100 盞，于1888年7 月18 日運到廣州，在總督衙門（今廣州越華路廣東省民政廳）旁建廠，安裝發電機，架設線路，23 日開始發電，整個衙門亮起了電燈。這是中國官府建廠用電的開端。
1890 年，美國舊金山的華僑商人黃秉常，稟准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開辦電燈廠。他在美國華僑中集資40 萬元，籌辦廣州電燈公司。2 台100 馬力發動機和2 台100 馬力交流發電機（每台可供電燈750 盞）購自美國威斯汀豪斯（西屋）電氣公司。1891 年，廣州沿街、店鋪和公共場所共裝電燈700盞。這是民族資本經營電業之始。
3.中國最早的水電站。
1888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台北市東門創立興市公司，建設電燈廠，從國外購進蒸汽發電機組，建成發電。隨後，劉氏曾計劃在台北市附近的淡水河支流新店溪，開發建設龜山水電站，甫見端倪，卻因于1891 年離任而擱淺。該水電站直到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灣後，才于1905 年建成發電，裝機容量500 千瓦。它是中國國土上最早的一座水電站。
4.宮廷里的第一盞電燈。
清光緒十四年（1888）為了慈禧太後還政光緒帝載湉後退居休養，修葺西苑（今中南海），北洋大臣李鴻章（1823—1901）派機器局總辦恩佑，用白銀6 千兩，向丹麥祁羅弗洋行購買發電設備。當年農曆三月由海軍衙門付定銀4 千兩，將發電機組運到北京，安裝在中南海（今國務院）西門外盔頭作北側餑餑房，稱西苑電燈公所，隸屬于清宮廷內的奉宸苑。發電機容量15千瓦，供宮內照明用電。北京第一盞電燈安裝在西苑慈禧寢宮儀鑾殿，當年12 月14 日（農曆十一月十二日）前已供電亮燈了①。
5.中國大陸最早的水電站。
1908 年，云南勸業道劉嶺舫與云南總商會商定，由民間集資，招募商股，成立商辦耀龍電燈公司，聘請德國工程師在螳螂川上興建石龍壩水電站。1910年，從德國西門子公司購進2 台240 千瓦水輪發電機組，電站設計、施工、安裝承包給德商利和洋行。同年7 月開工，1912 年4 月建成發電。同時，中國當時輸電電壓最高的石龍壩至昆明市區的23 千伏線路架設完工，全長34 公里，把水電站的電能送到小西門萬鍾街水塘子變電所，降壓為3300 伏，分送市區各配電變壓器，再降壓至110/190 伏，供用戶用電。石龍壩水電站是1919 年以前中國大陸僅有的一座水電站。
（二）電器工業的發展中國在1919 年前的電器制造工廠寥寥無幾，而且均集中在上海，都是規模很小的從事修配業務或生產零部件、低壓電器的工廠。
由于外商在中國享有殖民主義者的特權，在資本與技術方面都占有優勢，並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因而外國資本最早在中國興辦電器制造工廠。1911年，美國慎昌洋行在上海開辦電器修造工場，它的主要業務是修理該行經營的進口電器設備，同時生產一些簡單的小型電器。
1913 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上海成立子公司，稱安迪生燈泡廠，主要生產白熾燈泡，並生產低壓線路電瓷配件、電風扇以及家用電燈開關，資本約為白銀100 萬兩，職工有近千人。在當時稱得上是一座產品較先進、質量較好、頗具規模的大廠。
國人興辦電器事業始自1914 年。是年，錢鏞森在上海創辦錢鏞記電業機械廠。新中國成立後的上海南洋電機廠，就是以該廠為主的幾家工廠合並組① 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存清宮案卷中，有清朝國子監祭酒（最高學府主管官員）盛顯，于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88 年12 月14 日）致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奏折，內稱：“聞近日北洋大臣有呈進電燈之事”，“太監等人未經嫻習..或有差失，不可不慮”，“可否即飭停止”。這說明1888 年12 月14 日前，西苑內已亮起了電燈。
成的。
1916 年開辦的上海華生電器廠，是由洋行職員葉有才和布店帳房楊濟川、木行跑外袁宗耀三人合資經營的，主要生產電風扇、電流表和電氣開關等產品，並制造電力變壓器和電機。1917 年，該廠自行設計、制造成中國第一台電力變壓器。1922 年，該廠制造的8 千瓦直流發電機和60 安電鍍用直流發電機，曾在上海總商會的展覽會上獲金獎。1926 年，該廠又制造出中國第一台交流同步三相發電機，容量150 千瓦。進入三十年代，華生電器廠在制造電機和輸變電電器方面有了更快發展，取得較大成就。
1919 年，上海華通電器機械廠成立。該廠是由原上海電力公司方棚（即變壓器）車間的總領班姚德甫集資創辦。該廠初期承包裝修工程，隨後仿制市場上缺少的電器元件，逐漸批量生產電流表、電壓互感器等。三十年代中期，華通電器機械廠的產品已發展為三大類：工業電器、家用電器和鐵路電器，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綜合電器工業制造廠。1936 年，該廠為上海華商電氣公司制成1 台仿西門子公司的33 千伏、600 安高壓油開關，安裝在上海泗涇變電所投入正常運行，為上海電網電壓上升為33 千伏作出貢獻。
煤炭中國近代煤炭工業技術在社會曆史急劇變化中，經曆了由手工操作到半機器操作的過程。煤炭工業新技術主要是伴隨近代煤礦的誕生而從西方引進的。
（一）近代新式煤礦的誕生近代新式煤礦誕生的標志主要是指使用了以蒸汽為動力的提升機、通風機和抽水機，並具有生產的規模性、專業性和商業性。
中國近代煤礦誕生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清政府已經建立起幾十個近代軍工民用企業，外國商人也在中國建立了一批航運、鐵器、玻璃等民用企業。舊式手工煤窯生產，已無法滿足大量的煤炭需求。因此，購買西方采煤機器，聘請外國技師，開辦新式煤礦成為清政府洋務派官員的迫切要求。在洋務派首領李鴻章、沈葆禎等人的積極倡導下，從光緒元年至二十年（1875—1894），中國先後建起了規模大小不等的近代新式煤礦16 個，采用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三種方式進行經營，但不論哪一種方式，實權主要操于官府。16 個煤礦中大多歸于失敗，只有基隆煤礦和開平煤礦算得上應用西方采煤技術和設備正式建成投產、並具有大機器生產特征的近代新式煤礦。基隆煤礦建成最早，堪稱中國近代煤礦的先聲，開平煤礦發展最快，堪稱近代新式煤礦的代表。
台灣基隆煤礦是由兩江總督、福州船政局督辦沈葆禎創建的。1876 年開始籌建，聘請英國工程師、購買英國機器，1878 年建成投產，日產能力約300噸，主要設備有蒸汽提升機、通風機和抽水機。由于基隆煤礦是官辦企業，管理人員官氣十足，不善經營，中飽私囊，投產幾年後還未達到設計年產能力，便開始走下坡路，1879 年產煤3 萬噸，1881 年產煤5.4 萬噸，1882 年產量開始下降，1883 年降至3.1 萬噸。1884 年因中法戰爭，礦井被炸，生產停止。戰後一蹶不振，長期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1892 年因長期虧損而封閉。188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台灣淪陷，基隆煤礦被日本侵占。
開平煤礦是由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創建的。1881年建成投產，日產能力500 噸。主要設施有：提煤立井1 個，深60 丈，直徑14 英尺；通風、抽水立井1 個，深30 丈，直徑14 英尺；蒸汽絞車（即提升機）1 台、蒸汽動力扇風機1 台，蒸汽動力水泵3 台、靠重車牽動的小絞車1台；機修車間1 個；運輸鐵路1 條，從唐山至胥各莊，長15 里（是中國第一條鐵路）；運河（稱煤河） 1 條，從胥各莊至蘆台，長70 里。這些機器設備主要購自英國，是當時比較先進的煤礦技術設施。開平煤礦的建設和生產，都聘請英國人任總工程師。開平煤礦與基隆煤礦不同，創辦經費主要來自私人資本，截至1891 年，共用銀220 萬兩銀，其中直隸總督墊款僅24 萬兩。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是中國煤礦業中第一個明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招商章程，其中心內容表明：該礦以商品生產為目的，是由商人主持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強調投資者的資本安全和有利可得，保證大股東對礦山的管理權。開平煤礦從建成投產至1892 年唐廷樞去世，一直在唐廷樞的主持管理之下，依章辦礦，產銷兩旺，盈利豐厚，發展迅速。到1894 年建成三對井，日產煤1500 噸，到十九世紀末，開平煤礦年產量已接近80 萬噸。
開平煤礦的利潤在中國早期近代企業中是不多見的。它在建成投產後的第八年即1888 年開始發放股息，每年股息在10—12％以上。因此，開平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為人們爭相追逐，溢價購買。
與基隆煤礦、開平煤礦同一時期籌建的新式煤礦尚有直隸（今河北）磁州煤礦（1875 年）、湖北廣濟煤礦（1875 年）、山東嶧縣煤礦（1880 年）、直隸臨城煤礦（1882 年）、江蘇徐州利國驛煤鐵礦（1882 年）、北京西山煤礦（1884 年）、山東淄川煤礦（1887 年）等14 個。但是，這些煤礦或是由于地質條件差，或是由于資金不足購買不到外國機器，或是由于管理不善，未能形成規模生產能力，仍以沿用手工開采為主。
近代煤礦是適應清政府洋務派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它們一出現就帶有明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煤礦新技術不能得到充分應用、充分發揮，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煤礦創辦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和地方官吏，資金來源不足，經營管理又帶有嚴重的衙門習氣，機構臃腫，管理腐敗，領導人常常遠離生產現場發號施令，坐失時機，耽誤工期，浪費資金；（2）技術上完全依靠外國，沒有消化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離開外國工程師，煤礦生產建設則無法進行；（3）生產的煤炭首先滿足洋務派開辦的軍工、民用企業需要，剩余部分才投入市場，所以，煤礦生產缺乏市場的驅動力。這三個方面的特征，也是中國早期近代煤礦成功少、失敗多、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
