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火炸藥黑火藥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火藥的發明和運用于軍事，使兵器發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從而由冷兵器時代進入了火兵器時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西方一些國家又研究出栗色火藥、無煙火藥和各種炸藥，用于槍炮作發射藥和彈體炸藥，黑火藥的使用范圍則大大縮小。中國近代兵器工業建立初期，槍炮發射藥和彈體炸藥均為黑火藥，基本購自西方國家，並稱之為洋火藥。我國采用機器生產黑火藥始于天津機器局。1868 年，天津機器局自英國購買機器，于1870 年建成一座生產黑火藥的工廠，這是中國第一個以蒸汽為動力，用機器生產黑火藥的工廠。繼之各兵工局廠也紛紛仿造各種規格的黑火藥。雖然工廠較多，但是產量並不大，據對1874 至1911 年期間的不完全統計，各廠共生產黑火藥1921 萬磅。
隨著遠程火炮的出現，需要燃速較慢的火藥。為降低燃速，美國于1868年至1882 年期間，采用降低制造火藥所用木材的焙燒溫度制成棕色木炭以代替黑色木炭，將火藥配方中的硫磺比例降低，用水壓機將火藥壓成高密度、單孔或多孔的幾何形狀藥餅（也稱藕形餅），再經低溫烘干，制成火藥，因其顏色為栗色，故稱栗色火藥。我國生產栗色火藥的僅有兩家，天津機器局自1887 年開始仿制，1898 年具有年產栗色火藥20 萬磅的生產能力；江南制造局1893 年開始制造栗色火藥。自無煙火藥、苦味酸和梯恩梯炸藥出現，取代了黑火藥和栗色火藥作槍炮發射藥和彈體炸藥，此後黑火藥和栗色火藥的使用范圍更加縮小。
我國化學家徐壽、徐建寅父子于1867 至1874 年，在江南制造局制成鏹水棉花火藥，這是中國最早制造的硝化棉，但未正式投入生產。天津機器局自1881 年開始仿制硝化棉，1883 年獲得成功，隨後建廠大量生產，這時生產的硝化棉，主要充當炸藥使用。中國無煙藥的仿制與生產始于江南制造局。1893 年，江南制造局從德國購進無煙藥生產設備一套，1895 年建成投產，這是中國最早的生產無煙藥的工廠。此後天津機器局、湖北鋼藥廠、德州北洋機器局、四川機器局、廣東制造軍械總廠等紛紛建廠生產無煙藥。它們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我國的無煙藥工業，仿制生產出各種槍炮所需的不同品種規格的發射藥。
中國猛炸藥的試制與生產起步較晚。1915 年，北洋政府陸軍部軍械司徐尚武試制成功苦味酸，但未投入生產。直到漢陽火藥廠1922 年和1924 年先後研制成功苦味酸和梯恩梯以後，我國才開始小批量生產這種炸藥。
化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由于貿易的不斷發展，西方近代化學化工知識逐漸傳入我國，中國近代化工技術由此而萌芽。
（一）西方化學化工知識傳入時期（1840—1900）
1.化學知識的傳入。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興辦了工廠和礦山，修鐵路，辦電報，辦學堂，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包括化學知識也陸續傳入中國。1855 年，英國醫生霍森（Benjamin Hobson）編著的《博物新編》在中國出版，其中第一集介紹了西方近代化學知識，談及化學元素有56 種，介紹了氧（書中稱“養氣”或“生氣”）、氫（“輕氣”或“水母氣”）、氮（“淡氣”）、一氧化碳（“炭氣”）以及硫酸（“磺鏹水”或“火磺油”）、硝酸（“硝鏹水”或“水硝油”）、鹽酸（“鹽鏹水”）等的性質和制造方法。此外，1868 年京師同文館出版的《格致入門》中也介紹了一些化學知識。第一位比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近代化學知識來我國的學者是徐壽（1818—1884）。他在江南制造局參加西方科技書籍的編譯工作前後達17 年，共編譯書籍13 種，其中大多數是化學方面的著作。1871 年他翻譯出版了《化學鑒原》一書，書中概述了一般化學教科書的內容，包括一些基本理論和各種重要元素的性質。此書曾風行一時，“對西方近代化學知識在我國的傳播，起了一定的作用”①。此書述及的元素已有64 個，徐壽首創的以西文第一音節造字的原則，被後來的中國化學界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還譯有其他化學著作，如《化學鑒原續編》，內容是有機化學方面的知識，《化學鑒原補編》介紹了無機化合物的知識，《化學考質》內容是定性分析，《化學求數》介紹定量分析，《物體遇熱改易記》介紹了物理化學知識。1866 年，徐壽的兒子徐建寅（1845—1901）翻譯出版了《化學分原》，介紹了定性分析的知識。
以上書籍的出版，較系統地介紹了當時西方化學知識的各個方面，為近代化工技術在中國的萌芽創造了條件。
2.化工技術的傳入。
隨著化學知識的傳入，化學工藝操作和技術也陸續傳到了中國。1880年，徐建寅和汪振聲合譯的《化學工藝》出版，書中介紹了制酸制堿等化工工藝知識。1883 年前後，徐壽還和一些人發起成立了“格致書院”，在這里舉辦一些講座或科學討論會，也向聽講人作示范性的化學試驗。
化工工藝知識的傳播促進了化工產品的制造生產。英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首先在我國開設化學工廠，如1853 年，英商就在上海開辦老德記藥房，用以配制西藥。1870 年英國人在上海開辦美查肥皂廠生產肥皂等產品。1889年英商在上海開辦美查制酸廠（後來改名為江蘇藥水廠），用鉛室法生產硫酸，供銀爐業提煉金銀用。這一時期，中國的官辦和民辦企業也開始生產一些化工產品：1867 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建成了采用鉛室法技術制硫酸的工廠。1876 年天津機械局建立淋硝廠，也采用鉛室法生產硫酸，日產量達2 噸。1880年上海燧昌自來火局開始生產火柴，1888 年葉澄衷在上海創辦“燮昌火柴第一廠”，每日可產梗硫磺火柴36 萬盒，約占當時全上海火柴日產量（包括外商辦的火柴廠）的40％。1896 年，葉澄衷又在湖北漢口創辦“燮昌火柴第二廠”，生產價廉物美的“雙獅”牌火柴。1889 年唐廷樞創辦唐山細棉土廠（今啟新水泥廠）開始生產水泥。1895 年江南制造局試制成功無煙火藥，並在上海建立了單基無煙火藥廠。
（二）化工技術的萌芽時期（1901—1919）
隨著化學化工知識的傳入和少量化工產品的生產，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近代化工技術進入萌芽階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國輸入中國的商品減少，稍具規模的民族工業開始生產純堿、硫酸銨化肥和一些輕化工產品，中國基礎化學工業由此起步。
1.制堿。
純堿是一種基本化工原料，制堿工業是中國化學工業中曆史最久的行業。1903 年，內蒙古鄂托克旗王爺下令放墾土地，山西人李京客在白彥淖設立“大興號”作坊，開始生產錠子堿。後來，山東人郭永熙設立“天聚泉”堿廠，每年可產10 萬公斤的堿錠。其生產工藝為：將取自堿湖里的堿塊放入化堿鍋化成液體，除去泥沙雜草後澄清，加入熬堿鍋熬濃結成堿錠。每口鍋出一個堿錠子，約50 公斤。山西人鄭氏（名字不詳）在郭永熙之後，在內蒙古察爾汗也用相同方法生產錠子堿。
1910 年，北京人董立衡買下吉林省大布蘇湖的開采權，成立“天惠”公①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科學出版社1982 年版，第260 頁。司，生產面堿。其生產工藝與天聚泉廠基本相同，年產面堿700—800 噸，產品暢銷東北三省。由于質量好，每年還有相當數量的面堿出口日本，為當時天然堿工業之最。與此同時，有人在吉林省雙遼縣創辦鄭家屯魚堿公司，在玻璃山設有7 家作坊生產面堿（年產900 噸）和磚堿（年產210 噸），從業人員達105 人。在20 世紀初至大連堿廠投產前30 年間，天惠和鄭家屯魚堿公司的產品基本控制我國東北市場。
1917 年，范旭東創辦永利制堿公司（後改名為永利化學工業公司），1919年在塘沽建設永利堿廠，采用蘇爾維法（SolvayProcess）生產純堿。但這一技術當時為蘇爾維公司所壟斷，從美國買到手的只是落後的設計圖紙和設備。范旭東邀請當時在美國留學並獲得博士學位的化學家侯德榜回國擔任總工程師。在沒有專利的情況下，從事制堿技術的探索，經過3 年多的艱苦努力，終于在1924 年生產出第一批純堿。
2.制酸。
硫酸工業在中國起步較早，繼十九世紀下半葉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機械局用鉛室法生產硫酸之後，1918 年河南鞏縣兵工廠首次采用當時先進的接觸法工藝生產硫酸。此廠用煅燒硫磺產生二氧化硫，再通入空氣在催化劑鉑作用下生成三氧化硫，進而得到硫酸。
3.氮肥。
中國最早生產的氮肥是硫酸銨。1916 年，撫順煤礦門德式煤氣工廠，采用硫酸吸收煤氣中的氨這一工藝，生產硫酸銨。1919 年鞍山制鋼所開始煉焦，並用同樣方法副產硫酸銨肥料。用以上方法生產的硫酸銨產量極小，談不上規模生產。
4.輕化工。
這一時期，我國民族資本家在沿海城市陸續建起幾個化工廠生產輕化工產品。1915 年上海建起了開林油漆廠和瑞太石粉廠。1918 年在上海開設振華油漆廠和永和實業公司，主要生產厚漆、噴漆。1918 年日本人在大連設廠開始生產二硝基氯苯及硫化黑染料，年生產能力後來達到2000 噸。次年，中國商人開始在青島、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創辦了一些染料廠，主要生產硫化染料，所需中間體從國外進口，大多是將國外的原染料運來後拼成各種商品染料。1919 年上海大豐化工廠開始生產無機鹽類產品。
1915 年，歸國華僑在廣州開設“廣東兄弟創制樹膠公司”， 開始生產膠鞋。此後在上海相繼建立上海正泰化工廠、大中華橡膠廠，它們生產的雙錢牌，箭鼓牌膠鞋和回力牌球鞋等產品，在東南亞享有一定的聲譽。1919 年由袁良、錢賞延等集資設立北京溥益實業公司，在山東設制糖廠和酒精廠，利用甜菜作原料，用雙碳酸法制白糖，日產糖可達50 噸，用糖密發酵法制酒精，每日可生產96％的酒精7000 余磅。
上述化工廠生產所需的原料、設備，部分或全部需依賴進口，生產技術大多十分落後，中國化學工業還要走很長的路。
第六節輕工業紡織從1840 到1919 年，我國的紡織技術就總體來說，經曆了由引進西方技術，逐步推廣集中性工廠化生產，到開始消化仿制動力紡織機器的過程。即由手工業逐步向近代大工業過渡。
（一）1840 年前後我國紡織技術狀況1.紡紗技術。
1840 年前後，我國手工紡紗機器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紡紗有多種形式複錠腳踏紡車，一人可以同時紡2—3 根紗。歐洲產業革命前也曾出現過有2 個錠子的紡車，但“能夠同時紡2 根紗的紡紗工人，幾乎和雙頭人一樣不易找到”①。
合股拈線廣泛采用20 錠轉輪推車式拈線架和56 錠退繞上行式竹輪大紡車①，這也都適于相當規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這些與西歐產業革命時期所推廣的機器相比，紡車上還缺抽長拉細的牽伸機構，因此牽伸是在人手和錠尖之間進行，難以多錠化。至于拈線則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發動機）之外，一點也不落後。而且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現代最新式拈線機上還在采用。
2.機織技術。
1840 年以前，我國的手工機織技術，在制造高檔、精美產品的領域中，也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廣泛使用傳統的大花本花樓機、丁橋②形多綜多躡（踏板）機、竹籠式提花機、絞綜紗羅織機等多種織機，用來織造豐富多彩的絲、麻、棉、毛織品。大花本花樓機傳到歐洲後，法國人發明了回轉打孔紋版和橫針來代替線編花本，用來作為花紋信息的存貯器。後來又加上動力驅動，到1860 年造出了賈卡提花機。多綜多躡機用紋鏈和轉子取代躡和丁橋，加上動力驅動，就成為近代多臂織機。紋綜紗羅織機更換了綜的材料，加上動力驅動，就成為近代紗羅織機。這些織機近代化的改造，雖都由歐洲人完成，但淵源關系是很明顯的③。
用于生產大宗織物的，1840 年之前我國早已普及了腳踏提綜開口、手投梭的狹幅木織機。大多數用水平式機架，局部地區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紀中期，歐洲人發明了手拉滑塊打擊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複滑溜的“飛梭”機構。以後，又發明了用踏盤（凸輪）壓鑷代替足踏，曲軸推筘打緯代替手拉，再加上動力驅動，就演變成近代的“力織機”①。
西歐產業革命以後，動力紡織機器連同工廠化大工業生產方式逐步傳入我國。
（二）動力紡織機器的引進和推廣1.紡紗機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397 頁。
① 參見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科學出版社1984 年版，第170、192 頁。② 丁橋，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過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備足踏，避免相鄰踏板的動作互相干擾。③ 參見陳維稷：《中國大百科全書·紡織》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年版。① 參見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
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開始引進西歐動力紡織機器。如甘肅織呢局引進德國全套粗梳毛紡紡紗、織造和染整設備；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湖北織布局引進英國和部分美國的全套棉紡和棉織機器。當時棉紡的工藝流程是：原棉要經過松包、給棉、開棉、再經3 道清棉；頭道清棉成卷後，在第二、三道都是4 個棉卷並合；三道棉卷經梳棉成生條，再經3 道並條，每道都以6根並合，最後成為熟條；然後通過3 道粗紗機紡成粗紗，最後上細紗機紡成細紗。本廠自用的紗送去絡筒或卷緯，銷售的紗則經搖絞打包出廠。粗梳毛紡工藝流程，則幾乎和現代一樣。這些引進機器的技術水平，在當時世界上是先進的。但當時中國還沒有自己的紡織技術人員，起初掌握不了關鍵技術。對于原料選配、防火措施、工藝操作、生產調度等都一無所知，完全依賴聘請的洋技術人員，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發生甘肅織呢局鍋爐爆炸（1882 年）和上海機器織布局失火全部焚毀（1893 年）的重大事故，導致全廠停產。當時引進的設備也多不能與國產原料相適應。機器的制造質量也完全不能與後來所造相比。如當時牽伸羅拉未經淬火，易于磨滅；皮輥芯子固定，常有軋煞，影響產品質量。在這種技術條件下，我國棉紡廠生產棉紗以14 英支為主，用于織造14 磅布。生產率每錠每24 小時約產14 英支紗1 磅。工人當車能力清棉每機1 人，梳棉每6 台1 人，粗紗每台2 人，細紗每台（400 錠）4 人，搖紗每台1—2 人。此外還有出廢花、收回花、送筒、掮紗、收管、擺管、幫接頭等輔助工人。總計每萬錠的工廠需用工人約650 人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日本等外資紡織廠在中國相繼開辦。英國、日本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逐步傳入中國。接著民族資本紡織廠漸多，他們聘請歸國留學生，特別是曾在日資在華工廠工作過的人為技術骨干，並逐步開始自行培養不同層次的技術人才。這樣，中國人才逐步掌握動力機器紡紗技術，並且進行局部的改進，使外國制造的機器能夠適應中國的原料、市場和環境條件。在工藝和技術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隨紗的支數、用途、季節等條件而選配適當長度、粗細、強力、轉曲、色澤的不同原棉。設備保全、保養方面，學會了平車、揩車、磨車以及定位、吊線、求水平等技術。運轉方面則推行了分段、換筒、落紗、接頭、生頭以及加油、清掃等的合理化工作法。為了交流研討技術，出刊了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恒豐紡織技師手冊等書刊。
2.機織機器。
我國引進動力機織設備始于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肅織呢局引進的全套德國造毛紡織染設備中，包括普通毛織機20 台，提花（賈卡）毛織機、卷緯機、整經機、漿紗機各1 台。上海機器織布局從英國和美國引進的全套棉紡織設備中，包括絡紗、整經、卷緯、漿紗、穿經和大量棉織機。當時的織機還是人工換梭，沒有斷經自停的“力織機”，用蒸汽機的動力，通過天軸（或地軸）集體傳動各機。操作技術和工藝都是由聘請的外國技術人員傳授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我國已有動力棉織機4000 余台，動力毛織機100 余台，以及與之配套的絡、整、漿、穿等准備機械。由于當時沒有自己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當車能力很低。如棉織機每人1 台，整經機2 人1① 參見朱仙舫：《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業》，《三十年來中國工程》，1945 年，第9 卷第8 期，第325頁。
台，另外還要配備幫接頭等工人。100 台棉織機的車間，要用工280 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①。直到抗日戰爭前夕，所產棉布以16 磅粗布和12 磅細布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織廠大都是平紋機，很少采用有梭箱調換運動的多臂機②。
至1919 年，我國棉紡有143 萬錠，其中日資33 萬余錠，英資24 萬余錠。紡織廠附設織機近8000 台，內日資近2000 台，英資近2400 台。不包括半機械半手工和手工織機。初步形成了紡織大工業。
