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救亡決論》，《嚴複集》第1 冊，第44 頁。
② 《〈天演論〉卷下論十六案語》，《嚴複集》第5 冊，第1395 頁。
③ 《〈天演論〉卷上導言一案語》，《嚴複集》第5 冊，第1325 頁。
④ 《譯〈天演論〉自序》，《嚴複集》第5 冊，第1320 頁。
① 《辟韓》，《嚴複集》第1 冊，第34—35 頁。
② 《〈穆勒名學〉按語》，《嚴複集》第4 冊，第1040 頁。
者。
梁啟超的新學和哲學思想梁啟超（1873—1929），早年接受正統的傳統教育，在十八九歲時開始接觸西書，此後又受到康有為、夏曾佑和譚嗣同的思想影響，他的“新學”就是以上述三者為基礎，通過自己汪洋恣肆、生動活潑、感情充沛的風格表現出來。他的時論、“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新史學”等主張，都貫穿著要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但又呈現出龐雜多變的特征。
從大體上看，梁啟超的學說，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前主要是依據公羊學的變易觀念，結合曆史與現實，以政論和時評的方式宣傳維新變法，抨擊封建專制和社會上麻木不仁、因循守舊的心理，屬于那個時代的先進思想理論。光緒二十八年以後，他不再談“偽經”和“改制”，而是寫下了大量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經濟學和社會政治學的文章，如介紹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斯賓諾沙、培根、笛卡爾、康德的學說。此舉一方面仍然具有思想啟蒙的價值，但又有借西學搶占輿論陣地、抵制革命思潮，以及扭曲某些西方思想並將其與唯心主義的理學、心學相糅合的消極性。在傳統經學方面，梁啟超摒棄了康有為神化孔子為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而用資產階級文明來裝扮孔子，稱其為“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本質上是屬于自由而非專制的學說，從而斷言“孔教無可亡之理”。“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①，極力為專制思想的代表學說爭取保留合法地位。他還寫了于此後影響頗大的《新民說》，既謳歌“自由之神”，主張“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又將中國“積弱”的原因，歸結于國民的“愚昧落後”、“道德衰敗”和缺乏“國家思想”、“權利觀念”、“自治能力”等等。宣傳德國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學說，稱“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①。可見，庚子事變後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發揮和對西學的引進，主要是服從于尊孔保皇、對抗民主革命的宗旨。梁啟超的哲學是儒學、佛學和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混合。戊戌政變後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問題複述了佛學“境由心造”的觀點，說“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②，這當然也是陸王之學“心外無物”的簡單承襲。稍後在光緒三十年（1906），他又通過日本給中國輸入了馬赫主義哲學，他說：“蓋言宇宙一切事物，其真有真無不可知，不過我見之為有故耳。若無我，則一切現象或竟不可得見。是與我相緣也，相緣故不能為絕對的存在，而只能為相對的存在也”③。把客觀事物說成是我的感覺的產物，就是馬赫主義的最純粹的唯我論。
在認識論上，梁啟超否認實踐第一的觀點，認為先有思想和理論，然後才有“事實”和“實事”。他說：“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①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7 頁。
①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 頁。② 《自由書·唯心》，《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45 頁。
③ 飲冰譯：《小野塚〈國家原論>注一》，《新民叢報》第74 期。
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④他由強調思想理論的能動作用，到完全顛倒了實踐和認識的關系。因此他也贊賞王守仁的“致良知”說，認為王學“提出致良知為唯一之頭腦，是千古學脈，超凡入聖不二法門”，“今日學界獨一無二之良藥”①。他還宣傳康德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視康德哲學也是“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說倫理”，而“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康德的“真我”，就是先驗的道德律令，梁啟超將其與“良知”所包含的綱常倫理觀念相溝通，借以攻擊“小人無忌憚之自由，良心為人欲所制，真我為軀殼之我所制”②，抵制革命派所宣傳的民主和自由。
梁啟超的唯心主義還表現為英雄史觀。他說：“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③又說：“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曆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曆史殆黯然無色也。”④不過梁啟超在宣傳“英雄固能造時勢”的同時，也說“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時勢亦能造英雄”⑤。他還強調英雄豪傑須有“服公理”、“達時勢”的特征，以與民眾相一致，使“豪傑之公腦即國民之公腦”⑥。他也運用進化論的觀點看待英雄與群眾的關系變化，認為英雄是“人群未開化之時代”的產物，以後“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于天壤”，只有“人民不依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⑦。這些觀點明顯帶有折衷主義色彩，但較之地主階級的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英雄史觀有明顯的進步。不過聯系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梁啟超就感到中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①，因而還是要依靠康有為和他自己這樣的英雄豪傑來“整頓乾坤”。
章太炎對舊學的總結批判及哲學思想章太炎（1868—1936），青年時代曾受業于晚清樸學大師俞樾，打下了堅實的古文經學根柢，被視為“治經甚精”而又通“經世之理”的“真通經術者”。甲午戰爭之後，他廣習西學；在因“蘇報案”系獄期間，又開始習佛學，以後以佛學會通老莊和儒學，一生之中學術思想變化較大。
章太炎早年治經，重點放在《春秋》及《左傳》。他繼承並發展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思想，把被曆代封建統治者奉為神聖教戒的儒家經典視為“記事之書”，把孔子與司馬遷、班固、劉歆等史學家並列，這與視孔子為素王和教主，以《春秋》為改制之書的康有為，在學術上是不同的。但由于章太炎認識到維新變法的進步意義，所以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以前，並未直接與康有為論難。他的第一本學術兼政論的文章結集《訄書》，在政治④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 頁。
① 《德育鑒·知本》，《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六，第24 頁。
②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3 頁。③ 《自由書·豪傑之公腦》，《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33 頁。
④ 《自由書·文明與英雄之比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84 頁。⑤ 《自由書·英雄與時勢》，《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10 頁。
⑥ 《自由書·豪傑之公腦》，《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34 頁。
⑦ 《自由書·文明與英雄之比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85—86 頁。① 《新民說·論毅力》，《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第102 頁。
上宣傳變革，哲學上肯定唯物主義的反映論，並以此作為標准，初步總結評價了對中國曆史有過較大影響的人事和學術思想。《訄書》有初刻本和重訂本之別，前書宣傳社會改良，與康、梁的尊清、崇孔、改制相離而不相反；後書則通過修訂，公然排滿，提倡民主革命，對改良主義多所批判，以“光複舊物”為資產階級革命號召。
光緒三十一年（1905）以後，章太炎在《民報》、《國粹學報》上發表的文章，一方面繼續批駁改良派“以事實徇主義”、歪曲經史以為尊孔保皇服務的經史之學；一方面強調從經史中發掘民族性、民主性的意蘊，作為排滿反帝的思想材料，並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諸子學略說》等文章中對孔子的學說和道德展開尖銳批評。由于章太炎具有堅實的經史學基礎，堅持“無征不信”的謹嚴學風，並將其經史研究服從于正確的革命方向，做到了“求是”與“致用”的初步統一，因而在當時思想界造成了極大影響。但是與此同時，章太炎開始主張建立以法相唯識宗為主的“新宗教”，希望以此培植人們的“革命道德”和無畏精神，抵禦帝國主義侵略和反抗封建主義壓迫，結果卻使自己轉向了“一切唯心”的虛無主義。
在此後10 年左右的時間內，章太炎在學術上依然有所發展。他一方面沿著“樸學”的治學路徑，寫了《國故論衡》（包括《小學答問》、《文始》和《新方言》），探究和總結傳統學術；一方面以佛學解釋老莊，以社會學解釋《周易》。1915—1916 年他口述《■漢微言》，力圖會通古今中西華梵之學，但多調和之說、悲觀之情，方法上有時也失之牽強。晚年，章太炎重談《春秋》，兼及治《禮》，繼續闡發“夷夏之辨”、“經國甯民”、“修己治人”的意義，但卻是應用于抵抗日本侵略、也對抗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兩個難以協調的目標。章太炎作為古文經學家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對曆來治經者粗鄙的神學目的論、反動的政治功用論和陳腐的倫理勸教論，曾有所批判；對神怪、附會、考據等陳舊的治經方法有所突破，將傳統文化向近代推進了一大步。