（二）近代新式煤礦的初步發展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電力革命的推動下，得到迅速發展，煤炭成為發展經濟最重要的能源動力，而中國豐富的煤炭儲量，為列強覬覦已久。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敗北，此後中國國勢日衰，列強乘勢來華攫取開礦權，通過獨資或合資經營的方式，紛紛在華建礦。與此同時，中國民族資本在外資刺激下，也紛紛籌資建礦，一時間新式煤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到1919 年，生產規模稍大的煤礦有42 個，年產量總計達到2005萬噸。生產規模比較大的新式煤礦有：中英合辦的開灤煤礦，日資經營的撫順煤礦和煙台煤礦，英商經營的福公司焦作煤礦，中日合辦的本溪湖煤礦，中德合辦的井陘煤礦，中德合辦的淄博、坊子煤礦，中英合辦的門頭溝煤礦，中比合辦的臨城煤礦以及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保晉礦務公司、嶧縣中興煤礦、萍鄉煤礦、六河溝煤礦等。這些煤礦技術設備比較新，主要設備均是從外國購入，有的設備為當時國外最新產品，例如開灤林西礦立井在1908 年安裝了1 台1000 馬力的蒸汽絞車投入運行，這種蒸汽絞車是英國1906 年出產的最新產品。萍鄉煤礦在1907 年投產時，即在總平巷使用架線式電機車，共有36 台。當時西方在煤礦井下使用電機車也剛剛開始不久。焦作煤礦1902年開始先後開鑿5 個立井，湧水量都很大，小時湧水量共計1818 噸，該礦共安裝36 台蒸汽作動力的抽水機進行排水，抽水能力之大，當時在世界上也很罕見。撫順煤礦地面運輸在1914 年前使用蒸汽機車運輸，1914 年後改用電機車運輸。這些新技術都接近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
（三）西方采礦科學的引進清廷洋務派為了實行“自強求富”的政策，在開辦近代企業的同時，開辦一些專科學校，聘請外國人講授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翻譯西方科技著作，以更好地引入西方的科學技術。與開采煤礦有密切關系的引進措施有兩項。一是設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和開平礦務局翻譯處，翻譯自然科學和技術工藝書籍；二是開辦中西大學堂，培養人才。僅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設立二十余年間，就翻譯了近代地質、采礦科學書籍十幾種。該館在同治十二年（1873）首先翻譯了《金石識別》，接著又翻譯了英國著名地質學家賴爾的《地學淺釋》。嗣後，翻譯了《開煤要法》（1875 年前譯）、《井礦工程》（1879年）、《寶藏興焉》（1893 年）以及《求礦指南》、《礦學考質》、《開礦器法圖說》等等①。這些著作分別介紹了各種礦藏形成的原因，礦藏與地層的關系，尋找礦藏的方法，開采礦藏所用的機器設備以及各種金屬的冶煉方法。西方地質采礦科學論著的翻譯出版，無疑對鞏固和發展新興的采礦業起了理論指導作用。
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地質采礦學作為一門學科也被列入新興學堂的專業之一，並且還出現了一些地質采礦的專科學校。1892 年建立的湖北鐵路局附屬礦學堂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初等礦業專門學校。1895 年創建的天津中西學堂（北洋大學）設有礦務學專業。1896 年創辦的南京礦務鐵路學堂和南京儲才學堂也都設有礦務專業。1906 年，唐山路礦學堂創辦。1909 年，焦作路礦學堂創辦。這些學堂的創辦，為中國培養專門的礦冶技術人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石油石油工業引進外國的技術與設備開礦，始自洋務運動。光緒二年（1876）清政府兩江總督沈葆楨到台灣巡視，得知台灣苗栗出磺坑產石油，有人正在那里用土法開采，並欲將該處租給英國商人。沈葆楨主張將之收歸國有，文煜、丁日昌上奏清廷，奏准，便從美國購進鑽機設備，聘請鑽井技師，于1878年開鑽一口井，深120.17 米，日產油1.5 噸。第二口井鑽至中途發生事故，工作就此告終。又光緒十一年（1885），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再次開發台灣石油資源，上奏清廷成立礦油局，先後于苗栗出磺坑鑽五口井，最深120 米，僅一口出油。後因資金匱乏，劉銘傳與英商范嘉士訂立承辦台灣油礦合同，① 《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卷二，宣統元年印；並參看葉曉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進及其影響》，載《曆史研究》1982 年第1 期。
遭到清廷反對，劉銘傳亦被革職，苗栗油礦被查封。清政府不允許與外國人訂合同，但允許聘請外國人承包技術與購買外國設備。1903 年，陝西省大荔紳商于彥彪等人與德國世昌洋行漢納根私訂開采延長油礦的合同，實際上是出賣礦權，遭到陝西布政使樊增祥的斥責。後經陝西省巡撫曹鴻勳上奏，將延長油礦收為官辦，由賑款20 萬兩生息項下撥付開辦經費。請兩名日本技師來華勘查，並在延長成立了石油官廠。1907 年鑽成了1 號井，日產油三百公斤。這是中國大陸上第一口近代化油井，即現在的延1 井。出油後，用小銅釜試煉，日可得油25 斤，經試用“煙微光白，不遜外油”。于是又建煉油房，當月就有14 箱燈油運往省城。中國大陸第一次煉出“洋油”，“延長官廠”也引起全國關注。後又連鑽5 口井，但僅有2 口出油，且產量不多。後來因為辛亥革命即將爆發，日本技師借故回國。開采工作幾乎停滯。
宣統元年（1909），新疆地方政府籌集30 萬兩紋銀，從俄國購買了1台提油機（煉油設備）和1 台挖油機（鑽井設備）。當時，提油機安在烏魯木齊工藝廠，挖油機則運到獨山子開始鑽井。井鑽到七八丈深時，井內聲如波濤，油氣蒸騰，直湧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數尺”。這是新疆用鑽機打出的第一口油井。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忠于清廷的新疆巡撫袁大化下令停辦石油采煉工業，剛剛萌芽的新疆石油工業便被扼殺了①。
1914 年，北洋軍閥將地方油礦一律“歸為國有”，設立“籌辦全國煤油事宜處”。經辦的第一件事便是與美孚石油公司簽定《中美合辦油礦合同》，開設溥利石油公司。又派熊希齡為督辦，在陝北延長成立“中美油礦事務所”。當年由美孚派出地質、測量技師，與中國人一起，到陝北進行石油地質勘查。他們用新式頓鑽機鑽了7 口井，但均未獲得工業性油氣流。經兩年時間，耗資270 余萬元，結果一無所獲。于是，美國技師棄之而去。美孚石油公司在陝北延長一帶鑽探石油未達到目的，回國後便發表文章斷言說：陝北油層系石炭紀，無大規模開采價值。受其影響，外國地質界也一直認為中國油源貧瘠，不是產油國，而是售油國。
從1878 年台灣苗栗油礦由美國人打出第一口井起到1919 年，41 年間共開發了3 個油田：台灣出磺坑油田（1878 年）、陝西延長油田（1907 年）、新疆獨山子油田（1909 年）。其中有兩個夭折。至1919 年，僅有延長1 口井出油，年生產原油96 噸。中國石油工業起步艱難，後又長期處于勉強維持的狀態。
① 見《新疆圖志》關于興辦石油礦的記載。
第三節冶金經曆兩次鴉片戰爭後，自19 世紀60 年代開始，有鑒于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清朝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一個洋務派，由他們掀起“借法自強”的洋務運動。從此至90 年代中期，洋務派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舉辦了一系列求強求富的活動，如制造槍炮船艦，編練新式陸海軍，興辦近代工礦企業，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等。為解決兵工廠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經費等問題，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興辦了一批用新式機械從事開采、冶煉的金屬礦山和冶煉工廠，在開辦官辦金屬工業的同時，民族資本主義的金屬工業也有所發展。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看到“強敵環伺、伏莽潛滋”①，並因國內革命運動的高漲，而強調擴充軍事工業，與此相應，官私礦冶業也有所發展，同時，外資開辦的礦冶廠也日漸增多。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因進口減少而出口增加，從而為中國金屬冶煉事業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機，使我國的金屬冶煉在這一時期得以較快地發展。
鋼鐵冶煉由于制造槍炮、彈藥、輪船和鋪設鐵路需要大量鋼材，而向國外進口又要耗費巨額資金，所以洋務派所辦的金陵制造局、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兵工廠都附設有新式冶金設備，但沒有形成生產規模。在19 世紀90 年代鋼材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發展冶金乃成為第一要務，為此，1890 年海軍衙門在奏折中寫到：“設立煉鐵，乃開辦鐵路、鑄造槍炮之第一要義。”②張之洞說：“槍炮、路軌各廠皆以鐵廠為根。船板、鍋爐及各機器皆需要精鋼，炮鋼尤精，今日煉鋼尤為自強要務，必宜速為講求。”③李鴻章也說：“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濟、非煤不濟。”④在此形勢下，我國近代新法冶金事業逐步發展起來。1885 年興辦貴州青谿鐵廠是我國興辦鋼鐵廠的第一次嘗試，而1890 年漢陽鋼廠的建立，則標志著中國新法冶金的正式開端。
1885 年貴州巡撫潘霨奏准清廷辦購近代鋼鐵冶煉設備，創立青谿鐵廠。
1886 年2 月，潘霨將青谿縣城土爐煉的鐵，送“南北洋”檢驗，“經滬津局試驗，均稱綿軟而韌”，與洋鐵相同，如果用近代技術方法冶煉，“其質地之良，比洋鐵有過之而無不及也”。遂派員赴英國游曆各廠，觀其所用之具，擇要購買，于1887 年購回日產25 噸高爐1 座、1 噸貝塞麥酸性轉爐2 座、煉熟鐵爐8 座、軋條機3 座，共花費12610 英鎊。潘霨的胞弟潘露被委任為該廠總辦。此人曾任江南制造總局會辦，人稱其“語及機器、化驗、制造諸事，在在熟諳”。潘露就任後，帶領各項工匠抵青，經營五載，積勞成疾于1890 年7 月10 日病故（另說是畏懼追究，吞金自殺）。而該廠于1890 年6月26 日開爐出鐵，因為資金緊缺，廠址距離焦炭產地有數百里之遙，導致焦炭成本高，加上缺乏經營管理人才及交通不便等原因，致使該廠投產不久即① 光緒二十五年一月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議，見《東華續錄》卷151，第32 頁。② 《張文襄公全集》卷96，第21 頁。