陶瓷清代後期，中國瓷業由停滯走向衰落，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與中國相反，從中國學會了瓷器燒制的歐洲人，在產業革命之後，借助于近代科學的興起和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工業生產，陶瓷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近代的化學和礦物學知識，使他們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選擇和加工上更趨于合理，機器的加工，特別是成型技術不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質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技術水平的提高使他們生產的瓷器在質量上逐漸趕上和超過了中國，在生產的數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國難以相比的。特別是英、德、法等國的陶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日本的制瓷業也發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瓷器已可與英、德、法等國相抗衡了。
鴉片戰爭後，享有種種特權的西方商人在瘋狂地掠奪中國財富的同時，也把大量洋貨傾銷于中國市場。不能自主的海關保護不了中國脆弱的民族工業。中國瓷業雖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原料、傳統的技藝和廉價的勞動力，但是面對洋瓷的挑戰，處境十分艱難。這種處境最突出的是表現在它仍然是一些規模小、生產零散的手工作坊，無論在資金、技術、產品和市場等各方面都缺乏競爭力。這種情況使得中國瓷業由停滯走向衰落的趨勢更為明顯。
甲午戰爭後，中國一些民族工商業者開始在中國的瓷業中推行一些改革，並創辦了一些新型的瓷廠。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鎮瓷業公司和湖南瓷業公司的創建。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景德鎮由江西與安徽的通道變成軍事重鎮，數載的戰火致使景德鎮廬舍為墟，百業盡廢。光緒年間，稍微恢複了一點元氣。甲午戰爭以後，清廷制定了中國第一部工業法典《公司律》，于1904 年頒布實施。在這種形勢下，江西景德鎮瓷業公司宣告成立，原定為官商合辦，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慮，1907 年經商人曾鑄稟請農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歸商辦。與此同時，制瓷原料蘊藏量極為豐富的湖南醴陵，也創辦了一個官商合辦的“湖南瓷業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產粗瓷，自湖南瓷業公司成立後，開始大量生產日用細瓷，並創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種，由此一舉成為當時的制瓷重要產地。此外，1903 至1908年間在農工商部注冊的陶瓷廠還有9 個。這些陶瓷廠的建立促成了中國陶瓷業發展的一個高潮。然而當時由于社會動蕩，國內環境很惡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私營企業又要面對大量傾入的洋瓷的競爭，如據不完全統計，1913 和① 參見朱仙舫：《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程》，《紡織染工程》，1945 年，第9 卷第8 期。② 參見《25 年來我國棉紡織業之回顧與前瞻》，《杼聲》，1937 年第1 期。1920 兩年洋瓷輸入的情況如下：瓷輸入統計表單位：銀兩英國德國俄國日本香港（英）
1913 年102627 212704 74449 347058 3710471920 年69746 （美國） 13431 990 671131 17176時間國別大量湧入中國市場的洋瓷，價廉物美，在中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中國瓷業則處境艱難。
面對洋瓷的激烈競爭，中國瓷業只有迅速走上工業化的生產道路，憑借國內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與之相抗衡。但這條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很難行得通的。為了生存和發展，這一時期中國瓷業只能另辟蹊徑，充分利用中國傳統瓷器的特色，發展仿古瓷和藝術瓷的生產。中國仿古瓷器的生產在清末民初已有相當規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間，精工仿制的上自戰國金銀銅壺，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鈞窯的瓷器，大都達到了以假亂真，真偽難辨的程度。有此基礎，且青花、五彩、粉彩、琺琅彩及多種色釉的傳統工藝並未完全失傳，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為精致，不僅在國內有買主，同時也走上了國際市場，深受外國收藏家歡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輔曾提到：“今日市場（指中國）之物，大抵為摹仿品或後世之偽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爐均、胭脂紅等，尚有可觀，其價格之便宜，殊堪驚異”。藝術瓷的發展是這一時期瓷業生產的另一個特點。中國傳統的瓷業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們在精細瓷的裝飾藝術上充分發揮了才干，展現了極高的藝術水平。在藝術瓷的制作中，他們不但繼承了原有的錐拱、玲瓏、鏤雕等技藝，而且還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術瓷中的人物一改過去的單調呆板模樣而變得生動活潑，瓷雕如“太白醉酒”、“蠶食”等，還具有強烈的現實內容。另外，他們還創造了一種淺絳彩技法。由于這是一種費時的人工彩繪，所以產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產的要求。
然而，盡管上述仿古瓷和藝術瓷的生產在市場上占領了一席之地，但是對于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粗瓷的生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廣大勞動群眾，買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藝術瓷，這種狀況不能不對整個瓷業產生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美列強忙于戰事，暫時緩和了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趁此機會，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國內一片“抵制洋貨”，“收回權益”的口號下稍微有些發展，新式的瓷廠又建了幾個，例如1914 年吉林建起了中興瓷業股份有限公司；1915 年浙江創辦了泉色瓷業工場；此外還有福建的鳳濟公司，四川的蜀瓷公司，山東的博山瓷業公司，河南的新安瓷業廠，河北的北京瓷業公司，山西的晉艾陶器有限公司及遼甯的肇興窯業公司等。這些制瓷企業的規模和產量都不大，又由于當時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稅，以致它們只能維系生產、部分解決國內低檔次的瓷器需求。這些新式的瓷廠在制瓷技術上已開始采用碎石機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鑄坯，采用霧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貼花法裝飾等，但是這些技術上的初步改進與西方瓷業的生產技藝和生產效率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
造紙（一）中國傳統手工造紙業的衰落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造紙工業步入了曆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一方面是傳統手工造紙業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機器造紙業的開始萌芽。
我國傳統的手工造紙業到了明清時期雖在個別地區已出現過一些資本主義萌芽的工場手工造紙業，但為數甚少，生產規模也很小。從總的情況來說，我國手工造紙業絕大多數仍停留在小農經濟的家庭副業狀態，仍沿襲使用傳統的生產工藝和簡陋的工具設備，存在勞動生產率低，生產周期長，產量低，成本高等缺點。
自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紀初葉，由于印刷業的機器化和報紙業的出現，西方造紙工業的機械設備和生產工藝不斷出現新的發明創造，如荷蘭式打漿機、加壓蒸煮鍋、造紙機以及化學法和機械法制造木材紙漿的技術等等。清嘉慶三年（1798） 法國人羅伯特（N.L.Robert）發明了長網造紙機後，1804 年在英國正式投產。從此歐美各國逐漸由手工造紙發展為機器造紙，根據社會需要，生產技術不斷發展，產品種類增多，質量日益提高，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從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業生產。而中國在長期的封建統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閉關自守，使我國的傳統手工造紙技術呈現停滯不前的狀態。從此我國的造紙技術開始落後于西方國家。
1840 年鴉片戰爭後，適應現代生活的“洋紙”（即進口機制紙）便開始湧入中國市場。由于洋紙的大量傾銷，使原有的傳統手工紙市場逐漸被洋紙所侵占。
由于西學東漸，國內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業逐漸興起，社會上所消費的紙張，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種規格和質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傳統手工紙，其特性只適用于毛筆書寫、繪畫和一般舊式賬冊、單面印刷書刊，而不適于鋼筆書寫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紙張便只有依賴進口的洋紙。在傳統手工紙中，只有專供中國書法繪畫和毛筆書寫信劄文件的高級紙張如宣紙、連史紙等尚能在紙張市場中保持一定的地位。1915 年安徽涇縣生產的宣紙還以其優異的質量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獲國際金質獎章，這是我國紙張當時唯一獲獎的優質產品。
（二）近代機器造紙技術的傳入1.洋務運動影響下中國機器造紙業的誕生。
在晚清時期掀起的“洋務運動”影響下，社會各階層開展了“實業救國”、“挽回利權”的愛國主義熱潮。新式的機器造紙工廠也在清皇朝統治的最後30 年期間，從無到有，陸續建成或籌建。這一時期建成的不同規模的一批機器造紙廠約有30 家，這是我國機器造紙工業的開端。
關于我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在近百年來有關曆史文獻中都認為：“清光緒十七年（1891），李鴻章在上海楊樹浦創辦倫章造紙局，是我國機器造紙廠的嚆矢。”但實際上李鴻章並非我國機器造紙廠的首創者，倫章造紙局也不是我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根據多方面的曆史考證，實際的情況是：中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是在1884 年投產的設于上海楊樹浦的上海機器造紙局。該廠是由官僚資本家曹善謙（字子揮）于1882 年籌建，並獲得當時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批准而創建的①。此廠即現在上海天章記錄紙廠的前身。
繼上海中國機器造紙局之後，又有廣東的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1890年）、上海浦東陸家嘴的華章造紙廠（1901 年）、上海龍章造紙廠（190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紙廠（1909 年）等一批機器造紙廠相繼建成投產。2.近代機器造紙技術的傳入。
我國早期建成的機器造紙廠均是成套引進國外的機器設備，並聘用外國造紙專家為技術顧問。生產紙漿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廢紙等，而木材紙漿尚不能生產，仍要靠從國外進口。就是制造紙漿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紙機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銅網、毛毯等也要依賴進口。這批早期的民族造紙工業，由于多種原因，雖曆時30 年，但進展緩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敗破產。但是，它們對于我國機器造紙工業的發展是具有啟蒙作用的。
在我國機器造紙業萌芽的時期，中國人也開始到國外學習西方機器造紙技術。由于當時東鄰日本的機器造紙工業已漸趨發達，最早到國外學習的人員大多是去日本，隨後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歐美國家去學習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由清朝廷公費派遣18 人到日本學習造紙和印刷技術，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員赴日參觀學習，民間也有自費赴日學習的。這批留學人員中的不少人後來在我國機器造紙工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國學習西方機器造紙技術的同時，我國少數著名的傳統手工紙生產人員也有到國外參觀學習的，對手工紙生產技術的進步也帶來一定的積極作用。清光緒十八年（1892）安徽涇縣小嶺的曹廷柱奉兩江總督劉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紙業，探求改良傳統手工造紙之法。曹廷柱見日本手工造紙均用洋堿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紙漿，效果顯著，使用方便，歸國後即提倡用進口洋堿和漂白粉代替原來使用的桐堿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後逐漸在宣紙和其他手工紙生產中得到推廣。光緒三十年（1904），河北省遷安縣的實業家李顯庭曾三次到朝鮮平壤參觀學習手工和機制高麗紙的生產技術，回國後用當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書畫用的高麗紙，並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機器造紙廠——顯記造紙廠，生產機制高麗紙。從此，遷安的手工和機制高麗紙長期並存，現在已發展成為馳名中外的“遷安書畫紙”①。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9）機器造紙工業的短暫發展中國機器造紙工業在發展初期即受到進口洋紙的壓力。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洋紙的進口數量逐年迅猛增長。國產機制紙因抵不住洋紙的沉重壓力而生產仿手工紙如連史紙、毛邊紙等產品，而這些是傳統手工紙中的高檔產品，這就使得手工紙的生產受到了侵占排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帝國主義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以及人民愛國運動的高漲，形勢有所好轉，我國的機器造紙工業又有所發展。在這期間又有四家新廠建成投產，其中坐落在漢口諶家磯的財政部造紙廠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繼投放巨額資金創設的官辦企業。該廠主要生產鈔票紙，資① 參見繆大經：《上海機器造紙局——中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紙史研究》第13 期，第24—27 頁；羅端陽：《也談我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紙史研究》第13 期，第28—29 頁。① 參見曹天生：《中國宣紙》，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1 頁；馬詠春：《遷安造紙考察散記》，《紙史研究》第1 期，第63—69 頁。
金雄厚，規模宏大，機器設備齊全，均系購自美、德、比各國，並雇用了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但是官辦企業受官僚腐敗的影響，投產後生產很不正常。由于經營管理不善造成長期虧損，從1915 年開工生產不到6 年，即于1921年被迫停產。
在1914—1919 年間，全國實際運營生產的機器造紙廠只有8 家，年生產能力為9334 噸，總資本額443.26 萬元，職工共1205 人，全年總產值為2277106元①。因為機器造紙廠在輕工業中投資較多，建設時間較長，利潤也不如當時的棉紗、面粉等行業高，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發展速度和發展規模。印刷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1840—1919）的印刷領域，仍占據主導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國傳統印刷為主導的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和發展期。
（一）雕版印刷業的發展與興盛1.雕版印書業的發展與興盛。
古代的中國，雕版印刷主要用來刻印書籍。直至清末，全國各類圖書，除少數為傳統的活字印刷外，絕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國的雕版印書，曆來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統，其中以官刻圖書為多。（1）官辦雕版印書系統。官辦雕版印書系統，由中央和地方設立的官辦刻書機構組成。清代中央刻書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圖書，史稱“殿本”，創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損失慘重。光緒年間，隨著變法、革新措施之施行，雖曾一度中興。然其刻書數量和質量均趕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書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書局。官書局是清末州府縣衙等地方政府設立的刻書機構，所刻圖書，史稱“局本”。局本的刻印創始于同治，極盛于光緒①，是清末刻書最多、影響最大的官辦刻書系統。
