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失敗後，清軍、湘軍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無著，遂沿襲軍營中結會之習，在各地開堂“放飄”，使哥老會迅速發展。據清官員奏：“自咸同軍興以來，湘民釋耒從戎轉戰者，湘軍幾遍寰區。從軍既久，習于游隋，又兼素無恒業，遂不肯複安耕鑿，每踵軍營積習，結拜弟兄。”⑤咸同以降，哥老會受到天地會與青幫的影響，或與之融合，往往也帶有洪門與青幫的某些特色，如哥老會一般稱紅幫，因有些哥老會成員也加入洪門或青幫（安清道友），故人們往往把它與青幫、洪門相混，或訛為青紅幫。實際上哥老會自有其獨特的風格和獨立的組織，與天地會（洪門）和青幫不同。哥老會的組織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緒年間湖南哥老會首領龍松年便立有雙龍山、公義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會內有嚴格的等級，首領稱正龍頭、副龍頭。其下設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禮堂與執堂。舉行儀式時，還臨時設有“盟證”、“香長”，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還設有頭目，分為：心腹、聖賢（又分文聖賢、武聖賢）、當家（又分披紅當家、插花當家）、紅旗、黑旗、巡風等。頭目之下還有大九、小九、大麼、小麼、大滿、小滿。結會開堂，稱為“開山”，要舉行開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廟或人跡罕至之處舉行。會場正面設壇，上祀五祖、關羽，並有用紅紙書寫之“進山東”、“出山東”，內容為誓辭、條規、檄文等。由正龍頭向神壇朗誦。一般頭目、會員對神禮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會員入會，也要舉行入會式，于清淨之處舉行。新會員入會，須有老會員介紹，稱為“保舉”。會場之布置，也與開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舉及新入會者進入會場，新入會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問，新入會者作答，內容皆有定式。然後舉行“抖海式”。這時，管事者斬一白雄雞，口稱若日後背盟，即“有如此雞”。誓畢，再行禮起立。禮畢，由管事者將新入會者之姓名，填記于“寶”即名錄之中，並繳納會費，即算入會①。
隨著哥老會組織的發展，其成員遍布各省，號稱其成員不持一文，可往來全國。每至一處，先謁外管，稱“拜碼頭”，繼而引見龍頭，待以賓客之禮。臨行時，複按其在會內之職位高低與路程遠近，送給盤費。若需要巨款時，則由龍頭派人“拖隊伍”，即進行搶劫。
① 《軍錄》湖南巡撫劉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 《軍錄》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 《軍錄》貴州巡撫岑毓英折，光緒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 《軍錄》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 《軍錄》湖廣總督張之洞折，光緒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① 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第4 章，商務印書館1911 年版。
第二節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時期義和團運動期間的會黨這一時期，教門在組織上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于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中國已陷入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之中，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則降為次要和從屬地位。因此，除少數賣國分子外，全國人民都能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門影響，被視為教門“羽翼”的民間武術團體，如義和拳、大刀會、金鍾罩等，紛紛同各地的地主武裝——團練結合起來，組成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在這種情況下，白蓮教系統的教門組織，也發生了分化。有些成員，放棄了“反清複明”的口號，接受了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加入義和團①。有些繼續反對清廷，因屢遭鎮壓而加入了基督教與天主教②。有些則成為純粹的封建迷信團體，在民間傳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騙錢財來維持，如光緒八年（1822）成立的一貫道，便是在原來白蓮教基礎上建立的，後來進一步墮落為反動會道門。
義和團運動期間，各地會黨組織十分活躍，在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斗爭中，沖鋒陷陣。其中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龍水鎮余棟臣領導的哥老會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斗爭，長江流域各省反對外國教會的斗爭。在浙江，這時還成立了以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為宗旨的會黨。
終南會。屬哥老會系統，也稱終南山，其首領張恭、蔣天山及沈榮卿都是知識分子，思想比較開明。他們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議論時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險惡形勢。在原首領離去後，他們改終南山為龍華會，向群眾介紹西方科學文化，宣傳革命思想，有眾2 萬余，已傾向于資產階級革命。
雙龍會是由拳師王金寶受終南會之委托而創立，亦有2 萬余眾，以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為宗旨，提出“洋教為非當滅”等口號。
伏虎會，亦稱伏虎山，系終南會分支，由海甯人王錫桐創立。光緒二十六年（1900），海甯官府支持天主教會欺壓群眾，王錫桐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結果遭官府關押。獲釋後，“立會招賢，以排外為宗旨”，創立伏虎會。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組織上萬群眾，反對外國教會，占領海甯縣城，焚毀該縣天主教總堂。後遭清廷鎮壓，事敗，伏虎會並入龍華會。
白布會。最初是浙南一帶的團練組織，後來流入嚴州一帶，變成客民的同鄉會。在濮振聲出任首領後，改訂章程，按軍事編制，建立“獨立軍”，從事反對外國侵略的斗爭。光緒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專橫，官不能制”，濮振聲率領白布會起義，活躍在建德、桐廬、新城三縣交界處，擊敗清軍防守營，繼破從桐廬前來“進剿”的清軍，占據桐廬、分水兩縣，並進兵嚴州府城。後來濮振聲不幸被俘，被監禁在仁和縣署。起義失敗後，白布會仍在嚴州各地活動。
平洋黨由嵊縣竺紹康創立，最初是為了向當地土豪蔡老虎報殺父之仇，① 《軍錄》兩廣總督葉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 王明倫：《團練與義和團運動》，載《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版。路遙編：《義和團運動》，巴蜀出版社1985 年版，第267—271 頁。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頭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鳥帶黨原是諸暨一帶無業游民的組織，以“劫質富戶，勒索財寶”為事。因腰纏玄帶為號，故名。辛亥革命時期因王金發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躍起來。王金發是嵊縣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識，在革命思想影響下，于光緒三十年（1904）創辦大同學社，以研究學術為名，進行反清活動。在他們的帶動下，鳥帶黨也逐漸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較大的會黨外，還有金錢黨、祖宗教、百子會、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及青幫系統的私販黨等。
辛亥革命時期，教門作為一個帶有濃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間秘密組織，在資產階級推翻清皇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中，更難發揮正面的作用。一些會黨則由于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聯絡與領導，逐漸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時期的會黨辛亥革命時期，積極參加反清斗爭的秘密結社主要是會黨。這些會黨大多屬于天地會與哥老會兩大系統，也稱“洪門”與“漢留”。其活動地區主要在兩廣、江浙、江西、安徽、四川、兩湖及陝甘等省，甚至甯夏、新疆也發現過哥老會的活動。
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狀況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變化。
首先，這時會黨的成員雖然仍以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小私有者為主，但這些階級、階層本身已發生了變化。會黨活躍的省份，大多經濟比較發達，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都比較高；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經濟的浪潮之中，希望發展資本主義。這種要求在受到國內封建統治的阻撓與外國資本主義的打擊以後，他們日益產生不滿情緒，不斷進行自發的反抗斗爭。他們的斗爭往往由于會黨本身的弱點和落後性而陷于失敗。一些有較高文化素養，特別是受過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識分子加入會黨以後，他們開始積極引導會黨群眾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登上曆史舞台，一支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形成。他們中間許多人曾留學國外，接受過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專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傾慕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當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賣國的政策，使中華民族面臨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危機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認識到要挽救祖國的危亡，必須推翻清廷這個“洋人的朝廷”，從而提出“革命排滿”的口號，主張廢除封建的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時，亟需農民和其他下層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層群眾有著密切聯系的會黨，便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可資利用的一支現成力量。會黨也只有得到先進階級的領導，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作出更多的貢獻。
辛亥革命時期，會黨接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不僅有可能性，而且有現實的基礎。
會黨具有長期從事秘密活動的經驗，有互濟互助，患難與共的傳統和“富團結力，守秘密，重然諾，急公死義”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組織系統，是一支現成的隊伍。資產階級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雖有奮不顧身的革命熱情，卻缺乏深入到群眾中做艱苦細致的組織工作和發動工作的本領，他們希望有一支現成的隊伍為自己所用，會黨正是這樣一股力量。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會黨的聯絡，雖只限于其首領，而會黨的家長制統治，重義氣，絕對服從首領的傳統，恰好有利于革命派這種聯絡工作。只要首領被動員起來，便可以帶動一大片。革命派通過會黨，又可以進一步聯系廣大下層群眾。
會黨長期受到清廷的鎮壓與迫害，具有較強的反抗意識，一直以“反清複明”為口號，這同革命黨人“革命排滿”的口號，在形式上頗為相似。經過革命派的聯絡與教育，會黨大多從原始、落後和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組織，轉化為具有民主革命傾向的團體。一些會黨不僅組織上接受革命黨人的領導，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黨人的綱領，把原先“反清複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變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宗旨，其活動逐漸納入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軌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兩廣天地會。
辛亥革命時期兩廣地區的會黨，主要是天地會系統的三合會與三點會。
其成員除農民和其他下層群眾外，也有一些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參加，並成為會內首領或骨干。他們中間一些人，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影響，產生了民主意識，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會黨的首領，所以容易並樂于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有的後來完全轉變成革命黨人了。如廣東順德人尤列，少年時曾肄業于廣州算學館，17 歲時曾漫游上海，繼至日本長崎、神戶。後來在上海“入闈”加入洪門。光緒十五年（1889）充任廣東輿圖局測繪生，後聞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招考書記員，尤列“欲借此諳習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緒二十一年（1895）與孫中山等創立興中會，其後又在南洋創立中和堂（洪門組織），以後並入同盟會①。廣東惠州三合會首領鄭士良，少年時即與洪門中人相往還，後至廣州德國教會開辦的禮賢學校學習，皈依基督教。畢業後進入博濟醫院附設的華南醫學堂，接受了許多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後來輟學回到惠州，專門從事會黨的聯絡工作②。有的會黨領袖雖非知識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領略過資本主義的新鮮事物，思想上也發生了變化。如廣西壯族人王和順，少年時曾投入劉永福部下，後來參加了三合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廣西起義失敗後，“漫游海外、博考各國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這些具有新思想的會黨首領與骨干，在革命形勢的影響下，迫切要求接受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領導，把會黨引導到革命的軌道上去。鄭士良曾對孫中山說：“我雖是三合會的頭目，但我近來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個這樣的人，我覺得你是這樣的人，便跟著你來了。”④光緒二十五年（1899）興中會邀集長江哥老會、廣東三合會首領在香港舉行聯合會議。會黨方面代表表示：“現今世運大開，國事亦非昔比，吾國豈能固步自封？因此特來向諸位請教。”又說：“現在如不了解國際情勢，貿然揭竿而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華書局1981 年版。
②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鄭士良事略》。
③ 《中國日報》1907 年9 月28 日。
④ 《宮崎滔天談孫中山》，《廣東文史資料》第25 輯，第321 頁。
起，則將遺禍于百年之後。而我們會黨之中，無人通曉外國情形，所以對孫先生期望甚切。”①革命黨對會黨也頗重視，孫中山提到，廣西會黨“既然有出奇的戰斗力，那麼，如果給予足夠的供應，誰還說他們無法從中國消滅滿清勢力呢？”②兩廣地區革命黨人對會黨的聯絡工作，采取多種方式，有的加入會黨，成為其首領。如革命黨人陳少白首先加入廣東三合會，被封為“白扇”，其後又加入哥老會，被推為“龍頭之龍頭”。有的革命黨人則介紹會黨首領加入革命團體，如會黨首領楊子華、相玉昆等加入興中會，王和順、黃明堂等加入同盟會。有的革命黨人則使會黨與革命團體合並，建立新的革命團體，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興中會邀請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在香港成立興漢會，其綱領則完全采用興中會的革命綱領③。
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的過程，也就是向會黨灌輸革命思想的過程。會黨長期以來以“反清複明”為口號，並不反對封建專制帝制，僅反對滿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漢人做皇帝。經過革命黨人的教育，會黨首領的思想起了變化，帶動整個會黨也傾向于民主革命。廣西會黨首領王和順曾說：“從孫中山先生游，得與聞國之大本，始知民族主義雖足以複國，未足以強國，必兼樹國民主義，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掃專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④會黨有了思想覺悟的提高，因而積極參加革命黨人在兩廣地區發動的武裝起義。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起義；光緒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義；光緒三十三年（1907）潮州黃岡起義；同年惠州七女湖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光緒三十四年（1908）欽廉上思起義等，會黨或成為主力，或全由會黨群眾參加。
2.浙江的會黨。
辛亥革命時期浙江的會黨一部分屬于哥老會系統，一部分是本地自發產生的。
鑒于浙江各會黨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表現，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對會黨十分重視，並對會黨進行聯絡。最早聯絡會黨的是光複會的陶成章。光緒二十九年（1903）秋，王錫桐領導伏虎會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浙江籍留學生中，海甯留學生祁文豹等即建議陶成章前往聯絡，並為之介紹。陶成章到達海甯後，起義已經失敗，但這件事卻堅定了陶聯絡會黨的決心。光緒三十年（1904），陶成章與魏蘭回到浙江杭州，經《杭州白話報》主筆孫翼中介紹，兩次走訪被囚于仁和縣署的白布會首領濮振聲。彼此“商談頗洽”，濮振聲為陶成章出具介紹函數件，名片數十紙，幫助他們往各地與會黨首領接洽。陶成章與魏蘭前往富陽、桐廬、分水等地，“遍謁白布會諸頭目”，“曆探各種秘密會黨之內狀”①。其後，陶成章又單獨取道陸路，由分水入建德、壽昌、湯溪、龍游、遂昌、松陽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邊跑路，邊調查，邊聯絡，邊進行革命宣傳。繼陶成章之後聯絡會黨者，還有敖嘉慶、徐錫麟、秋瑾等革命黨人。經過革命黨人的聯絡、宣傳、教育，浙江①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第168 頁。