③ 《張文襄公片牘》卷16“致海署”。
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停產。①如果說青谿鐵廠的創辦是中國新法冶金的嘗試，那麼，張之洞于1890年開始建立的漢陽鐵廠則是我國大規模引進新法冶金的開端，正式拉開了建立中國近代鋼鐵聯合企業的序幕。作為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早在1881—1884 年擔任山西巡撫期間，見山西煤礦資源豐富，就曾萌發開礦山、辦鐵廠的想法。任兩廣總督後，他看到國內所需鋼鐵及機器皆購自外國，事事仰給于外人，尤非長遠之計，因而于1889 年開始擬在廣州城外設立鐵廠。張之洞因提出修建蘆漢鐵路的建議獲得醇親王奕的支持，遂被調任湖廣總督，新任兩廣總督李翰章以廣東鐵資源不足和資金困難為由，建議鐵廠移往湖北興建①。該廠于1891 年8 月在漢陽正式動工，至1893 年12 月22 日竣工，次年6 月正式投產。全廠包括大小10 個分廠，內有248 立方米高爐兩座、8噸酸性轉爐2 座、10 噸平爐1 座，鋼軌廠有800 毫米軋機，還有鐵貨廠、熟鐵廠、機器廠、鑄鐵廠、造魚尾板道釘廠、自備電廠和輪船、碼頭等，投資為546 萬兩庫平銀，如再加上在廣東時購機墊付的預定金13 萬多兩及從廣東調湖北運礦船1 只10 萬兩，則總共投資569 萬兩以上。在興建漢陽鐵廠的同時，張之洞還從德國購買采礦設備，建設大冶鐵礦，鋪設了30 多公里輕便鐵路，使之成為中國第一個用近代技術開采的露天鐵礦。該礦于1891 年開始生產鐵礦石，年產4 萬噸。
由于對冶金工業毫無經驗，同時也缺乏知識，張之洞辦廠時不免出現一些失誤。如配置的兩座酸性貝塞麥爐，不適合于含磷較多的大冶礦石，影響了所產鋼軌質量，使鋼軌容易脆裂，遭到用戶抵制，企業虧損延至1903 年，該爐不得不停產。由于焦煤供應不上，生產時停時續，以致只好高價購買北方開平礦和從德國進口的焦炭。
為尋求資金來源，張之洞保舉盛宣懷招商承辦漢陽鐵廠，在招商承辦章程中規定，每出一噸生鐵提銀一兩以還官本，官本還足以後繼續提取以為報效。先招商股100 萬兩，年利八厘；商辦之後，用人理事，均由督辦一人經手。從1896 年4 月11 日起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為了保證鐵廠產品的銷路，清廷于同年9 月任命盛宣懷督辦總公司，並要求全國所需的鋼鐵材料應向漢陽鐵廠購買，還批准漢陽鐵廠的產品減免厘稅五年。
官督商辦後，著手解決焦煤的難題，1898 年3 月，由張之洞、盛宣懷上奏，決定在江西萍鄉采煤煉焦，並提出禁止另設公司，各小煤廠的煤由萍鄉煤礦總局統一收購，並吞和收買小井265 口。至1907 年，該廠基建工程完成，解決了鐵廠的燃料問題。另一個大問題是鋼鐵產品質量問題。1904 年，盛宣懷派李維格出國考察，李維格認為：“鐵廠命根，全在鐵礦、焦炭。應將所有生料帶往外國考驗（化驗）。倘生料不合化煉，則舊廠必須停止，斷無擴充之理；如果合用，承煉成鋼鐵，本輕質佳，可期與歐美爭勝，然後放手去做。”李維格等人帶著礦石、焦炭、生鐵、鋼材等樣品，自1904 年3 月赴日本、美國、歐洲考察，與國外同行切磋，聽取他們的建議，並請英國化學家梭德對樣品進行化驗。化驗結果表明，鐵礦石含鐵60—65％，是好礦石，但含磷高（＞0.1％）；焦炭質量上佳；貝塞麥爐所產鋼含磷0.20％。由于鋼中含磷過高，使鋼軌易脆裂。歸國後，李維格向盛宣懷提出：“煉鋼有酸性、① 孫毓堂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674—687 頁。① 劉漢明主編：《漢冶萍公司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16—20 頁。堿性之別，酸法不能去鐵中之磷，惟堿法能之。”①因此必須廢棄貝塞麥而改用馬丁堿法，同時建議購置新機、改造爐座、聘請外國工程師等。盛宣懷接受建議，並委任李維格為漢陽鐵廠總辦，負責該廠的改造擴建任務，從此開始了漢陽鐵廠的大規模技術改造的序幕。他從歐美諸國擇優購機，新建250噸煉鐵高爐1 座；拆除原有的貝塞麥爐和10 噸小馬丁爐，改建為30 噸馬丁爐4 座；新建150 噸混鐵爐1 座，輥徑為1016 毫米的初軋機1 座，輥徑為760 毫米的鋼板軋機1 座以及其他輔助設備。聘請德國漢堡工廠工程師呂柏擔任漢陽鐵廠總工程師，還有4 名德國工程師，在技術上把關，並制定了嚴格的產品質量標准和化驗、力學等檢驗制度①。
辛亥革命爆發後，工廠遭到戰火破壞，外國技術人員撤走，工廠停產。
我國技術人員吳健率領技術人員負責進行恢複工作，使工廠基本恢複到戰前水平。1916 年吳健被任命為漢陽鐵廠廠長，兼任大冶鐵廠副廠長，主持籌建大冶鐵廠。1917 年興建的大冶鐵廠，建立兩座年產450 噸的大型高爐，使漢冶萍公司成為亞洲最大的鋼鐵煤聯合企業。企業的管理體制也從最初的官本官辦發展到官督商辦以至完全商辦。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互相厮殺，無暇東顧，加以戰爭需要，漢冶萍公司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又購置開辦了一批附屬廠礦，投資興辦了一些合資企業。
改造後的漢陽鐵廠面貌為之一新，產量與質量大幅提高。生鐵產量1902年為15825 噸，1908 年增至66410 噸，1910 年猛增至119360 噸，1919 年達166096 噸，為該廠建廠以來的最高記錄。煉鐵耗焦也從1904 年的1.75 噸降到1910 年的1.05 噸。鋼產量在1907 年新建平爐恢複生產後，至1919 年增至50113 噸。鋼的品種除鋼軌外，還有方鋼、扁鋼、等邊與不等邊角鋼、工字鋼、槽鋼、丁字鋼和八角鋼等多種，鋼中含磷降至0.012％。質量提高使產品信譽大增，銷路順暢，不僅國內有大批客戶，而且遠銷至香港地區和日本、美國等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除漢冶萍公司有較大發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陽泉和石景山等地鋼鐵企業也先後起步，並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綜上所述，1840 至1919 年，鋼鐵業也和其他行業一樣，引進了西方先進技術與設備，開始新法冶金，其中又以漢冶萍公司為代表，它是一座鐵鋼煤的聯合企業，並與軍工、鐵路等行業發展緊密相連。
有色金屬經過洋務運動，中國的有色金屬工業也逐步發展起來，出現了一批官辦的采用新式機械的廠礦。如漠河金礦等。同時，民族資本的金屬工業也有所發展，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十多年中先後開辦的有色金屬金、銀、銅等民營廠礦約有16 家。甲午戰爭後，礦冶業更加受到重視，自1904 年至1911年又先後開辦了官辦或官商合辦的有色金屬礦場12 處，如麻哈金礦、黃金洞金礦、觀都金礦、贛州銅礦、水口山鉛鋅礦、蒙自錫礦、銅仁銻礦等。同時外資開辦的礦場也逐漸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我國有色金屬工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①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476 頁。① 劉漢明主編：《漢冶萍公司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5 頁。礦冶業的發展推動了金屬工業技術的引進，使我國的有色金屬冶煉技術有了較大提高，但就總體而言，技術水平仍然是相當落後的。
在采礦技術方面，這時的金屬礦山開采的設備和工藝還很落後，大多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僅個別礦山使用機器開采。如1909 年，官商合資集股成立的個舊錫務有限公司，從德國訂購新式設備，1913 年開始機械化采錫。1927 年，平桂錫礦在水岩壩設模范錫礦場，采用砂泵、水輪開砂錫礦。對于地下開采，絕大多數礦山沒有地質勘察報告，只有極少數（如云錫、水口山、錫礦山、大吉山等）憑露頭和地質構造推測和估算，提出礦床評價報告。開采時也沒有正規的開拓系統和采礦方法，一般是從礦體露頭起，掘進彎曲而起伏不定的狹窄坑道，追蹤礦脈或礦體，見砂采礦，采富棄貧。當時較先進的礦井是我國的第一口新式礦井——水口山鉛鋅礦一、二坑。1904 年水口山鉛鋅礦聘請夏佐卿于老鴉巢建成第一坑斜井，並裝設鍋爐、抽水機、吊車、鐵軌，利用機械排水和運礦石。1914 年，在第一坑附近開第二坑豎井作為主風井，以後又陸續開拓三坑斜井和四坑盲井，形成一個豎井、盲井和斜井的聯合開拓系統①。1916 年，板溪銻礦也開始采用西法開采。
在選礦技術方面，這時的選礦技術大多停留在落後的手工揀選和重力淘選方法。如錫選礦大都沿襲錘碎、馬磨、人挑運搬、手工洗選方式。銻選礦則先將采下的礦石在窿內用肉眼分選一次，運至地面，以鐵錘敲去礦砂的廢石；將青砂（高品位硫化銻）與花砂（低品位硫化銻）分開，這叫錘選；再把粒度在10 毫米以下的碎粉砂置于篾篩中，浸入水桶，以手捧篩旋轉震搖，礦砂留于篩底，細末及泥土沉入桶內（即淘選）；最後將淘選時沉入桶內的細泥砂置于三合土斜槽的高端，經水流使較輕的泥土與細砂分開（稱為滴塵）。這時期較先進的選礦設施和技術是1909 年水口山鉛鋅礦建成的選礦廠，該選礦廠能處理非手工所能選別的鉛鋅混雜砂，是我國第一座機械重力選礦廠。主要設備有鄂式破碎機、對輥破碎機、圓筒回轉篩、淘洗箱、威爾夫勒洗床等50 台，日處理礦量200 噸。全廠以蒸汽為動力，設有鍋爐3 台，共120 匹馬力。廠內裝有手動吊車，原礦及廢石利用卷揚機運輸①。另外，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個舊選礦廠碎礦、磨礦和礦砂選別采用了碎礦機、磨礦機和搖床。
在冶煉技術方面大多仍采用土法冶煉。
銅的土法冶煉工藝是先焙燒礦砂，然後進入鼓風爐冶煉，得到冰銅，進一步吹煉即得到粗銅。用土法煉出的粗銅一般只含銅85—90％，要得到精銅需要將粗銅放入反射爐精煉。1912 年云南會澤開始用反射爐精煉銅，煉出99.5％的精銅。
鉛的土法冶煉，當用氧化礦原料冶煉時，將氧化礦直接加入鼓風爐，在高溫下被木炭還原，熔鉛從爐底流出。用硫化礦原料冶煉則要先脫硫，然後在鼓風爐中還原得鉛。1910 年湖南建立黑鉛煉廠，從美國采購機械設備，以鼓風爐火法冶煉。這是我國當時唯一西法煉鉛的煉鉛廠，能日煉鉛砂50 噸。錫的冶煉在二十世紀以前普遍采用人力鼓風的土鼓風爐冶煉。1910 年①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第9 卷《工業礦產志·冶金工業》，湖南出版社1991 年版，第76 頁。