官書局的創立，與太平天國的反儒政策及宣傳有著直接的關系。當時太平天國執行反儒政策，對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儒家經典采取了一系列毀滅性措施。馬壽齡著《金陵癸甲新樂府五十首》之《禁妖書》載：“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①可見，太平天國對儒家及其經籍的打擊措施是非常嚴厲的。為了維護清皇朝的統治和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1863 年，曾國藩率先在南京創設“金陵書局”。此後各地紛紛創立官書局，出版了大批圖書。其中以1867 年在浙江杭州創辦的浙江書局、1867 年在武昌創辦的崇文書局、1886 年在廣州創辦的廣雅書局刻書最多。與此同時，太平天國對刻書也頗為重視，設有龐大的出版刻書機構詔書衙、詔命衙、刊書衙、宣詔衙、鐫刻營和刷書衙，分別承擔著圖書的編輯、刻版、刷印與發行任務。
（2）私、坊雕版印書系統。在清末，私人集資刻書已成為被人推崇、兼①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輕工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朱自嘉：《官書局書目彙編·緣起》。
① 《賊情彙纂》卷4。
文化與福利性質的、有惠于社會的高尚事業。晚清私人刻書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錢氏（錢熙祚、錢熙輔等）、繆荃孫、王先謙、葉德輝等。其中葉德輝刻書多達160 多種。
坊肆刻書，南方集中在蘇州、上海、廣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則以北京為多。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圖書。
2.雕版印刷在證券、年畫及織物等領域的應用。
在晚清，以紙幣為主的各種證券印刷、商品廣告印刷、包裝裝潢印刷、詩箋年畫印刷、織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藝技術上也有所改良和進步。
紙幣印刷，咸豐三年（1853），因軍需浩繁，籌措不支，開始發行以銀兩為單位的“戶部官票”和以銅錢為單位的“大清寶鈔”，此後又發行銀票和錢票，設立銀錢局。光緒年間，銀錢局已遍布各省。與此同時，太平天國于1860 年刻印發行“天國寶鈔”，用薄棉紙印刷。
紙幣之外，晚清時期刻印量較大的證券是“地契”。地契多由縣一級的主管部門印制。另外，還有當票、借據等證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詩箋、畫紙和年畫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領域。由于詩箋、畫紙和年畫多為彩色印刷，所以對印刷技藝的要求較高，反映著當時雕版印刷業已達到的技術水平。光緒年間刻印詩箋之風在北京十分興盛，北京琉璃廠的松古齋、清秘閣等十幾家店鋪都從事詩箋畫紙的刻印與銷售。由于詩箋的發行對象是達官貴人、文人墨客和社會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達到了當時雕版印刷技藝之高峰。
咸豐、同治年間，木版年畫作坊遍布全國各地，其中尤以蘇州的桃花塢、天津的楊柳青、山東濰縣的楊家埠最為著名。當時每年各地年畫作坊的印銷量均以百萬計，除滿足國內需要外，還遠銷印度、緬甸及東南亞各國。年畫的幅面已達長108 厘米、寬56 厘米，是當時世界版畫業的一大奇觀。
清末，織物印花仍采用傳統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當時有木戳印花、木滾印花和鏤空型版印花。這些印花工藝，在中國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傳統活字印刷的發展與興盛中國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現了泥、木、銅、鉛、錫等各種不同質的活字並存的繁榮景象。
1.泥活字的進一步研制和應用。
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侶和元初楊古曾用來印刷圖書外，史載甚少，可見未能推廣開來。到十九世紀上半葉，有蘇州李瑤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繹史勘本》和《校補金石例四種》，字體雋美秀雅，質量上乘，可與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涇縣翟金生竭盡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種泥活字十余萬枚，排印了《泥版試印初編》、《仙屏書屋初集》等圖書多種，頗受世人贊譽。
2.木活字的應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頗為盛行，占盡風騷。自武英殿用金簡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後，從書局、衙門、書院到個人，廣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國各地。流傳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達2000 種。可見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為官民兩大類。其中：官辦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門、書院和官書局承辦。
在大量排印書籍之余，還排印了北京的《京報》、《萬國公報》，無錫的《白話報》等報紙和《晉紳錄》等定期出版物。
民辦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階層的木活字印書和遍布全國的木活字家譜。其中尤以家譜最為普及。北京圖書館收藏家譜五百種，60％是光緒年間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銅活字為主的金屬活字印刷。
以銅活字為主的金屬活字，有銅活字、錫活字、鉛活字三種。以銅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銅活字排印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1840 年後，銅活字印刷轉向民間。其中最讓人稱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書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1825）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曆時20 多年，耗資白銀20 余萬兩，刻成大小銅活字40 多萬枚，幾近武英殿銅活字的兩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龍田，故名為“福田書海”。福田書海古今字體齊全，楷書雋美，字畫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顧炎武的《音論》、《詩本音》等圖書。
錫活字和鉛活字較之銅活字使用為少。錫活字出現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鎮，賭博盛行，所需彩票——闈姓票和白鴿票數量頗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用錫鑄造活字，計扁體、大字長體和小字長體三副，共十余萬枚。咸豐元年（1851）用其印成馬端臨《文獻通考》。
鉛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間廣東梁發曾手刻鉛字排印自著《祈禱文》。其後清河王錫祺又于光緒五年（1879）用鉛版印刷潘德輿著《金壺浪墨》。這時，更為先進的西方近代印刷術已傳入，中國人就不再用舊法制作鉛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和發展1.近代印刷術的傳入。
中國的近代印刷，究其源，發軔于十九世紀初。最先傳入的是凸版印刷術，稍後是平版印刷術，再後是凹版印刷術。
（1）凸版印刷術的傳入。
凸版印刷的傳入，主要是鉛活字版、泥版澆鑄鉛版和紙型澆鑄鉛版及其相應技術、設備的傳入，以鉛活字版傳入為始。
（i）鉛活字的傳入和中文鉛活字的研制。1807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為排印中文聖經，在中國雇人刻制字模，澆鑄中文鉛活字。這是在中國本土采用西方鉛活字印刷術制作中文字模、澆鑄中文鉛活字之始，故史學界把1807 年作為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年份。馬禮遜的行為引起基督教舊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災禍，便將所刻字模付之一炬。這使他的嘗試遭受重大挫折。7 年之後，馬禮遜為避免重蹈前轍，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馬六甲設立印刷所，並于1819年印成第一部《新舊約中文聖經》。與此同時，英國人馬施曼（Dr.JoshuaMarshman）在檳榔嶼譯印《新舊約聖經》①，因托湯姆氏（P.P.Thoms）在澳門鐫刻字模，澆鑄中文鉛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國用西法制作中文鉛活字的開端。此後，西方各國紛紛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書報。① 張樹棟、張耀昆：《中國印刷史簡編》，百家出版社1991 年版。
西方鉛活字技術用于中國，最大難題是數以萬計的漢字活字之制作。對此，美華書館的姜別利功勳卓著。咸豐八年（1858），姜別利（Willian Gamble）來到中國甯波，主持美華書館事務，翌年始創電鍍（鑄）華文字模。其法是以黃楊木鐫刻陽文，再鍍制紫銅陰文，鑲入黃銅殼子。此法不僅大大減少鐫刻用工，而且質量甚佳。姜氏還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與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種字號，創用“元寶式”排字架，既解決了中西文混排難題，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與紙型鉛版的傳入。鉛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後拆版，重印則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紙型做型版澆鑄鉛版之發明。泥版傳入中國的時間，當在鉛活字印刷傳入不久。美國設在澳門的花華聖經書坊，上海的字林西報、著易堂、申報館等創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澆鑄鉛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澆完即碎，不久即為紙型所取代。
紙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壓制而成，于澆鑄鉛版後可以收存、反複使用，且可方便地運往外地澆版印刷。中國采用紙型在光緒中葉（1890 年前後），上海修文書局始用之①。
凸版印刷于紙型鉛版之後，是照相銅鋅版的傳入。照相銅鋅版采用當時先進的照相術。照相術用于制版並傳入中國，大大加速了中國近代印刷事業的發展進程。
（2）平版印刷術的傳入。
平版印刷是用圖文處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進行印刷的工藝技術，始于塞納菲爾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6 年發明的石印術，包括石版、珂羅版、照相平版（以上為直接印刷）和膠印（間接印刷）等。
石印術是率先傳入中國的平版印刷術，傳入時間不晚于1832 年。石印術分單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種，在傳入初期均系單色石印。隨後，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馬口鐵平印、珂羅版平印、金屬版平印、膠印，及其相應設備陸續傳入。這些平版印刷術及相應設備的傳入多為國人自行引進。
（3）凹版印刷術的傳入。
凹版印刷是用圖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進行印刷的工藝技術，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國古已有之。近代傳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銅版和影寫版兩種。其中雕刻銅版的傳入分南北二系。南方為意大利派，經日本傳入中國；北方為美國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銅版首先傳入日本。中國元和王肇鋐游學日本，因將其所繪地圖付鐫于日本某印書局而發現日本有雕刻銅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學習，盡得其法，並于次年撰就《銅刻小記》一文，詳細記述了當時雕刻銅版的工藝技術及過程。數年後，上海江海關印務處開始采用雕刻銅版印花，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商務印書館聘得日本雕刻銅版技師來華，雕刻銅版技術才得以發展。
光緒三十四年（1908），北京（當時稱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陳錦濤赴美考察印刷，聘請美國雕刻家海趣為技師，到該局傳授雕刻凹版技術，用雕刻凹版工藝印制郵票、鈔票等有價證券。此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2.近代印刷術的發展。
① 修文書局為日人開設于上海，鉛印，其版多為紙型澆鑄之鉛版。
近代印刷術的發展，需從工藝技術的演進及其相應設備的引進、眾多印刷機構的建立兩個方面加以描述。
（1）工藝技術的發展。
（i）凸版印刷工藝技術的發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紙型鉛版的應用，為活版印刷的重大發展。此後，又有石膏版、照相銅鋅版等凸版印刷術的傳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網目銅版之應用，使得凸版印刷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發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發展的另一成就和標志，是凸版印刷機械設備的更新和發展。
西方最先傳入的凸版印刷機是手扳架，每日印數不過數百張。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申報館始用手搖輪轉機，效率大為提高。此後，蒸汽引擎和自來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機、以電氣馬達為動力的華府台單滾筒印刷機相繼傳入。至此，凸版印刷處在即將高速發展的前夜，預示著中國近代印刷業崛起之日的來臨。
（ii）平版印刷術的發展。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傳入的石印術，是直接手書上版的單色石印。同治十五年（1876），英人美查在上海開辦點石齋印書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書籍。光緒八年（1882），國人自辦的上海同文書局開業，購置石印機12 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書籍和字畫碑帖。形成了同文書局、拜石山房與點石齋印書局在石印業的三足鼎立之勢。此後，石印業迅速發展，光緒年間，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為鉛印所之兩倍有余。原因是石印業投資少、見效快，致使光緒年間石印較之鉛印占有明顯的優勢。
石印術傳入約半個世紀，同業中出現了彩色石印。此後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區分圖像的濃淡層次而飲譽一時，是清末石印術已經達到的技術水平之標志。
1875 年，珂羅版、膠印工藝傳入中國，使得平版印刷工藝技術更是錦上添花。上海土山灣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聖母畫。1876 年有正書局用其大量印刷書畫碑帖。1902 年文明書局又出版了大批書畫冊。商務印書館于1907年采用此工藝，印品質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羅版印刷也曾飲譽一時，頗受青睞。