章太炎的哲學思想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以《訄書》、《菌說》和《視天論》為代表。在繼承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的基礎上，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闡述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認識論，進而又在中國傳統“名學”的基礎上，攝取西方形式邏輯和印度因明術，豐富和提高了自己的邏輯性。首先，章太炎肯定世界由物質構成，“空不足持世，惟實乃可持世。”①並認為構成物質的最小單位是原子（阿屯）。對康有為、譚嗣同把精神性的“以太”、“仁”、“不忍之心”、“性海”作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義提出批評，否認有超越天地萬物的“仁”和“性海”。他援引細胞學說，認為細胞是生命的基本結構，稱“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細胞。..然非有神宰畀之矣”②。他還肯定世界的發展是由于物質力的運動，如在宏觀上他肯定各個天體因攝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而“以己力繞本軸，以攝力繞重心”③；在微觀上認為構成物質的原子由于內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斷處于分解和結合的運動狀態，“相易相生相摩”④，由此出現運動和變化。
① 《實學報敘》，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 年版，第28 頁。② 《〈菌說“嬪*1981 年版，第82—83 頁。
③ 《視天論》，姜義華，朱維錚編注：《章太炎選集》，第43 頁。
④ 《菌說》，姜義華、朱維錚編注：《章太炎選集》，第63 頁。
在認識論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覺來源于物質的反映論，說“知識之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⑤，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聲、以舌辨味等“緣天官”的認識論稱為“天下之公言”，而將視客觀事物為主觀幻化的唯心論叫做“一人之私言”⑥。到寫作《訄書》時，章太炎又進一步認識到僅僅依靠感覺是不夠的，曾批評顏元哲學的經驗論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①，忽視了邏輯的作用。他還認為中國文化雖然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言無分域，則中夏之科學衰”②。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邏輯學理論為基干，結合西方和印度的邏輯學，力圖建立自己的邏輯學體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論與顏元經驗論的失誤，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認鬼神，反對宗教神學。他認為鬼神之說，是由于人們不能對自然現象作出科學解釋而杜撰的欺人之談。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稱人死則“淡、養炭、輕諸氣、鹽、鐵、燐、鈣諸質，各散而複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③。他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說明人體的形成，用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解釋動物器官的變化，部分地說明了客觀環境和實踐與人群進化的關系，並向人們宣傳：應該重視科學，正視民族危機，開動大腦機器，才能不斷爭取生存，爭取進步。為了直接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奴役，他還寫了《無神論》，運用形式邏輯的推理證明基督教上帝創世說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謬誤。當然，章太炎僅從形式邏輯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學，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實質。
如果說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後，那麼他在哲學上向唯心主義的轉變則更早。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識宗的新宗教。他說，“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為宗。識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①。他把“識”（精神、觀念）看成唯一真實的存在，把物質世界看成“識”變現出來的假象。還引證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把“自我”看成一切的發端。他雖然強調“自貴其心，不以鬼神為奧主”②，但這種精致的唯心主義與形式粗鄙的有神論具有同樣的本質。他並且由這種“一切唯識”的唯心主義出發，取消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化解一切差別和矛盾，終于形成“萬物一齊”的相對主義，主張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蠻的界限，達到“物亦非境，識亦非境，則有無之爭自絕”的境界③。這些雖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願的傾向，但更主要的還是體現了中國小資產階級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轉向在精神世界中通過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虛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狀態。
孫中山的進化論思想、知行學說和民生史觀⑤ 《菌說》，姜義華、朱維錚編注：《章太炎選集》，第70 頁。
⑥ 《後聖》，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37 頁。
① 《訄書·顏學》，《章太炎全集》第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52 頁。② 《訄書·王學》，《章太炎全集》第3 卷，第148 頁。
③ 《菌說》，姜義華、朱維錚編注：《章太炎選集》，第68 頁。
① 《建立宗教論》，《章太炎全集》第4 卷，第414 頁。
② 《答鐵錚》，《章太炎全集》第4 卷，第369 頁。
③ 《齊物論釋》，《章太炎全集》第6 卷，第4—57 頁。
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④。他不僅創立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論綱領——三民主義，而且他的哲學思想同樣產生過巨大影響。
孫中山的世界觀，主要受到歐洲十九世紀實驗科學的影響， 認為“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多非真知識也”①。西方自然科學的歸納、比較、觀察和實驗等手段，對他的思想方法起了哺育作用，使他認識到科學就是“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②。並據此劃分科學知識和宗教迷信的界限，說“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于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而宗教則“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③。孫中山終生反對封建迷信的“天數氣運”之說，認為只要掌握了科學，“人事可以勝天”。從實驗科學方法論出發的思想，使他自發地傾向于唯物主義。
進化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觀點，就是在同宗教神學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斗爭中形成的。正因為這樣，孫中山推崇進化論，認為它的出現使“世界思想為之一變”，“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④。他認識到曆史發展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這種觀點雖還缺乏具體的分析作為依據，但他將進化論與革命主張聯系起來，論證了民主革命的合理性，並駁斥了資產階級改良派把進化論與漸進論結合、反對革命的主張，批評他們“是不知世界的進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⑤。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的進化論的自然觀繼續發展。他以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科學知識，闡述從宇宙到人類社會的物質世界的自然發展過程，論證“天地萬物皆由進化而成”，進化是“自然之道”，並把客觀世界分為“物質進化”、“物種進化”和“人類進化”三個時期。對于物質進化，孫中山沿用了“太極”、“以太”的概念，但認其為物質的而非精神的“氣”，指出宇宙的形成和發展，是源于“以太”的運動和變化。這種宇宙發展觀與形而上學的宇宙靜止觀是相對應的。
對于物種進化，孫中山創造出“生元”說，“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年而人類乃成”。他所說的“生元”，指的是“生物之元子”，“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①。他把原生生物的出現看作是自然界長期發展進化的結果，而人又是這種生物進化的結果。
孫中山運用進化的自然發展觀來說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進化、無限發展的過程的產物，落腳點是鼓勵人們順應曆史的發展，不斷革新，不斷前進。他說：“因為講地球的來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本源。..④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甯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92 頁。①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200 頁。②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230 頁。