①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第9 卷《工業礦產志·冶金工業》，湖南出版社1991 年版，第77 頁。
云南錫公司開始采用水箱鼓風爐和煤氣反射爐煉錫，因效率低而繼續用土爐冶煉。
我國近代銻的冶煉技術有很大進步。1896 年粵商黃大成創設大成公司，從日本引進冶煉生銻（硫化銻）技術。1908 年梁煥奎兄弟創設華昌公司，從法國購得赫得士米德發明的蒸餾煉銻法專利，用揮發焙燒還原熔煉法從低品位礦砂中煉出純銻，1909 年工廠投產。我國銻冶煉在工藝上有許多獨到之處。一是華昌公司的赫氏焙燒爐經我國工人的實踐，建成中國式揮發焙燒爐（俗稱直井爐）①，大大提高了冶煉的質量和產量。這種焙燒爐不受赫氏專利的限制，故而遍及全國各地。二是高品位的氧化礦經破碎還原後直接還原成純銻。三是把煉純銻後的泡渣再煉純銻，即將還原熔煉所產爐渣先在反射爐或坩堝中重熔還原成粗銻，然後在反射爐中煉成純銻。
土法煉汞的土灶有蔑簍灶、葫蘆灶、土圈灶（又稱氣包灶）三種，它們的冶煉方法一樣，不過焙燒、冷凝部分形狀各異，大小不同。1901 年貴州銅仁萬山汞礦采用與英法水銀公司1902 年豎爐煉汞大致相同的煉汞技術。
在1949 年前我國煉銀一直采用如下的方法：先在水中淘洗含銀的礦石細粉，得到精礦（稱為“礦肉”），然後拌之以糊粉使成團，進行燒結，得到燒結塊（稱為“窖團”），再將“窖團”加入鼓風爐內冶煉，得到含銀的鉛，最後用灰吹法將鉛氧化成密陀僧（PbO）除去，便得到銀。云南、貴州等地近代仍采用類似上述的方法煉銀。
土法煉鋅使用馬槽爐，其工藝是將氧化鋁礦和還原用的煤粉混合後裝入陶質蒸餾罐內，罐內接漏斗，加上鐵蓋，將罐排列于長方形土磚爐格上，加灼炭于格間，再加炭團，隨著溫度升高，鋅質還原上升遇鐵蓋凝集，沉入漏斗凹處，取出放入模中，即為鋅塊。
① 趙天從：《銻》，冶金工業出版社1987 年版，第5 頁。
第四節交通鐵路從1840 至1919 年，中國的鐵路建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逐步從華北、東北向全國各地延伸擴展，至1919 年，我國鐵路總長達10926 公里①，為日後鐵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1840 年以後，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國的鐵路修築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攫奪，至1919 年，列強在我國修築的鐵路達3755 公里，約占我國鐵路總長度的34.4％②。近代中國的鐵路建設，是在控制與反控制、掠奪與反掠奪的斗爭中艱難地發展起來的。
（一）中國鐵路的開創1876 年英國怡和洋行詭稱欲在上海至吳淞之間“修一條尋常的馬路”而購得一塊地皮，卻修築了一條14.5 公里的窄軌鐵路。這是在中國的國土上出現的第一條鐵路。由于它並未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但是，清廷把鐵路這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看作是奇技淫巧，擔心它會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不良的影響，因而，在花了28.5萬兩白銀把它贖回後，即行拆掉。
1880 年7 月，唐山煤礦開始出煤，為了把煤運至天津，清政府准許修一條從唐山至胥各莊（今豐南縣）的鐵路。鐵路于1881 年11 月8 日通車，這是一條長10 公里、每米僅15 公斤的輕軌鐵路，軌距為1435mm 的標准軌距。它是我國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在我國鐵路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條鐵路開通後，起初為了避免火車震動陵寢，決定車廂由騾馬牽引，後來才使用了由中國工人用舊鍋爐改制成的一台被稱為“龍號”的機車作牽引動力。這條鐵路後來向兩端延伸，向南經蘆台、塘沽至天津，稱為津沽鐵路，全長為131 公里；向北經古冶，穿出山海關至中後所（今綏中縣），全長為348 公里，共修築了15 年。這條鐵路成為今日京沈線中的一段。從1887年至1893 年，台灣也修建了第一條鐵路，從基隆經台北至新竹，全長為100公里。
（二）贖回路權斗爭與商辦鐵路的發展甲午戰爭後，日本、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列強，競相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強行攫取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以及對所修鐵路的經營管理權。1903 年，俄國在東北地區修築了長達2556 公里的鐵路。1904 年，德國在山東建成440.7 公里的鐵路。1908 至1910 年，德國與英國兩次對津浦路貸款。1910 年，法國在云南建成滇越鐵路中國段達469.6 公里。另外，法國還貸款參與京漢鐵路的修築。1898 年，英國獲得了天津至鎮江、山西至長江沿岸、九龍至廣州、浦口至信陽、蘇州至甯波五條鐵路的貸款權。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取代俄國侵占了我國東北的鐵路權益。
帝國主義列強或是直接侵占中國的築路權益，或是通過貸款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鐵路命脈，這種強盜行徑激發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愛國熱情。以1905 年從美國贖回粵漢鐵路權益為發端，在全國范圍相繼展開了以① 參見本卷《丙編·典志》第七章第二節。
② 參見本卷《丙編·典志》第七章第二節。
贖回路礦權，拒絕借款，創設鐵路公司為內容的一系列愛國群眾運動，從資產階級上層、地主紳士、地方官員到廣大的人民群眾，都卷入到這個運動中。在收回路礦權益運動的推動下，各省展開了商辦鐵路的活動，對帝國主義的掠奪和清政府的出賣，展開了正面的斗爭。僅在1903 至1907 年，全國就有14 家鐵路公司創立。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集中了一批資金，先後修築了一批鐵路。自1906 至1915 年，浙江修建了208.8 公里，江蘇修建了78.5公里，廣東修建了244.2 公里，福建修建了28 公里，湖南修建了50.7 公里，江西修建了52.7 公里等。
（三）官辦鐵路的發展在收回路礦權的反帝聲浪中，官辦鐵路也有了較大發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詹天佑于1905 至1909 年主持設計修築的京張鐵路。京張鐵路從北京到張家口，全長201 公里，地形複雜，有相當長的地段需劈山、架橋、挖洞才能通過。當聽說這條路將由中國人自己設計修築時，外國報刊就公然譏諷說：“中國造此路的工程師尚未誕生。”①詹天佑不畏艱險，親自勘查線路，設計線路圖紙，制定施工方案，終于以四年的時間，比原計劃提前了兩年， 工款比預計的節省了4％，完成了京張鐵路的修築任務。京張鐵路共開鑿了總長為1645 米的隧道，架設了125 座橋梁，開挖了200 多個涵洞，動用的土石方約200 萬立方。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在紀念詹天佑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說：“詹天佑領導修建京張鐵路的卓越成就，為深受侮辱的當時中國人民爭了一口氣，表現了我國人民的偉大的精神和智慧，昭示著我國人民偉大的將來。”①造船以林則徐為代表的中國有識之士，看到西方的飛箭式帆船和蒸汽機輪船，勝過中國的老式帆船，早在鴉片戰爭期間就曾提出造船鑄炮，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借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以“禦侮”、“自強”。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出現了由封疆大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操辦的洋務運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近代造船業得以發端。
（一）中國第一艘輪船“黃鵠”號1861 年12 月，曾國藩設安慶內軍械所，制造槍炮。1862 年，委任中國近代科學家徐壽（1818—1884）、華蘅芳（1833—1902）等人，設計和制造輪船。首先制成蒸汽機船模長約1 米，旋即著手實船試造。1863 年11 月造成一艘木質暗輪（即螺旋槳）蒸汽機船，試航結果未能滿意。1864 年7 月，曾國藩攻占南京，徐壽等人的輪船試制工作也遷南京進行。1865 年4 月，終于建成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艘輪船。該船載重25 噸，排水量約45 噸，船長16.8 米，航速6.7 節，命名為“黃鵠”。“黃鵠”號的成就，雖與前5 年在英國建成的巨型遠洋客貨船、排水量達27384 噸的“大東方”（GreatEastern）號相差懸殊，但在我國這卻是一項偉大的科學實踐，在培養人才方面的作用未可低估。
① 引自金士宣、徐文述：《中國鐵路發展史》，第258 頁。
① 《人民日報》1961 年4 月27 日，第4 版。
（二）江南制造總局及其所造船舶1865 年，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主要是制造槍炮借充軍用。1868 年，總局制成中國第一艘木殼明輪兵船“恬吉”（後改名為“惠吉”）號，船長59.2 米，寬8.7 米，吃水2.56 米，排水量600 噸，裝炮8 門，航速約9 節①。
江南制造局在1865 到1885 年的20 年間，僅造船12 艘，排水量總計10490噸，另外還修船11 艘。然後竟長期荒蕪達20 年之久，直到塢局分立。
1905 年4 月，船塢從制造局獨立出來，稱江南船塢。由于經營上采取了商業化的做法，為江南船塢帶來了生機。自局塢分立後至1911 年的6 年間，江南船塢累計造船136 艘（排水量21040 噸），修船524 艘，還提前還清了局塢分立時所借開辦費白銀20 萬兩。
辛亥革命後，江南船塢改稱江南造船所。1912 年，江南造船所建成船長約百米的長江客貨船“江華”號。該船曾被改建，前後營運了60 多年，充分顯示了它的優越性能。
1918 年，江南造船所建成船長59 米、載重330 噸、載客200 余人的川江客貨船“隆茂”號，試航速度達13.79 節。川江灘多流急，對船舶的操縱性要求嚴苛。“隆茂”號不僅航速快，能自行上灘，而且操縱靈活，受到川江航業界的歡迎。
（三）福州船政局及其造船技術成就1866 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建馬尾創辦福州船政局，專事造船。1867年在福州船政開辦求是堂藝局，後來改稱船政學堂。