中國1911 年前引進、使用的平版印刷機，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質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創辦點石齋印書局，改用輪轉石印機。石印架和輪轉石印機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費人力，後改用自來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數稍有增加。光緒末年，商務印書館購進輪轉鋁版印刷機，印數可達1500張/小時，為平版印刷術之重要改進。宣統三年（1911），上海英美煙草公司購進小型膠印機，為間接印刷在中國之首先采用者。膠版印刷的引進和發展，為近代印刷術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國近代民族印刷業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iii）凹版印刷術的發展。近代雕刻凹版技術傳入後，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商務印書館聘請日本雕刻技師和田滿太郎等來華傳授雕刻凹版技術。這時雕刻凹版技術除手工外，開始采用機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發展。1908 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規模之宏大，技術之先進，堪稱亞洲之最，在中國印鈔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09 年，該局從美國購進“萬能雕刻機”全套設備和打樣機、試印機；1910 年，美國技師海趣親自設計、雕刻了大清銀行鈔票的鋼凹版。該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種，圖案設計精致，雕刻線條清晰，層次分明，六色印刷。這套鈔票的印制，對中國印鈔及凹印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後，該局又陸續添置了切紙、鉛印、石印、打孔，以及電動凹印等設備。其規模建制、技術設備，均居亞洲領先地位。
（2）近代印刷機構的建立和發展。
（i）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據不完全統計，1840—1919 年，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就有50 多家，另有一些外國商人也投資印刷，在中國建立印刷機構。外國人所建印刷機構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墨海書館、美華書館和申報館。
“墨海書館”系英國倫敦布道會于1843 年在上海創辦。初建時僅擁有中文鉛字二副，西文鉛字七副，並從英國運來印刷機三台。因當時上海尚無電力，出現了用牛拉機器進行印刷的奇聞。
美華書館系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設，前身是1844 年創建于澳門的花華聖經書房，1860 年經甯波遷到上海，是當時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規模最大、設備最全的活版、機械印刷機構。
申報館系英國商人美查于1872 年創建于上海。二年後，用其所獲利潤又開辦了點石齋印書局和圖書集成鉛印書局及申昌書局。其中，點石齋設有在當時來說全國最大的石印工場。
（ii）國人自辦的近代印刷機構。清末民初，國人自己也創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機構，其中影響或規模較大的，當屬同文書局、商務印書館、度支部印刷局和中華書局。
人們較為看重同文書局，是因為同文書局——還有與其同時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創建，打破了外國人建立的點石齋印書局稱霸中國石印業的局面，形成了點石齋、同文書局、拜石山房在石印業的三足鼎立之勢。它的創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國已站穩腳跟並開始加速發展的標志，又是中國近代印刷業蓬勃發展之先兆。
1897 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北京路開業。1900 年又盤入日辦修文書局的印刷機、銅模和鉛字。至此，商務印書館已初具規模。1903 年，商務與日本合資，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設備，使商務迅速發展。此後，商務在技術、設備、管理諸方面，一直處在國內同行業的領先地位，對近代民族印刷業的崛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08 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亞洲最大的印鈔企業度支部印刷局。
該局1909 年購進美國先進的“萬能雕刻機”及全套設備，設備先進，技術精良，承擔著國內紙幣、郵票等有價證券的印制任務。
1912 年，以出版發行業務為主的中華書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該局在北京、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等地設立分局，1915 年開始自辦印刷廠。到1916 年，該局在各地的分局多達40 余處。各廠的鉛印機、膠印機以及相關設備數百台。是國內僅次于商務印書館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業。
從上述四個大型印刷企業、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創立及發展不難看出，西方近代印刷術從十九世紀初傳入後，經過約一個世紀的發展，到二十世紀初，逐漸取代中國傳統印刷之勢業已形成。
第五章土地制度、租佃關系的演變及自然經濟的分解第一節封建土地制度的演變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資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封建社會主要存在著三種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國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絕對支配的地位，從而構成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基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這一基本特點，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封建土地關系不僅繼續得以保存，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日益結合起來。
盡管封建地主經濟繼續保存了下來，但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在某些時期、某些地區，封建土地制度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首先，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了封建土地制度。
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加劇了中國封建社會固有的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 年1 月）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它嚴重地動搖了清皇朝的統治，也打擊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太平天國的土地制度及其有關政策集中反映在它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中。《天朝田畝制度》的基本內容，是要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廣大農民。它規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①根據這個原則，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以每畝土地按一年產量的多少分為三級九等，然後好田壞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不論男婦”， 15 歲以下者減半，等等。可以看出，這些主張雖然帶有絕對平均主義的色彩，而且在實際上也沒加以實施，同時也不可能實現。但是它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范圍內，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太平天國起義所到之處，命令大地主交納金銀、糧食等物品，征收地主的田賦。所到之處，“地符莊帳付焚如，官牒私牒總掃除”。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打擊。第二，在太平天國起義影響下，有些地方的農民把租種的土地暫時當成自己的產業，不交地租，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沖擊。第三，太平天國後期，有些地區采取了允許地主收租納糧的辦法，但對地租率嚴加限制，監督和限制地主的收租額。
其次，封建軍閥、官僚、地主大肆兼並土地，出現了許多非土著地主。
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土地集中趨勢日趨嚴重。由于清軍的野蠻燒殺，人民大量死亡，不少地區土著死亡殆盡，土地大量荒廢，地價非常便宜。江蘇嘉定，原地價“畝至二十余金，地狹民稠之處，有貴至四五十金者”。起義失敗後，“畝不過三五金”。與此同時，地主、富豪和商人趁機大量購置和侵占土地。安徽南陵土著地主“死亡殆盡，地廣人稀、勞工缺乏。..因致土地幾等無價值，乃有他處豪富，多量收買，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①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第1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21 頁。者，約兩萬余畝。”①大軍閥大官僚兼並土地更為突出。他們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搶劫巨額財富，大量收買和強占民田。曾國藩及其親屬，僅在湖南長沙、湘鄉就有田1.3 萬多畝，李鴻章一家在安徽合肥就占地60 萬畝。其他官僚軍閥在各地兼並的土地也很多。到清朝末年以後，隨著封建軍閥勢力的不斷增長，地方割據逐步形成，土地兼並的現象更為激烈。袁世凱在河南一些地區占有田產400余頃，徐世昌在輝縣有地50 多頃。至于那些中小軍閥也同樣在各地大肆兼並土地。
中國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個顯著特點是，除了封建官僚、軍閥兼並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貸者也參與了土地的兼並。在封建剝削依舊保存並在農村占優勢的情況下，一些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並者，他們當中不少原來就是由地主商人轉化而來的。他們在投資近代工業同時，也熱衷于對土地的投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跡的產業資本家，如大生紗廠的張謇、恒豐紗廠主聶緝椝等，都在農村占有大量土地。
這一時期，軍閥、官僚、商人和資本家所以熱衷于土地兼並和封建剝削，主要原因是：在帝國主義控制下，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二者之間求得發展，工商收益沒有保障，利潤很不穩定，而地租率則往往高于工業利潤率，土地收益較高又可靠，土地經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即使工商業中有較高盈利，也往往為求得持續穩定的收入，而不斷購置土地，從而使一部分資金流向土地。
土地兼並的結果，一方面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狀況日益嚴重。另一方面，土地兼並的主要對象是自耕農，這一時期，也造成自耕農戶顯著減少和佃農的增加。如江蘇昆山縣，全部農戶中自耕農所占的比例由光緒三十一年（ 1905）的26％下降到1914 年的11.7％，與此同時，佃農由57.4％上升到71.7％。南通也有同樣的情況，自耕農的比重由光緒三十一年的20.2％下降到1914 年15.6％，而佃農同時期由56.9％上升到61.5％。佃農比例上升，不僅意味著大量農戶的破產和自耕農的沒落，而且破產後，仍是束縛于土地上的貧苦農民。因此，這一時期總的反映出，土地所有權的更加集中及土地使用權的更加分散和縮小。
再次，官田公地的逐步私有化。
官田公地主要指清廷的屯田、旗地等各種官田，及廟田、學田、族田等等。清末以來，這些官田大量轉入私人手中。屯田和旗地原來是不准買賣的，然而實際上，在暗中已經出現了典賣這些土地的現象。雖然曆經政策上的變化，但是，旗地、屯田買賣之勢已成必然。進入民國以後，北洋軍閥政府更加徹底地實行出賣官田的政策，逐步完成了官田私有化進程。清末以來各種官田大量低價轉讓給私人，首先得利的仍然是一些大官僚、大軍閥及新興地主。甲午戰爭後，中國的土地所有制，雖然出現了“官田”私有化，但是這種變化，大大削弱了自耕農經濟和發展中的農村資本主義因素，但並沒有改變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實質，封建剝削制度仍然占著明顯優勢。
①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三聯書店1957 年版（下同），第176 頁。第二節封建租佃關系的演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太平天國失敗以後，封建土地關系得以繼續維持下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這種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特殊結合方式，它在經濟上主要采取了租佃制度和賦稅制度。前者是地主階級以個人出面對農民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後者是地主階級以國家出面對農民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這里僅就租佃關系進行分析）
租佃制度是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權，將土地分租給農民，對農民榨取地租的剝削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封建地租有三種形式：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和勞役地租。馬克思指出：“不論地租有什麼獨特的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某些地塊的所有權為前提。”①因此，不管地租采取何種形式都是地主階級憑借其土地的所有權對農民進行剝削的手段。中國的封建社會一直到近代，地主將土地分割成小塊出租給農民榨取地租，仍是封建土地經營的主要方式。
但自太平天國以後，隨著封建土地關系出現了一些變化，其剝削形式反映在租佃關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特點。
1.永佃制在一些地區廣泛地出現。
所謂永佃制，就是在土地租佃關系中，佃農有永久耕種和處理所佃土地耕作權的一種租佃制度。永佃制是以土地所有權與土地耕作權相分離為前提，地主擁有土地所有權，負擔田賦，有權收租，但不能隨意加租或奪佃。佃農享有土地耕作權，即佃權，並有權將其田出賣、典押或出租，出租以後，佃農也可以收取地租，但這不影響其向地主交租的數量。佃農如果欠租不交，地主可以撤銷佃農的佃權。
永佃制的擴大，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太平天國失敗後的安徽、浙江等廣大地區，由于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在安徽，“地主以荒蕪之地，無從利用，乃令佃農設法墾殖，允其有永佃權。蓋若開墾後，而無長期耕種之保障，則佃農非所願耳。地主為獎勵起見，故特讓以田面之權，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①。浙江一些地區在戰爭之後，“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蕪者甚多。..招徠荒民開墾成熟後，許其有佃種權。固有之田主只能收取租息，完糧為業，佃戶可以永佃”②。所以，永佃權制是地主階級誘使農民開墾種地，以便獲得地租的一種剝削手段。二是在湖北、江西部分地區，自耕農欲逃避各種捐稅或為環境所迫。故而將田地低價售給地主富豪，求得保留其永久佃種的權利，這實際也導致了自耕農的破產。
永佃制的租佃關系，沒有改變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也沒有改變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剝削關系。它是地主被迫對農民讓步的一種措施，也是地主階級與佃農之間的租佃關系的一種調整。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地租的剝削程度，使地主任意加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些地方佃農對佃租的土地有了一定的支配權，地主不能隨意收回自耕地，這使地主土地所有制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5 版，第714 頁。
①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251、252 頁。
②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251、252 頁。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農民對地主依附關系也有所放松。
2.封建地租形式仍以實物地租為主，但個別地區貨幣地租趨多；另外，勞役地租也仍然存在。