③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 卷，第316 頁。④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4—195 頁。⑤ 《在中國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1 頁。①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5、163 頁。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步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②最終是要說明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進化論本身不可能真正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十八至十九世紀實驗科學的經驗論也有明顯的局限性。所以，孫中山的唯物主義觀點是自發的、不徹底的和機械的。例如，他接受了當時細胞學說方面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把有機體看作是細胞的機械組合，于是認為細胞——“生元”是一種“有知覺靈明”、“有動作思為”、“有主意計劃”的精微神妙的東西，將其理解為物質和精神合一的“基本機體”①，這就帶上了二元論的色彩。因為孫中山的進化論和自然科學經驗論在對世界的物質性的認識上始終是直觀的和表面的，因而最終在論述到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時，就產生了含混和動搖，可以說他未能完全擺脫唯心主義的思想影響。
孫中山在革命屢遭挫折之後，于1918 年寫《建國方略》時，認為革命失敗是由于黨人在思想上“信仰不篤，奉行不力”，而這種思想錯誤又是由于中了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之說的毒害，于是提出了“知難行易”說。他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尋求認識論的武器，沖破了宋明理學家以神秘的內心體驗為“知”、以封建道德踐履為“行”的唯心主義和倫理原則，而且直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與真理背馳”，“不合于實踐之科學”②，反映了他對封建傳統觀念的批判精神。
“知難行易”說的積極意義在于指出人獲得知識必須經過“行而後知”
的階段，肯定了“先有事實，後有言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這是對“知先行後”的唯心主義先驗論的批判。高度重視“行”的作用，把“行”看作是人類獲得知識的前提和進步的原因。對于知行關系，他作過這樣的概括：“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于行。”①把人類的知識進步看成行知相長過程。
孫中山把人類進化和知識的發展直接聯系起來。他說，“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②。這種機械的階段劃分當然不盡科學，但他主要表達的是知識文明是人類進化的產物，知是從行產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賜神啟或人類與生俱來的東西。他曾以多種科學技術的發展史為例，論證科學知識的獲得有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強調“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③。他所說的事實，帶有經驗論的狹隘性。但他能根據事實和經驗發展自己的認識，他的政治主張能隨時代潮流而進步，正是源于認識上的這種積極傾向。但是，孫中山的知行觀也有二元論的因素。他對“行”的理解是直觀的形而上學的，雖然其中也包含著生產活動、政治活動和科學實驗的意義，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個體活動，沒有上升為人類整體的社會實踐，從而離開了人的社會性及其具體的曆史發展，這樣來討論知行問題，不能最終②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256 頁。
①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3 頁。②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0 頁。①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9 頁。②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200 頁。③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266 頁。
揭示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當孫中山在強調“不知亦能行”時，就把行與知截然對立起來了，那麼這種“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幾乎成了純粹生物學上的本能行為，根本不是人類具有自覺的能動性的“實踐”，而且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純粹的“不知而行” 和“知而後行”的階段。孫中山把“行”與“知”機械地分割開來，亦難免知行分裂的二元論錯誤。于是有時強調“行”，而停留在感性的經驗論階段；有時又誇大“知”的作用，認為“心”是“萬事之本源”，“心之作用大矣哉”①，表現出混亂和自相矛盾。
由于孫中山哲學思想上的二元論傾向，所以不能把認識來源于實踐的觀念貫徹始終。他一方面認為，“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②，一方面又把人分為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和不知不覺者三類。把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視為無知的追隨者，這既源于認識論上的二元論傾向，也有階級的偏見。孫中山用進化論的發展觀來觀察曆史，把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草昧進于文明的自然過程，相信人類社會會越來越光明進步，並認為社會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變革，完全是符合規律的行為。他從地球的形成、物種的進化來證明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性，強調社會的發展有著一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而且這種趨勢不是來自“天意”和人們的“心力”，而在于社會本身。因而進步和革命的事業雖然有時遭到挫敗，但最終會得到成功。
然而，社會曆史現象不完全同于自然現象，它貫穿著人類有意識的活動。孫中山指出了曆史發展的必然性，但在深入探討曆史發展的根本原因時，觀點卻不能說全然科學。他認為，“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曆史的重心”，“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③，這就是所謂“民生史觀”。
孫中山曾解釋“民生”的含義：“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①，包括了社會經濟生活和人們對生存、生活的欲求。這表明孫中山具有從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求社會進化的動因、力圖用人類的物質生活狀況說明曆史發展的意向，因而接近于唯物主義；但是孫中山又離開了特定的社會曆史內容，雖然看到了生產斗爭于社會發展的意義，卻沒有看到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把曆史發展的重心歸結為人類求生欲望的主觀領域之中。尤其是他強調“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②，而階級斗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③，是獸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現④，明顯地脫離了人的社會性。他把國家看成是人類的“互助之體”或“人之積”，把民族思想說成“根于天性”，把政治叫做“管理眾人之事”，把政權稱為“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孫中山未能擺脫抽象的人性論的影響。
①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59 頁。② 《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8 頁。
③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365、371 頁。①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355 頁。
②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5 頁。③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369 頁。
④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6 頁。第二節史地之學和考古學清中葉的稽古之學，在乾嘉學風和“盛世”表象的籠罩下，學者們主要致力于校勘前史文句，訂正或補充前史所載史料，以及編纂方志、譜牒諸方面，史地之學雖有發展但缺乏創造性開拓， 傾向于“內”（在原有史著之內和中原之內）的“毛舉細故”。鴉片戰爭之後，由于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劇，經世致用的學風興起，史地學家的視野逐步開擴，其思想觀點、研究方向都發生了某些變化，一部分人首先從考校補正前史的范圍內解放出來，研究與現實聯系緊密的當代史地、邊疆史地、乃至世界史地一時成為風氣。若干與當代政權直接聯系的課題，如明末清初史，也有人加以研究。
近代史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兩階段。在直至維新運動時期的第一階段內，雖然研究范圍有所擴大，在史著的觀點和體例上也有一些變化，但沒有根本突破傳統的形式，作為史學家靈魂的社會曆史觀，還沒有達到完全嶄新的高度，所以第一階段的史學，只能說是傳統史學的終結與改革，它孕育著資產階級近代新史學的萌芽，但還不是新史學本身。
龔自珍、魏源的史學思想和史地著作龔自珍和魏源都受到今文經學的巨大影響，因而都曾運用《公羊傳》的“三世說”，表達他們變易的社會曆史觀。在他們看來，當時中國社會已是處于“衰世”或曰“末世”，只有改革才能自救。他們的史學就是為改革服務的史學。