② 《孫中山選集》（上），第62—63 頁。
③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第168 頁。
④ 《中國日報》1907 年9 月28 日。
① 陶成章：《浙案紀略》，《辛亥革命》第3 冊。
各會黨皆“易排外宗旨為排滿宗旨”，參加了反清革命。
3.兩湖地區的哥老會。
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會黨主要是天地會與哥老會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這些會黨曾多次自發地進行反抗斗爭，有的以“劫富濟貧”相號召，有的以“官逼民反”為旗幟，有的把斗爭矛頭直指土豪劣紳，有的則投入反對外國教會侵略活動的斗爭。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會黨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孫中山派史堅如、畢永年等到長江流域聯絡會黨，會晤了湖南哥老會首領李云彪、楊鴻鈞、張堯卿等，向他們宣傳“革命排滿”的思想。為了改變湖南會黨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黨人譚人鳳于光緒三十年（1904）邀約湖南會黨中各個山堂首領在長沙岳麓山舉行“游山會”，把各個會黨的會名、規章統一起來，皆稱麓山道義堂，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八字為口號①。
經過革命黨人的聯絡與教育，湖南會黨的覺悟有了很大提高，把從前“劫富濟貧”、“反清複明”等口號，改為帶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權與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②正是基于這個思想基礎，會黨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華興會成立後，湖南哥老會大頭目馬福益接受了革命黨人黃興、劉揆一的領導，以同化會少將、起義副總指揮的身份，把瀏醴、衡陽、常德、岳陽、寶慶五路會黨的力量組織起來，動員數萬名哥老會員，積極准備長沙起義。起義失敗，馬福益被捕犧牲。其後，湖南會黨在同盟會領導下，又參加了萍瀏醴起義。宣統三年九月一日（1911 年10 月22 日），會黨又在焦達峰領導下，為長沙起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辛亥革命時期湖北的會黨，主要是江湖會、哥老會。太平天國失敗後，長江、漢水沿岸哥老會的勢力有很大發展，多次自發地進行反對外國教會的侵略斗爭，提出“反清”、“滅洋”等口號。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敗。辛亥革命時期，湖北會黨的勢力相當可觀，但湖北的革命黨人對聯絡會黨一事最初頗有分歧，認為會黨“發難易，成功難。既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①。革命黨人吳祿貞也拒絕聯合會黨進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後，才開始聯絡會黨的工作。
科學補習所成立之時，適值湖廣總督張之洞擴大新軍，于是由負責聯絡會黨的胡宗琬等，動員會黨成員加入新軍，致使湖北新軍中有大量會黨成員。科學補習所以後的革命團體如群治學社、共進會等，皆比較重視聯絡會黨的工作。他們對分散的會黨山堂，不是簡單地加以聯絡，而是由革命黨人和會黨群眾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團體，將其置于革命黨人的領導之下，使會黨不再拘泥于舊日山堂的組織形式，而以個人身份參加革命團體。如共進會領導人便采用“換帖拜把”這種會黨群眾熟悉的方式，組織會黨群眾並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這樣，使湖北的會黨（包括新軍中的會黨分子）在武昌起義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會。
① 陳浴新：《湖南會黨與辛亥革命》，《文史資料選輯》第34 輯。
② 《中華國民起義檄文》，《辛亥革命》第2 冊，第476 頁。
①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1 頁。
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的會黨主要是哥老會。哥老會在四川通稱“袍哥”，又稱江湖會，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會稱做“ 江湖”，哥老會內部稱入會為“進步”或“ 光棍”①。
辛亥革命時期，哥老會的組織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鄉，並滲透到各個階層中去。“入會者自紳商、學界、在官人役以及勞動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個交通沿線的鎮場，哥老會皆設立“公口”、“碼頭”，他們是一支強大的社會勢力，因而受到革命黨人的重視。黃興認為，“欲收發難速效，則宜采用哥老會，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因而囑革命黨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競成、張百祥之在會黨有聲望者，先後東渡，深相結合，授以機宜”②。同盟會在四川建立組織後，便著手進行聯絡會黨的工作，他們提出：“四川幫會勢力強大，散布地區也廣，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並制訂了“因地制宜，互相聯絡，聯合哥老，適時起義”的方針③。
經過革命黨人的努力，會黨接受了革命黨人的領導，革命黨人派一些同盟會員加入會黨，並成為領導者。革命黨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後，由佘英介紹加入哥老會，當了會內“大爺”；侯橘園加入廣漢向陽鄉的哥老會，也“當上了碼頭上一步登天的大爺”④。保路同志軍的首領王天傑、秦載賡等，都以同盟會員身份兼任會黨首領。革命黨人還有意識地吸收會黨首領加入革命團體，使之以革命黨人的身份在會黨進行領導。會黨的首領張百祥、佘英、李紹伊、張捷先、張達三等，都先後加入了同盟會，成為四川武裝起義的骨干。
經過革命黨人的宣傳與灌輸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會黨群眾的覺悟。四川的哥老會，原來一直停留在舊式農民起義的水平上，“以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經過革命黨人的教育，他們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軌道。孝義會的首領李紹伊原以“興漢排滿”為宗旨，加入同盟會後，領導同志軍起義時宣稱：“我們這次起義的目的，只是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專制余毒，恢複漢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並不是爭城奪地，想當帝王。”②哥老會首領周鴻勳加入同盟會後，將所率隊伍“改換旗幟，用大黃旗上書‘中華國民軍’，傍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並在發布的《中華國民軍邀集革命同人啟》中提出：“共和創政，平等分疆”③，已經完全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綱領。
5.陝西哥老會與刀客。
辛亥革命時期陝西的會黨十分活躍，主要是哥老會與刀客。哥老會又分① 石云：《辛亥革命時期的四川哥老會》，《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3 年第1 期。② 《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 冊。
③ 《辛亥革命回憶錄》（三），第6、249 頁。
④ 廣漢政協：《廣漢同志軍的活動》，轉引自隗瀛濤等：《論同盟會與四川會黨》，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第558 頁。
① 楊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憶錄》，《近代史資料》1958 年第2 期。② 轉引自隗瀛濤：《論同盟會與四川會黨》，載《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第557—558 頁。
③ 轉引自隗瀛濤：《論同盟會與四川會黨》，載《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第557—558 頁。
為許多山堂，比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籠山、秦鳳山、定軍山、賀蘭山與通統山等。這些山堂之間雖然互相聯系，在反清這一點上也相一致，但並未形成統一的組織與領導。大體上陝北較少，關中較多，陝南更多。刀客是關中地區渭河兩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攜帶一把“關山刀子”，作為自衛武器，人們稱他們為“刀客”，主要由破產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組成。最初多三兩成群，販運私鹽、私茶，或為商家充當保鏢。既有反抗意識，也頗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沒有具體的組織，更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統一領導。辛亥革命時期多集體加入軍隊①。
陝西的革命黨人最初對聯絡會黨也頗有分歧。有些同盟會員認為會黨知識淺陋，難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難以集中，並擔心會黨會泄露秘密。經過長時間醞釀討論，才最後決定聯絡哥老會與刀客。新軍中的哥老會，經過具有哥老會與同盟會雙重身份的錢鼎的活動，接受了同盟會的綱領。宣統二年（1910），同盟會主要人物與新軍頭目，同哥老會首領在西安大雁塔舉行了一次結盟儀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關帝聖君”神位，供桌上擺著香表蠟燭，由哥老會中資深的朱福勝帶領眾人叩拜禮，歃血盟誓，鞏固了同盟會與哥老會間的團結，為辛亥武裝起義奠定了基礎。
宣統三年（1911），四川保路運動給了正在醞釀中的陝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動。當時西安城內盛傳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將于農曆八月十五日舉行起義，清廷遂加強了戒備。不久，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使原已准備起義的陝西新軍，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他們決定在九月八日（10 月29 日）舉行起義，旋因新軍突然接到開拔之令，起義又被迫提前舉行。當時同盟會在新軍中的影響遠不如哥老會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組織。哥老會則在新軍中建有與軍隊編制相應的組織系統，標有“標航”，營有“營舵”，控制著本標、營的哥老會成員。起義爆發後，新軍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亂，哥老會在新軍中的各級舵把子和資深人物，便順利地控制了各個隊伍的領導權。所以西安的起義及攻打滿城，和後來東西兩路抗擊清軍，主力都是哥老會。這樣，軍政府成立後，實權便控制在哥老會手中了。這時，哥老會的弱點也逐漸暴露出來。哥老會首領萬炳南公開爭著要當大統領，張云山也同軍政府領導人張鳳翙唱對台戲，而且到處增設“碼頭”，散發“票布”，擴展勢力，以為是哥老會出頭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務，把“碼頭”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搶劫財物，激起地方民眾的義憤，給革命帶來嚴重危害。
6.海外洪門。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門在華僑中擁有相當大的勢力。美洲華僑之洪門團體，稱“致公堂”，“華僑列籍堂內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東南亞華僑中，情況也大體相同。道光年間，新加坡已有天地會成員10000 余人，占華僑總數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緒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會黨成員已達68000余人③。在越南華僑中，從事體力勞動者，十之八九都參加了洪門組織三合會④。但是，海外洪門組織，主要在華僑中從事互濟互助性質的福利工作，很少① 《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58—278 頁。
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39 頁。
② 俞云波：《海外天地會研究》，見《會黨史研究》，第113 頁。
③ 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 年版，第399 頁。④ 廣東文史資料選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第27 頁。
政治內容，以“聯衛共濟，手足互助，患難相顧”為堂規，以“捍禦禍害”，“赒恤同人”為義務，成為華僑藉以對付逆境，互濟互助的福利性團體，在北美曾以“華人共濟會”的名義，在當地政府注冊。各個“堂口”之間，往往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氣之爭，互相斗毆，稱為“堂斗”，影響了華僑內部的團結。而且有極深的門戶之見，凡非洪門弟兄，皆視為“細仔”，即奸細。所以當孫中山最早在美洲宣傳革命時，因未入洪門，“洪門人士無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孫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門，不足以聯絡多數之同志”，遂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門，並成為“洪棍”①。這使他後來在美洲的革命活動，得到洪門組織的大力支持與幫助。
孫中山加入洪門後，不僅向洪門成員灌輸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從組織上加以整頓，綱領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訂洪門章程，規定各地洪門組織“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劃一”。並且明確美洲致公堂“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其宗旨。其次，又倡議洪門總注冊，以整頓美洲各地的洪門組織。再其次，為了爭取更多的海外華僑加入革命組織，孫中山與美洲洪門首領黃三德商定，將美洲致公堂與同盟會合並。在《致公總堂廣告》中提出：“同盟會員熱心祖國，全體公認其未入洪門者，一律入圍，聯成一體。”“盡釋從前門戶之見，冀贊將來光複之偉業”②。經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從原來一個華僑中福利性組織，變成了傾向于反清革命的團體，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為革命黨人舉行的曆次武裝起義籌款。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國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門籌餉局”，為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籌集活動經費與購買軍火之資金。宣統三年（1911）廣州起義前夕，急需軍火，加拿大維多利亞的致公堂，因臨時捐款“緩不濟急”，遂決定把該地致公堂堂樓向銀行抵押30000 元港幣，全部彙給設在香港的革命軍統籌部。其後各地致公堂紛紛效仿，“變產助餉”。其次，組織洪門成員積極回國直接參加武裝起義。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起義前，檀香山洪門成員鄧蔭南返回廣東，“時常來往于香港、廣州間，為義師盡力”①。陳南、黃複、鄧子瑜、許雪秋等洪門中人，都積極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光緒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義時，有大批洪門成員參加。據《香港西報》所載，當時惠州起義時革命黨人與深圳會黨“聯成一氣”，並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會友相助”②。
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致公堂與孫總理》。
② 近代史資料專刊：《華僑與辛亥革命》，第287 頁。
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 頁。
② 《辛亥革命》第1 冊，第239 頁。
第十五章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興起從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開辦京師同文館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詔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止，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開辦經曆了44 年之久的漫長歲月，從而使延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終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徹底取而代之。這44 年晚清新式學堂開辦的曆史，可劃分為洋務學堂的開辦，維新學堂的開辦，新政學堂的開辦三個曆史發展時期。伴隨著新式學堂的開辦，留學運動也隨之興起。