在中國近代的地租剝削形式上，實物地租率通常有兩種確定形式：一種是分成地租制，它是按收獲量的一定比例收取地租，地租的多少與農業收成的豐歉有直接關系。這種地租制多盛行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地主為了保證其地租剝削，往往對佃農的生產活動進行干預，因而妨礙了農民的獨立經營，分成地租制的存在並成為主要形式，反映了中國近代農業經營落後的狀況。另一種是定額地租制，即地主按耕地面積定期向農民征收固定數量的地租。這種形式一般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獲得普遍的發展。而且到了近代有了加快發展的趨勢。定額地租制可以是實物地租，也可以是貨幣地租。但定額地租較之分成租制表現了農業生產的進步，有利于提高佃農生產的積極性。首先：由于定額租制的租額是固定的，增產部分歸佃農所有；其次，由于租額固定，地主所得地租與農業收成好壞無關，地主不再直接干預生產，佃農有了較多的經營自主權，減輕了人身依附關系；再次，由于定額租制可以采取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兩種形式，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在租額不變的情況下，實物地租加快了向貨幣地租轉化的進程。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地租有了逐步的推廣，當時的貨幣地租，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折租；另一種是約定的貨幣地租。
折租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已經小部分地出現，在這一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擴大，以江、浙一帶較為普遍。所謂折租，只將原定額的實物地租按市價折成貨幣，再向地主交納的租，即把實物地租折成貨幣征收，是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過渡的一種形式。地主一般在農作物收獲前，谷價較高時折價，新谷上市糧價降低時收租，這樣，即使租額不增，農民實際負擔則大大加重。折租的擴大反映了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
約定的貨幣地租是地主與農民直接訂立有貨幣地租的契約，這是純粹的貨幣地租。這一時期貨幣地租已有相當增長，這是甲午戰後二三十年間，地租剝削的一個變化。貨幣地租首先出現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是自然經濟的對立物，它是封建地租的解體形態。因為貨幣地租的出現，把基本的封建關系——人身隸屬關系變成“純粹的貨幣關系”。所以，貨幣地租的出現，意味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標志著封建自然經濟的開始分解。
另外，這一時期勞役地租仍是實物地租的重要補充形式。勞役地租主要存在于邊遠地區的某些少數民族中。
3.地租剝削程度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地租剝削形式除正租外，還有押租、預租和各種附加租。而且超經濟強制手段仍存在。
到了近代，地租額不僅高而且一般有增長的趨勢。由于土地集中，農民破產增多，城市工業發展不充分，不能吸收更多的剩余勞動力，破產農民除了佃種土地外，別無出路，爭相租田的結果，促使地租日益加重，尤其在經濟發達的地區比較突出。山西省可種美棉的土地，每畝地租由1—2 元漲至3—4 元，甚至高達10 元。天津李家嘴的沙田70 畝，由40 個農民分佃，光緒十八年（1892）種植谷物，每畝每年納租1 元，光緒三十四年（1908）地主全改種蔬菜，加租至3 元①，租額明顯增長。
① 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 年版，第361 頁。押租制在近代也日益普遍化。佃戶為了佃種地主土地而事先交給地主的一年抵押款，押租額一般高于地租額。而且還有逐步增加的趨勢。如四川灌縣，光緒四年（1878），押租相當地租的5 倍以上。地主握有押租可以任意增加正租，當佃農遇有荒災之年不能交租時，地主即可從押租中扣除，所以押租成為地主階級加強對農民剝削的一個重要手段。
在近代，預租也比較普遍，農民為預付租金而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
此外，地主階級還巧立名目，索取各種附加租。例如，訂立租約時有“認東酒”，改佃時的“退佃酒”；交租時有手續費。還要交納各種生產物或副產品，等等。附加租可以是實物地租，也可以是貨幣地租。有的地方，佃農還要定期或不定期為地主提供各種無償勞動。可見，對各種附加租的索取，實際上是對佃農的赤裸裸的掠奪。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超經濟強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而且是各種地租實現的重要手段。超經濟強制的重要表現，就是地主以強制力量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不許佃戶任意退佃。同時，還強迫農民交租。這些都受到清廷法令的保護。《大清律例》規定：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①。有的地區，如江蘇常熟縣地主為逼租而設私刑就有24 種之多。
① 《大清律例》卷27，道光五年，第26 頁。
第三節自然經濟的解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也是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的基礎。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從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一個時期，中國的自然經濟結構曾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進行過頑強的抵抗。但是，這種抵抗只能延緩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在中國傾銷的增長和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因為小生產競爭不過機器生產，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征服落後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特權，同時，由于東西海上交通條件的變化及產業革命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完成等，都加強了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對中國自然經濟的競爭力，從而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的進程。所以自咸豐末年起，中國的自然經濟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體的道路。這種解體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外國機制棉紡織商品的傾銷，導致城鄉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而與農業分離；另一方面是外國資本加強對中國原料的掠奪，使中國農村商品生產迅速發展。
城鄉家庭棉紡織業的衰落及其與農業的分離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結構就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具體表現為“耕”與“織”的結合。“耕織結合”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核心。這種結合的經濟單位就是家庭。中國長期以來就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社會生產形式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而城鄉家庭棉紡織業的衰落與農業的分離，是自然經濟解體的主要標志。
咸豐末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及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棉紡織品的生產費用迅速下降，產品成本降低，再加上東西海上交通條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1869）溝通地中海與印度洋的蘇伊士運河的正式通航，它縮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並促進了輪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1871）香港與倫敦間海底電線接通，使貿易消息得以迅速傳遞。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十二年（1872—1886），棉紗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①。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②因此，在咸豐末年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市場的迅速擴大，輸入商品也在急劇增長，同治六年（1867）外國棉紗、棉布進口總值僅1376 萬兩，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增長到5209 萬兩（海關兩）③，增長了近3 倍。這樣，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棉紡織業，終究抵擋不住外國機制棉紡織品的沖擊，在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各省開始解體。
當洋紗布大量輸入的時候，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遭到破壞並逐漸與農業分離。這個過程經曆了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洋紗代替土紗。使紡與織分離；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織與耕分離。
紡紗和織布，是紡織的兩道工序。在中國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中，紡和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 年版，第72 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494 頁。
③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489 頁。
織是結合在一起的。由于資本主義的先進的機器生產，使紡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據有關資料估計，一個機紡工人的出紗能力相當于一個手紡工人出紗能力的80 倍，而一個機織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當于一個手織工人出布能力的4 倍①。因此，洋紗的價格比土紗要低得多。光緒十三年（1887）在山東牛莊，土紗每包（300 斤）售價銀87 兩，而洋紗只售57 兩②，相差如此懸殊，土紗自然難與洋紗競爭。
另外，自咸豐末年以後，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紡織業的發展，印度國內對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輸入中國的數量逐漸減少；日本因紡織業的發展，開始輸入中國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歐國家也間或收購中國棉花，這就促使中國棉花價格的提高。面對原料價格的提高和洋紗的價格優勢，中國傳統的手紡織業陷入困境。“隨著大量洋紗進口，土紡織業已經幾乎全部停止了”③。“土紗和洋紗不能在價格上競爭，文昌女工即失其紡紗織業，便轉入織布”④。山東的紡工放棄紡車後轉而以編制草帽為生。在洋紗跌價的情況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鄰近的城市手工棉紡織業者均用洋紗代替土紗織布，接著，洋紗逐漸暢銷內地。如江西南昌，農家世世代代生產一種簆布，但“光緒中歲以後，簆布之業寢微，婦女愁歎坐食，機杼不聞；間有織者，以洋紗為經，棉紗為緯，或經緯皆用洋紗，求昔之簆布無有矣”①。甲午戰爭前後，在四川和云南一些邊遠省份，也出現類似情況。
洋紗代替土紗所出現的“紡廢織存”，反映了手紡與手織的開始分離。
從現象上看，似乎這種手織業與小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織業一樣。而實際上已改變了自給自足的性質。洋紗代替土紗的結果，使手紡趨于沒落並與手織分離，一貫穿衣自給的廣大農民，不得不買進洋紗，織布售賣，不但部分地依賴市場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賴外國。在價格上要受外商控制。這種生產性質已不同于原來的手織業。因此，這個過程就是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解體的第一步。
在洋紗取代土紗的同時，洋布代替土布的過程也在進行。這是自然經濟結構解體的第二步。
中國手工所織的土布，在明朝時期就曾遠銷國外，銷往美國西歐等地。
在19 世紀初期的30 多年內，土布的出口，在當時中國對歐美的貿易中，僅次于茶葉和絲，居第三位。但此後，隨著外國的機器棉紡織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間（1851—1874），隨著洋紗大量輸入，洋布也大量運進中國。這樣，中國土布原有的質地耐穿和價格便宜的優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價格所壓倒，“其染色更嬌豔奪目”，“自比土布為可愛”②。因此，到同治年間，“過去中下層人因土布比洋布價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現在這一層理由可說已不存在了”①。出現了無論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81 頁。
② 同上書，第77 頁。
③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207 頁。④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207 頁。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20、219 頁。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20、219 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21 頁。
“衣大布者不過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②的嚴峻局面。這說明了在全國許多地區手織業已經衰落，有些地區的農民，不僅放棄了紡紗，而且也放棄了織布。他們的穿衣不再靠自給，而只得通過市場購買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一時期農民家庭手織業就整體來講開始衰落，手織業與農業也開始分離，但是手織業的衰落要比手紡業緩慢得多，也就是說，洋布代替土布的過程比洋紗代替土紗來說要緩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十六年（1872—1890）間，洋紗進口量增長20.6 倍，而洋布只增長27％③。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國農村手織業者為了生存，利用洋紗價格的低廉，加上織機的改良，使用洋紗織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強了土布的競爭能力。第二，洋布的勞動生產率低于洋紗的勞動生產率，洋紗的競爭能力遠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質地耐穿的優點，使土布在國內外市場上仍有一定的銷路。在甲午戰爭以後，手工織布業一度還有較大的發展。當然，這種現象並不意味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未被破壞，實質上手工織布業已經開始與農業分離，自然經濟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
總之，鴉片戰爭後，特別是同治朝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開始了解體的過程，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的耕織結合為核心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另外，造成中國原有的家庭棉紡織業的破壞和解體的，主要在于物美價廉的洋紗洋布的大量傾銷。有史料記述：“近年洋貨驟贏，土布驟絀，中國每歲耗銀至三四千萬兩，則以洋布洋紗暢銷故也。蓋其物出自機器，潔白勻細，工省價廉，華民皆樂購用，而中國之織婦機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萬人。”①同時，這種解體就全國來講，在深度上、廣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說，在沿海和長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較明顯，手工棉紡織業遭受破壞的程度比較重，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偏僻地區則不太明顯或洋貨根本沒有輸入，受破壞的程度比較輕。
需要指出的是，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期間，資本主義國家棉紡織品的傾銷動搖了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礎。其他商品的輸入也沖擊了中國相關的手工業，中國的冶金、制鐵、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業，也和棉紡織工業一樣，在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傾銷下趨于沒落。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對外國機制產品和市場的依賴程度。這就意味著自然經濟的廣泛解體。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自咸、同年間以來，中國自然經濟結構初步分解的另一個重要表現，便是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這是城鄉手工業遭到破壞和外國資本主義掠奪農產品原料的結果。