龔自珍在史學理論上有一定建樹。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即主張通過曆史研究了解社會變化之道，這就是治史的最高目的。為此，他對治史的方法提出較高的要求，認為史學家不僅要記錄史事和評判是非善惡，必須“善入”和“善出”。“善入”就是要深入到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制度等各個領域的深層；“善出”即是“出乎史，入乎道”①，了解其所以然，並把握社會變化的規律。他還認為學術與治理密切相關，“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②，尤其強調史學有關于國家的盛衰存亡，因為它在培育人們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造就人才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③，以證明史學的巨大功用。為了發展史學，他提出了“史之才”的標准：“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認為那些媚于當道，求寵求祿，“徒樂廁于仆妾、俳優、狗馬”的人，是無論如何算不上“史之才”④、無法勝任史職的。
龔自珍的史學著作不多，代表作是《蒙古圖志》，為圖28、表18、志12，表、志之前都有序文。梁啟超稱之為“深通史裁之作品”⑤。另有《北路① 《尊史》，《龔自珍全集》上冊，第81 頁。
②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龔自珍全集》上冊，第4 頁。
③ 《古史鉤沉論二》，《龔自珍全集》上冊，第22 頁。
④ 《古史鉤沉論四》，《龔自珍全集》上冊，第28—29 頁。
⑤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第322 頁。安插議》、《西域置行省議》，注重西北邊疆問題，是曆史、地理與現實政治的結合之作。梁啟超稱其“言新疆事頗中窾要”，而且40 余年後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措施正如龔自珍當年所言。
魏源雖然也和龔自珍一樣，沒有完全擺脫“三世”循環論的束縛，但卻強烈地反對複古。他說，“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批判留戀古昔、食古不化的陳腐觀念，認為新陳代謝是必然之勢，所以“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①，把社會曆史看成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因而“天地”、“祖宗”、“聖人”都“必當自變”②。他高度重視史學家的修養，強調史學家必須樹立曆史客觀性的觀念，要盡力占有曆史資料，並注意從中探尋出曆史規律——“道”，不媚不誣，努力做到“于局中而具局外之識”③，以使史學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現實社會。
魏源的史學著作很多，主要有《明代食兵二政錄》（道光七年，1837）、《聖武記》和《道光洋艘征撫記》（道光二十二年，1842 成書）、《海國圖志》（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分別成于道光二十二、二十七年，咸豐二年，1842、1847、1852）和《元史新編》（咸豐二年，1853 成書）。《聖武記》和《道光洋艘征撫記》是魏源的當代史著作。前書采紀事本末體裁，敘述清朝曆代武功，諸如清初建國，消滅明朝政權，平定三藩，征服蒙古、准噶爾、厄魯特、回疆、西藏等處，清皇朝與俄國、朝鮮、緬甸、越南的關系，鎮壓苗民、白蓮教、天理教等起義以及統一台灣等重大事件。意在總結曆史經驗，既以皇朝政權的赫赫武功激發舉國上下的抵抗外來侵略的決心，也如實揭示清朝政權由盛轉衰的曆史過程。書中對“士大夫不討掌故，道聽途說，其究至于貽誤于國家”；對于“吏饕民困”、“財用不足”、“人材不競”、“令不行于境內”的社會危機；以及戰爭中戰和不定、調度失宜、將驕兵悍、紀律敗壞、賞罰不明等腐敗現象，均有分析批評。後書則完整地記載了鴉片戰爭的全過程，總結了中國在戰爭中失敗的經驗教訓，尤其對統治集團中的投降派加以揭露，鋒芒直指道光帝、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對林則徐、鄧廷楨等抵抗派和愛國官兵予以熱情肯定，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書中還提出了“師夷長技”的綱領，並具體建議采取開辦造船廠“以整水師之武備”的措施。
《海國圖志》是曆史、天學、地學、科技和時政的綜合著作，精華在第一部分《籌海篇》。這部書總結了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中國應采取的補救措施：如嚴禁鴉片、廣開貿易、興辦工廠、加強海防和講求養兵練兵之法，從而將“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綱領系統化。書中其他部分分別介紹了世界各國史地和政情，對英、法、美、俄介紹尤為詳細。此外還選載了與鴉片戰爭有關的檔案材料及林則徐組織編譯的國外情報資料；收集了西方關于船炮、水雷、望遠鏡、測量器具的技術資料，附有圖表和數據。最後是關于天學和地學等有關自然科學知識，可謂當時的百科全書。《海國圖志》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寫作目的，表現了作者在了解世界情況和更新觀念上的巨大突破，開創了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新風，對此後中國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①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第48 頁。
② 魏源：《書古微·甫刑篇發微》卷11。
③ 《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上冊，第79 頁。
魏源在編撰《海國圖志》的過程中，牽涉到元史，于是取《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加以研究，參以邱處機《長春真人西游記》、劉郁《西使記》和曆代西域傳記，寫成《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圖》、《元代征西域考》及《元代北方疆域考》，最後在此基礎上寫成《元史新編》。《元史新編》對明代官修《元史》作了正誤補闕、刪繁彌陋的工作，在體例上改變舊史一人一傳的形式，而傳以類從。這部書對後來的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具有相當影響。其他有關鴉片戰爭的史地著作與魏源同時或稍後，還出現了其他一些有關鴉片戰爭的著作，其中較著名的有梁廷枬的《夷氛聞記》、夏燮的《中西紀事》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梁廷枬（1796—1861），參加過廣東的禁煙活動和人民群眾抵抗英軍侵略的斗爭，他參考了《道光洋艘征撫記》的早期抄本《夷艘寇海記》，寫成《夷氛聞記》。該書的主要價值在于保存著較多的廣州三元里抗英活動和廣州升平社學組織活動的第一手資料。但作者的識見顯然不及魏源，他反對“師夷”，認為這有失國體之尊嚴。
夏燮（1800—1875）的《中西紀事》，是根據當時流傳的奏稿函劄、條約章程、新聞報紙等資料整理而成的。該書所記，始于早期通商，迄于咸豐十年（1860）中英、中法簽訂的《北京條約》，對于兩次鴉片戰爭的經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交涉，均有詳細記載。揭露了英、法、美、俄的侵略罪行，歌頌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事跡。也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曆史資料。
徐繼畬（1795—1873）與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同時，開始編撰《瀛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成書。由于他在鴉片戰爭前後正在廣東、廣西、福建任職，與外國人有所接觸，學到了一些外國史地知識。《瀛環志略》載地圖42 幅，對世界五大洲近80 個國家作了介紹，內容包括地理位置、曆史變遷、政治經濟、風土文化等等，而重點放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書中地圖絕大部分由西方地圖冊中采集，繪制精確。敘述則側重于近世，兼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神異之說則摒棄不取。這部書後來對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日本的影響，僅次于《海國圖志》。
邊疆史地和元史研究的發展鴉片戰爭使“天朝上國”的清帝國大損威嚴，不僅東南沿海門戶被打開，西南、西北和東北邊疆的危機也漸引起有識之士注意。加上明代官修《元史》潦草蕪穢，尤其是元朝奠都燕京之前四朝（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事跡概付闕如，清代史學家一直有志于勘治元史。此外還由于一些被流戍西北的官吏、士人的實地見聞感受，增強了他們研究邊疆史地和元史的興趣，使得這方面的學術出現了長足的進展。
姚瑩（1785—1853）的《康輶紀行》是西南邊疆研究的代表之作。這位愛國官吏在鴉片戰爭中任台灣兵備道，曾有效地抗擊了英軍，但事後卻遭誣陷貶官，罰往四川和西藏。他飽含愛國熱情，從事調查研究，“就藏人往西事”，寫成記述我國西藏地區以及印度、尼泊爾以至美、俄等國有關情況的《康輶紀行》。在四川時，他就對英國侵略者在西南的販煙活動路線作了調查，到西藏後又詳細調查了印度、尼泊爾的進藏路線，並將西藏境外各國地形繪制成圖。他尤其關注英、俄有關情況，認為英國有“長驅入藏”的野心，主張利用二者的矛盾而采取“制馭”方略。書中不僅詳載進藏路線、距離，也介紹了西藏的民俗、生活、宗教等問題。姚瑩對西南邊疆情形的調查和研究，在當時是首屈一指的。
這階段的邊疆史地和元史研究，除前述魏源的《元史新編》之外，首先是曾官湖南學政、後因事遣戍伊犁的徐松（1781— 1848），得以實地勘察西北邊地，寫出了《漢書西域傳補注》、《西域水道記》和《新疆識略》。接著張穆（1805—1849）曾校訂《永樂大典》中的《皇元聖武親征錄》和祁韻士的《西域稀地》、《藩部要略》，並研究俞正燮的《俄羅斯佐領考》，寫出了《俄羅斯事補輯》、《北魏地形志》和代表作《蒙古游牧記》。
《蒙古游牧記》的寫作，是因張穆有感于“內地各行省府廳州縣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紀事，考古鏡今。..獨內外蒙古..未有專書”，人們難以系統了解蒙古情形。該書在編纂上沿用了史志體裁，但根據蒙古族“以畜牧為主，不常厥居”的生活方式，以曆史上各盟、旗為單位，“因其部落而分記之”。記敘各部情況時，首敘封爵功勳，繼考古今輿地及山川城鎮的沿革，終言會盟貢道。取得了“綴古通今，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外，還有曾任刑部主事的何秋濤（1824—1862），究心時務，對西北史地尤有興趣。他又精于漢學，遂把漢學家的考據精神和方法，運用于邊疆史地研究，將官私著述中有關北部邊疆的史料加以分類、排比、考訂，編輯為《北徼彙編》，于咸豐八年進呈書稿，被改名為《朔方備乘》，然未刊即毀殘于英法聯軍之役，到光緒年間才經他人據殘稿補綴刊行。