第一節洋務學堂的開辦與留學生的派遣洋務學堂的開辦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迫于“內憂外患”的嚴重局勢，清廷在洋務派的推動下逐漸開展了洋務活動，希圖通過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以求富強。這樣，講求西學、興辦洋務學堂成為洋務派開展洋務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洋務派創辦的洋務學堂包括專習“西文”和專習“西藝”兩類專門新式學校。專習“西文”的近代學校，主要有京師同文館（同治元年，1862），上海廣方言館（同治二年，1863），廣州同文館（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強學堂（光緒十九年，1893）等。專習“西藝”的近代學校，主要有馬尾船政學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設機械學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電報學堂（光緒五年，1879），天津水師學堂（光緒七年，1881），上海電報學堂（光緒八年，1882），天津軍備學堂（光緒十二年，1886），廣東陸師學堂（光緒十二年，1886），廣東水師學堂（光緒十三年，1887），湖北鐵路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光緒十五年，1892），天津軍醫學堂（光緒十六年，1893），湖北武備學堂和南京陸軍學堂（光緒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開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開中國近代新式學校之先河。依據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以後中外交涉的條約均用英文書寫，僅在3 年內可以附用漢文。當時清廷急需翻譯人才，以免受制于人，為此，同治元年（1862），恭親王奕上《奏設同文館折》，認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張設立同文館。並以“止學言語文字，不准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漢人徐樹琳教習漢文，並暗中兼為稽察，同文館由此產生①。同文館開辦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奕奏設同文館的目的僅僅在于培養滿族翻譯人員，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間在清帝贊助之下創辦的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內容是：（1）學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過24 名；（2）中國教習工作兩年而有成效者以知縣錄用；（3）設立提調，滿漢各一員；（4）考試仿俄羅斯文館舊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歲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種；（5）限年仿俄羅斯文館舊例改定，每三年由總署大臣親試，優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6）中國教習年俸與學生錢糧均仿舊例①。
與此同時，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奏請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學校，他認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迪曉。”②因此，李鴻章設想中的新學校應比京師同文館具有更廣泛的目標，即在教授歐洲語言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館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監督下興辦起來。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頁。
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11—13 頁。
所取除10 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聲望的官紳保送的14 歲以下的青年。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漢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學。廣州同文館根據李鴻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樣的方式創辦。
由于科舉考試仍然是教育士子、銓選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這些專習“西文”的洋務學堂，一開始就面臨著給學生以什麼樣的出身和前途的問題。根據同治元年（1862）的《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第五款規定，京師同文館三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廣州的學校卻不能享受這個條款；因此，上海和廣州兩地的同文館中的學生不得不在學習英文和數學的同時，也練習作八股文，以准備應鄉試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館課程逐漸增添，此後兩年內，江南制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務派通過興辦近代軍事企業，對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需求。在李鴻章、左宗棠關于培養掌握新技術洋務人才主張的影響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請于同文館內專設科學館，講習天文算學。他們認為：外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沒有一件可以離開天文、算學，制器練兵如果不從這一根本上下著實功夫，徒然襲其皮毛，仍無用處；並主張鼓勵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學習新開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請鼓勵進士，甚至翰林院編修報名學習新開科目，並在三年課程結業之後給予“格外優保”①。然而，科學館的開辦在清廷官吏中頗有反對者。同治六年（1867），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上書反對，認為天文算學是“機巧”，對士習人心產生有害的影響。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學士倭仁也上書反對，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並攻擊奕等人想讓中國人“奉夷為師”②。奕上書與之辯駁。結果同治帝贊同奕的觀點，詔諭：“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學習自易，亦于讀書學道，無所偏廢。”科學館終于開辦。但由于倭仁的影響，那些報考同文館天文數學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僚們的譏笑與嘲諷，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于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奕等向皇帝報告說，由于倭仁的奏章已眾所周知，“臣衙門遂無複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棄了原來鼓勵士大夫學習近代技術的計劃，而僅僅請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計劃舉行新科目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包括滿、漢兩族的72 名報考者參加了入學考試。被錄取的學生有30 名，但最後畢業的僅只5 名。由于沒能堅持讓有聲望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開設科學館的原有意義幾乎完全被消除了。縱使如此，同文館由此也從一個翻譯學校逐步轉變為一個實用科學的學校。繼科學館開設後，輸入的新課程有：算學（1868 年），李善蘭為教習；化學（1866年），先是赫德兼，後請法國人畢利干為教習；萬國公法（1869 年），英國人丁韙良為教習；醫學生理（1871 年），英國人德貞為教習；天文（1877年），美國人海靈敦為教習；物理（1879 年），英國人歐禮裴為教習。科學館開辦的第二年（1869 年），經總稅務司赫德的介紹，任命丁韙良為同文館總教習，這是同文館的第一任校長。丁韙良總管校務達三十二年之久，光緒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 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
二十年（1894）由歐禮裴繼任總教習。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兩宮西狩，同文館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改為譯學館①。以上為洋務派舉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的曆史，它反映出洋務時期七所專習“西文”洋務學堂開辦的概況。
同治年間，隨著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辦，洋務派開辦了一些專習“西藝”
的洋務學堂，解決“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養軍事將領與軍備軍械制造人材。這些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創辦的馬尾船政學堂和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水師學堂較為完備，影響也較大。馬尾船政學堂是第一個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請設立福州船政局時請求在船政局內設置學堂。次年初，學堂開辦，分前後兩學堂，聘請洋人擔任教習，總名為求是堂藝局。前學堂注重法文，專習艦船制造，主要課程包括算術、代數、畫法幾何和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物理以及機械學；此外，學校還進行船體建造、機器制造與操縱的實踐教育。後學堂注重英文教習，專習管輪駕駛，主要課程包括算術、幾何、代數、平面三角和球體三角、航海天文學、航行理論以及地理，這些課程規定在三年半內學完；此後，學生需參加一年半至兩年的在訓練船上進行的包括航海技術、射擊技術和指揮的訓練。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兩學堂同時開學，學生除本地考選的聰穎子弟外，還從香港英國學校中挑選優秀者前來肄業。前、後學堂分別按法國和英國海軍學校成規，學習年限都為五年，學成後優異者分赴英法兩國留學。前學堂的目的是培養“船主及能按圖監造者，准授水師官職”；後學堂的目的是培養“制造駕駛之人，為將來水師將材所自出”②。除前後兩學堂外，後因需要，又添設繪事院及藝圃兩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廠法人監督日意格認為：“中國匠人多目不知書，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窺要。”于是主張開設新科①。次年初，繪事院成立，分為兩部：一部學習船圖，一部學習機器圖，待遇與前後學堂學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養船舶設計制造工程師。兩個月後又創設了藝圃，專門招收十五六歲的藝徒，實行半工半讀，以培養領班工頭。據沈葆楨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給皇帝的奏章中報告，學堂共有學生和藝徒300余名②。繼馬尾船政學堂後，專習“西藝”的洋務軍事學堂紛紛在各地創立。這些新創辦的軍事學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學堂的章程，到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才對舊的章程有所突破。這一突破主要表現為改變以往的就近招收的辦法。《天津新設水師學堂章程》第一條規定：“無論天津本管或鄰縣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歲以上十七歲以下”③都准報考，這就使軍事學堂從以往的地方性學校進入到全國性學校。據朱有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統計，洋務派共創辦軍事學堂16 所，在學堂的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22—124 頁。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頁。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頁。
① 朱有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輯上冊，第435 頁。
②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輯上冊，第467 頁。
③ 《萬國公報》第361 卷。
數量和學堂授課的課程上，都大大超過了專習“西文”的洋務學堂。
洋務學堂是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萌芽時期，因此極不完善，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啟超在《學校總論》中指出的：今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等洋務學堂“不能得異才何也？”是因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范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④。此外，還有個“病根”是受外國人的支配。如同文館的經費主要來源于海關撥款，受總稅務司赫德的支配與控制。許多洋務學堂的校長和教習為赫德所推薦，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議之下，丁韙良被任為同文館總教習，和滿漢提調一起工作，任職達32 年之久，丁氏自稱：對同文館說來，“赫德算是父親，我只是一個看媽而已”①。盡管洋務學堂存在這麼多的缺點與局限，仍不可忽視其開辦的重大曆史意義。首先，它們是中國第一批近代性質的新式學校，打破了儒家學說一統天下壟斷教育的局面。新學堂內不僅開設了西文，還開設了大量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學課程，這就大大推動了西方近代技術的引進與傳播。其次，它們的開辦第一次沖擊了晚清科舉取士制度，揭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館開設科學館並由此產生的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大論爭，其意義是深遠的。此外，它們的興辦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早期留學生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學生的派遣，是中國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學生。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李鴻章等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詳細地說明了第一批留學生派遣的理由：其一，辦洋務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駁斥那種認為“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派學生留學的錯誤思想，指出“百聞不如一見”，洋務學堂的學生之所以對西方近代技術的“本源無由洞徹，曲折無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學生出洋肄業西學”，可彌補洋務學堂育才之不足，是為“當務之急”。其二，條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簽訂的《蒲安臣條約》第七條規定中國人可到美國游學。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國公使路經天津時又與李鴻章詳細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國第一個畢業于美國高等院校的留學生容閎在蘇州謁見江蘇巡撫丁日昌時，就勸其派學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閎正在積極籌劃辦理。這樣，通過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等洋務官員的倡導，留學事務作了相當周密的安排，經費預計庫平銀120萬兩，每年6 萬兩，分20 年由海關洋稅項下指撥，並在上海設立了“出洋局”，籌備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分別任留學生正副委員，葉緒東為漢文教習，曾蘭生為翻譯，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閎已先期1個月抵達美國，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設立清朝留學使團辦事處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別派遣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國中小學學習。留美學生除學習英文外，還④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 頁。
①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輯上冊，第168 頁。
要學習《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等書，並定期聆聽《聖諭廣訓》宣講，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禮。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齡在12歲至14 歲之間，多出自貧寒家庭，並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學生的年限規定為15 年。後來考慮到留美學生年齡過幼，學年過長，又以福州船政學堂為中心，進行出洋前的知識教育，要求在出洋時具有相當的外文水平與專業知識。這樣，後來留學英、法等國的期限就縮短到了三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學生正監督陳蘭彬是一個守舊派人物，心中早就對派遣留學生不滿，對外國教育極端鄙夷，他與容閎共事，初還貌似同心協力，後來“時有齟齬，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為反對以阻撓之”①。就連學生的衣冠穿戴也導致陳與容之間的沖突。學生參加宗教禮拜活動被陳視為叛逆；學生健身運動，跳擲馳騁，不複安行矩步，也被陳目為恃迂。私自剪去辮子則被看作對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剝奪留學資格遣送回國。至光緒二年（1876），因剪辮子等原因而召回國的幼童就有9名②。陳蘭彬升任駐華盛頓公使後，光緒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陳推薦的吳子登任監督，使矛盾更加尖銳。吳更是變本加厲，處處挑剔，“苛求其短”，不斷誇大事實密報清廷。他因學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禮而勃然大怒，攻擊學生“絕無敬師之禮”，“若更令其久居美國..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于國家，並且有害于社會”。他對學生留美事業，必欲破壞殆盡而後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學生，並說早一日撤回，“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③。