由于棉紡織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和其他手工業的被破壞，動搖了自然經濟的基礎，迫使廣大農民不得不到市場上購買生產和生活必需的工業品，也參與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經營。從而擴大了農副產品商品的市場。另外，外國商人在中國市場上出售機器工業品之後，加強了對中國農產品原料的掠奪，以滿足其本國工業的需要。同治朝以後，我國農產品的輸出（不包括茶葉）② 同上書，第223 頁。
③ 同上書，第199 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 卷，第233 頁。
從同治十二年（1873）的280 多萬元，增加到光緒九年（1883）的2800 多萬元，在全部出口總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出口的增長也刺激了農產品生產商品化的發展。下面對這一時期的主要農產品商品化發展的情況作一簡要介紹。
1.茶葉。茶葉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就是我國的主要經濟作物和出口商品，鴉片戰爭以後，外銷茶葉激增，從而刺激了茶葉種植面積的急劇擴大，遍及福建、廣東、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緒六年（1880）前後，由于印度、錫蘭和日本茶葉的競爭，茶葉出口銳減。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緒七年後，茶價甚低，每年頭春嫩莊七八九兩，粗莊三四五兩銀。開茶莊及采箱者，屢年折本，傾家蕩產，人多不以茶為正項生理。..歎種茶者，勤勞艱苦，大受茶累矣”①。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時，茶園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戰爭以後，普遍出現了衰敗的情況。
2.棉花。棉花是中國較早的商品之一。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還是棉花的輸入國。同治朝以後，由于外國資本主義棉紡織業的普遍發展和中國資本主義棉紡織業的相繼產生，刺激了對棉花的需求，從而引起中國棉花出口的增加和價格的提高，這就刺激了棉花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如上海、南彙等地“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十中之二”②。如皋、通州、海門也“一望皆種棉花，並無雜樹”③。以前不種棉花的地區，也開始普遍種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處，向只專事蠶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①甲午戰爭以後，棉花的種植發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擴張”，“幾乎全國均從事植棉”②。河北、山西、山東、陝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為全國棉花重要產地。
3.蠶桑。中國農民養蠶植桑，已有數千年的曆史。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生絲的出口數量增長很快，促使國內蠶桑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如江蘇高郵，“民素不飼蠶。..近年湖東西以農兼桑者不可勝計，至絲成時，江南販絲者無歲不至”③。又家庭手工棉紡織業受到破壞後，農民轉而種桑養蠶賣繭，如江陰縣，“素業織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緒中，西人始至內地市繭。..鄉人獲利，育蠶者驟增，不數年，境內每歲售繭所獲逾百萬金，且遞增不已”④。原來不飼蠶或飼蠶不多的州縣到同、光年間都已經廣泛飼蠶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區，如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省，也日漸飼蠶，並有所發展。
4.煙葉。鴉片戰爭前，種植煙葉已經是商品性的農作物生產，但煙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國內銷售。光緒朝開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緒十年（1884）出口數量為2.4443 萬擔，光緒二十年（1894）為11.3886 萬擔，由于英美煙草公司的大力推廣和搶購及本國民族資本卷煙業的興起，促進了煙葉生產的發展。
①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447 頁。
② 同上書，第418 頁。
③ 同上書，第419 頁。
①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 輯，第196—198 頁。
②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 輯，第196—198 頁。
③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427—428 頁。
④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 輯，第427—428 頁。
5.罌粟。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鴉片的輸入不僅合法並有增無減。腐敗的清皇朝不僅完全喪失了禁煙能力，而且鼓勵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鴉片的種植區日漸擴大。首先種植的是云南、貴州，後至四川、甘肅，以至陝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來，皆廢田而種罌粟。
6.糧食。自咸豐末年以來，一些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占用了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了糧食產量的減少，使一些地區變成仰給外地的缺糧區。如陝西渭南因“遍地罌粟”，糧食“反仰給于渭北”。江蘇南通“出產棉為大宗，麥次之，稻則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給他郡”①。同時加上工業的興起，城市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擴大了對商品糧的需求。其結果必然刺激農民生產和出售糧食的積極性，從而增加商品糧食的流通數量，促使糧食商品化的迅速發展，特別在甲午戰爭以後，地區之間的糧食貿易有了較快的發展。例如，湖南的糧食供應長江下游及湖北一帶，江蘇、安徽等地的糧食供應長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糧食商品化發展的結果，在一些城市，如無錫、蕪湖、長沙等形成了糧食的集散中心。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主要是在甲午戰爭以後，伴隨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農產品原料的加強而發展的。
我國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一般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據15 省100 縣的調查，棉田的比重從光緒三十年（1904）至1910 年的11％上升到1914 至1919 年的14％，同時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緒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國內紗廠購買的棉花有70 萬擔，1923 年增為600 余萬擔。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紗廠就約占300 余萬擔。煙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煙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東等地推廣美種煙草，進行收購，煙草的種植也得到發展，並形成一些煙產區。蠶桑的種植面積在1920 年前後達于最盛。廣東在1923年桑田面積達到150 萬畝，江蘇無錫1921 年桑田占全縣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縣從宣統元年（1909）至1919 年，桑田面積從2.5 萬畝擴大到5.5萬畝。生絲的出口由于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開始下降，但出口絕對量仍在增加。宣統二年（1910）為14 萬擔，1919 年為16.5萬擔。
其次，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導致農業生產專門區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區以經濟作物為主，另一部分地區以糧食作物為主。例如棉花、蠶桑、茶葉、大豆、煙草、水稻、小麥等農業生產專門區域分布在經濟發展和交通比較發達的一些省份和地區，它的出現是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現。
再次，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使農民與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農產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農民生活資料的消費中從市場上購買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國農產品商品化是在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買辦商業資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產。促進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帝國主義對中國原料需要的增長，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景氣如何，對農產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響著中國農業生產的興衰。這一時期獲得較大發展的幾種經濟作物，都是國際市場上暢銷一時的農產品，例如茶葉、棉花、生絲等。同時，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大量傾銷剩余農產品，使中國農產品價格猛跌，嚴重破壞了中國的農① 農也：《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農業生產的商品化》，《經濟研究》1956 年第4 期，第129 頁。村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是在中國逐步演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定曆史條件下出現的。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主要是外國資本主義掠奪促成的。它的發展，並沒有帶來農村資本主義的相應發展，它始終是建立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上。這種農業商品經濟的性質，是帶有濃厚封建性質的小商品生產。同時它也反映中國農業生產對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質。農產品商品化發展的同時，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開始解體。
總之，同治朝以來，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侵略下，中國手工業的破壞和農產品商業化的發展，標志著以“耕織結合”的中國自然經濟結構的分解。當然，由于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時間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經濟解體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區，自然經濟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廣大內陸地區分解的速度就慢。中國自然經濟的分解，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結果，但外國資本主義大規模地進行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以及掠奪原料，其目的不是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其結果是破壞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外國資本主義借助于中國農村封建勢力和城市買辦商人得以把掠奪的觸角伸向各地。中國自然經濟的分解為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市場，使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了。
第六章商業第一節外國資本主義商品侵略下的中國商業（1848—1894）
鴉片戰爭後的中外貿易1.對外貿易自主權的喪失。
英國為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首先發動鴉片戰爭，逼迫清皇朝簽訂了《南京條約》。隨後，法國、美國、俄國、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瑞典、挪威等資本主義國家也倚仗強大的軍事實力，與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奪取了巨額賠款和各種在華特權，破壞了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中以對外貿易自主權的喪失，對中國的商業活動，尤其對外貿易的危害最大。
第一，外國侵略者享有協定關稅稅則權，中國的關稅自主權被剝奪。海關自主權是國家獨立自主的標志，海關起著保護民族工業和民族經濟發展、保護本國市場穩定，防止外國競爭和商品侵略的重要作用，對于經濟落後的國家，更是抵制外來商品侵入，保護本國商業的重要武器。鴉片戰爭前，清廷與一切獨立自主國家一樣，對海關的稅收和行政管理都享有獨立的主權，一切來自外國的船舶都要接受檢查和監督，並按照規定的原則和稅率繳納進出口稅。進口稅一般為16％，出口稅一般為4％，這是較合理的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的稅率，海關自主權起著抵制外國商品沖擊的作用。
但是在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不平等條約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在《南京條約》第十條中規定，中國不能根據本國利益和政策單獨制定關稅稅則，而只能和英國共同來“秉公議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國方面意見，制定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協定稅則。在《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中，協定關稅原則被固定下來。從此，不經外國同意，中國不能自行修改海關稅則。中國既已喪失了稅則自主權，海關也失去了保護本國經濟，尤其是保護對外貿易的功能。
除海關關稅外，外國侵略者還侵犯了中國內地征稅的主權。當時清廷規定，任何商品在國內流通都有常關稅。《天津條約》卻規定，外國貨物（洋貨）運銷內地或從內地運土貨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納一次5％的海關稅外，在內地只須在第一關交納2.5％的子口稅（也就是內地關稅）後，就可以遍運中國各地，不必像中國商人販運商品那樣逢關納稅、遇卡抽厘。結果，中國在喪失關稅自主權的同時，還部分地喪失了內地稅自主權。外國資本主義沒有了從港口到內地的一切關稅障礙，更強有力地沖擊中國商品和商品市場，最後為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中國土特產和原料打開通道。第二，外國侵略者又奪取了中國海關的行政管理權。海關是監督進出口貨物合法進出國境和征收關稅的行政管理機關，是國家政權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正式成立海關，由清廷掌握海關的行政管理權。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一些不平等條約中卻規定：外國商船進入中國港口，由該國領事通知海關，雙方共同檢查貨物和劃定貨價；外商的非法行為由外國領事處理；外商在非通商口岸走私貨物，由外國領事來決定是否沒收。這些都是對中國海關管理權的侵犯和粗暴踐踏。咸豐三年（1853），英、美、法侵略者和上海道台吳健彰相勾結，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乘機占領了上海海關，並于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54 年6 月19 日）訂立關于上海海關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于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1854 年7 月12 日），由英國人威妥瑪（咸豐五年改由李泰國）、美國人卡爾、法國人斯密斯組成上海海關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行政，中國最重要的上海海關大權被外國侵略者所侵奪。