《朔方備乘》之作，意在歌頌清初武功之盛，希望清朝統治者總結經驗，振作精神，抵禦外來侵略。該書范圍不限于蒙古、新疆和我國東北，對西伯利亞、中亞乃至東歐，亦俱有考證。其中最有價值的是關于中俄關系的史料考訂和記載，既具體地敘述了清初俄國在我國東北邊疆的擴張、兩國交兵、會談分界立碑的史實，也介紹了康熙年間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後經濟、文化上的友好往來。其另一進步之見，是強調各民族間要互相尊重對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以穩定人心，加強團結。該書還對土爾扈特蒙古跋涉萬里、重返祖國的原因作了分析，對這一愛國行動及邊疆各族人民不屈服于外力威脅的光榮傳統加以熱情贊揚。
此後直到清末，致力于元史研究並取得較大成就的，還有李文田（1834—1895），代表作是《元秘史注》，取材宏富，于《元秘史》中涉及的地理、年代、史實均有詳細參證和考訂。洪鈞（1839—1893）在使俄期間，接觸到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和亞美尼亞人多桑的《蒙古史》以及其他西方史料，編成《元史譯文補證》一書，不僅擴大了史料來源，而且開辟了中西比較、參互對勘的治史新途徑。
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元史的研究仍在進展。屠寄（1856—1921）著有《蒙兀兒史記》，偏重于記載忽必烈以前史事和各大汗國史跡，取材兼及中外，于西北地理沿革考證尤為詳盡。曾廉編有《元書》。柯劭忞（1850—1933）著成《新元史》，注意吸收了前人對元史研究的成果，對舊《元史》多所補正，但體例和觀點一仍其舊。
中俄邊界一度是邊疆史地的研究熱點。曹廷傑（1850—1926）在光緒十年至十三年（1884—1887），通過研究有關史料和實地勘察，寫成《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亞東偏紀要》、《東三省輿地圖說》等書，詳細記述了俄國侵占我國東北領土的情形。尤其是拓回永甯寺碑文，于研究明代東北邊疆，意義重大。另外，屠寄著有《黑龍江輿地圖說》，洪鈞有《中俄交界全圖》，二十世紀初鄒代鈞作有《中俄界記》。近代的史地研究，促進了曆史沿革地理學的發展，造成了一批專家，其中以楊守敬（1839—1915）和丁謙（1843—1918）成果最多。楊守敬著有《漢書地理志補校》、《隋書地理志考證》、《水經注疏》、《水經圖注》、《曆代輿地圖》，均被視為名作。丁謙則編有《蓬萊軒輿地叢書》等，為社會普及了地理學知識。
突破禁忌的明史研究清初官修《明史》，對南明小朝廷和抗清的人物事跡記載極為簡略，但當時一些具有民族氣節的漢族士人曾遺留下大量野史筆記，在民間流傳。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沖擊，使得清皇朝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相對削弱，撰寫明史的著作漸漸問世，繼前述魏源的《明代食兵二政錄敘》之後，還有徐鼒和夏燮的有關史著。
徐鼒（1810—1862）于道光三十年（1850）入清朝史館，著手研究南明史。他參考前人有關史書60 余種，兼及諸地方志和詩文集，于咸豐十一年（1861）寫成《小腆紀年（附考）》。該書起自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終于康熙二十一年（1683）台灣鄭氏政權歸順，以編年體記載其間40 年史事。他同時作有紀傳體的《小腆紀傳》，兩書並行，使這段時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動公之于世。夏燮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了《明通鑒》，其中南明部分占6 卷。
該書注重鑒別史料、考訂事實、兼及討論治亂得失，寓評于編。徐鼒和夏燮兩人在政治上都依附于曾國藩，是封建道統、秩序、倫常的維護者，因而其指導思想都未能擺脫春秋筆法和《禦纂資治通鑒綱目三編》的影響。不過他們都注重“人事”，敢批評“苛政”，強調“直書其事而得失勸懲寓焉”。他們還站在漢族地主階級的立場，歌頌因對抗農民起義而死的“忠節之士”，也記錄並表彰了抗清的“忠臣”、“義士”的事跡，不過都巧妙地通過引用清朝皇帝諭旨的方法加以表達。
西方史學的輸入和中國人走向世界從洋務運動時期開始，西方史學隨同外國其他文化已逐漸傳入中國，到維新運動之前，在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表》中，“史志”類書籍有25 種，大部分為編譯的外國史著。通史如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美國謝衛樓著、趙如光譯的《萬國通鑒》，古代史如英國艾約瑟輯譯的《歐洲史略》、《希臘志略》、《羅馬志略》，近代史如英國馬懇西著的《泰西新史攬要》（原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記》）、《列國變通興盛記》，國別史如《俄史輯譯》、《大英國志》，日本岡千仞著的《法蘭西志》、《米利堅志》，人物傳記如黎汝謙譯的《華盛頓傳》等。當時影響較大的是岡本監輔著的《萬國史記》和英國在華傳教士李提摩太口譯、蔡爾康筆述的《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史記》反對以歐洲為世界中心，對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印度、土耳其、波蘭表示同情，同時書中主張講求新政新學，贊美歐洲的立憲制度。《泰西新史攬要》主要記敘十九世紀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李提摩太口譯時盛贊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行為辯護，還攻擊法國式的民主革命，宣揚溫和的改良主義思想。但該書畢竟介紹了法國革命和英國的產業革命，傳播了破除封建專制積弊、力主“變通”求新的觀念。這幾本書很適合剛從封建營壘中轉化出來的改良派知識分子的需要，所以王韜曾贊揚《萬國史記》、《法蘭西志》和《米利堅志》，康有為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第五次上書光緒帝時，曾推薦《泰西新史攬要》。
與此同時，由于官吏出洋考察、留學生出國求學和少數人因其他原因出國，各種游曆外國的筆記、日記、聞見錄漸漸出現。如張德彝的《航海述奇》、斌椿的《乘槎筆記》、志剛的《初使泰西日記》、郭嵩燾的《使西日記》、薛福成的《出使四國日記》、王韜的《扶桑游記》等等，記錄了近代中國人對世界的直接聞見和觀感。正是在這些基礎上，出現了王韜和黃遵憲的外國史著作。
王韜和黃遵憲的外國史著作王韜（1828—1897），于同治元年（1862）到香港，同治六年冬開始游曆歐洲，兩度經過法國，通過參觀訪問以及與法國學者交往，對法國的曆史、地理、風俗習慣和社會狀況有所了解。他于同治九年（1870）回到香港，編輯了《法國志略》，次年又編撰了《普法戰紀》。王韜贊成“君民共主”，希望中國學習西方，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因而主張“志歐洲地理必兼政事”，且剪裁時注意“略古而詳今，舍遠而志近”，在記載法國曆代大事時，尤注重法國與鄰國的關系，並專載有關通商、軍政、物產、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情形。
黃遵憲（1848—1905）從光緒三年（1877）任駐日使館參贊，在日本居留四年多，對日本的曆史和現狀作了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于光緒十三年（1887）編撰成《日本國志》，這是到那時為止中國人所寫的篇幅最大、內容最翔實的外國史著作。該書將日本數千年曆史用國統、鄰交、天文、地理、職官、食貨、兵、刑法、學術、禮俗、物產、工藝等十二“志”臚列分敘，全書貫穿著“物窮則變，變則通”的曆史進化觀點，肯定了日本民族不斷向外部世界學習的態度，重點記敘了明治維新的各種舉措和發展過程，“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涉西法，尤加詳備”。對調查研究所得資料，如當時日本政府和各地方、各機關發布的公報，法令及統計數字，予以認真收錄，從而成為當時中國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信史。梁啟超稱該書“在舊史中實為創作”，更有不少人惋惜此書遲遲于寫成後的七八年才刊行，以致中國人不了解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了敗仗。
王韜和黃遵憲都注意了“史”與“論”的結合，分別用“逸史氏曰”和“外史氏曰”的形式闡發自己的觀點。同時，他們在敘述和議論的過程中，都有將中外情形加以比較的傾向，借以表達自己渴望向外國學習、實行改革的進步願望。他們還拋棄了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妄自尊大態度，不再以“夷狄”看待他國；同時還感到中國舊史書“專敘曆代治亂沿革”而對“國勢民情”略而不書是重大缺陷，因而有意使用不少篇幅記載法國和日本社會的經濟生活、發明創造、人才培養和風俗習尚。王韜和黃遵憲的史學著作，呈現出由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化的態勢。此外，王先謙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曾據中日兩國史料，寫成《日本源流考》一書，該書記載自日本建國到明治二十六年的日本曆史，對明治維新的經過和措施記述尤詳。但他認為日本“萬世一系”的“世王”制度，是日本得以長期保持獨立和維新能夠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體現出他擁護君主制度的落後觀念。
清末的當代史料編次和有關曆史研究清代對于文獻資料的保存和編次相當重視，晚清仍然保持了這一傳統。
于“實錄”類有《宣宗實錄》、《文宗實錄》、《穆宗實錄》、《德宗實錄》和《宣統政紀》。于“東華錄”一例，王先謙于光緒十年（1884）完成《九朝東華錄》，屬于晚清的有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朱壽朋于宣統元年（1909）補輯了《光緒朝東華錄》。屬于“方略”類的，有奕等編纂的《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欽定剿平撚匪方略》、《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欽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欽定平定貴州苗匪方略》等。光緒朝續修《大清會典》，起自嘉慶十八年（1813），迄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劉錦藻編有《清朝續文獻通考》，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迄于宣統三年（1911），凡400 卷。此外，李桓編纂有《國朝耆獻類征》，李元度編纂有《國朝先正事略》。