陳、吳二人對留學事業的破壞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與國內守舊派的攻擊遙相呼應的。國內不斷對留學提出“非議”，“士大夫議者紛紛“④。守舊派的進攻至光緒六年（1881）達到高潮，監察禦使李士彬上書彈劾，不僅照例指責留美學生入耶穌教門“流為異教”，而且將連留歐學生的預備班——福州船政學堂也牽連在內，說什麼“洋局之廢弛如彼”，“閩局之廢弛又如此”①。在守舊派內外夾擊下，李鴻章怕貽人口實，“不願為學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後因美國制造華工禁約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光緒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學事務所，留學生全部停學、撤回。120名留美學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內分作三批回國。頭批學生21 名均送電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內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水雷、電報、醫館等處學習當差。這樣，留美學生未能竟其學業，不得不中途輟學返國。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在當時即深歎留學生“全數遣回，甚為可惜”，批評洋務派“淺嘗輒止，貽譏中外”。愛國詩人黃遵憲在《罷美留學生感賦》中也說：“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③表達了對祖國前途的深切憂慮，與對疾新如仇的守舊派的嚴正批判。
與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留學的規劃在派遣上更加實際。光緒二①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102 頁。
②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0，第5 頁。
③ 《西學東漸記》，第193 頁。
④ 《複陳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8。
① 《洋務運動》第5 冊，第249 頁。
② 《西學東漸記》，第129 頁。
③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
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聯銜上奏，說應該把船政學堂30 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3 年，擬從海關之稅和福建省厘金中撥款20 萬兩作為經費。這項計劃得到批准。在此後兩個月內，以李鳳苞為出洋華監督，日意格為洋監督，帶領隨員馬建忠，及學生藝徒劉步蟾、嚴宗光（嚴複）等30 余人離閩。光緒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日），船政學堂這第一屆留學生由香港搭輪分赴英、法等國留學，期限定為三年。留學生的任務除學習一門外語，還要學習駕駛與制造等專業課程；此外，留學生還被鼓勵學習一些化學、采礦等專業。這說明赴歐留學生由重在學習西方語言而轉變為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由單純培養外交、軍事人材進而兼顧實業人材的培養。在留歐30 名學生中，劉步蟾等12 名留學生學駕駛，魏瀚等15 名留學生學船舶機器制造；此外，還按照自願的原則，同意林慶升等8 名留學生學習礦務。光緒八年（1882）和光緒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學堂派出的第二屆和第三屆留歐學生。第二屆派留學生9 名，第三屆派34 名（其中10 名為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學習課程為駕駛與軍工制造；學習年限除第三屆制造生改為六年外，其他仍為三年。光緒二十三年戊戌維新運動中，又派遣了第四屆留學生6 人。
這時期，派遣的留學生以培養外交人員和海軍軍事人材為目的。如留美學生初只要求他們學習英文，所以當光緒七年（1881）94 名學生全部撤回國後，還不得不入天津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繼續學習實踐了四年；船政學堂的第二、三屆赴歐學生被取消了自願學習礦務的主張，只准學習駕駛與制造，制造課目又全部是戰艦營造、槍炮、硝藥、魚雷等軍工知識。盡管如此，早期留學生的派遣仍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它沖破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守舊局面，克服了當時中國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開了出國留學風氣之先河，為後來留學教育政策的確立開辟了道路；通過留學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溝通，近代自然科學的課程逐漸被重視，國內學習自然科學風氣也因此高漲，這樣，由新式學堂的創辦而萌生的留學生的派遣又反過來充實了新式學堂創辦的內容，推動了新式學堂開辦的進程。
第二節維新學堂的開辦與留學政策的確定維新運動與維新學堂甲午戰爭失敗後，民族危機加深，康有為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由此興起。變通科舉，興辦學校，成為維新派救亡圖強的要策。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為第四次上書，強調“科舉不改，積重如故”，“鄉塾童學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汽之學校不設，則根底不立”①。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國家之強弱也”。而中國“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張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堂，課程除經史子諸書外，還開各國語言文字、天文、輿地、算學、格致、制造、農、商、兵、礦、時事、交涉等學，學習期限各為三年，畢業生“等其榮途，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這對傳統的科舉取士制度是一個大的改革。七月，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師范》、《學校余論》等文章，抨擊守舊派的因循保守，鼓吹“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③。同月，孫家鼐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並提出先建大學堂一區，四周分建小學堂四所。課程分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10種，收學生100 人，年齡以25 歲為度①。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齡、譚嗣同等發起，得到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贊助，在長沙開辦了時務學堂，頒布了《招考新設時務學堂學生示》。這是全國第一個省設維新學堂。學堂聘請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唐才常任分教習；李維格為西文總教習，王史為分教習；許奎垣為數學教習。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普通學凡學生人人皆當通習，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專門學每人各專一門，包括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等。學生有蔡鍔、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據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內，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共設學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學堂有：譚嗣同創辦的瀏陽算學館（光緒二十三年，1897），陳芝昌等在廣州創設的時敏學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吳懷疚在上海創設的務本女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和經元善在上海創設的經正女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等。
光緒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維新運動已發展成為勢不可擋之潮流。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繼李端棻、孫家鼐之後，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進一步強調京師設立大學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緒帝詔諭開辦京師大學堂。五月，命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就景山東馬神廟前和嘉公主舊第稍購附近民房益之，撥戶① 《戊戌變法》第1 冊，第180 頁。
② 《戊戌變法》第2 冊，第292—293 頁。
③ 《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頁。
① 《光緒政要》卷22。
部向存華俄銀行500 萬金為學堂經費，刻期興辦”①。
維新派積極推進新式學堂的開辦，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把開辦學堂與改革科舉取士緊密結合起來。光緒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維新前夕，康有為即上《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認為變法最要在“廢八股”、“廣開學校”，極力主張取士改用策論。同時，梁啟超為了配合康有為的主張，聯合在京應試舉人100 余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禦外侮”。他們這種倡議，在當時也經曆了嚴酷的斗爭。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記載，當他聯合舉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的時候，“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編播謠言，幾被毆擊”。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日），光緒帝下“定國是之詔”，決定變法，“百日維新”開始。二十八日（16 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力陳八股流弊，請求立即廢除。康有為等廢八股的主張遭到守舊派的反對。大學士徐桐說：“八股代聖賢立言，朝考覆試為祖宗成法，變更則正士寒心。”②禮部尚書許應骙企圖將經濟科歸並于八股，士論大嘩。事實使光緒帝認識到，不廢八股，教育改革無法進行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緒帝終于下詔廢八股，取士“一律改試策論”。百日維新中，在維新派的倡議下，光緒帝發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關教育方面的詔令有下列各項：廢八股，考試策論，借以選拔“體用兼備”、通經濟的人才。籌辦高、中、小等級學堂，兼習中學和西學。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緒帝諭內閣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堂，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堂，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堂。其地方自行捐辦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並獎勵紳民辦學。民間祠廟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詔下後，天津集賢書院改為北洋高等學堂，南昌友教書院改為算學堂，貴州學古、經世二書院均改為學堂。
籌辦京師大學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緒帝准設立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以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張不久辭職，改任黃紹箕為總辦，黃不久調職，由余誠格繼任總辦），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許景澄為總教習，劉可毅、駱成驤等為教習，原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原設官書局和新設譯書局，均並入大學堂，並由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條，規定大學堂辦學方針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以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學、格致學、地理學、文學及體操學為普通學科；以各國語言文字學、高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為專門學科。章程還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
創辦鐵路礦務學堂、農務學堂、茶務學堂、醫學堂，鼓勵設置各種實業學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禦史曾宗彥奏請于南北洋設立礦務學堂，總理衙門議准設立，並令各省現有學堂酌增礦學課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10 日），光緒帝詔諭：鐵路礦務為當今切要之圖，亟應設立學堂預備人才，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59 頁。
② 《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第90 頁。
所有各處鐵路扼要地區及開礦省份，應行增設學堂，令王文韶、張萌桓籌議辦理。五月十六日（7 月4 日），詔興農學，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興辦。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奏于江甯地方設立農務學堂，“聘明于種植物學、農藝化學人員為之教習”。七月二十四日（9 月9 日），准孫家鼐奏請設立醫學堂，歸京師大學兼轄。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 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條陳，諭于已開通商口岸及出產絲茶省份，迅速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七月十日（8 月26 日），准梁啟超設立翻譯學堂于上海，編譯書籍報紙一律免稅。
在戊戌變法期間，許多省份在遵旨改書院為學堂的同時，也積極籌辦設置新式學堂，如張之洞的《設立農務工藝學堂及勸工商公所折》，黃槐森的《奏廣西籌辦學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籌辦學堂情形折》，榮祿的《奏直隸籌辦學堂情形折》，劉坤一的《奏江南籌辦學堂情形折》，張汝梅的《奏山東籌辦學堂情形折》等。
變法失敗後，清廷“下詔廢各省學校，然民間私立者尚紛紛，亦由民智已開，不可抑遏”①。可見百日維新中，新式學堂的開辦具有重大影響與曆史作用。
甲午戰爭後，因受了“國蹙患深”和維新運動的影響，清朝的官員也開始創辦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學校。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津海關道盛宣懷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創辦的“西學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北洋大學堂）和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創辦的“南洋公學”（為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西學學堂分頭等學堂（高等學校）和二等學堂（中學）兩級，聘請美國人丁家立為總教習，課程除“中學”外，特別注意學習機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學包括四種新型的學校教育：第一，師范院，中國近代最早的新型師范學校，學習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師范院的附屬小學，學科分國文、算學、輿地、史學、體育五科，學生分四班，學習滿三年後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稱二等學堂，這是中學性質的學堂，分四班學習；第四，上院或稱頭等學堂，這是大學性質的學堂，也分四班學習，其中高材生升入師范院。學生人數規定：師范院40 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 班，每班30 名。辦學經費皆由招商和電報兩局眾商人及買辦所捐，故定名為南洋公學。
維新運動時期開設的新式學堂比洋務學堂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學堂的設置看，它已從專門的習西文和習西藝的培養外交軍事人材的專門學堂，發展到近代教育結構初步完善的普通學堂。如，京師大學堂、各省的實業學堂、南洋公學等。從課程的內容看，它已從偏重于理學轉向偏重于實學。如長沙創辦的時務學堂，定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為專門學，把經學、諸子學降為普通學；京師大學堂設立後，把經學、理學、掌故學等列為普通學，以高等算學、格致學、農學、礦學、商學、衛生學等實學為專門學。從招生的對象看，出現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開辦了女子學堂。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電報局的經元善發起創辦經正女子學堂開學，課程分中文，西文兩種，中文課主要有《女孝經》、詩文、圖畫，醫學等；西文課主要有體操、琴學等。
戊戌運動時期新式學堂的開辦比洋務學堂開辦更重要的曆史意義是它①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31 頁。
直接沖擊了科舉取士制度，並改革了舊的書院體制。百日維新中，光緒帝下詔廢八股取士，改試策論。伴隨著廢八股，改革傳統書院體制也成為維新學堂開辦的重要內容。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學政錢駿祥上《請變通書院章程折》，主張更定書院章程，書院除講求經學理學外，也應兼習算學格致等有用之學。同年，翰林院侍講學士秦授章上《請整頓各省書院預儲人才折》，提出“定課程”，“重師道”，“核經費”等主張；對書院課程，議分經、史、掌故、輿地、算學、譯學六門，並主張以算學、譯學作為正途選拔。梁啟超也上書張之洞，議改書院課程，主張向日本學習，“以時務一門課程為諸學之歸宿”。在一片改革書院的呼聲中，同年，陝西巡撫張汝梅等在陝西創設格致實學書院，課程不限定中學西學，但求有裨實用。這是維新運動時期開創的第一所新式書院。不久，貴州學政嚴修將貴陽南書院改為經世學堂，講授經史、算學、時務、政要，首開貴州新學風氣。百日維新中，光緒帝下詔將各省、府、廳、州、縣現在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這樣，改舊書院為新學堂之風一時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同時奏請將江南舊有之儲材學堂改為江南學堂，並將舊有之鍾山、尊經、惜陰、文正、鳳池、奎光等六所書院，全部改為府縣學堂①。