1867 年12 月，福建船政局第一座船台竣工。1868 年1 月18 日，開工制造第一艘船舶，次年6 月10 日下水，該木殼輪船命名為“萬年清”。該船船長23 丈8 尺，寬2 丈7 尺8 寸，吃水14 尺2 寸，排水量1370 噸，載重450噸。指示功率為150 馬力，航速10 節。同年9 月，“萬年清”北上試航，船中操駕及管理人員全用中國人。1870 年1 月，更有第二艘輪船“湄云”號建成試航，該船排水量550 噸，功率80 馬力，航速9 節，配火炮5 尊。1872年4 月22 日，木殼巡洋艦“揚武”號比原計劃提前半年下水。該船排水量1560 噸，功率250 馬力，航速12 節。噸位和航速都有很大提高，顯示了一定的技術水平。到1875 年的近10 年間，船政局興建成兵船、商船15 艘，排水量合計17000 余噸。這批船雖屬仿制的木殼輪船，質量上只達到西方的二三流水平，但卻反映了中國近代造船業的前進步伐。
1874 年，依照合同雇用的外國技匠期滿，大部分辭退回國。船政學堂自己培養的學生則逐步走上生產崗位，促進了船政局向自造的階段順利過渡。1875 年，船政學堂制造專業學生吳德章、羅臻祿、游學詩、汪喬年等，獻其自繪船身及機器圖樣，稟請自造。經過1 年制成，于1876 年3 月28 日下水。自己獨立設計制造的蒸汽機船命名為“藝新”號，排水量245 噸，功率50馬力， 航速9 節。汪喬年、吳德章于1876 年7 月10 日駕駛“藝新”號出洋試航，“船身堅固，輪機靈捷”。擔任副監督的法國人德克碑認為：“中華多好手，制作駕駛均可放手自為。”①船政大臣沈葆楨對“藝新”號的成功給① 參見楊槱：《中國造船發展簡史》，《中國造船工程學會1962 年年會論文集》第二分冊，國防工業出版社1964 年版，第18—20 頁。
① 參見陳道章：《馬尾船政大事記》，福建省航海學會， 1986 年。
予很高評價，稱之：“實為中華發創之始。”②自“藝新”號起，船政局進入了自主造船時期。
船政局在造船技術上，緊跟當時西方的技術進展。例如西方在1850 年開始盛行鐵木混合結構船，也稱鐵肋船，船政局在1876 年就著手制造鐵肋船。西方在1860 年開始盛行鋼質船，船政局第一艘鋼質船則始于1886 年③。在蒸汽機的選用和試制上也是這樣。1876 年，船政局就曾向國外購買較新式的省煤的康邦輪機（Compound engine）。康邦輪機，即複合式的多汽缸、蒸汽可多次膨脹的兩缸或三缸蒸汽機，機器效率較高，功率也較大。
1877 年5 月，船政的第20 號船“威遠”號下水，這是第一艘鐵肋船，排水量1268 噸，功率750 馬力，航速12 節。安裝的正是購自英國的臥式康邦蒸汽機。
1878 年6 月，船政的第21 號船“超武”號下水，這是第二艘鐵肋船，其排水量、功率和航速均與第20 號船相同。所有鐵肋、鐵梁、鐵龍骨、斗鯨（首柱）及所配輪機，均系華工按圖仿造，而且與購自外洋者如出一轍。1882 年，由船政學堂派遣去歐洲學習的留學生魏瀚、楊廉臣、李壽田等學成歸國。由他們監造的我國曆史上噸位最大、航速最高的鐵肋巡海快船（即巡洋艦）“開濟”號，于1883 年1 月下水。船長85 米，寬11.5 米，深8.1米，吃水5.85 米，排水量2200 噸，臥式康邦機2400 馬力，航速15 節①。“開濟”號的建成，表明中國在造船技術上與西方的差距在縮短。
“第一艘巡洋艦開濟號撥歸南洋水師後，得到兩江總督左宗棠的重視，決定再定造兩艘，是為二號快船與三號快船。”②第二號快船“鏡清”號，大約用兩年半時間建成。第三號快船“寰泰”號，用了35 個月時間。這三艘鐵肋木殼巡洋艦的主尺度、結構和蒸汽機基本相同，惟鏡清號、寰泰號設有具有減搖作用的舭龍骨，“日後船行愈穩而不簸”。
1886 年12 月7 日，在當時任福建軍務大臣的左宗棠等人的促使下，我國第一艘鋼質、鋼甲巡洋艦“龍威”號開始安放龍骨，由魏瀚備料監造。1888年1 月29 日下水，1889 年5 月15 日建成。該艦長62.5 米，寬12.6 米，深6.8 米，吃水4.2 米，排水量2100 噸，雙蒸汽機共2400 馬力，航速14 節。配有260 毫米主炮1 門，120 毫米炮3 門，魚雷發射管4 具。軍艦前段裝甲厚5 英寸，後段裝甲6 英寸，機艙、炮台裝甲厚8 英寸③。在編入北洋海軍序列後改名為“平遠”，是後來參加中日甲午戰爭的主力戰艦之一。“龍威”號的建成，標志我國科技人員的造船技術水平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因而博得外國技術專家的稱贊。
1884 年8 月，法國遠東艦隊闖進馬江，挑起震驚中外的甲申中法馬江海戰，海戰中船政局損失嚴重。1898 年的戊戌變法期間，慈禧發動政變，廢除一切新政，撥給船政的款項被挪作京師部隊的軍費，給船政造成極大困難。1907 年6 月，清皇朝走向沒落，頑固派控制船政局，陸軍部咨令停造輪船。福州船政遭到內外反動派的扼殺。
② 參見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162 頁。
③ 參見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02 頁。
① 參見《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932 頁。② 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03 頁。
③ 參見姜鳴編著：《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記（1860—1911）》，三聯書店1994 年版，第304 頁。福建船政局從1866 年開創到1907 年停造的40 年中，共造大小兵商輪船計44 艘。
中國其他各近代造船工廠還有：1873 年創辦的廣東軍裝機器局所屬黃埔船局；1867 年成立的天津機器局（1880 年曾建造過一艘潛水艇）；1880 年興建的北洋水師大沽船塢（系當時北方最早、最大的造船中心）；1890 年竣工的北洋水師旅順船塢局（該局所築大石船塢當時號稱“東洋第一塢”）；1898 年由俄國中東鐵路公司所建的大連修造船場；1898 年由德國人所建的青島水師工廠，1907 年改名為青島造船廠（建有1.6 萬噸浮船塢）。
航空（一）民間的航空活動鴉片戰爭後，西方的航空知識傳入中國。首先是航空新聞和科幻小說，接著是外國飛行家來中國作飛行表演。最著名的是法國的環龍。他于1911年1 月10 日攜飛機來上海，從2 月到5 月進行了三次表演，觀眾達數萬人，但不幸的是他在5 月6 日的飛行中，遇難身亡。
正是在這種國門洞開，航空知識傳入的情況下，中國也出現了一批熱愛航空，富于探索的航空先驅者。如謝纘泰、余焜和、馮如、譚根等都是自發地投身于航空事業的先驅者。
謝纘泰是廣東開平人，1872 年生于澳大利亞，1937 年卒于香港。中學畢業後隨父到香港，肄業于皇仁書院。他在數學和手工技藝方面相當擅長。西方飛艇成功的消息傳到香港後，引起他研究飛艇的興趣。他從1894 年開始研究，1899 年設計成中國號（CHINA）飛艇。這艘飛艇采用鋁合金為主要材料，在氣囊之下懸有艇身。艇身前後有電動機驅動的螺旋槳，推動飛艇前進。謝纘泰的飛艇在當時可謂是先進的。1908 年，《東方雜志》載文《華人之新發明家》說，謝纘泰在英國研制飛艇的朋友菲利普也嘗試研制新飛艇，但這種飛艇一遇大風便只能退而不能進，而謝纘泰的發明遠勝于他①。
謝纘泰完成中國號的設計後，欲把這項設計獻給清政府，但遭到冷遇。
謝纘泰在氣憤之下，將圖紙和說明書寄給了英國飛艇研究家，深受同行的贊賞。中國人的一項優秀設計沒有被本國所重視，這實是一大遺憾。《東方雜志》評價說：“嗚呼！吾國工藝之不振久矣。而其咎實國家社會尸之，始之無教育，繼之無輔助，終之無保護。”②與謝纘泰相似，另一位華僑余焜和在甲午戰爭後，立志研制飛艇以抵禦外侮，洗雪國恥。余焜和也是廣東開平人，旅美30 年。他一向熱心機械學。他認為：“世界機器之大用，可為國家富強之用者莫如飛船（即飛艇）。”③于是潛心研究西方的飛艇，在博采各家之長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設想。他設計的飛艇，比西方的飛艇更為優越。1905 年，在清政府派端方、載澤赴美考察之時，余焜和乘機前去宣傳飛艇，希望政府能夠采納，但未能成功。① 黃漢綱：《我國最早的氣艇專家謝纘泰、余焜和》，《航空史研究》總11 期；冼玉清：《我國第一個制造氣艇的人》，《羊城晚報》1961 年8 月14 日。
② 姜長英：《中國航空史》，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44 頁。③ 黃漢綱：《我國最早的氣艇專家謝纘泰、余焜和》，《航空史研究》總11 期；冼玉清：《我國第一個制造氣艇的人》，《羊城晚報》1961 年8 月14 日。
1907 年，余焜和回國，再次要求政府發展飛艇，要求授予其飛艇設計專利，廣州的《農工商報》也為其宣傳。結果還是未得到支持。無奈，他只好返回美國，在華僑的資助下，于1910 年初制成一艘飛艇，試飛成功。這是中國人制造成功的第一艘飛艇。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余焜和的飛艇研制僅此而已。
中國最早的航空活動都沒有得以繼續下去。中國有自己的設計家，而他們的才華根本沒有施展的機會。由于當時清皇朝的腐敗無能，不鼓勵也看不到本國的人才。像謝纘泰、余焜和等幾位先驅者也就成了曇花一現的人物。飛機的出現立刻成為震驚全球的大事。不久在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民國政府建立。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都十分重視航空事業。盡管當時政局不穩，但航空事業由于其軍事價值，仍然得以在中國植根、發展，並且湧現出一大批成就非凡的先驅者。這些先驅者不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也影響到整個國家的航空意識。他們使飛機和現代航空在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這些先驅者當中，馮如是傑出的代表。
馮如1883 年生于廣東恩平。他自小聰穎，入私塾讀書時已表現出很高的機械天才。1895 年他12 歲時，隨表親來到美國。先在舊金山，後到紐約。白天在工廠做工，晚上讀書。10 年之後，在機械和電學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詣，曾發明打樁汽機和其他機器。