晚清外患連綿不斷，故外交史料亦多。計有道光朝、咸豐朝、同治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光緒朝、宣統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統記載了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外交涉事件和有關條約。此外，魏源在鴉片戰爭之前的道光十七年（1837）編成的《皇朝經世文編》，不僅具有文獻價值，而且有助于當時和此後經世學風的高揚，給士人提供了評議時政的先例和思想資料，因而踵繼者不絕。從咸豐元年（1851）到1914 年間，各種以“補編”、“續編”、“續集”、“二編”、“三編”、“四編”、“五編”、“新編”和“統編”等名目出現的經世文集，共達18 種之多。
同史料編次的情況相比，晚清的當代史著作略顯遜色。除前述與鴉片戰爭有關的著作外，此後關于太平天國和湘軍的著作主要是夏燮的《粵氛記事》、張德堅的《賊情彙纂》、王闿運的《湘軍志》和王定安的《湘軍記》。有關戊戌變法的著作則有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錄》和葉德輝的《覺迷要錄》。除了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之外，其他史著的體例和指導思想均屬陳舊，除部分史料價值外，乏善可陳。記述時段較長、編纂自成體系的史著，還有王之春的《國朝柔遠記》，但其曲意美化清皇朝，故識見遠不能與魏源的《聖武記》同日而語。
對其他古史、古學的討論和研究此處所說的古史，包括自上古先秦經秦漢、魏晉到隋唐兩宋的曆史。從晚清到民國初年的學者，在田野考古發達之前，對于上古先秦乃至兩漢的研究，主要根據是儒家經傳注疏、先秦諸子、《史記》和《漢書》，經學和諸子學常成為研究重點。對于漢代以下的研究，根據則是曆代正史、有關古籍和學者文集。研究成果則多為考、注、疏、解、輯補、訂正之類。所謂古學，即指經學、諸子學和研究其他古史古籍的專門之學。
關于經學的研究，晚清今文學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古文學派的重鎮章太炎，在前面有關部分已多次論及，不宜多作重複，故只將其余研究成果有較大影響的學者，按“漢宋調和派”、“今文學派”、“漢學—古文學派”，略加區別和扼要評介。
首先，漢宋調和學派。
這一派在近代的開創者是阮元。阮元（1764—1849）曾任浙江、江西巡撫，兩廣總督，晚年為體仁閣大學士。他受戴震弟子王懷祖、任子田影響，承乾嘉學風余緒，持以古訓求義理的治經態度，認為“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①，但也曾自稱“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①，進而推至孔、孟，歸結為《詩》《書》。阮元是以訓詁求義理的專家，長于歸納，其治學方法是先羅列古訓，甯繁勿漏，繼之以統整條貫。他反對“以我之性靈思而求其通”，排斥陸王而接近朱熹，于調和漢宋之中又顯尊漢抑宋。由于他主持編刻有《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和《皇清經解》，從而成為清代經學名臣的最後一個重鎮。他在杭州創立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因而在此後數十年中形成為一股學術思潮。
受阮元影響最大的是陳澧。陳澧（1810—1882）曾任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自稱“泛濫群籍”，“無不研究”。他明確主張調和漢宋，稱“漢儒善言義理，無異于宋儒，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儒，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②。著有《漢儒通義》，于漢儒22 人著作中，集錄出說經之書，加以排比研究，求其相通，該書對研究漢代學術思想，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所著《聲律通考》，是考釋古代樂律的精善之作。代表作是晚年成書的《東塾讀書記》，該書論及《孝經》、《論語》、《孟子》的義理，五經中重大問題的爭論，還討論了鄭玄、朱熹的治學方法。陳澧反對門戶之爭，不取繁瑣考訂而求大義，對宋學、漢學、時文科舉都有批評，強調學術“歸本乎心術人才”。但他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的動蕩時代里，卻始終不涉及經世，並公言反對“貴近而賤遠”，主張“貴遠而賤近”。類似陳澧的有朱一新。朱一新（1846—1894）曾官陝西監察禦史，因疏劾李蓮英棄官後，任端溪、廣雅兩書院山長。朱一新指責乾嘉學者“逐末忘本，曼衍支離，甚且恣肆無忌者，誠為經學之蠧”①，但仍然主張兼采漢宋之學，“漢學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②。朱一新還明顯受到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影響，主張重視史學，以為“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③，打算轉換方向以治史。朱一新逝世前，康有為已在傳播《新學偽經考》，他于是致書康有為，對康有為的考證方法逐一批駁，申言《左氏春秋》非劉歆偽作，《公羊春秋》改制只是一家之言，六經及《論語》、《王制》不能與《公羊》強通，因而不能說六經俱為托古改制之作，並認為分辨今古文家法無益于時用。朱一新在政治上是守舊派，然而從學術上看，所論足破康有為“新學偽經”、“孔子改制”的附會曲解。
其次，晚清今文學派。
① 阮元：《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研經室續集》卷1。
① 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研經室二集》卷7。
② 陳澧：《漢儒通義自序》。
①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複王子裳》。
②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複傅敏生》。
③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
繼宋翔鳳、龔自珍于傳統舊學中宣揚今文經學之後，魏源亦由崇尚宋儒理學轉向今文經學（當然魏源不僅僅是今文學者，其哲學、史學貢獻已如前述），魏源在今文經學方面著有《詩古微》，考證《詩經毛傳》及《詩序》為晚出偽作；有《書古微》，謂不僅東晉《古文尚書》為偽，連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說，亦非西漢孔安國之舊說；有《董子春秋發微》，肯定董仲舒的思想學說。魏源的這些著作把今古文的分歧從莊存與、劉逢祿所認為的在《春秋》經傳，延及到了《詩》《書》方面，擴大了懷疑范圍。魏源的這些書中同樣包含著反對墨守、主張變易的可貴思想，但在理論根據上卻以“複古”的形式出現。他說，“今日複古之要，由訓詁聲音以進于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道也”①。魏源治經主張擺脫傳注而直求經文，並以微言大義為經術政事的理論張本，因而對乾嘉學風多所批評，稱漢學“無用”，說戴震詆程朱是為“爭名”，而對造成考據學風的政治環境缺乏分析批評。因而後來頗引起人們（尤其是章太炎）的反駁。
比魏源稍後的今文學家有邵懿辰和戴望。邵懿辰（1810—1861）排斥考據學，以理學和今文學觀點解釋經典，主要著作有《尚書通論》和《禮經通論》，後書稱《儀禮》為足本，《逸禮》39 篇皆劉歆偽造，進而把今古文之爭的范圍延及《禮》。戴望（1837—1873）初研究顏元，著有《顏氏學記》，使顏元之學引起人們的重視。又受前輩今文學家劉逢祿、宋翔鳳、陳奐的影響，以求微言大義為職志，作《論語注》，率先用公羊家法解釋《論語》。邵懿辰官刑部員外郎，在家鄉杭州對抗太平軍失敗自殺；戴望曾游于曾國藩之門，兩人在政治上均屬于保守派。
以後主今文經學的還有王闿運、廖平和皮錫瑞。王闿運（1832—1916）
曾游于曾國藩幕，清末官翰林院檢討，民初曾任清史館館長。不僅以散文、詩詞和史著《湘軍志》著稱，還研究經學和諸子學。在經學方面著有《周易說》等九部書，影響最大的是《公羊箋》。廖平（1852—1932）為王闿運學生，曆任教職，光緒十二年（1886）出版《今古學考》，主張“平分今古”，“以《王制》主今學”；接著轉向“尊今抑古”，作《知聖篇》，說孔子受命改制、六經皆孔子為改制而作；作《辟劉篇》，稱古文經學出于劉歆，成于東漢，因而多為偽作。廖平的這一學說對康有為思想影響最大。但廖平不參與時政，而且于經學研究屢改看法，一生中有混合今古、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古大今小、天人之學等多次變化。皮錫瑞（1849—1908）曾參加湖南地方的維新運動，治經宗今文，景仰西漢今文大師伏生，但不象康有為那麼武斷，也沒有廖平的怪誕，持論較為公允。著有《尚書大傳疏證》、《五經通論》，多有心得，並示人以治經途徑。還有一部《經學曆史》，提綱挈領，將綿延2000 多年的經學作一既有系統、又有階段區分的綜合介紹，具有門徑清楚、善于歸納整理舊說之長，可說是第一部經學專門史著作。然而他所說的六經斷始于孔子，《易》、《禮》均為孔子所作，以及“孔教救國”、相信緯候等態度都是不科學的。
以上簡單論列近代今文諸家，可以說明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在很大程度上是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戴望、邵懿辰、王闿運、廖平諸人關于經學見解的發展和集大成，正是上述諸人逐步提出了《周官》、① 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魏源集》上冊，第152 頁。
《左傳》、《詩經毛傳》、《逸禮》、《古文尚書》、《爾雅》等書的後起偽作問題，康有為才提出“新學偽經”，整個推翻古文經學的獨尊地位。在康有為之前，大部分今文經學家雖有變易思想，但由于沒有以外來學說作為借鑒（魏源了解一些外部史地知識和時事，但還未深入到“學說”），因而只能在傳統學術中兜圈子，甚至以複古為變革。康有為高出于前述諸人，一在他綜合並大步推進諸家之說，二在他融合了進步的西方學說，尤其是把“學術”與“政術”結合，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影響。今文學家以複古為變革，但與認為“凡漢必真、凡漢必好”的古文學家相比，確實多了一些疑古精神。清代學者本有疑古辨偽之風，如崔述（1740—1816）著《考信錄》，對先秦諸書除《易》、《書》、《詩》之外，全都懷疑，對《春秋》、《論語》中某些部分也不相信。今文學家既受疑古思想的啟發，其學術也更助成了疑古思潮，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崔適（1852—1924），就引申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著《春秋複始》，疑《穀梁傳》為古文；著《史記探源》，稱《史記》曾被劉歆竄亂，其學說直接影響到20年代的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
再次，晚清漢學——古文學派。
晚清古文經學派略呈不振。能堅守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樸學、並對當時和後來學術有較大影響的是黃以周、俞樾和孫詒讓。