留學政策的確立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和一些開明官吏在積極推進新式學堂開辦之時，也積極倡導派遣學生出洋留學。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總理衙門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眾”，擬派同文館學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國學習語言、文字、算法，以3 年為期。清廷同意照派。這是甲午戰後中國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學生。兩江總督張之洞也奏請仿照曾國藩派幼童赴美肄業。及福州船政局屢派學生赴英、法肄業成案，派江南陸軍學堂、鐵路學堂、儲才學堂中已通西文學生出洋肄業，預定中學3 年、大學6 年為期，先派40 名，請出使法國大臣慶常就便監督，由候補知縣沈翊清帶領出洋。這是維新時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學生。光緒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國駐日公使經日本政府同意，選定唐寶鍔、戢翼翚等13 人留學日本，委托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借東京神田三崎町住戶為學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監督，吉田、後滕任講師，教授日語、日文及普通學科。這最早的中國留日學生學校，沒有校名，辦了3 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結束，13 名留學生有6 人中途輟學，7 人畢業獲得畢業文憑。這7名畢業生中，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轉入專門學校攻讀①。此為中國正式派遣留日學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學堂選派學生6 人，由監督吳德章帶赴法國學習制造新法，是為船政學堂派學生出洋之第四屆。以上為維新運動初期留學生派遣的大致情況。
自光緒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學生後，一直沒有統一的派遣留學生計劃與明確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學生長期未形成風氣。直至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其“游學篇”大①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301—302 頁。
① 實滕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0 頁。
力倡導留學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學風氣的形成和清廷留學政策的逐步確立。張之洞在“游學篇”中大力宣揚：“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岳之說也。”並認為：“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①隨後，日本駐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積極推動。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國政府提出建議：“該國（日本）政府擬與中國倍敦友誼，借悉中國需才孔急，倘選派學生出洋習業，該國自應支其經費..人數約以二百人為限。”②第一個贊成這一建議的是禦史楊深秀。他連夜制訂《游學日本章程》，並且上奏皇帝，請旨准行。隨著維新運動的發展，這一建議開始實現。同月，康有為上《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費省”，主張“廣勵東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緒帝詔諭軍機大臣等：“出國游學，西洋不如東洋。東洋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令著即擬訂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選定學生陸續咨送；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願往游學人員，亦一一並咨送，均毋延緩④。軍機處奉旨令總理衙門提出具體方案。總理衙門複奏：“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並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兩廣、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中，遴選年幼穎悟，粗通東文諸生，開具銜名，咨報臣衙門知照日本使臣，陸續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無庸另派監督。各生應支薪水用項，由臣衙門核定數目，提撥專款，記交出使大臣隨時支發。”①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國派遣留學生。這樣一來，留學政策開始確立，留學日本也從此成為一種國策。
此後，張之洞率先派遣志願學習陸軍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學院派出志願學習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學。各省總督也跟著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綜計此時派遣赴日留學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東京成立成城學校和日華學堂，分別接受以陸軍為志願和以文科為志願的中國留日學生。在另一方面，維新人士羅振玉在上海開設東文學社，陳寶箴在福州開設東文學堂，教授日語及普通學科。自此以後，同類學校在日本和中國不斷增加。戊戌政變後，清廷下令廢除維新之法，但百日維新中確立的留學政策並未廢除。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緒帝秉承懿意，詔諭軍機處與總理衙門制定“出洋學生應如何分入各國農工商等學校專門肄業，以備回國傳授”的詳細章程。總理衙門遵旨議定出洋學生肄業實學章程六條，即：“一請飭出使大臣就現派出洋學生，督令各肄專門之學；一請飭選拔農工商礦務書，刪繁舉要使人人易于通曉；一請飭疆吏寬籌常年經費，續派高等學生出洋肄業；一出使參贊隨員，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習各學；一俟學生業成回華，分派各省農工等藝學堂以開風氣；一請將業成回華得有文憑之學① 《勸學篇·外篇》，第5—6頁。
②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3 頁。
③ 《戊戌變法》第2 冊，第222—225 頁。
④ 《清德宗實錄》卷422。
① 《約章成案彙覽·游學門》乙篇卷32 上，第24 頁。
生，甄別優劣，分發委用，量予官職以資鼓勵。”①但因義和團運動，使這一章程未能實行，所以，這時期派遣的留學生仍以軍事為主。光緒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學日本的64 名留學生中，有45 名學生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畢業于東京成城學校，成為這所陸軍士官學校的預科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隨後升入陸軍士官學校。
這時期留學生派遣與洋務時期留學生派遣比較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由留學西洋轉為留學東洋。此外，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新情況是政治流亡學生的出現。戊戌政變後，維新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其門人弟子亦紛紛到日本。次年，梁啟超與橫濱華僑商議後，在東京牛噫東五軒町籌設東京大同學校，最初有學生18 人，多數是流亡日本的維新人士，包括蔡鍔和范源濂等原長沙時務學堂學生②。光緒二十五年（1899），康有為離日本赴美之後，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章炳麟後亦來相會，政治流亡學生與自費留日學生也隨即增多。
① 《約章成案彙覽》乙篇卷32 上，第21—28 頁。
②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8 頁。
第三節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政學堂的開辦科舉制度的廢除光緒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8 月），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後挾光緒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後指示，光緒帝在西安發布上諭，宣稱：中國過去向外國學的只是表面的語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級官員“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情，向上奏報，以備朝廷實行新政時采納①。次年，政務處創立，成為實行新政的指揮部。
辦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當時積極贊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凱、張之洞，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認為：“人才之興賴乎學校”，然而“科舉一日不停”，“學校決無大興之望”②。于是，這時期新式學堂的開辦，其矛頭直接指向了清末科舉取士制度。從這點而論，新政學堂的開辦是維新學堂的繼承與發展。
清末科舉取士制度的廢除，經曆了三個階段：首先，對科舉取士內容的改革。戊戌變法中，曾一度明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士，因戊戌政變而被取消。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勢，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並同時下旨廢除武舉。為了破格選拔人才，這年還仿博學鴻詞科例，詔開經濟特科，定于癸卯（光緒二十九年）會試後正式舉行③。
其次，對科舉中及第人數的遞減。光緒二十七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會奏變法自強第一折》，認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設學堂，分門講求實學，考取有據，體用兼賅，方為有裨世用”。然而，學堂畢業難于取得功名，這樣聰穎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議“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必當使舉人、進士作為學堂出身，以勵濟世之人才”①。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又會同張百熙、榮慶上《奏遞減科舉折》，把遞減辦法具體化，建議“從下屆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②，奏定9 年內分三科減盡。
最後，對科舉取士制度的全部廢除。時代洪流難以阻擋，不待9 年，僅僅兩年之後，光緒三十一年（1905），許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端方等人聯名奏請立停科舉。他們認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所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複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擬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八月，光緒帝下詔“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自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① 《光緒朝東華錄》卷157。
② 《光緒政要》卷30，第57 頁。
③ 《光緒朝東華錄》卷180。
①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②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考試亦即停止”③。這樣，從隋朝開創的在中國實行了1300 年之久的科舉制度，至此完全廢除。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新式學校的興辦和新學制的頒布廢科舉的同時，清廷通令全國興辦學堂。光緒二十七年（1901），光緒帝詔諭各省督撫將本省所存書院于省城改為大學堂，各省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除教讀四書五經外，主要學習中外政治、曆史、藝學。一時新式學堂越辦越多，但各地學堂的課程設置和學習年限差別甚大，弊端不少。為此，光緒二十八年（1902），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上《進呈學堂章程折》，主張“各省督撫責成地方官核實興辦。凡名是實非之學堂及庸濫充數之教習，一律整頓從嚴，以無負朝廷興學育才之盛心”①。張百熙還擬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系統的學制——“壬寅學制”。該學制分學校為七級：蒙學堂四年，尋常小學堂三年，高等小學堂三年，中學堂四年，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大學堂三年，大學院無定期。兒童六歲入學至大學畢業共計二十年，還不包括大學院的年限。此外，與中學堂並行的有中等實業學堂和中學堂附設的師范學堂，與高等學堂並行的有高等專門實業學堂、仕學館和師范館。“壬寅學制”曾于當年頒布，但因學制本身的不夠完備和清廷對學制的擬訂人張百熙存有猜忌而沒有實行。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感到有統一學校標准的必要，于是發出上諭：“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辦大學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實商訂；並將各省學堂章程，一律厘定，詳悉具奏。”②十一月，張之洞等人以日本學堂管理規章為模式，擬訂《奏定學堂章程》，經正式頒布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新學制稱為“癸卯學制”。它的頒行，對近代中國學校教育制度在組織與形式上影響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學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為據。“癸卯學制”共分三段七級，長達29 到30 年。第一段為初等教育：分為蒙養院4 年，初等小學5 年（七歲入小學），高等小學4 年，共三級13 年；第二段為中等教育：設中學堂一級共5 年；第三段為高等教育：分為高等學堂或大學預備科3 年，分科大學堂3 到4 年，通儒院5 年，共三級11 到12 年。與上述體系的各級學校並行的，還設有高級師范教育和實業教育兩系：師范教育分初級師范學堂（中等教育）及優級師范教育（高等教育）兩等，修學年限共8 年；實業教育分初等實業學堂（高等小學）、中等實業學堂（中等教育）、高等實業學堂（高等教育）三等，修業年限合計15 年。學制規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保證了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取得正規官員候補者的資格。
清廷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後，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學部，作為朝廷的教育行政機構，並將舊有的國子監並入，學部最高長官為尚書，其次則為左右侍郎，均為政務官。在尚書、侍郎之下，設各項事務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還設有視學官，輪流出京視察全國各省教育。在過去，禮③ 《光緒政要》第27 冊卷31，第57—59 頁。
①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96 頁。
②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97 頁。
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的傳統教育事項，而在甲午戰爭之後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權沒有授權禮部管理。光緒二十四年（1898）京師大學堂已經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事實上，京師大學堂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由于新式學堂的數量增加得太快，京師大學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的作用。學部成立後，京師大學堂交出了管理全國新式學堂的職權，被定為當時最高學府。
關于清廷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以後改設和新建學堂的數字，缺乏確切的統計資料。但從一些零星文獻記載已可看出，就全國范圍而言，雖然說不上學堂普遍興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確已粗具規模。如武昌，原兩湖書院改為兩湖高等學堂，自強學堂改為文普通高等學堂，武備學堂改為武高等學堂，經心書院改為勤成學堂；此外，還辦有普通中學堂、師范學堂、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農學堂、工藝學堂、方言學堂、仕學堂等，總數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張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類學堂“粗有基址”，超過其他地區。江蘇的近代教育也發展較快，有各類學堂99 所，僅蘇州就設有高等學堂、優級初級師范學堂、武備學堂，以及40 所初級小學堂。同一期間，四川省各類學堂150 余所。①長沙城內有各類新式學校共34 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②。光緒三十一年（1905）以後，興學之風更為盛行。以光緒三十三年（1907）學部統計為例，京師有學堂127 所，直隸4591所，吉林1526 所，湖北1298 所，河南2692 所③，出現了“上有各府州縣學堂之設立，下有愛國志士熱心教育蒙學女學各種私學堂之設立”④的繁盛局面。光緒三十年（1904），學堂總數為4222 所，學生總數為9.2169 萬人；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學校總數達3.7888 萬所，學生總數為102.4988萬人⑤。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與女子學堂的開辦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學堂的開辦，是新政學堂開辦時期具有曆史意義的內容。中國近代最早設立的女子學校，是維新人士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創辦的“務本女學”（吳懷疚）和“經正女學”（經元善）等（不包括外國傳教士創辦的女子基督教學校）。戊戌政變後，這些學校被勒令停辦。新政之初，婦女仍被規定不許受新式教育。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還是得到了承認，並于是年制訂了關于《女子師范學堂章程》6 章36 條和《女子小學堂章程》4 章26 條。章程規定：女子比男子修業期限各縮短一年。這是中國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學堂教育制度的開始。次年六月六日（7 月4 日），學部奏准設立女子師范學堂于京師，派傅增湘為總理；並咨各省督撫提學使酌于省城府城設立女子師范學堂①，女子學堂由此在全國興辦。