美國萊特兄弟1903 年發明試飛成功第一架飛機，1904 年日俄兩國為爭奪在中國的利益而在中國領土上打仗。這兩件事對馮如影響觸動很大，他立志研究制造飛機，用以加強中國國力，振興中華。1907 年秋，馮如得到當地華僑的資助，在舊金山奧克蘭設廠研制飛機。華僑青年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先後作其助手參與飛機制造。1908 年4 月，馮如制造成功了第一架飛機。但飛機在試飛時沒有成功。接著，馮如對這架飛機進行了大量修改，設計成功第二架飛機。1909 年2 月在試飛時，只飛起了十幾米便摔了下來。經過兩次失敗，馮如並沒有動搖，但資助者失去了信心。在非常困難的時候，他在美國成立了廣東飛行器公司，集資研制飛機。他對原飛機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研究，並觀察飛鷹的動作，開始制造第三架飛機，經十多次修改，終獲成功。1909 年9 月21 日，馮如駕駛這架飛機試飛取得了成功。這是中國人第一次駕駛自己制造的飛機的成功飛行。由于1908 年秋萊特兄弟的公開表演而在美國引起了飛行熱潮，馮如的飛機和飛行再次在美國引起廣泛關注。9 月23 日的《舊金山觀察者報》頭版發表文章《中國人的航空技術超過了西方》，報道了馮如制造飛機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過①。中國《東方雜志》在1909 年和1911 年也對馮如的事跡給予高度評價。在美國的孫中山聞訊後，也對馮如大加稱贊。
1910 年10 月，馮如又制成一架飛機，試飛了10 多次。據記載最大飛行高度已達200 多米，時速超過100 千米，距離達32 千米②。這在當時是相當出色的成就。馮如的事跡受到旅美華僑的贊許，還獲得了美國國際航空學會頒發的甲等飛行員證書。美國的報紙對馮如取得的成就齊聲贊揚。美國各地爭相請他任教，但被他謝絕。他的願望是以航空報效祖國。
1911 年2 月，馮如偕同助手朱竹泉、朱兆槐等帶兩架飛機回國，並准備① 參見黃漢綱：《中國創始飛行大家——馮如》，《文物天地》1981 年第1 期。② 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第50 頁。
把在美國的廣東飛行器公司遷回廣東，以發展中國的航空事業。其中一架飛機機翼長8.85 米，弦長1.35 米，發動機功率22.4 千瓦。1912 年8 月25 日，馮如在廣州燕塘表演飛行。飛機升空後，因轉舵過急，飛機失速下墜。馮如身受重傷，不幸犧牲。中國第一位飛行家兼飛機制造家馮如就這樣壯志未酬身先死，時年僅29 歲。
馮如制造的飛機雖系仿制①，但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很大。馮如死後葬于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左側，碑塔正面篆刻“中國始創飛行大家”，左右兩側刻有《民國第一飛行家馮如君墓志銘》②。
與馮如齊名的另一位中國早期航空先驅者是譚根。他原籍廣東開平，1889年生于美國舊金山。譚根飛行技術高超，獲得過美國加利福尼亞飛行協會證書、萬國飛行協會證書，是美國航空學會會員。他在當地華僑資助下試制水上飛機。1910 年7 月制成船身式水上飛機一架，參加芝加哥萬國飛機制造比賽大會獲獎，為水機組第一名。他也是當時整個亞洲唯一參賽的人③。
1913 年，檀香山的華僑創建了中華飛行器公司，聘請譚根任設計師並培訓飛行員。這期間他制造了兩架教練機。此後，他在夏威夷群島、日本和南洋各地進行飛行表演，曾飛越菲律賓境內2416 米高的馬榮火山，創造了當時水上飛機的世界飛行高度紀錄。他曾先後飛行400 次之多。在日本的飛行也受到廣泛贊揚，被譽為東亞飛行界之第一人①。
1915 年譚根應邀回國並在香港、廣州進行飛行表演。同年7 月，譚根任廣東航空學校飛行主任。1916 年，譚根又任廣東護國軍討袁航空隊隊長。但此後的情況眾說紛紜。有的說他看到孫中山連遭失敗而對革命失去了信心，轉而投靠了軍閥龍濟光。也有的說他在1918 年參加了討伐龍濟光的戰役。還有的說他是出于無奈而投靠了軍閥。無論如何，他在回國後，再也沒有設計過飛機，後來也與航空無緣了。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②。
（二）官方的航空活動清政府在行將倒台之際，也曾批准一些在海外的留學生學習航空，但以飛行為主。厲汝燕就是較早的一位。他于1909 年畢業于倫敦納布生敦工業學校。此時歐洲航空正值大發展之際。他立志從事航空事業，曾多次呼籲清政府重視航空。1910 年經清軍咨府批准入英國布里斯托爾飛行學校學習。畢業後經英國皇家航空俱樂部考試合格，取得飛行員執照。1911 年受革命軍政府委托，在奧地利選購兩架“鴿式”單翼機回國，被委任為滬軍都督府航空隊長。1912 年4 月在上海江灣跑馬場作飛行表演並散發傳單，取得很好的飛行成績。清宣統元年（1909），曾從法國留學生中選派了秦國鏞、潘世忠、張紹程、姚錫九等人學習飛機駕駛，前後共三年。宣統二年（1910），軍咨府請留日學生李寶焌、劉佐成制造飛機，制造廠設在北京南苑廡甸毅軍操場。1910 年，劉佐成和李寶焌在日本制造了第一架飛機，但未獲成功。1911 年，劉佐成在南苑制造了第二架飛機，在試飛時因發動機出現問題，飛機起飛後① 參見陳應明：《馮如飛機的考證及其他》，《航空工業史料》第三輯，1983 年。② 參見黃漢綱：《中國第一個飛行家馮如曆史文獻正誤》，《航空史研究》總第5 期，1984 年。③ 參見彭謙：《航空救國與振興中華》，《航空史研究》總第15 期，1987 年。① 參見郭天麟：《東方早期航空人物——譚根》，《航空史研究》總8 期，1985 年；黃嚴：《關于譚根二、三事考辨》，《航空史研究》總24 期，1989 年。
② 參見馬毓福：《中國軍事航空》，航空工業出版社1994 年版，第43 頁。墜落失敗。
這些派留學生學習航空，購買飛機、建航空工廠和制造飛機的活動，標志著中國官方航空事業的開始。雖然取得的成就不大，但這些工作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那時學習飛行的留學生大都進入軍事航空領域。秦國鏞擔任了北洋政府在南苑創建的北京航空學校校長。該校曾培養了大批飛行人員。潘世忠于1914 年擔任南苑航空學校修理廠廠長。厲汝燕曾擔任副廠長並兼管教練軍士。這個廠曾仿制了螺旋槳、機翼和飛機機身，還曾利用外國發動機設計、制造了一架飛機，于1913 年10 月20 日試飛成功。設計者就是潘世忠。這架飛機采用推進式螺旋槳，機頭裝有一挺機槍，命名為“槍車”，可謂是中國第一架自行設計制造的軍用飛機。
這一時期，中國航空仍處在開創階段，取得的成就不大。在此期間雖有一些人設計制造成功飛機，而且水平也不低，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飛機的研制工作得不到繼續，致使許多有才華的人忍痛放棄了航空事業。
通信（一）近代郵政的產生和發展我國近代郵政是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而產生的。首先是由外國人強行在我國境內設立郵局，以後才逐步轉到由中國政府開辦郵政。
1840 年鴉片戰爭後，英國以不平等條約為據在我國各通商口岸設立郵局，其他各國競相效法。法國于1861 年、美國于1867 年、日本于1876 年、德國于1886 年、帝俄于1897 年先後在我國設立郵局。這些“客郵”，不僅收寄他們僑民寄往本國的信件，而且還收寄中國人國內互寄的郵件，他們各自印制各國的郵票，有的還以怪異郵票高價謀取暴利，肆無忌憚地侵占我國通信主權。
由于西方各國對華往來的日益增多，以及國內商埠、港口的通信聯系日趨頻繁，清政府于1866 年決定由海關兼辦郵政。當時海關為英國人赫德所把持。海關先後在北京、天津、煙台、牛莊（今營口）、上海等處，開辦郵政，並發行了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這是我國近代郵政的雛形，史稱“海關郵政”②。
海關郵政開辦時，面臨著全國郵政通信的雜亂局面。當時除海關郵局之外，還有古老的驛站通信、外國侵入的“客郵”以及私人辦理的“民信局”等等多種通信系統，這種混亂情況對發展統一的郵政通信是極為不利的。赫德在取得海關郵政的大權以後，又進一步向清政府要求擴大成為官辦郵政。清政府的一些大臣也提出驛站臃腫腐敗，開支浩大，傳遞效率又低，奏請開辦統一的國家郵政。1896 年3 月20 日光緒皇帝批准開辦大清郵政官局，總理衙門隨即委任赫德為總郵政司，負責大清郵政官局事務，至此“大清郵政”正式開辦。與此相應，驛站在經濟上難于維持，被自然淘汰。對于民信局則采取行政手段和多種措施，通過競爭、控制或排擠使之逐漸衰落。對客郵則予以限止，唯有僑批局因其深得華僑信任，又難以取代，因而仍繼續存在。① 本文主要參考下列著作：《中國近代郵電史》，人民郵電出版社1984 年版；《中國郵電百科全書》，人民郵電出版社1993 年版；《當代中國的郵電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年版。② 《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7 頁。
大清郵政參照當時世界各國郵政的方式而經營信函、明信片、印刷品、報紙雜志、貨樣以及快遞信函、彙兌、包裹等各種業務。到清朝結束時，郵政事業已有了較大發展，1911 年，全國郵界總局達49 處，郵政局、分局和代辦局達到6250 處，郵路總長達到19 萬公里。郵政業務發展迅速，以進口、出口及轉口信函總數為例，1901 年為1000 萬件，1904 年達到6600 萬件，1906年超過1 億件，到1911 年達到4 億多件，是我國早期郵政的大發展時期①。（二）電信業的興起我國近代電信業是隨著國外新技術的出現和國內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以及軍事政治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由于帝國主義入侵，清政府軟弱無能，電信主權不斷被外商強占、分割和蠶食。自辦的電信則步履艱難，發展緩慢，設備要向外國購買，人員要請外國人培訓。再加之官僚主義和上層的腐敗，通信效率不高，質量也不能得到保證。但電信網絡的建立卻大大促進了我國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推動了我國民族工商業的增長，並為我國未來的通信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電報通信的建立。
自從美國人莫爾斯于1837 年制成電磁式電報機以後，在西方各國，發展很快。當時，正是帝國主義勢力大舉入侵我國的年代，各國為了及時了解中國的軍政商情，千方百計在我國裝置電報線路。1868 年，美商旗昌洋行首先在上海私設陸上專用電報線，進行通報。隨之各國機關企業紛起仿效，在上海租界內，私自架線通報。1871 年由丹麥、英商和俄國皇室投資的大北電報公司在沙俄慫恿下，由海參崴敷設水線經日本長崎而在我國上海擅自登陸，並在英租界私設電報房，收發國際電報。與此同時大北電報公司又從香港敷設水線至上海，從而達到從北線可通日本、俄國，從南線經香港通達歐美各國，強行奪取了我國國際通信的主權。大北的舉動，促使英美等電信公司的海線也紛紛在我國海岸非法登陸，經營電報業務。外國公司所辦的通信業，大大方便了帝國主義盜竊我國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嚴重侵犯我國主權，威脅我國安全。在此情況下，我國一些有識之士和洋務派官員鑒于國防、外交、經濟及維護主權的需要，主張自主興建電報通信“以息各國之垂涎”①。我國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大商賈也強烈要求使用電報通信。1874 年，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灣海峽兩岸，自設電報，但未能付諸實施。我國第一條自辦的電報線路是1877 年6 月15 日在上海建成，從直隸總督行轅到江南制造總局，開創了我國自主通信的首例。1876 年初福建巡撫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學堂內附設我國第一所電報學堂，培訓電報技術人員，並隨即于1877 年10 月11 日在台灣建成台南至高雄的電報線路，全長約95 華里，這也是我國最早自行修建和管理的電報線路之一。