黃以周（1828—1899）曾主講南菁書院，不太拘守漢宋門戶，但服膺段氏與二王的治學方法。精于治《禮》，著《禮書通故》，集清代學者治《禮》之大成，對于每項禮制都博征古說而下以審慎明晰的判斷。俞樾（1821—1907）曾任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晚年主講杭州詁經精舍，學問淵博，于群經、諸子、語言文字以及小說、筆記撰述多種。名著有《古書疑義舉例》，系在長期劄記的基礎上組織成書，對古書中出現的、而《說文》所沒有的文字予以考證解說，並指出後人許多誤讀古書、妄改文句、或傳抄失真的例子，是訓詁學名書，于人讀秦漢古書極有幫助。他的另一名書為《群經平議》，主要價值也在訓詁和校勘。孫詒讓（1848—1908）于經學特長《周禮》，積20 年之力寫成《周禮正義》，該書以“注明即經明”為旨，收錄釋注、舊疏極多，聲明來曆而不強為牽合。梁啟超稱“仲容（即孫詒讓）斯疏，當為清代新疏之冠”，“此書和黃儆季（即黃以周）的《禮書通故》，真算得清代經師殿後的兩部名著了”①。上述三位經師不僅受到梁啟超的肯定，在古文經學方面尤其給章太炎巨大影響。
屬于古文經學派的，除前已談到的章太炎外，還有劉師培（1884—1920）。他于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曾在《國粹學報》上連續刊載《讀左劄記》，以多種有力根據批駁了今文經學派以《左傳》為劉歆偽作的觀點，肯定《左傳》為解釋《春秋》而作，故政治和文化思想均與孔子一致。此外，劉師培對《周禮》亦有深入研究，在音韻、文法方面，這一時期有更可觀的收獲。陳澧著有《切韻考》和《廣州音說》，研究古代音韻和方言。前述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不僅有訓詁、校勘之功，而且總結了古人許多說話、行文、用字的習慣和規律，實際就是探討了古代文法，因而大有助于閱讀古籍。馬建忠（1845—1900）利用精通多種外語的優勢，參照拉丁語法、從經、史、子、集中選出例句，研究古代漢語的結構和運用規律，寫成①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第200 頁。《馬氏文通》，成為我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語法著作。章太炎著有《文始》和《新方言》，不僅考察古今音變，且由發音探討字義，研究精審，從而成為現代音韻學的奠基人。
先秦諸子研究的巨大進展。
先秦諸子的學說，在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直至清代中葉，2000 年來問津者寥寥，主要原因當然在政治忌諱和未脫思想牢籠。乾嘉考據學風興起之後，一切唯古是尚，才有學者漸把目光擴大到六經之外。盧文弨的《群書拾補》、王念孫的《讀書雜志》， 已推勘及于諸子，畢沅、江中、孫星衍、洪頤煊諸人，也兼治荀、墨。進入近代，蔣光煦、戴望、王闿運、王先謙、王光慎都在研究諸子上花了不少精力。到俞樾和孫詒讓，則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工作。
俞樾在這一領域中著有《諸子平議》、《諸子平議補錄》和《讀書余錄》，于先秦管、晏、老、墨、荀、列、莊、商、韓非諸子均有初步研究。孫詒讓不僅博通諸子，尤精墨學，以10 年之力著成《墨子間詁》，不僅據善本讎正，還探討古訓，刊正錯漏，去偽存真。其《附錄》和《後語》，輯佚鉤沉，考訂流別。“蓋自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複活，全由此書導之”①。《墨子》中的算學、光學、力學、邏輯學，由此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和研究。
但是此時對諸子的研究，總的說還處于整理、校勘、注釋的階段。直到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他們，才有對諸子學說思想意義的發掘、評價、利用和改造。
康有為對先秦諸子，如同他認為孔子是“創教”、“改制”一樣，提出了“諸子並起創教”、“諸子創教改制”、“諸子改制托古”、“諸子爭教互攻”等基本看法，從“政術”的角度，以創教說附會于諸子，為其尊孔子、倡儒教的主張作陪襯。梁啟超不同，他不從“創教”、“改制”的角度看待諸子，而是以是否尊君、崇古，能否用世的標准來衡量他們。他說，先秦諸子不是講“平等”（如墨子）就是“主放任”（如老莊），都“不利于專制”；“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于君權”，因此“于帝王馭民，最為合適”。又說，先秦“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傳于後亦自不廣”；而“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便于後學“自附”，意即保守崇古才能使學說流傳廣播。他還認為，先秦諸子“未嘗有借助于君之心”，因而脫離了現實的可行性，孔學則主張“以用世為目的，以格君為手段”，後代儒者對君主“恭順有加，強聒不舍”，故能“捷足先得”①。總之，要能“用世”，就一須崇古，二須尊君，否則這種學問就不能流傳，不能有用，也就不值得肯定。梁啟超的這種出發點是和他當時既要改良時政，又要忠于光緒帝的立場是一致的。
章太炎把諸子研究推進了一大步。在十九世紀末，他就力圖發掘先秦諸子豐富的思想意義，作為挽救社會危機的借鑒。他首先把荀學提高到與孔學同樣的地位，闡發荀子認識上樸素的反映論，“法後王”的進化觀念以及政治上主張“合群明分”，經濟上主張“損有余、益不足”，道德上主張“欲不可絕，欲當為理”等學說。同時肯定管仲、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的富①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第230 頁。①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0—41 頁。強之術和墨家的勤儉刻苦。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更寫下了于後世影響極大的《論諸子學》，以深刻的批判精神系統地討論評判先秦諸子。他指出儒家雖“以致用為功”，但“湛心榮利”，因而極易與現實妥協，進而缺乏堅定的政治信念。中庸之道、矯言偽行、投機取巧、競奔名利，給後代留下了極壞的先例。又指出老子“膽怯”，“事事以卑弱自持”；批評墨家為宗教家，“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對韓非力主思想專制的學說也作了抨擊，只肯定了莊子放言無忌的“抨彈前哲”和遺世絕俗的獨立人格理想，以及墨家“所獨勝”的“非命說”。此後，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也曾多方面嘗試用新方法（如西方的邏輯學、心理學），從新角度探討諸子思想。在《齊物論釋》中運用佛學闡發老莊“道法自然”、不強求齊一的主張。
章太炎對先秦諸子的研究，當然沒有達到唯物史觀的高度，而且前後也多有曲折變化，但他徹底打破了前一階段停留于名物訓釋、考校補正的研究格局，拋棄了康有為、梁啟超實用主義的附會方法和尊君崇古的價值標准，運用近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從縱向上考其淵源，察其流變，而且從橫向上聯系對比，逐層深入分析諸子學說，為人們再現出五光十色的古代思維寶庫，舉凡諸子在哲學、政治、宗教、倫理、邏輯、語言等各方面的建樹，均能初識其大處，評判其長短得失，並將這些理論觀點為當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求是”與“致用”的統一。所以章太炎的先秦諸子研究，明顯地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當時產生巨大震動自不必說，就是在後來也一直被人們重視，“五四”時期出現的“新墨學”、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再往後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關于先秦諸子的討論和研究，都能或隱或顯地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劉師培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國粹學報》上發表了《周末學術史序》，對先秦諸子的學說思想，分別劃歸倫理學、政法學、理科學、計學、宗教學、邏輯學等加以衡量和討論，評述諸子各自的優長和不足，對此前研究不夠的管子，所論尤有見地。劉師培的“諸子出自王官”說，與章太炎相同，但在分析時，章太炎主要關注各家學說的社會效果，劉師培則側重于各家的學說體系，不過他用近代學科的概念和體系來衡量諸子，仍然顯得有些牽強。最後是清末民初學者們對兩漢至兩宋史書和古籍的研究情況。
此類研究相對薄弱，但有些成果仍值得注意。在兩漢史領域中，汪文台有輯佚成果《七家後漢書》，湯球有輯佚成果《東觀漢紀》，劉文淇有考釋訂補成果《楚漢諸侯疆域志》，汪士鐸有《漢志釋地略》，陳澧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丁謙有《漢書西域傳考證》。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和《後漢書集解》，是當時影響較大的著作。田野考古興起之後，王國維利用《流沙墜簡》等資料所作的《漢郡考》，更是兩漢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魏晉南北朝史領域中，文廷式有《補晉書藝文志》，汪士鐸有《南北史補志》，羅振玉有《魏書宗室傳注》，繆荃孫有後涼、北燕等六國的《百官表》。輯佚成果最著名者為嚴可均的《全六朝文》，敦煌古籍出現之後，羅振玉編有《敦煌石室遺書》和《鳴沙石室秘錄》，為敦煌學的興起開了先河。
在隋唐五代至兩宋史領域中，楊守敬有《隋書地理志考證》，繆荃孫有《唐書藝文志注》、《遼文存》、《遼藝文志》和《遼金石存目》，陸心源有《宋史翼》。輯佚之作有嚴可均的《全隋文》，陸心源的《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彌補了嘉慶時所編之《全唐文》的遺漏。另外，徐松在唐代專題史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撰有《登科考》，研究唐代科舉制度；有《唐兩京城坊考》，研究唐代東西兩部的街市；有《唐折沖府考》，研究府兵制度。