與此同時，外國侵略者又乘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要挾清廷，進一步控制我國其他海關。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內規定：“中國政府海關之統一制度，通用于各通商口岸”，“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辦稅務”。咸豐九年（1859），英人李泰國被清廷任命為第一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設總稅務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1863），英國人赫德繼任，並在兩年後把總稅務司署遷到北京，設衙門辦公，成為掌握中國海關大權的機構。以後，就用賠款、借款抵押手段，全部控制中國海關收入的保管和支配權。
總之，中國喪失海關關稅自主權、海關行政管理權以及關稅保管支配權，使中國海關徹底變成了外國侵略者控制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據點，中國民族工商業遭到致命打擊和摧殘，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商業發生種種變化的根本所在。
2.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和對中國商品市場的控制。
外國資本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目的在于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工業品銷售市場，同時大量掠奪原料，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于它們的需要。在道光二十年（1894）以前，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活動，是以商品輸出為中心展開的。就其商品侵略的方式和結構及其深入程度來看，光緒朝以前，主要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機制工業品輸入數量也不很大，還未全面觸動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此後，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在商品輸出漸增的同時，列強開始對中國大規模資本輸出，經濟勢力開始深入到中國內地和廣大農村，逐漸控制中國國內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操縱對外貿易，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漩渦，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殖民地市場的組成部分。由于中國對外貿易自主權的喪失，中外貿易發生了顯著變化。
第一，外國洋行迅速控制中國的進出口貿易。
首先，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逐步合法化，走私口岸從廣東擴展到福州、浙江、江蘇沿海各地，直到河北、東北地區，上海成為鴉片走私的另一個中心。嘉慶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00—1839）進口鴉片42.87 萬箱，道光二十年至咸豐十年（1840—1860），僅由印度進口鴉片就達94.92 萬箱；咸豐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861—1895），更高達234.75 萬箱。若從平均每年輸入鴉片總值與貿易總額比重看，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占38.9％，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九年（1874—1883）占42.5％，說明從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前後，鴉片貿易居進出口貿易的首位。“花錢買鴉片..消耗了白銀而大大妨礙了中國人的一般貿易，實際上就必須用茶葉和絲來償付其他商品”①。而英商卻在罪惡的鴉片貿易中大發橫財。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生產每箱鴉片為237 印度盧比，運到中國售價為2618 印度盧比，攫取利潤高達11 倍。鴉片貿易的增長是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中失去優勢的重要原因。
①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4 頁。同治朝末年，歐洲工業技術革新，動力機器迅速推廣，鐵路、輪船航運業迅速發展，工業生產品產量迅速增長，生產費用卻大為降低。同治八年（1869）蘇伊士運河通航，縮短了對中國輸出商品的運程，運輸費用減少。同治十年（1871），上海—香港、香港—倫敦間海底電纜接通。這一切使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有很大增長。從同治三年至光緒二十年（1864—1894）中國進出口貿易值看，同治三年出超2446.4 萬兩（海關兩，下同）；同治十年入超839.8 萬兩；光緒六年（1880）入超140.9 萬兩；光緒十六年入超8994.9 萬兩；光緒二十年入超3399.8 萬兩。其間，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二年（1872—1876）的5 年里，雖有出超，但自光緒四年（1878）以後到甲午戰爭前已無出超，全是入超，而且入超額越來越大②。其次，在外國商品輸入量激增的同時，中外貿易的商品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同治十年至十二年（1871—1873），中國絲茶兩項占出口總值的87.2％，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降到51.5％，其他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則由12.8％上升到48.5％，其中主要是棉紗和棉布，豆類、草席、花生、皮毛等物品。出口貨物種類的新改變是由于世界工業發展對這些原料的需求，中國越來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供應地。出口商品的價格也由外商操縱，直接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平衡。中國對外貿易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為了商品輸出的需要，鴉片戰爭後外資洋行迅速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還不足40 家，同治十一年（1872）就達343 家，光緒八年（1882）增到440 家，光緒十九年（1893）已達580 家。外資洋行在同治末年後，從經營進出口貿易又擴展到航運、金融、碼頭、貨棧、保險、工業企業方面的投資，尤其憑借其在中國奪取的沿海、沿江航行特權，紛紛建立輪船公司，加強商品傾銷力量，進一步強化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控制地位，並且直接或通過買辦向華商貸款購貨，將華商置于自己的附庸地位。外國洋行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作用，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對外貿易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第二，買辦資本的產生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形成。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它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侵略，直接雇用了為它們服務的買辦。
鴉片戰爭前在中外貿易中就出現了買辦，但那時他們還屬于中國公行的雇員，主要任務是代理外國商人推銷商品、買進貨物，基本受封建政府控制和委托，管理和監督外國商人。鴉片戰爭後公行制度廢止，外商自由貿易，可以自行雇用中國人充當買辦。這時的買辦不受清廷任何約束，完全受外商支配，為外商在中國推銷商品和收購原料。後來，隨著掮客商人的加入以及外國商行直接培訓和提升仆役人員，買辦的隊伍日益擴大。買辦與外商之間的雇傭關系發展成為一種買辦制度，雙方訂有契約，中國政府無權過問。許多從官商巨賈轉化來的大買辦，指望從外國資本主義分子那里分到一杯羹，同時利用買辦的有利條件，繼續經營自己的商業和其他企業，加速資本積累，因此，格外賣力地為外商服務，危害著民族工商業。
買辦和買辦化商人在為外商服務的活動中增殖起來的資本，就是買辦資本。主要有三方面的來源，首先是靠買辦的傭金收入。除薪金外，外商又根據推銷商品、收買原料的營業額大小，付給買辦報酬，一般1—2％，高者達5％；並用“銷價差額傭金”鼓勵買辦為他們攫取高額利潤。所以傭金已不僅② 楊端六等編：《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1 表。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 年版。是對買辦勞務所支付的一種代價，而是刺激買辦追求高價，從而達到擴大利潤的一種重要手段。甲午戰爭前，一般買辦薪金低的只數十元，高者也不過數百元，但是一年的傭金收入卻常在數千元甚至幾萬元。為了“致富巨萬”，買辦要竭盡全力為外商服務。其次是買辦兼營企業的收入。買辦中不少人原來就經營商業或錢莊，投靠外商後，依靠他們在中國攫取的特權，打著外商的招牌，闖關偷稅獲取非法利潤；或從國外銀行通融資金，增加工商企業的資金和競爭力，大發其財。如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自己買有許多商號貨棧，幫助侵略者推銷鴉片、棉毛織品及收購絲茶產品。可以說，買辦假洋人之手發財致富。外商企業吸收中國人投資來壯大自己實力，是其實行經濟侵略、壓榨民族資本的重要手段之一。買辦為博得外商的賞識、分享外商的暴利以及逃避本國捐稅，紛紛“附股搭辦”外商企業，成為買辦資本的重要來源。估計中法戰爭前後，在上海的許多外國公司中至少有4％股票是由中國人投資的，這其中多數都是外國洋行的買辦。
鴉片戰爭後國內商業的變化鴉片戰爭後，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引起中國社會經濟的急劇變化。其變化首先從流通領域開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市場的擴大。
首先是商業中心的逐漸形成。《南京條約》簽訂後，上海成為首批對外開放的口岸之一。進入咸豐年間，上海已取代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中心。同治四年至光緒二十年（1865—1894），上海直接對外貿易貨值量一般都占全國對外貿易貨值總量的50％左右，最高年份超過60％。上海逐漸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到甲午戰爭前，又有一批城市被辟為商埠，這些商埠遍及沿海、沿江、邊地和內陸各地，中國口岸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全部口岸中，上海成為進出口貨物集散的中樞，其他各埠則成為進出口貨物吐納的紐帶，初步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各商埠為環節，向全國輻射的商品流通網。其次是商品種類和流通數量的增加。在商業中心逐漸形成過程中，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貨，傳統進口的棉花下降，棉紡織品大增。除傳統工業品外，新增加的“進口雜貨”幾乎全是工業品，而且品種繁多。投入市場的國貨種類也有擴大。鴉片戰爭前，在市場上流通的主要是糧食、棉花等7 種商品，以家庭手工業和農業品為主。鴉片戰爭後，投入市場的主要是棉布、棉紗、桐油、糧食、棉花、煙葉、花生、黃豆等20 種商品，以原料和經濟作物為主。反映出鴉片戰爭後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逐步解體和國內市場對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性。
隨著對外貿易值的增長，國內各口之間相互貿易值也相應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各口岸相互貿易總值為2.52 億兩（海關兩，下同），光緒二十年（1894）為4.42 億兩。商運路線也比鴉片戰爭前有發展，陸路運輸更頻繁，水路運輸也隨著航運業的興起有更大發展。同治十一年（1872）輪船招商局的創辦，增加了內河運輸力量，口岸間聯系更加密切。
總之，在光緒初年以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並沒有能夠迅速占領中國市場，相反中國市場在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刺激下還有一定發展。只是從光緒初年以後，中國市場才發生明顯的變化。
2.私人資本主義近代商業的興起。
鴉片戰爭後，隨著大量外貨輸入和國貨輸出，興起了經營進口貨物的新式商業，舊式商業也因之向新式商業轉化，私人資本主義商業逐漸滋生起來。上海開埠後，興起了一批經營進出口貨物的商業。先是外商洋行通過買辦，利用京廣雜貨店推銷外貨，時稱華洋雜貨店，是近代百貨業之始。因為棉布進口增加迅速，躍居進口貨之首，約從道光三十年（1850）起，出現專銷進口棉布的第一家洋布店，到咸豐八年（1858）增到15 家，並且建立“振華堂洋布公所”。同治元年（1862），曾從事舢舨業的小販葉澄衷開設志順記五金號，成為上海第一家五金店。後發展成新式五金行業。到甲午戰爭後五金店多達57 家。此外，還有西藥、顏料、呢絨業等。除上海外，其他首批開放的口岸也都有私人資本主義商業的興起，如廣州開設洋貨店戶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達200 家以上；廈門在開埠後不到1 年，就有不少人開設行店，專同外商做買賣；福州僅與怡和洋行有購銷關系的茶行就有11 家。
新興商業不同于前資本主義商業。如上海舊式土布店，購銷雙方的對象多是農民和手工業者，這時的商業資本在交換的兩極間起中介作用。新式洋布店則不同，它們購買外國棉紡織廠生產的商品，並主要銷向中國的城市消費者，這樣，商業資本已經同外國產業資本發生密切的聯系。再如上海五金商店，交換的一極是進口外國機制五金材料的洋行，另一極是工礦交通企業。商業資本也部分地服務于外國產業資本。當然，這些資本主義的近代商業仍保存著濃厚的前資本主義性質，處于自身發展的初期轉化過程中。
3.商業與產業的聯系逐漸密切。
鴉片戰爭以後，有不少中國商人在外國在華企業中搭股。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貿易中心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大小型企業，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少外資企業的華股占40％，瓊記洋行、旗昌輪船公司和上海自來水公司的華股在50％以上，怡和絲廠的華股甚至超過80％。華商在外資企業的搭股資本累計在5600 萬元以上。中法戰爭後，華商的搭股活動達到狂熱程度，在已查明的47個搭股華商大股東中，最多的是洋行買辦，共28 人，占59.6％；其次是絲、茶、洋布等行業的商人14 人，占29.8％；其余5 人是官紳，占10.8％。這些股東涉及外資各行業。
商人資本支配生產的范圍也有擴大。鴉片戰爭前，包買商和手工工場主要稀疏地存在于井鹽、絲織、造紙、制茶等行業中。鴉片戰爭後，這些行業中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場大都繼續存在，生產各有增長。到中法戰爭前後，隨著通商口岸的增開、市場的擴大和手工業商品的發展，手工產品出口有增長趨勢，商人進一步支配這些出口商品的生產，除成為包買商之外，也有投資于作坊和手工工場的。如廣州、上海、福州等地，不少茶商投資經營土莊茶棧，設廠進行加工制作。
鴉片戰爭後就有商人投資近代企業。光緒二十年（1894）以前，中國出現的100 多個近代企業，大都有商人投資。這些商人中，有封建社會原有的商人，如鹽商、錢莊老板等，他們把原有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還有鴉片戰爭後新興的商人，主要是經營紗布、煤油、五金等進口貨及販賣鴉片的商人。
盡管這種聯系程度和發展都是微弱的、緩慢的，但是它從側面反映了進入近代後，中國商品經濟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
4.商業行會的重建。
同治三年至光緒二十年（1864—1894），我國10 省24 個城市有107 個商業行會，其中新行會超過50％以上。行會的組織形式也日趨普遍，分幫分業愈來愈細，107 個行會中，包括67 種行業的商幫，幾乎囊括了當時國內商業的主要行業。這些行會還加強內部管理，以鞏固其壟斷地位。
隨著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進一步加深，商業行會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相應變化。首先，官府利用行會包辦稅捐和管理城市商人，商業行會為尋求封建統治的保護，日益成為維護封建勢力的工具；但是封建官府的苛重厘捐，以及收稅胥吏的額外勒索，又導致行會的不滿和反抗，行會勢力和封建統治勢力之間，又存在矛盾和斗爭。其次，為推銷進口貨物和收購出口國貨，洋行商人和中國行會商人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互相依賴；但是為了壟斷和控制市場，爭奪利潤，行會商人和洋行商人之間又有深刻的矛盾。最後，在中國資本主義新式工業興起過程中，行會勢力也曾對它進行了種種阻撓，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商業行會處于同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既聯系又有矛盾的地位，反映出社會變化引起商業活動的一系列變化，同時商業的近代化發展更要求沖破內外阻力，尋找適應自己的新的、先進的組織形式。