1879 年5 月清政府為加強軍事通信，從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設電報線通達天津，這是我國第一條軍用電報線。隨後1880 年9 月又批准建設天津至上海的電報線，全長1536 公里，于1881 年12 月28 日竣工並開放營業。相應在天津設置電報總局和電報學堂，在紫竹林、大沽口、臨清、濟甯、清江浦、鎮江、蘇州、上海等處設立電報分局。其後，清政府連續修建了津京線、長江線和廣州—龍州線，這幾條線路加上津滬線路，大大加速了京城到邊疆① 參見《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7 頁。
① 《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8 頁。
的通信，在中法戰爭中，改變了以往閉目塞聽、被動挨打的局面。中法戰爭結束後至1899 年，我國又先後建成川漢、川滇、滬粵、粵桂、贛粵、閩台、津奉（今沈陽）、津保、保陝等線，至此全國總計約有45000 多公里電報線路，初步構成全國干線通信網①。
隨著我國自辦電信的迅速發展，西方各國不能容忍中國建設獨立的通信網絡，因而變本加厲地強行架線，爭奪對我國電報通信的控制權。甲午戰後，西方各國進一步強占租借地，瘋狂爭奪和瓜分勢力范圍，我國的電信主權，不斷被鯨吞蠶食，大北、大東和太平洋公司互相協商，瓜分了我國國際電報的收益，德、法、丹麥等國利用侵華戰爭的機會，繼續加速架設電信線路。台灣的電報陸線和福州至台灣的水線因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而落入日本手中。由此可以看到，由于清政府的軟弱和腐敗，我國電信業是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各國的侵略壓迫下，艱難地發展起來的。
電報的出現，在清末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加強國防方面，改進了軍情的及時性和軍隊的機動性，在外交方面，加強了與世界的聯系，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此外對航運、防汛、工商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均起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電報通信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2.電話通信的發展。
我國電話通信的發展情況與電報相似，同樣是在帝國主義侵略的年代，在外商紛紛搶占我國的電話經營中起步。1876 年美國科學家貝爾發明電話通信以後不久，1881 年丹麥的大北電報公司就搶先在租界開始裝設電話，並在1882 年2 月于上海設立第一個電話交換所①，經營電話業務。同年英商上海電話互助協會也爭相設立電話交換所，開業通話。這些電話所，各有用戶二三十家，這是我國電話通信的開始。1883 年英商東洋德律風公司兼並上述電話所，進一步發展電話。隨後，外商又要求在漢口、廈門等地開辦電話。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在青島及煙台等地安裝電話。1900 年丹麥人璞爾生趁聯軍入侵之機，在天津租界開設“電鈴公司”，架設電話線至塘沽、北塘，次年又延伸至北京。京津間開始出現外商經營的長途電話。清政府電政督辦盛宣懷為防止電話事業繼續被外商分割，于1899 年奏准由電報局兼辦電話。當年在天津設置少量專供衙署官邸使用的電話，八國聯軍侵華時均被毀。1900 年南京電報局設置市內電話，供官署專用，有16 個用戶。至清末，南京、蘇州、武漢、廣州、北京、天津、上海、奉天（沈陽）、太原、廈門、煙台、昆明等地，已先後開設官辦、地方官辦和商辦的市內電話。1904 年11月，我國自建的第一條長途電話線路——京津線架成通話。1905 年4 月，清政府以5 萬兩白銀收購璞爾生電鈴公司設備，與自辦電話統一經營。據統計，至1911 年，我國建有電信局所503 個，電話交換機容量達8872 門，電話用戶8369 戶①。
以上史實說明我國電話通信同樣是在與外國勢力激烈爭奪中艱難地發展起來的。
3.無線電通信的出現。
1895 年無線電通信問世以後，由于其在遠距離通信中的極大靈活性，在① 《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8 頁。
① 參見《中國郵電百科全書》電信卷，第62 頁。
① 參見《中國郵電百科全書》電信卷，第6 頁。
我國軍事通信中很快得到應用。1900 年前後，兩廣總督為加強軍防，先後在廣州督署衙門及馬口、前山、威遠等軍事要塞以及廣海、寶壁、龍驤、江大、江鞏、江固、江漢等江防艦艇設置無線電機，這是我國最早使用無線電的記載②。與此同時，這種空中的通信方式也很快地被帝國主義用于對我國的侵略活動。1904 年初，法國在秦皇島高地設立了無線電柱，並曾分別被日俄在戰爭中利用。同年六月，沙俄在煙台領事館籌建無線電台與旅順通信。鑒于以上情況，清政府開始考慮設立南北間的無線電通信。1905 年7 月，北洋大臣在天津開辦無線電訓練班，聘請外國教師，並購買馬可尼的火花式無線電機分別裝置于南苑、保定、天津等處行營以及海圻、海容、海籌、海琛等四艘軍艦上，作為相互間的通信聯系。此後無線電通信逐漸向民用領域發展。1906年廣東瓊州海線中斷，乃向上海禮和洋行購買無線電機兩套，分裝于瓊州和徐聞兩處以恢複兩地的電報通信。1907 年江蘇省吳淞至崇明水線，因時常被船舶拋錨而毀斷，修理費用很大，也在兩端安裝無線電機，收發電報。在無線電通信發展過程中，日、美、法、英、俄等各國強行私設無線電台，爭奪無線通信權，到清末，外國私設的無線電台有20 處之多。
4.通信新技術的采用。
清代通信技術是在帝國主義的入侵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所采用的技術、設備都由外商自行設置或者向外國購置並聘請洋人培訓人員、安裝建設。當時國外的電信新技術剛剛興起，處在初創時期，電子管、自動機械等尚未發明，因此所用技術均為早期的簡易設備。例如：電報機是使用人工莫爾斯電報機，用手擊電鍵進行發報，用電磁鐵推動聲、光或畫出紙條進行收報。所用電話機均為磁石式手搖搖把電話機，由接線員人工予以接通雙方電話。無線電機則使用火花式產生電波的馬可尼發報機，總之均為早期初創時的新技術。清政府對我國自己發明的新技術則拒絕應用。如1873 年，華僑商人王承榮從法國回國後，與福州王斌制造出我國第一台國產電報機，每小時可拍千個漢字，呈請清政府自辦電報，可惜清政府竟拒不采納，使王承榮的名字長期湮沒無聞，他們自制的電報機也未傳于世①。由于傳遞漢字電報的需要，我國鄭觀應在參考法國人所編的《電報新書》的基礎上改編而成《中國電報新編》，經清政府郵傳部電報總局采用，這是我國使用的漢字電碼最早文本，以後曆經改進成為現用的漢字電碼本①。
② 《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9 頁。
① 《中國近代郵電史》，第47 頁。
① 《中國郵電百科全書》電信卷，第81 頁。
第五節其他重工業兵器十九世紀中葉，在洋務運動“自強”的口號下，中國近代的兵器工業開始建立，以兩江總督曾國藩于1861 年創辦安慶內軍械所為開端，到1865 年李鴻章委派丁日昌購買上海旗記鐵廠，建立江南制造局，從此，中國的兵器制造由手工步入機器生產的新時代。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清朝末期，幾乎每省都建有一個甚至數個規模不等的兵工廠，形成中國早期的近代兵器工業。清朝滅亡後，在北洋政府統治期間，陸軍部曾計劃集中統一管理全國的兵器工業，統一兵器制式，但隨著袁世凱的稱帝失敗和去世而未能實現。北洋政府分裂後，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各派軍閥在各自的割據區域內，或利用清代遺留下來的兵工廠，或建立新的軍工企業，生產所需的武器彈藥。這一時期，由于注意引進和仿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出現的新式槍械、火炮和彈藥，從而把兵器的生產技術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一）槍械利用火藥燃氣能量，發射直徑一般小于20 毫米的身管武器，以點毀傷方式，殺傷個體生動目標和裝甲目標的兵器，稱之為槍。大于20 毫米者稱之為炮。按槍械的使用特點，可分為步槍、輕重機槍、沖鋒槍、手槍和信號槍等，主要用于裝備步兵，也用于裝備其他兵種。下面分別對近代中國的步槍、輕重機槍、手槍的發展情況進行介紹。
在我國近代兵器工業建立的初期，西方各國的步槍制造技術不斷出現突破，步槍品種繁多。我國各機器局仿制的步槍也品種各異，口徑大小不盡相同。按彈藥裝填方式區分，從槍口裝入膛內的槍稱為前裝槍或前膛槍，從槍身尾部裝填彈藥的槍稱後裝槍或後膛槍。前裝步槍中，槍身未刻來複線的稱滑膛槍，刻有來複線的稱線膛槍。清朝采用西方技術設備制造步槍則始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大體上經曆了由前裝到後裝、由大口徑到小口徑、由滑膛到線膛、由單發到連發的發展過程。
1867 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第一支德國11 毫米單響毛瑟前裝線膛槍，這也是中國最先采用機器制造的步槍。其他各局也曾先後制造過此槍。這種槍已屬西方國家淘汰產品，在後裝線膛槍仿制成功後，此槍逐漸淘汰。我國後膛槍的仿造，也始于江南制造局，1867 年開始仿造美國13 毫米林明敦邊針後膛單發槍。同前裝槍相比，這種槍的射擊精度和射速均有很大提高。1891年，江南制造局綜合奧國曼利夏連珠快槍和英國新利槍、南夏槍三者之優點，研制出8 毫米5 響快利連珠後膛槍，簡稱快利槍，這是清代在仿造的基礎上，唯一有所創新的槍，但由于質量存在問題， 1901 年停造。此外各個制造局還先後仿造過其他多種步槍。