① 《東方雜志》第1 年第10、11 號。
② 《各省教育彙志》、《東方雜志》第1 年第5 號。
③ 《東方雜志》第4 年第4、11、7 號；第5 年第3 號。
④ 《論教育》，《時報》甲辰七月初四日。
⑤ 《學部官報·奏章》第4 冊，第122 期。
① 《光緒朝東華錄》卷217。
新政時期，是我國近代新式學堂開辦的完善時期。這不僅僅表現在學制的制定、科舉的廢除、學部的設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與機構上，同時也表現在各級學校的開辦和各級教育結構的形成上。以高等學堂開辦為例，在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01 年8 月2 日）清帝詔諭的推動下，中國官立大學開始發展。光緒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撫岑春煊奏設山西大學堂，將籌備中的中西大學堂並入，這是省立大學的開始。到宣統元年（1909），全國官立高等學校開辦，情況如下：學部制宣統元年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校別校數學生數大學3 749省立高等學堂23 3963高等農科學校5 530高等工科學校7 1136高等商科學校1 24特種法政學校47 12282高等文科學校19 2546高等理科學校3 211高等醫科學校8 336高等工藝學校7 485總數123 22262 人此外，依據宣統二年（1910）的統計數字，清廷共設立各類師范學校415所，學生共2.8572 萬人。
留學高潮的出現自科舉制度廢除後，新學制取代了傳統的教育，一時學校供不應求；即使清廷加緊開辦各級新式學校，然而，具有新知識的師資力量不足，于是留學教育驟然進入高潮。戊戌時期，清廷雖已確定了留學生的派遣制度，但沒有完整的計劃與章程。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一套完整的留學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8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合奏《複議新政折》（江楚會奏第三折），大力主張留學，特別是到日本留學，並論述積極與消極的獎勵辦法。在積極方面，給予優秀的自費留學生進士、舉人等資格；在消極方面，即使具有進士、舉人等資格，如無留學經曆則不授官職①。同年八月初四日（9 月16 日），清廷批准張、劉二人的《複議新政折》，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並責成各省訂立獎勵及限制辦法以督促之。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 年2 月1 日），複命選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學。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 年10 月5 日），慈禧太後、光緒帝從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撫籌款派學生赴西洋游學。十月一日（10 月31 日），派汪大燮為日本游學生總監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 日），清廷批准外務部議複《派赴出洋游學辦法章程》。章程規定：派①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遣出洋游學的留學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學，將派出洋之時，務畢普通之學，既派出洋之後，精求專門之學”。派遣出洋的學生分為三類：“一曰貴胄學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項學生，應仿照日本、暹羅王子辦法，送入高等學堂，如英國伊敦夏魯學堂之類，恪守堂規，隨班受課，不得有挾貴挾賢之意，一切稽察調考，仍歸出使大臣辦理。如不安分鬧事過犯者，責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實注劣咨送回華”。“一曰官派學生，如京師大學堂及各省督撫學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應于各學堂中擇其已畢普通學之業，而又中學優長，器宇純粹，年在三十歲以下者”，經過考查後再派遣。這類留學生“功課行為，由該監督（使館參贊一人為之）隨時稽察切實稟報，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親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該監督代考（核）”。學成獲文憑畢業後，還須回國通過複試。以上兩類留學生嚴令“不准剪薙發辮”。“一曰游學學生，如民間自備資斧出洋者皆是。該生等既系自籌經費，自不必限以年歲， 除到館報名留學書住址以便查詢保護外，如無不安本分及別有過犯，使館即無庸過為刻核。欲附民間何學，聽其自擇”。章程還規定：“各項學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憂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費作正開銷”。留學生在“肄業期內，一概不准充當使館差使”，以免影響學業。該章程與以往清朝留學生派遣的制度比較有個最大的改進，就是取消了中文教習的隨派，沒有規定留學生在留學期間還要從中文教習學習“四書”、“五經”等經典。章程認為：留學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學精通，而普通學又已畢業者”，所以出洋後，應“更習專門”，否則，“即使來洋肄業，亦僅得其皮毛”。對考得外國學位的留學生，“應由使臣隨時咨明外務部立案，以便將來從優獎勵”①。光緒二十九年（1903）初，留日學生運動興起。這年四月初三日（4 月29 日），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500 余人集會于錦輝館，聲討沙俄侵占東北的罪行，激昂奮發，決議成立拒俄義勇隊。次日，京師大學堂師范、化學館學生“鳴鍾上堂”，也發起全校大會，聲討沙俄侵略罪行，拒俄愛國學生運動由此興起。鑒于這一情況，八月十六日（10 月6 日），張之洞應慈禧太後懿旨“以出洋學生流弊甚多，飭籌防范之法”，上《籌議約束鼓勵游學生章程折》，附《出洋學生約束章程》十款、《獎勵章程》十款及《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七款。《約束章程》十款，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以後續往日本游學學生，無論官費生私費生，並無論日本官設學堂私設學堂，均非出使大臣總監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學”；其二，“妄發議論”、“干預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學，“嚴加裁制”。《獎勵章程》十款，主要內容為：“一、中國游學生在日本各學堂畢業者，視所學等差，給以獎勵。..一、在普通中學堂五年畢業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以拔貢出身..一、..高等學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項實業學堂三年畢業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以舉人出身。..一、在大學堂未學某一科或數科，畢業後得有選科及變通選科畢業文憑者，給以進士出身。”此外，獲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升階的優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內容為：一、“保送學生入日本各學堂，除農工商各項實業學堂及文科、醫科各專門不限人數外，其政治法律武備之門，宜分別限定名數，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備一門，非官派學生不准保送”。二、“凡各省選派官費學生出洋游學，俟畢業回國後，無論得何獎勵，均須在本省當差五年① 《約章成案彙覽》2 篇，卷32 上，第28—34 頁。
以盡義務。五年期內，概不准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請調往差委”。張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務部補充《咨文》而頒行。《咨文》給章程作了如下三點補充：一、“中國留學生非在照辦約束留學生章程之日本學堂畢業者，概不給本章所定獎勵”；二、留學生畢業後，由“該官私學堂自行收留者，將來畢業後概不給以獎勵”；三、對品行不端之留學生，如日本官私學堂仍聽其留學者，“畢業後亦概不給以獎勵”①。光緒三十年（1904），練兵處奏定《選派陸軍學生分班游學章程》十六條，章程規定：一、“選派學生，須分年派往，擬以四班為一輪，每年選送一班，每班一百名。”二、“選派學生各省須有定額：京旗、直隸、江蘇、湖北、四川、廣東各六名；奉天、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肅、廣西、貴州各三名；江甯、杭州、福州、荊州、西安、甯夏、成都、廣州、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密云、青州十三處駐防各一名。計共一百名，為第一班；以後三年均照第一年辦理。如各省旗有願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數”。十六條規定：“學生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充見習士官期滿，除考入學校及各專門學校外，其余回國，由練兵處就其曆年所學一一考試，最優者奏請授職守備，次者授千總，再次者授把總”①。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07 年12 月5 日），學部和外務部奏准了《貴胄游學章程》十二條。學部成立後，除增訂了一些留學生的派遣等項章程外，還擬定了對留學生的考驗獎勵章程。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06 年5 月15 日），學部奏定《考試游學畢業生期限片》，規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舉行考驗游學畢業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0 月2 日），學部複奏定《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五條，規定：凡在東西各國正式高等以上學堂畢業，回國後須接受政府按照留學生所習學科，分門考試。考試分兩場：第一場就各畢業生文憑所注學科，擇要命題考驗；第二場試中國文、外國文。考列最優等者，給予進士出身，考列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②。同月，學部第一次舉行留學生考試制度，有53 名留學生參加考試，共考了兩天，結果考取的有32 名，其中9 人被賜予進士出身，23 人給予舉人出身。此後，每年舉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停止這種考試。
隨著清廷留學制度的不斷完善，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出國留學高潮。光緒三十二年，僅留日學生人數就達到一萬三四千人①。在這期間，出現了女子留學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日本東京有女留學生10 余名。這些女留學生都是跟隨其父兄或夫婿一齊留學日本的。光緒三十一年，湖南省首次官派20 名女學生赴日讀速成師范科，此為官費女留學生留學日本之始。緊接著奉天省遣派熊希齡到日本視察教育後，與東京華族女學校的校監，同時也是實踐女子學校和女子工藝學校的創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約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學生到實踐女子學校肄業。光緒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師范學堂派出21 名學生到實踐女子學校讀師范科。到年底，僅在東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國女留學生，並組成了①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頁。
①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4 冊。
② 《學部奏咨輯要》卷2；《光緒朝東華錄》卷202。
①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36 頁。
留日女生會組織②。江蘇省舉行留學生考試，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國威爾士利女學就讀，是為官費女留學生留學西方之始③。
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國退回庚子賠款一部分，外務部與學部會奏，以美國“減收賠款”，選派學生赴美留學，先在京師設立游美學務處，並附設肆業館一所，學生名額按各省賠款數目分攤。周自齊為督辦，唐國安、范源濂為幫辦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學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發榜，錄取程義法等47 名學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務部奏准，建游美肄業館于清華園。當時規定辦學宗旨為先在國內招考學生，經過訓練，“擇其學行優美，資性純篤者”，隨時送往美國肄業①。次年三月，學部特制訂《各省考選游美學生辦法》五章，並專設駐美留學監督。同月，學部又奏定《管理歐洲游學生監督處章程》三十一條和《游美學務處津貼在美自費生章程》十六條，加緊了對歐美留學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對中國近代曆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清末民初，尤其是對辛亥革命起了“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就這點而論，晚清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都應給予曆史的肯定。
②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54—56 頁。
③ 《東方雜志》第2 卷第9 期。
④ 《東方雜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雜志》第1 卷第8、9 期。
① 《文史資料選輯》第71 輯。
第十六章學術影響和制約著自鴉片戰爭到新文化運動這70 余年間學術的根本因素，是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具體地說，隨著西方商品和武力的入侵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文化的輸入，使得中國固有的學術呈現出重大的變化：其一是一些原為古老的經學的附庸學科，如哲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獨立凸現出來；其二是另一些學科雖仍沿襲原有名稱和形式。但從內容到方法、觀點，都獲得了新的發展，如史學。而在傳統舊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經學，由于治學分途而漸趨分崩離析，經過一段回光返照的時期之後，成為史學、考據學和中國哲學史的一部分。
第一節哲學哲學在中國，雖然是近代才獨立出現的學科，但卻不是全新的。不用說熱衷于討論義理性命的理學家，就是樸學家們走的也是“由辭以通道”的途徑。不過中國傳統哲學重點不在自然觀和認識論，而在倫理、曆史和社會人生方面。而這一時期的哲學，正處于新舊哲學的轉型階段。
龔自珍、魏源的曆史—政治哲學清中葉以後，莊存與（1719—1788）重振今文經學，著重研究和傳播《春秋》三傳之一的《公羊傳》，並通過他的兩個外孫劉逢祿（1776—1829）、宋翔鳳（1779—1860），給龔自珍、魏源以直接影響。
龔自珍（1792—1841），少年時曾從著名漢學家、外祖父段玉裁習文字學，27 歲時又在北京從劉逢祿學習《春秋公羊傳》，並與宋翔鳳交游。他從公羊學派所汲取的主要是“變易”思想，而經世致用精神則主要出自他直面現實而產生的危機感。因此他不屑于作章句經師，既批評漢學考據家的“瑣碎饾饤”、“繁稱千言”①，也不滿宋學家的“坐談性命，其語■■。..何施于家邦？”②他不僅把清代今文經學推出書齋，走向社會，使“經術”發展為“治術”，而且對今文經學中天人感應說的神學目的論表示了異議，並未自拘于經學藩籬。
龔自珍意識到古往今來的社會是不斷變化的。“古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為後之世；旋轉簸蕩而不已”③。據此，他稱贊“太史公為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于周室”④。顯然認為變化的結果並非後不如前，否定了夏、商、周三代為黃金時期的頌古非今態度。他還指出，社會的發展存在著一種不依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所以在論及由先秦的分封制發展為秦漢的郡縣制時說：“封建..郡縣..，天不兩立。天不兩立，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①當然，“有所趨”的動力、原因何在，龔自珍還無法理解，對于“天”
也未作本質說明。但是他已依據當時有限的天文學知識，反對把天神化，批評了借天象預言人事的謬論，他說：“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意即星象既能推算，說明它不能預示凶災，如果真能預示凶災，就不可能被推算。因此，他稱最先提出以日食為凶災的《詩·小雅》是“諷刺詼怪，連犿雜糅，旁寄高吟，末可為典正”②。對兩漢的讖緯神學加以批判，宣稱“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范》，以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並主張“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③，證明了龔自珍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① 《與江子屏箋》、《陳碩甫所著書序》，《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347、195 頁。② 《丁亥詩》，《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85 頁。
③ 《釋風》，《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28 頁。
④ 《尊史》，《龔自珍全集》上冊，第82 頁。
① 《答人問關內侯》，《龔自珍全集》下冊，第331 頁。
②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龔自珍全集》上冊，第9 頁。
③ 《與陳博士箋》，《龔自珍全集》下冊，第346 頁。
在人性論問題上，龔自珍繼承了先秦告子的學說，自稱“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為桀也；無不善也，則可以為堯矣”④。又說“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狠忌非固有”⑤，反對孟子和程朱先天的性善論，借以強調環境影響和後天的教育作用。
龔自珍認為，“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①。他主張變易的社會曆史觀，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②。這是其改革現狀的理論基礎。他由此出發，對當時的社會黑暗、吏治腐敗作了深刻的揭露，力言“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之改圖爾，..孰若自改革”③。他譴責神學說教，是為了開一代風氣，振起人們經世致用的精神。