買辦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剝削網的逐步形成1.鴉片戰爭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增長。
鴉片戰爭後，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侵略勢力伸向各通商口岸，並逐漸控制國內外貿易的中心城市，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使外國商品深入內地。外國銀行紛紛在上海建立，而且操縱了中國的金融市場，控制中國原有的錢莊等金融機構。從此，一個買辦性的商業高利貸剝削網逐步形成。主要表現在：第一，錢莊的買辦化。同治朝末年以後，外國銀行接受錢莊莊票作為抵押向錢莊進行信用放款，成為經常而大量的現象。這是錢莊買辦化的開始。錢莊為進出口貿易提供信用便利，則是買辦化的進一步發展。錢莊既協助洋貨內銷，又協助外國侵略勢力搜購土產。如光緒七年（1881）福州茶區由外商向茶販貸出的預購款項只占貸款總額的10％，其余90％的貸款絕大部分來自錢莊。
第二，買辦職能范圍的逐漸擴大。同治朝末年以後，外國侵略者對華貿易急速增長，買辦的職能范圍也從媒介、經紀、代理等一般性職能擴大到經銷與承購、包購與包銷，買辦本身也由此具有雙重身份：不僅是洋行雇來媒介生意的雇員，而且是對洋行做生意的獨立商人。買辦要向洋行承擔並保證全部購銷的職責，洋行則承諾不輕易把購銷任務許給他人的義務。通過包銷包購，買辦的商業活動獲得洋行的進一步支持，買辦商人的勢力擴大了，洋行業務同時得到買辦的進一步保證，二者的利益相連，勾結更加緊密。
第三，更多華商的買辦化。隨著買辦職能的擴大，更多的華商進入買辦的控制范圍。這是因為：首先，征收子口半稅制度有利于外國商品的傾銷，所以《煙台條約》規定，持有外國貨的中國商人也可以領子口稅單。但是一般華商請領很困難，因此想分享這份特權就得通過買辦；同時內地商人不通過買辦也進口不了洋貨，于是購銷洋貨的內地商人必然與口岸的買辦商人之間建立起廣泛聯系，必不可免地要淪為買辦商人的洋貨推銷員。其次，買辦資本還通過錢莊、棧號進行廣泛的商業活動，從而把許多商人納入自己的控制范圍。加上由于買辦可以賺取優厚利潤，也促使華商資本向買辦轉化。這樣，大批華商從資金、貨源、貨運等幾個方面納入了買辦的業務范圍之內，更多華商也日趨買辦化，買辦資本擴大了。
第四，買辦購銷網的形成。隨著買辦商人勢力的擴大，外國商人的商品貿易路線擴大了。本來外商貿易一般都由香港或上海的買辦商人擴散，到甲午戰爭後，卻有更多的內地商人到上海開設了分號，直接間接向洋行批發洽購，越來越多內地商人卷入了外商貿易的漩渦，一個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的買辦購銷網也形成了。
首先是洋貨推銷網的形成。外商一般總是先通過買辦向內地市場推銷洋貨，然後由買辦采用或交由當地或其他口岸買辦化華商承銷，或利用其他推銷渠道直接向內地華商攤銷的辦法推銷。從買辦商人、批發商人到基層零售商人之間普遍采用賒購的交易方式，這對于缺乏資本的華商是很有吸引力的。買辦則在賺取“傭金”的同時，乘機剝削華商增加額外收入。隨著內地華商買辦化程度的加深，這個買辦購銷網更壯大了通商口岸買辦資本的勢力。到甲午戰爭後，在18 個通商口岸中，進口的英美棉紡織品，有一半是由華商訂購的，有些洋貨甚至有75％是由華商訂購的。買辦資本在商業資本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
其次是土產收購網的形成。在茶、絲的收購過程中，有絲行、絲莊、絲棧、茶販、茶莊等一系列中間環節。在五口通商剛開始時，中外商人之間沒有信用關系，外商收購土產的辦法主要是派出各自的買辦攜現款到內地活動，也有個別洋行通過買辦建立自己的收購點。同治朝末年以後，由于大批買辦的出現，以及外商銀行貸款業乃至錢莊抵押借款業務的展開，出口貿易的中間環節和從事茶絲生產的小生產者一起落入外商和買辦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中，這個土產收購網也就形成了。
2.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對農民的剝削。
主要是利用小生產者缺乏資金的情況，采取預買形式控制和榨取小生產者。商業資本的剝削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建立層層貸款關系，形成沉重的高利貸剝削。在商業高利貸剝削下，生產者失去講價、自由處理產品的權利，只能聽任買辦商人的擺布。
各級買辦商人還利用其優勢地位搞殺價、壓價活動。如光緒十一年（1885），在漢口的廣東商人事先散布不利于茶葉貿易的謠言，茶葉生產者紛紛廉價出售茶葉，廣東商人由此獲取不下二三百萬兩銀子；湖北紅茶每百斤售銀從50 至60 兩，下降為頭茶21 至22 兩，甚至18 兩，二茶僅13 至14兩，子茶售銀跌到5 至7 兩。光緒十五年（1889），江西茶行還聯合進行壓價，致使付給生產者的茶價從每斤350 文下降到270 文。
在銀錢比價上玩花樣，也是商人進行剝削的一種手段；至于收購時使用大秤，在重量、價格上做文章，則更是慣伎。
綜上所述，從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中國各種主權尤其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外國資本主義在商品侵略的同時逐步控制中國的對外貿易，他們扶植的中國買辦商業資本，使剛興起的私人資本主義近代商業逐漸買辦化。這說明隨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根本變化，中國的商業也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在國家獨立和主權喪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國內市場、對外貿易等商業活動都為外國資本主義所控制。
第二節甲午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支配下的中國貿易資本輸出和外國資本主義支配下的中國貿易1.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
甲午戰爭以前，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主要是商品輸出，資本輸出的數量不多，總稅額不過2 至3 億美元。甲午戰爭為帝國主義對華投資打開了通路，中日《馬關條約》標志著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進入資本輸出的時期。它們攫取了在中國設廠、開礦、修鐵路的一切投資特權，獲得了大規模對華投資的機會。在聯合鎮壓義和團運動之後，帝國主義列強通過《辛丑條約》擴大了投資范圍，並由清廷提供了在華投資的安全保障。辛亥革命後，北洋軍閥統治者更加投靠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環境更好，投資額增加更快。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各國對華投資總額達到15 億美元，比甲午戰爭前增加5 至8 倍；1914 年達到22 億美元以上，比甲午戰爭前增加8 至11 倍；1930 年則已接近35 億美元，比甲午戰爭前增加11 至15倍。在投資者中，以美國、日本增長最快，光緒二十八年（1902）至1914年，外國在華投資，英國增長93.1％，美國增長24.8％，法國增長33.51％，德國增長28.27％，日本則為44.7％。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
2.國民經濟中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形成。
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主要是通過商品輸出和從中國掠奪原料、土特產的商業流通活動實現的。外國在華所建企業也限于對華貿易的服務行業，地點多在通商口岸租界之中，工廠不多，規模不大。其產品在中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很小，沒有形成一種經濟成分。
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外國在華投資大大增加，投資范圍擴展到有關中國國計民生的工礦業、能源業、鐵路航運業等重要產業部門。目的在于生產就地銷售的商品。外國在華產業資本在中外產業資本總額中占70％以上的優勢地位，其中對華貿易業投資也迅速增長。在中國經營貿易的外國資本商行，光緒十八年（1892）為579 家，1913 年為3805 家；在華貿易投資總額1914 年為1.42 億美元，占外國在華企業投資的14.2％。隨著外國在華貿易投資的增長，洋行勢力迅速擴大。甲午戰爭後，在中國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商行，除了怡和等一些早就設立的洋行外，還出現世界性壟斷組織在中國設立的分支機構。像英國的煙草公司、利華肥皂公司、亞細亞火油公司；美國資本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鋼鐵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壟斷組織掌握一些部門的進出口商品，而最大的兩個壟斷組織是英國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怡和洋行到1914 年所轄企業有30 多個，資本在4000 萬元以上。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80％以上操縱在洋行手中。
總之，甲午戰爭後，外國列強在前一時期控制中國海關、對外貿易、國際彙兌與航運基礎上，又憑投資產業特權，從商品的生產領域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市場，完成了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第一步，外國壟斷資本主義成為中國國民經濟內部的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成分。中國的貿易和商業嚴重半殖民地化。
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下的中國對外貿易1.對外貿易的增長和入超的上升。
甲午戰爭後，投資開設工礦企業所需的資金、貨物與機器等進口的增加，使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加上對外貿易中的出超款項被就地轉化為產業資本，使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繼續上升，而且對外貿易和入超兩者相促進交替上升。
對外貿易總值光緒二十一年（1895）為4.91 億元，1927 年為30.10 億元，33 年間增加近6 倍。中國出口淨值光緒二十一年為2.23 億元，1927年為14.32 億元，比光緒二十一年增加5.5 倍；進口淨值光緒二十一年為2.68億元，1927 年為15.79 億元，增加近3.5 倍。由于進口多，出口少，以及列強用抬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的手段，使中國長期處于入超地位。光緒二十一年入超4424.72 萬元，1919 年入超2.6 億元，是光緒二十一年的5.87 倍。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國對中國商品傾銷有所放松時，也年年入超，而且入超數額也呈上升趨勢。
2.對外貿易中商品結構的變化。
第一，進口商品種類有較大增加。宣統二年（1910）商品進口總值155.8萬元，達35 項，其中有些進口商品的地位發生明顯的變化。首先，鴉片輸入明顯下降。甲午戰爭前，鴉片進口值在12 項主要進口貨物總值比重中占20.5％，居首位。以後由于中國人民的抵制及清廷采取禁煙措施，英國被迫逐步削減對華鴉片輸出，並于1917 年停止。1919 至1921 年間，鴉片占進口總值比重不到0.05％，此後不見于海關貿易統計。其次是生產資料進口值逐漸增加。甲午戰爭前，生產資料在進口總值中比重不到10％。甲午戰爭後，生產資料的進口值逐漸增加，光緒二十九年（1903）已占15％，宣統二年（1910）占17.6％，1920 年占28.5％。最後是棉織品取代鴉片在進口總值中居第一位。1913 年棉織品和棉紗進口值約占對外貿易總值的1/3。隨著國內中外棉紡織業生產的棉織品的增加，棉布在進口總值中比重一直下降，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前為20％以上，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為19.7％；宣統元年至三年（1909—1911）為16.7％，1919 至1921 年在一度回升後又降到10％以下。而棉紗比重有較大增長，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為14.6％，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躍升為18.6％，此後只是由于國內機制紗增加，棉紗的比重逐漸大幅度下降。
第二，出口商品種類的擴大。
清廷原來禁止出口的糧食和豆類已可出口。農產品中的茶葉、絲與絲織品出口比重下降，而經濟作物的豆類、豆制品、籽仁、植物油卻逐漸上升。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豆類在出口總值中僅占1.9％，1913 年迅速增為5.8％，1925 年達15.9％，到1928 年便居出口商品首位。
中國對外貿易的這些變化，說明甲午戰爭後，隨著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中國已變成帝國主義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場所和原料產地，中國的對外貿易完全控制在外國資本主義之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流通的一部分。外國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國內商業1.國內商業的持續發展。
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國內商業出現持續發展的勢頭。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勢必引起各口岸之間相互貿易的增加。國內各口岸相互貿易總額光緒二十一年（1895）為7.4 億元，1913 年為17.42億元，增加2.4 倍。
第二，清廷商業政策的調整。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不平等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地改變一些傳統的限制國內商業的政策，采取設商部、制定商律、勸辦商會、獎勵和保護工商業等措施。這些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商業的發展。第三，鐵路運輸提供了一定條件。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三年（1895—1911）是中國鐵路建設的第一次高潮，新建鐵路長9253.28 公里，平均每年興建544.34 公里。鐵路的興建，有助于商品流通，如擴大貿易區域，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商品流轉費用，加快商品流轉速度等，以及後來大規模的群眾收回路權斗爭，均為國內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較好條件。
第四，國內工礦業與社會分工有了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國資本主義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控制，私人資本主義工業有進一步發展，促進了為之服務的商業發展高潮到來，使國內商業在1913 至1927 年仍有持續發展。
綜觀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27 年國內商業的持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商品種類和商業經營對象的擴大。辛亥革命時期，漢口商業經營的品種，外貨棉制品的品種達60 種，雜貨達27 種，五金制品達15 種以上；在國貨方面達60 余種。1913 年以後，以進出口貨的擴大最為典型，植物油和金屬礦產作為重要經濟作物和工業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產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國出口貿易之首，在國內商業中也處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進出口商品都要經過國內市場進行交換，因此外貿對國內商業具有強大的支配力，隨著對外貿易的增長，國內商業也相應發展。1913 年以前，國內各口岸相互貿易增加和對外貿易增加的速度基本相一致。1913 年以後，國內各口岸相互貿易的增加速度就超過對外貿易。同時在增長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國產品埠際貿易（各口岸之間貿易）占的比重則大幅度提高。由外國進口占全年貿易值，1913 年為49.6％，1916年為42.2％；向國外出口占全年貿易值比重，1913 年為35.1％，1916 年為39.4％；國產品的埠際貿易占全年貿易值，1913 年為15.3％，1916 年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為樞紐的，從沿海城市到內地農村的商業網。
上述商業的持續發展，只是對國內商業本身曆史過程而言。甲午戰爭後，在外國資本操縱中國財政經濟命脈的情況下，國內商業的發展則更大程度上顯示了中國貿易對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