在清代，促使步槍產量和質量都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張之洞1890 年創辦的湖北槍炮廠。1893 年，該廠開始仿制德國力佛廠1888 年式毛瑟槍，在仿制過程中，因材料和加工存在一定困難，故作了一些改進，1895 年投產，定名漢陽式步槍。到1909 年共生產步馬槍130658 支，成為晚清產量最多的一種步槍。由于此槍口徑小，性能優良，清政府曾議定將此槍定為制式步槍。1906年陸軍部議定將步槍制式由7.9 毫米改為6.8 毫米，以1904 年式毛瑟槍為制式，請德國代行設計6.8 毫米步槍。廣東制造軍械總廠于1907 年首先仿制成功，接著其他各局也先後仿制成功，此後，其他各廠的老式步槍逐步淘汰。進入民國後，1913 年北洋政府陸軍部決定將7.9 毫米毛瑟槍定為制式步槍，此後，7.9 毫米制式步槍的生產在全國迅速發展，除個別者外，所有生產步槍的工廠，均統一生產這種制式步槍。在此基礎上，漢陽兵工廠（前名湖北槍炮廠）總辦劉慶恩于1915 年開始設計出一種7.9 毫米的自動步槍，這是中國自行設計研制的第一支自動步槍。由于自動步槍耗彈量大，加之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分裂，軍閥混戰，此槍未能組織正式生產。
在機槍方面，我國的機槍制造技術經曆手動機槍和自動機槍兩個發展階段，自動機槍的發展又有一個先有重機槍後有輕機槍的過程。1881 年金陵制造局開始仿制美國加林托1862 年發明的加林托輪轉機槍，這是中國最早的手動機槍，四川機器局1884 年也開始仿制。1884 年金陵制造局又仿制美國諾敦飛1878 年設計的多管排列式機槍。由于這兩種槍系多管手動，裝填彈藥費時費事，在自動機槍問世後，逐漸被淘汰。1888 年，金陵制造局開始仿制英國人希蘭·馬克沁1883 年發明的第一代單管自動馬克沁重機槍，這是我國最早制造的單管7.9 毫米自動重機槍，生產30 余挺後，1893 年停造。1914年，金陵制造局按照德國1899 年式馬克沁重機槍實樣進行測繪，1915 年試制成功，至共生產300 余挺後1922 年停造。除馬克沁重機槍外，部分工廠還仿制了1907 年式奧地利6.8 毫米守瓦茲洛色重機槍等類型的重機槍。丹麥1902 年發明的麥特森輕機槍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輕機槍，我國廣東制造軍械總廠于1908 年開始仿制麥特森輕機槍，原槍口徑為8 毫米，為使與我國的步槍口徑一致，1921 年將口徑改為7.9 毫米，定名為79 旱機關槍。漢陽兵工廠1915 年也開始仿制，但產量不大。此外，1915 年上海制造局（前名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法國哈其開斯輕機槍，此後湖南兵工廠、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也曾仿制生產。
手槍的發展過程，與步槍基本相同，只是各種不同類型的手槍出現的時間，略晚于步槍。據史料記載，在清代已開始生產手槍，四川機器局1902年至1903 年曾制造利川前裝手槍1970 支。在此前後還制造德國毛瑟手槍2824 支，此槍是前裝手槍還是後裝手槍，現有資料無法定論。半自動手槍的制造是在進入民國時期以後開始仿造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在1920 年以前，我國所仿制的主要是1900 式勃郎甯半自動手槍。此槍系美國約翰·摩西·勃郎甯設計，型號較多，有半自動和自動手槍系列。在我國仿造的是其早期設計的M1900 年式半自動手槍中的6 英寸和8 英寸兩種型號。金陵制造局從1913年開始仿造，至1920 年共生產1900 式6 英寸和8 英寸勃郎甯半自動手槍1000余支。上海兵工廠1916 年至1921 年共生產6 英寸勃郎甯半自動手槍7600支、8 英寸勃郎甯半自動手槍2481 支。
（二）火炮中國近代的火炮制造技術主要從西方國家引進，炮的仿造經曆了從前裝炮到後裝炮、從滑膛炮到線膛炮、從采用銅鐵鑄造到采用鋼材加工制造，由低級向高級逐步向前發展的過程。各種火炮的仿造，一般都落後于當時國外的先進水平5 到10 年。
前裝炮的彈丸從炮口裝入，先有前裝滑膛炮，後有前裝線膛炮。19 世紀60 年代初，我國從英法等國引進並仿制的前裝滑膛炮，一般以生鐵為原料，將其熔化為鐵水，用鐵模鑄造，將心軸取出後，再用火將炮身燒透，待冷卻後，對內孔外圓進行打磨，使其光滑，然後，鑽通引火，即可使用。1864 年，蘇州洋炮局以蒸汽為動力用天軸皮帶機床加工制造的24 磅子生鐵短炸炮，是中國最早采用機器制造的前裝滑膛炮。隨後，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也都先後制造過多種型號的前裝滑膛炮。隨著技術的進步，前裝滑膛炮發展為前裝線膛炮，通過在炮膛內增加數條螺旋形膛線（來複線），使從炮口飛出的彈丸在空中高速旋轉，不僅提高了射程，而且炮彈侵徹力和命中精度都明顯提高。1878 年，江南制造局仿制的英國阿姆斯特朗式40 磅子前裝線膛炮，以鋼為內管，采用熱套工藝，在管外加熟鐵箍，以增加炮身強度，是我國最早出現的鋼膛熟鐵箍前裝線膛炮。1880 至1885 年江南制造局又仿造80、120磅子阿姆斯特朗式鋼膛熟鐵箍前裝線膛炮50 門。在後裝線膛炮出現後，這種炮很快被淘汰。
後裝炮炮彈彈形長，炮彈從尾部裝入，采用炮閂將其閉鎖于炮膛內，炮彈裝填既迅速又簡便，這是火炮技術的一大進步。我國仿制的後裝炮分為舊式後裝炮和新式後裝炮兩大類。1867 至1873 年期間仿制的9 磅子後膛來複炮，是中國最早的後膛炮。此後的30 多年間，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包括英國阿姆斯特朗式80 磅子、180 磅子、800 磅子等在內的多種型號規格的後裝炮。而蘭州機器局、金陵機器局、湖北槍炮廠、大沽造船所、福建機器局、四川機器局、吉林機器局等也生產過部分後裝炮。隨著火炮生產技術的發展，十九世紀末，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各國研制出一批新式後裝炮。這種炮同舊式後裝炮相比，系管退式，炮身長，射程遠，配有瞄准裝置，射擊精度高，而且重量輕，機動靈活，既可用于邊防，也可用于山地野外作戰。二十世紀初，我國一些兵工廠紛紛引進仿造，在1920 年前所生產的主要品種有山炮、野炮、榴彈炮等，如：（1）滬造克式75 毫米山炮。此炮系江南制造局1905 年仿德國克虜伯式14 倍75 毫米後裝管退式山炮而成。（2）滬造克式29 倍75 毫米野炮。此炮系上海制造局1913 年仿德國克虜伯式29倍75 毫米野炮而成。（3）漢造29 倍75 毫米野炮。此炮系漢陽兵工廠1913年仿德國克虜伯式29 倍75 毫米野炮而成。（4）漢造克式120 毫米榴彈炮。此炮系漢陽兵工廠1918 年仿德國克虜伯式120 毫米14 倍口徑榴彈炮而成。（三）彈藥彈藥品種繁多，包括槍彈、炮彈、手榴彈、航空炸彈、水雷、地雷及其他爆破器械等，現選擇槍彈、炮彈、手榴彈3 個主要品種簡述其發展。
中國近代槍彈的生產，始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最初引進前裝槍用的銅火帽和鉛丸進行仿造，進而仿制後裝槍用黑藥槍彈，直至仿造各種無煙藥槍彈。1864 年，蘇州洋炮局最先采用機器仿制銅火帽和鉛丸，用于前裝滑膛槍和前裝線膛槍。此後興建的其他局廠，有的也曾一度生產銅火帽和鉛丸。由于前裝槍使用的鉛丸和火藥需從槍口裝入，裝填費時，影響射速，在後膛槍及槍彈出現後，前膛槍彈則逐步淘汰。1867 年，江南制造局在仿造後膛槍的同時，開始仿造後膛槍彈。最初的後膛槍彈系無被甲的鉛錫合金彈頭，發射藥為黑火藥，用一銅殼（藥筒）把彈頭、火帽和發射藥組裝為一個整體，形成定裝彈，又稱黑藥鉛彈，這是槍彈生產技術的一次重大發展。此後，其他各局廠也先後生產這種槍彈。由于這種槍彈直徑較大，一般均在10 毫米以上，發射時初速低，射擊後產生煙團，既妨礙射擊視線，又易暴露目標，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無煙火藥的發明及應用，黑藥鉛彈逐步被淘汰。1884年，法國發明單基無煙藥後，很快被用于槍彈作發射藥，使槍彈的技術戰斗性能大大提高。1891 年，江南制造局生產的新快利槍彈，是我國最先采用無煙藥制造的槍彈。隨後其他各局廠也紛紛停產，將黑藥鉛彈轉為生產無煙藥槍彈，至1910 年前後，我國生產的步機槍彈基本上都屬于無煙藥槍彈。其品種規格基本隨著我國槍械口徑的發展變化而變化。
我國近代的炮彈生產，隨著火炮生產技術的發展，經曆了從前裝炮彈到後裝炮彈、從滑膛炮彈到線膛炮彈的發展過程。1864 年，蘇州洋炮局仿造的短炸炮彈，是中國最先采用機械加工的方式生產的前裝滑膛炮彈，此後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機器局、吉林機器局、福建機器局、云南機器局、杭州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先後都生產過這種炮彈。前裝滑膛炮彈系用生鐵鑄造，大多為球形，重量約6 磅至180 磅不等，分空心和實心兩種。這種炮彈雖比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用手工業生產方式制造的炮彈技術性能有很大提高，但存在彈丸彈道不穩定等弊端。江南制造局1867 年開始生產前裝線膛炮彈，有12、18、40 磅子等多種型號，直到1897 年左右，才停止線膛炮彈的生產。金陵制造局1892 年左右制造的瓦瓦司三槽開花彈和銅珠來複炮彈也屬于前裝線膛炮彈。前裝滑膛炮彈和前裝線膛炮彈，都必須從炮口裝填，操作不便，彈丸彈道穩定性差，發射速度也較慢，在後裝炮彈出現後，逐漸被淘汰。
後裝炮彈彈形長，彈丸附有彈帶，發射時彈帶嵌入炮管膛線，賦予彈丸以旋轉運動，並可防止火藥氣體泄出，提高了射速和命中精度。這種炮彈按其生產技術的發展，有舊式和新式之分。舊式後裝炮彈，是我國各兵工廠早期仿制的炮彈。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所仿制的舊式炮彈，彈體用包鉛作導引部，有簡單的碰炸引信，彈體裝黑炸藥，用黑火藥栗色火藥發射，無藥筒，發射時將發射藥用法蘭絨或粗棉綢包裹後，進行裝填。各式鋼膛熟鐵箍炮和全鋼後膛架退式等火炮均使用這類炮彈。至1890 年後至二十世紀初，我國生產的舊式後裝炮彈有所改進，彈體已采用銅作導引部，炸藥為黑火藥或石子藥（塊狀藥），發射藥為無煙藥，開始使用底火和藥筒，有較複雜的著發引信。這類炮彈主要供快炮、過山炮等使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各國火炮生產技術發展很快，一些性能優良、運動性強，適宜陣地作戰的各種管退式山炮、野炮陸續出現，與此相適應的管退式火炮炮彈也得到迅速發展。管退式火炮炮彈的彈體材料，逐步由生鐵過渡到鋼性銑和鋼。彈體炸藥也由黑火藥逐步過渡到用苦味酸和梯恩梯。引信由單一引信逐步發展到使用著發和延期雙用引信。保險機構更加完善可靠。炮彈發射藥已完全使用無煙藥。我國仿制的新式後裝炮彈品種以75 毫米山野兩種炮彈的生產時間最長，產量最大，使用也最廣泛。我國近代的手榴彈制造，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國外引進仿制，逐步發展起來的。最先制造手榴彈的是汕頭制彈廠，于1917 年開始制造。北洋政府大總統府軍事處駐保（定）修械司至遲在1919 年就已開始組織手榴彈的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