但是，龔自珍又認為“體常靜，用常動”④，即認為事物的“本體”是恒常不變的，變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學、象數學曆史循環論的影響，提出“萬物之數括于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⑤。所以他變化的曆史觀又是包括在一個更大的靜止僵化的框架之內。他雖然對天人感應論有所批評，但極不徹底，認為“政不道”，則天人相絕；一旦“有大聖人出”，便能溝通天人，所以盼望聖人出世，並稱贊“聖人神悟，不恃文獻而知千載以上之事，此之謂聖不可知，此之謂先覺”⑥。與這些哲學觀點相一致，他的社會改革思想不僅是漸變的，而且沒有改變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的意圖，只限于要求修訂封建的禮儀制度、澄清吏治、變革科舉取士方法，以及通過扼止貧富“大不相齊”等手段來緩和社會矛盾。他的《農宗》一文，實際是要用封建宗法來組織社會生產和分配財富，使各等級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習王守仁的心學，後從劉逢祿受教，接受了公羊學。他與龔自珍相同之處甚多，所以世以“龔魏”並稱。他也強烈主張經世致用，同樣批評漢學“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①，批評宋學空談“心性”、“禮義”，“無一事可效諸民物”②；主張“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③和“以經術為治術”④。
魏源討論知行關系的興趣來自王學，但明顯地沖破了王學的限制，主張行為先。他說：“‘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並舉例說，“披五岳之圖，以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溟之廣，以為④ 《闡告子》，《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29 頁。
⑤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8 頁。
①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龔自珍全集》上冊，第4 頁。
② 《上大學士書》，《龔自珍全集》下冊，第319 頁。
③ 《乙丙之際著議第七》，《龔自珍全集》上冊，第5—6頁。
④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9 頁。
⑤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6 頁。
⑥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語錄》，《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4 頁；下冊，第421 頁。①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魏源集》上冊，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59 頁。②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冊，第36 頁。
③ 《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魏源集》上冊，第152 頁。
④ 《默觚上·學篇九》，《魏源集》上冊，第24 頁。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⑤把直接感性經驗視為取得知識的途徑，認為知由行來，否認先天的超經驗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這種強調直接感性經驗的態度，魏源否認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從聖人。他問道：“聖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發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憂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學《易》乎？”⑥以儒家“諸聖”的言行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謊言。魏源強調後天的學習，認為只要“潛心”鑽研，“中人可易為上智”⑦；重視“勤訪問”，以學習和歸納他人的知識智慧， 稱“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堯、禹”①。他的這些認識，是與唯心主義先驗論相對立的。魏源已形成較為明確的曆史進化觀念。他說：“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複，..宋儒專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複。”不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會回複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飯以食，跣足舞蹈以為敬，刀漆以為書，貝幣以為貨..”，那就不是大智而成為“大愚”了。複古不僅不應該，根本上就不可能，因為天下大勢所趨，“勢則日變而不可複”②，社會以不可阻遏之勢自行進化，不會以“聖王”的意志、人主的“心術”為轉移。
魏源反對複古，反對一成不變的曆史觀，使他在鴉片戰爭之前就積極要求改革。他明確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③。鴉片戰爭中，他親自參加了抗英斗爭，戰後又注意收集有關資料，並了解世界各國情況。他從這些豐富的直接經驗中，產生了以反對外來侵略為中心議題的改革方案，這就是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強調直接感性經驗的時候，有忽視理性認識、陷入經驗論的傾向，還有濃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聲稱“鬼神之說，其有益于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④。他還認為，變化的只是“勢”，“其不變者道而已”⑤，而“道”的內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婦必從”①，很明顯就是封建宗法的倫理綱常。所以他的改革內容嚴格地限制在維護封建制度的范圍之內，他的“師夷長技”，也主要是通商、開礦、制造船艦火器、養兵練兵之類。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學咸同年間，作為清皇朝官方哲學的理學，依然被置于統治思想的主導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鑒、倭仁和曾國藩。唐鑒（1778—1861），“生平學宗朱⑤ 《默觚上·學篇二》，《魏源集》上冊，第7 頁。
⑥ 《默觚上·學篇三》，《魏源集》上冊，第9 頁。
⑦ 《默觚上·學篇二》，《魏源集》上冊，第5 頁。
①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冊，第35 頁。
②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第48—49 頁。
③ 《籌鹺篇》，《魏源集》下冊，第432 頁。
④ 《默觚上·學篇一》，《魏源集》上冊，第3 頁。
⑤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第48 頁。
① 《默觚上·學篇十一》，《魏源集》上冊，第26 頁。
子，篤信謹嚴，無稍依違”②。他寫有一本《國朝學案小識》，編造清朝的理學“道統”。以陸隴其、張履祥等為“傳道”，以湯斌、姚鼐等為“翼道”，並在該書《自序》中說，“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于诐辭邪說之中，豈細故耶？”強調理學維護綱常倫理的作用。倭仁（1804—1871），號稱理學大師，極力推許唐鑒的《國朝學案小識》“衛道嚴而用心苦”，並大力宣揚所謂“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他們在理學上並無發明和創見，尤其是倭仁，使得當時和以後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名言”。
曾國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間，曾受業于唐鑒，又與倭仁討論學問。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學派“桐城派”，自稱“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③。當然，曾國藩也受到同鄉陶澍、賀長齡、魏源等經世學風的影響，因而比唐鑒、倭仁更重視踐履和事功。他自稱“一宗宋儒，不廢漢學”①，但哲學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學。他也和大多數理學家一樣，不重視自然觀和認識論，甚至也少涉及社會曆史觀，而將注意力放在人心、風俗問題上。他曾說，“蓋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禮”，又說“理則禮也”②。所以他的哲學思想，集中在論誠、論仁、論禮幾個方面。
曾國藩繼承了思孟學派和周敦頤、程灝關于“誠”的思想，稱“竊以為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③。把屬于道德范疇的“誠”，說成是神秘的先驗的存在，視為世界的主宰，完全顛倒了物質和精神的關系。這種唯心論哲學的現實政治性，就是對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鎮壓太平天國的事業，稱為“拙且誠者之效”④。在認識論上，曾國藩承襲朱熹唯心主義的“即物窮理”說。他說，“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⑤朱熹與曾國藩的所謂即物窮理，都是指通過與事物的接觸，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謂“天理”顯現出來。因為朱熹說過：“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以並不是強調感覺和實踐能產生所謂的理，而只是通過“即物”喚起和觸發心中原有的理。
曾國藩極力宣揚“仁”的說教，稱“孔門教人。莫大于求仁”①。他對“仁”的意項有三條具體的發揮，一是“仁即恕”，“恕則凡事留余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②；二是“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也”③；三是對“流轉遷徒”、“棲② 《清史列傳·唐鑒》。
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聖哲畫像記》。
①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0《複穎州府夏教授書》。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遺書序》。
③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1《複賀耦耕中丞》。
④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鄉昭忠祠記》。
⑤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書〈學案小識>後》。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訓》，《日課四條》。
②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6，《與鮑春霆》。
③ 《曾文正公全集·日記》，《軍謀》。
止靡定”的“紳民”，要“周其急”。並說這就是“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④。曾國藩的“仁術”，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前，還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階級斗爭展開之後，仁術就完全用于調整地主階級內部關系，扶助受革命風暴沖擊的士紳，鼓勵反動的將領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業。而對于人民群眾，尤其是對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嚴酷之名”，“亦不敢辭”⑤，絲毫不曾心慈手軟，因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⑥，足見其“仁術”是自有施用范圍的。
曾國藩重視“禮”，“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⑦又說“舍禮無所謂道德”、“舍禮無所謂政事”⑧，宣揚以“學禮”為“經世之術”。其論禮的內容不外兩點：其一是用“禮”呼籲地主階級及其武裝力量“謹守准繩，互相規勸”⑨，要求大家“克己求仁”，“捐生”以“戡大亂”。其二是用“禮”來“辟異端”，杜絕“窈冥誕妄之說”，以使“人人納于軌范之中”①，維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級秩序。所以曾國藩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②實是其政治哲學的核心，亦是鎮壓農民革命的綱領。
曾國藩還相信天命論，認為“窮通由天作主”，“富貴功名，悉有命定”③，視天為至高無上的主宰。他並且一再在湘軍官兵中灌輸“人之生死，有命存焉”④的迷信思想，驅使他們為鎮壓農民起義效命。
曾國藩主誠、主仁、主敬、信天命的落腳點，是所謂挽救當時的“道德淪喪”，“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⑤。所以，他用與朱熹毫無二致的腔調說，“力去人欲，以存天理”⑥，並懷抱幻想，要以他自己這樣的衛道士的身體力行和以身示范，轉移世風，“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他就是以“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⑦自命的。他的唯心主義的道德論、聖賢豪傑決定一切的英雄史觀也是很陳腐的。事實上，曾國藩的學問無進步、新奇之處，不過因其建立了鎮壓農民起義的“事功”，又頗擅文辭，在文學上造成了“桐城——湘鄉派”，因而在後來得到某些人的推重。
康有為的新考據和唯心主義哲學④ 《曾文正公全集·家書》，《致諸弟》。
⑤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與徐玉山太守》。
⑥ 《曾文正公全集·雜著》，《筆記·赦》。
⑦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聖哲畫像記》。
⑧ 《曾文正公全集·雜著》，《筆記·禮》。
⑨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12，《複胡宮保》。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甯府學記》。
② 《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問學》。
③ 《曾文正公全集·家書》，《致諸弟》。
④ 《曾文正公全集·雜著》，《曉諭新募鄉勇》。
⑤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複江岷樵、左季高》。
⑥ 《曾文正公全集·雜著》，《日課四條》。
⑦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原才》。
康有為（1858—1927），早年隨祖父治程朱理學，19 歲受學于朱次琦，曆時6 年。朱次琦講學，主張融合漢宋，納鄭玄之學于朱熹，教學者以“四行五學”。“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即“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後來康有為34歲時講學于萬木草堂，即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為綱，並在“志于道”下列“格物、厲節、辨惑、慎獨”四目；在“據于德”下列“主靜出倪、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四目；在“依于仁”下列“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廣宣教惠、同體饑溺”四目；在“游于藝”下列“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四目。明顯受到朱次琦的影響。而且中年以前的康有為，尚未注意以《公羊》和《禮運》來解釋孔學，而以《論語》為孔學核心。
光緒十五年（1889），康有為在廣州會見了四川今文學家廖平。交談之下，深受廖平《今古學考》、《知聖篇》、《辟劉篇》（此書後改名為《古學考》）觀點的影響，開始運用今文經學的“三統”、“三世”和孔子“受命改制”等微言大義來闡述自己的變法思想，舍棄《論語》而以《公羊傳》為孔學核心。此後接連寫出《新學偽經考》（光緒十七年，1891）、《孔子改制考》（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秋董氏學》（光緒二十三年，1897）和《大同書》（原名《人類公理》）。據梁啟超說，“先師年二十八，從事算學，以幾何理著《人類公理》，並手定大同之制”。可知《大同書》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某些章節在光緒十一年（1885）前後，即康有為大量接觸西書之後即已產生。但該書直到1913 年才在《不忍》雜志上刊載部分。（全書出版于1935 年）
《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三書，以“新考據”的面目出現，把東漢以來經過許慎、鄭玄注疏解釋、被曆代封建統治者奉為儒學正宗的《周禮》、《逸禮》、《左傳》、《詩經毛傳》等凡劉歆爭立為博士者，均判為“偽經”，稱其為劉歆為了取媚王莽而偽造的新朝之學，即“新學”；認為西漢的今文經學才是體現孔子微言大義的真經，並把孔子說成“托古改制”的素王，稱六經為孔子的改制創作之書。康有為還仿效西漢董仲舒的神學說教，奉孔子為教主，把今文經學置于獨尊的地位。他的出發點是要否定當時被官方奉為正統的古文經學的思想，並把他所向往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附會于今文經典之中，借以證明維新派要求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合理性。自從清中葉今文經學複興，龔自珍、魏源都據《公羊》談改制，但所論不出“治術”的范圍，即方法上的改變；而康有為的改制，才具有較全面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意義，其側重面在“制度”。
就學術而言，康有為治理舊學，不求章句、訓詁、名物之末，專求義理；而其所謂義理，又不是理學家的言心言性，而在探討創制立法的精意，實為思想解放，氣魄宏大。但是，他在書中判定《左傳》為劉歆偽作，《公羊》為改制之書，並將《論語》、《王制》與《公羊》強通，以及對于《史記》時而引以為證、時而斥之為偽，甚至說《漢書》非班固所作等等，所用考證方法及結論多難以令人信服。連梁啟超都說，他與陳千秋從康有為學時，“時時病其師之武斷”，“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鍾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持之。..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①。就這方面而言，康有為實開近代臆造曆史根據、強使服務于政術的實用主義之先河。
康有為的哲學，首先是“以元為本”的唯心主義自然觀，或者說神學世界觀。他說，“元為萬物之本，人與天同本于元”②。直接運用了董仲舒“元統天地”、“為萬物本”的神學命題。康有為把“元”與“道”、“太極”一樣都作為超時空的神秘莫測的精神性實體，看成為產生宇宙萬物的總源。盡管他也說過“元者，氣也”，但他又把“氣”納入和“元”一樣的精神范疇。
康有為還視“元”為有意志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志體現。他說，“《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構造出一個元——天——王——諸侯——境內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終指向有神論。他又把“元”等于“仁”，稱“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謂人皆性善”。並將“仁”看作“萬化之海，為一切根，為一切源。..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于太平大同，皆從此出”③。以物我相與、天人相通，全在于“仁”。這與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觀唯心論如出一轍。
康有為雖然接觸過西學，對自然科學有肯定的一面，但由于他堅持唯心主義的自然觀，又受到中國緯書中的迷信思想、西方基督教宗教思想和康德學說中消極方面的影響，時常援引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把認識的相對性和有限性絕對化，而把宇宙的無限性看成“不可思議”的神秘。將世界劃分為可以認識的此岸世界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所以他說，“自元元天以上”，還有“無量數不可思議”的“天外天”①。他的這種神學世界觀，與他把孔子說成是代天發言的通天教主是完全一致的。康有為的孔教，實質是有神論的新宗教。
在人性論問題上，康有為早年曾有別于宋明理學，認為先秦告子的人性“無善無惡”說“自是確論”。他把人性看成是對“食味、別聲、被色”、“視聽運動”的生理本能，屬于資產階級的自然人性論觀點。他並且以此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還宣稱“無所謂大人小人”之別，主張資產階級的“人性平等”，進而肯定人們“去苦求樂”乃至追求發財致富的合法權利②，反映了新生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盡管這種人性論帶有脫離人的社會性和曆史發展，把“人欲”當作“人性”的重大缺陷，但不乏沖擊“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封建意義。但到維新運動失敗之後，他就逐漸放棄了早期的反宋明理學人性論的觀點，認為“性者，天賦之知氣、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種先驗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屬性。更因為他承認了封建等級制的合理合法，于是把人性分為三品。“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③。①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56—57 頁。
② 《春秋董氏學》卷6 上。
③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上。
① 《諸天講》卷10。
② 見《萬木草堂口說》、《長興學記》。
③ 《孟子微》卷2。
至此，他的人性論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人性論完全合流。
在曆史觀方面，康有為哲學最大的特點是“變易”觀和庸俗進化論。他把《周易》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作為理論張本，將其同進化論融合，並借公羊“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說，宣傳“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①的進化觀點，認為“變易”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這種曆史觀與封建主義的信古、崇古、複古思想是對立的，具有進步的意義。
康有為還猜測到了事物的對立、矛盾和發展的某些內容。他沿用傳統哲學中的“陰陽”，表達事物矛盾發展的思想。他說：“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兩”，“知物必有兩，故以陰陽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②。又說，“蓋太極兩儀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統一而後能成物，不可不對為二，有對爭而後能進”③。應該說這是很可貴的思想，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舊統治階級、新學反對舊學的理論概括。
但是，康有為的曆史哲學終究是一種庸俗進化論。他把“三世”作無窮劃分，“由三世而九世，由九世而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而千萬世，至無窮世”④。又說“百世之後，窮則變通，又有三統”⑤。于是曆史的發展過程成了始終按部就班、無法“躐等”的機械運行和無限的循環往複。而且還包含著曆史命定論的神秘主義色彩，“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時命運遇，不能強致”⑥。一切都是天命所定，人類社會的曆史只是天意的體現。
梁啟超說：“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①其實，這種“萬事純任主觀”的強毅，正是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表現，康有為等要從事變革大業，但既缺乏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又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只好無限放大主觀的作用，甚至不惜以神道設教來證明自己是“代天發言立義”。
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1865—1898）的思想來源極為龐雜。他在青少年時期受過舊學熏陶，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拋棄了漢宋之學，崇拜王夫之的唯物主義思想，但又未能徹底擺脫孔、孟的“聖人之道”。他曾運用王夫之的“道不離器”說，反對理學的唯心主義，批判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說和佛學的“空寂”，一度表現出唯物論傾向和無神論思想。但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起，他游曆南京、上海、天津、北京，先後結識了梁啟超，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結識了傳教士傅蘭雅，汲取了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經濟學說，也受到宗教玄想的影響；隨即又與一批提倡佛學的人如吳雁舟、① 《上清帝第六書》。
② 《春秋董氏學》卷6 上。
③ 《論語注》卷3。
④ 《論語注》卷2。
⑤ 《孔子改制考》卷9。
⑥ 《孟子微》卷4。
①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57 頁。
楊文會等往來，思想上開始“沉醉于宗教”，以佛法解釋孔、孟，以佛經證西學。在極短的時間內，他接觸諸多紛至遝來的思想學說，一時不可能真正鑒別、消化和整合，所以他的思想龐雜是必然的。
譚嗣同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寫成《仁學》一書，為了宣傳中國“自變法”以避免瓜分的主張。他呼籲首先要沖決網羅，“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其中對講三綱五常的“名教”、對專制君主和封建宗法的弊害，聲討尤其大膽激烈。譚嗣同重視自然科學，希望通過講西學，大量使用機器以開礦、修路、耕植、制造，使中國富強，但他卻又相信孔教，認為中國曆史上層出不窮的社會病，正是因為“孔教之亡”才產生的，所以唯有重新大力弘揚孔教，才能使中國得救。“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偽學亡之也。複之者尚無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他指責君主為“獨夫民賊”，卻又盛贊清帝“聖恩高厚”；他重視科學，卻又稱科學為“下學”，希望它上達“教務之精微”，實際上是要科學服從于宗教。
“仁”或“以太”被譚嗣同視為哲學上的本體。他說，“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仁”不僅不生不滅，永恒存在，而且是“通”（破除）一切“對待”（差別、矛盾、斗爭）的智慧和力量之源，他說“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通則仁矣”。所以“仁”不僅是萬物萬事產生的根源，也是人們應當追求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境界。他在這一點上明顯受到康有為的影響。
“以太”是古希臘人提出的假說，它究竟屬于物質范疇抑或屬于精神范疇，其說一直未定。二十世紀初在相對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電磁學和光學理論，已經否定了這一假說。“以太”的概念經光緒十六年（1890）傅蘭雅的《光學圖說》傳到中國。譚嗣同接受之後，把它理解為存在于人們意識之中的精神概念，變成了“特種靈魂”——“仁”的同義語，是一種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的“奇妙非凡”的東西。他說，“知則出于以太”，“靈魂者，即其不生不滅之知也”。這是基督教的靈魂說、佛教的“一切皆有佛性”的有靈論的仿制品。譚嗣同相信靈魂不滅和輪迴因果報應，根源就在這里。
在認識論方面，譚嗣同從“三界唯心、萬物唯識”出發，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客觀性和人的感覺的真實性，認為這些都是虛幻不實的，主張通過“止觀”（“定慧”）這種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義的“知識”。然後去把握超越現實世界的“真理”。由于他崇拜靈魂，輕視實踐，所以主張“貴知不貴行”，因為“知”屬于“靈魂之事”，而“行”屬于“體魄之事”，“行”有限而“知”無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于“心力”，誇大精神的作用，說“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為”。他把當時中國陷入“火益烈、水益熱”的危機局面稱為“大劫行至”，並說“緣劫運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即認為中國的災難是由于中國“人心之多機械”，解救的辦法也就在去“機心”而歸于“仁”。這顯然陷入了謬誤。
在人性論問題上，譚嗣同從所謂“以太即性”出發，宣傳性善說和抽象的“人類愛”。他說，“謂以太即性，可也”；又說“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之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因為他所謂以太，實際上是靈魂和仁的同義語，所以“以太即性”就陷入了神秘主義和先驗的人性論。他以此來論證“靈魂平等”、“人性平等”，並把“相成相愛”說**的天性，調和社會、階級和民族的矛盾，稱“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並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侵略稱為“相仁之道”，把資本家的投資設廠稱為“博施濟眾”，幻想人人都能“兼愛”、“慈悲”、“愛人知己”、“視敵為友”，從而造成一個“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的太平世界。在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他的這種人性論自然猶如夢囈①。
嚴複的西學介紹及哲學思想嚴複（1854—1921）是中國近代深入系統地引進西學的第一人。他從14歲起在海軍學堂學習英語和駕駛技術，較多地了解到近代自然科學，24 歲時留學英國，為時將近3 年，又系統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會科學知識。他的思想理論，主要是受到西學的影響。
在維新運動逐漸高漲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嚴複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等震動一時的政論。隨後著手介紹西學，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元年（1898—1909），先後出版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名學》、《名學淺說》和《法意》等書。通過這些文章和譯著，嚴複系統地表達了他的社會理想和哲學觀念。
嚴複最先介紹的是進化論。他在《原強》中就宣揚了達爾文的學說，接著譯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宣傳變化、競爭、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稍後，他又傳播了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自然法學派的一些政治、經濟、法律的觀點，諸如盧梭的天賦人權思想，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理論等。並以此為武器，對中國舊學展開批判。他認為舊學的三個部分，即宋學義理、漢學考據和辭章，都是“無實”、“無用”的東西，應該統統拋棄①。尤其是批判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斥之為非牛非馬，指出“牛有牛之體，有牛之用；馬有馬之體，有馬之用”，“未聞有牛之體有馬之用”。即是認為中學和西學各有自己的體和用，中國要想不觸動封建專制之體，而輔以西方科技之用，就不可能真正富強。他稱贊西學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②，中國必須全面地學習西方。
如果說，康有為、譚嗣同的變法思想，主要是以改造傳統文化的形式出現，因而不自覺地陷入原教旨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而嚴複的變法思想則直接來源于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他運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與進化論相聯系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及與之有關的經驗歸納法。所以，他對舊學的批判達到了一種新的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他認為，舊學之所以無用，是因為它不是從考驗事實出發，而是從僵死的文字記載或微言大義出發的，他稱古書成訓是“心成之說”，不足以成為理論的前提依據，“舊學之所以多無補者，其外籀（演繹法）非不為也，為之又未嘗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說，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訓而嚴之，初何嘗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誠妄乎？此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① 以上引文全出自《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1981 年版。① 《救亡決論》，王栻主編：《嚴複集》第1 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44 頁。② 《原強》，《嚴複集》第1 冊，第11 頁。
病也”③。他強調理論必須是由“內籀”（歸納法）從許多個別、具體的研究之後得出的“公論”，這才符合“科學”。嚴複正是據此對封建社會晚期最有代表性的陸王之學展開批判，視之為“心成之說尤多”的典型，斥其“師心自用”、“強物就我”、“向壁虛造，順非而澤”。①嚴複在自然觀問題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學的對立。他說：“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學。教則以公理屬天，私欲屬人；學則以尚力為天行，尚德為人治。言學者期于征實，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氣；言教者期于維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②在科學與宗教的對立中，他站在科學一邊，反對宗教的唯心主義，稱贊“自達爾文出，知人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教宗摶土之說，必不可信”③，否定了宗教的創世說。他在《天演論》中還介紹了古希臘的原子論和辯證法思想，批判舊學中的形而上學。還運用自然科學的“質”和“力”的概念描述萬物的存在和相互關系，“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④。嚴複正是基于這種科學的自然觀，肯定了中國古代荀況、柳宗元、劉禹錫的唯物主義哲學觀點，並相信人類能夠依據科學，“安治”社會。
但是，嚴複在一開始宣傳進化論的時候，就無視人類社會發展具有與生物進化不同的規律，陷入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因此否定社會的質變，信奉社會改良論。所以在宣傳天賦人權、批判封建君主專制時，也沒有得出廢除君主的結論，理由是“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①。同時，作《天演論》（英文原名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赫胥黎就自稱為不可知論者，嚴複除受赫胥黎影響外，還受笛卡爾、康德的二元論，以及資產階級實證主義的影響，因而宣稱對經驗之外的東西，只能存而不論，甚至說朱熹、陸象山以至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莊子的“心止于符”，“皆不可輕非”。他一方面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一方面又稱“理至見極，必將不可思議”②，視事物和現象的本質為不可知。唯心主義仍在他的思想中保存著一定的地位。
進入二十世紀初，嚴複雖仍在繼續介紹西學，希望“破舊學之拘攣”。
但又聲言將西學“與舊學相輔為教”。于是他陷入了在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革命派之間的兩面作戰。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翻譯了孟德斯鳩的《法意》，就是一方面繼續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一方面又宣傳君主和國民應該共同對專制之弊負責，反對當時革命派的行動，向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靠攏。其後，他繼續翻譯的《群學肄言》和《群己權界論》，都旨在強調無過無不及的折衷主義。又評點《老子》和翻譯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前書把自由解釋為“物各得其所自致”。以黃老之學的“無為”為“民主治道”；後書則強調社會發展程序，告誡人們對于變革“必俟層累之蛻化”，“不能躐等”，實質是主張取消民主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之後，他就完全蛻變成為複古主義③ 《〈穆勒名學>按語》，《嚴複集》第4 冊，第104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