此外，對史書，如《史記》、《漢書》、《三國志》，古籍如《山海經》、《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法言》、《太玄》、《潛夫論》、《論衡》、《新語》、《中論》、《水經注》、《大唐西域記》等著作，清末民初時每本書都有一人至數人為之校勘考釋，為此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梁啟超、夏曾佑、章太炎等與近代新史學維新運動時期及其以後，嚴複的西學介紹和康有為政治變革學說的影響，加速了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誕生。嚴複的翻譯作品，直接影響于史學的當推赫胥黎的《天演論》、甄克斯的《社會通詮》以及宣傳“天賦人權”思想的作品。這些學說的進化史觀、社會發展階段論、批判封建“君史”、主張重視“民史”的思想，成為資產階級新史學的核心。康有為對曆史學雖無切實的科學研究，但他宣揚的“三世說”、曆史進化觀和大同思想，尤其是運用史學作為社會變革理論張本的做法，在當時的思想學術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梁啟超最先揭出“史界革命”和“新史學”的旗幟。他在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寫出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等史論專著。在這兩部史論和其他有關論述中，梁啟超抨擊了中國封建舊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造”的重大弊病；把封建的舊史書稱為“君史”、“帝王將相家譜”、“相斫書”、“墓志銘”和“蠟人院”；批評舊史學只能“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耗民智”，而不能讓人掌握群體進化的規律以作為“經世之用”。所以“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勵其愛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①。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雖然還存在著形式主義，並有些言過其實，但確實反映了資產階級在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朝氣。
梁啟超希望通過“史界革命”以建立“新史學”，他的新史學，就是以進化論為指導，探討人群進化和曆史事件的內在關系，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無疆”。這與封建舊史學的尋求治亂鑒戒、發揮人倫“義理”，以求皇朝的長治久安的價值標准，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梁啟超還以曆史進化的觀點，取代舊史學“一治一亂，治亂相循”的看法②。此外，他在“英雄”和“無名英雄”創造曆史的觀點上采取折衷主義；把種族優生論、地理環境決定論、文化決定論等引進史學領域；在編纂方法① 《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 頁。
② 《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9頁。
上要求打破舊史學的紀傳體和表志體，采用西方史書的章節體，都是開創性和局限性兼而有之的表現。
夏曾佑（1863—1924）是實踐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編寫中國通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家。他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開始著手，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寫成並出版了《中國古代史》（三冊，原名《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從太古時代寫到隋朝）。夏曾佑在該書的《序》中，明確表示研究古代史是為了“知來”，“以供社會之需”，為此他以“文簡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自勉。書中表明他信仰達爾文的進化論，也采用了甄克斯《社會通詮》中的觀點，劃分由圖騰而宗法、由宗法而國家的社會進化階段，並認為私有制和專制制度取代古代的公有制和公選制是曆史的巨大進步，這些顯然比傳統史學中美化古代、視上古為黃金時代的複古觀念高明得多。
夏曾佑還提出，史書的綱領有三條：“一為關乎皇室者，..為一代興亡之所及者”，“二為中國境內周邊各族”，“三為關乎社會者，如宗教風俗之類”①。在體例上，《中國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節的結構，以時間為經，以重大事件為緯，在描述曆史遞嬗時，采用“一代興亡所系者加詳”、“一人一家之事無不從略”的處理方法，把中國幾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詳略得當地一氣貫通。
但作者的意圖並未完全實現，《中國古代史》內容的重點，一在帝王將相，多寫“宮廷之變，群雄之戰”；二在宗教和文化，誇大了精神對曆史的決定作用，因為作者認為“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必學說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因而過分地強調了周代文教創制和孔子學說的意義，對于生產和經濟狀況則討論不足。《中國古代史》的重大缺陷證明，以進化論和文化史觀指導寫作的通史，仍然難以說明曆史變遷的本質，也無法科學地揭示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
章太炎很早就重視史學在政治斗爭中的作用，注意從曆史中尋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資料，強調利用史籍增進人們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在《致梁啟超書》、《致吳君遂書八》以及重印本《訄書》的一些篇章中，提出寫中國史須“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他也以進化論為指導，認為通史之所貴，“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屬于進步和革命的史學目的論。稍後，他對于史學的內容曾概括為“第一是制度的變遷，第二是形勢的變遷，第三是生計的變遷，第四是禮俗的變遷，第五是學術的變遷，第六是文化的變遷”①。他與維新派人士不同的見解有兩點：一是強調“治史盡于有征”，反對康有為的“妄意其事”；二是贊同曆史發展可以突變，充分肯定中國曆史上出現的各種革命。
章太炎在史學領域中的主要成就是初步總結了中國學術思想史。重印本《訄書》從《原學》到《學隱》十三篇文章，以及其後的《諸子學略說》和《國故論衡》，體現了他對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的探討。他對先秦各家各派和後來的漢學、玄學、理學、心學、清代諸家，均有中肯的分析和許多創見。但是章太炎受古文經學派觀點束縛，對史料信古少疑，批判精神不及梁啟超，“夷夏之防”的種族色彩濃厚，中年以後回歸孔學，其學術史研究再未有更①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2 篇，《凡例》。
① 章太炎：《教育今語雜志》第2 冊“社說”。
大的進展。
劉師培亦在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出版了《中國曆史教科書》，書中指出中國“上古之史多荒渺，而紀事互相歧；後世之史咸浩繁，而紀事多相襲。..欲治中史，非編一繁簡適當之中國曆史莫由”。他強調要以關系國民的重大曆史事實為中心，又要有一種系統的哲學思想為之連貫，還應參考西方史學的有關成果，內容應兼及宗教、社會等多方面，“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該書對上古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轉變作了探討，對中古、近古社會的種族分合、政體異同、制度改變、學術進退均有論析，而以曆史進化論貫穿全書。
近代新史學的首次低落和傳統史學的回潮辛亥革命前後，無論是持改良派觀點還是革命派隊伍中的學者，都更熱心于政治活動，真正專心致志于史學者甚少。前述諸人，除夏曾佑有實際為半部的《中國古代史》外，梁啟超、章太炎的史學，均呈現為有理論觀點，但未成為思想體系；有單篇史著，但未產生專門史書的狀況。因而資產階級新史學不足以真正占領史壇。辛亥革命後，由于封建余孽和北洋軍閥政治上的複辟活動，康有為等人在思想上的倒退變古宣傳，以及首批資產階級學者的頹唐落伍，舊史學一度回潮。于是有王先謙、葉德輝繼續用史學來宣揚封建宗法思想，並仍然把史學當作經學的附庸。還有繆荃蓀的《續碑傳集》、閔爾昌的《碑傳集補》、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徐世昌的《清儒學案》、《大清畿輔列女傳》等宗旨在“崇聖道”①，方法上“仍先秦、兩漢治經之家法”②的著作一一產生，而屬于新史學的理論和著作卻處于不振。
尤其是在袁世凱支持下設立的清史館，以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總裁（後改稱館長），延清柯劭忞、繆荃蓀、王樹枬、吳廷燮等百余人參加，內中除極個別人之外，全是清朝遺老和舊史學家。這些人多以遺臣自命，欲“用修史以報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確定體例“不妨依據舊史”，在內容上采用于式枚、繆荃蓀等在《謹擬開館辦法九條》中所說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澤深仁，休養生息。上無失德之君，下無抗命之臣，固屬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開疆、文教昌明，軼唐紹漢”的觀點為宗旨，在1927 年北伐軍進入北京前匆匆編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資料豐富，史實較為賅備，有些資料也經過了一定辨別整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體例上創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疇人”、“藩部”、“屬國”三傳，“諸臣封爵”、“大學士”、“軍機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會生活和制度的新現象，為舊史所沒有。但是《清史稿》極力贊頌清皇朝的統治，稱其“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①，對清代曆朝皇帝無不美化為可與堯舜禹湯相媲美；而對于有損清皇朝尊嚴的曆史事實、暴政和對外戰爭失敗，則曲意隱諱，諸如清主之祖原為明朝屬臣、順治初年的圈地、平定東南時的屠城、殘酷的文字獄、慈禧與光緒的矛盾等，都運以煞費苦心的“曲筆”，甚至“削而不錄”。該書尤其仇視各族人民的① 徐世昌：《清儒學案·凡例》。
② 王國維：《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
① 《清史稿·遺隱傳序》。
抗清斗爭和反清起義，甚至詆毀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視和反對民國。如稱辛亥起義為“謀亂于武昌”，視辛亥革命中被革命軍擊斃的端方、趙爾豐、松壽為“慷慨捐軀”、“從容就義”，紀年時凡民國以後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國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確地表示懷念清皇朝，偏袒立憲派，擁護袁世凱，仇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考古學的巨大進展考古學受到重視，始于清代的乾隆朝，從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編成《西清古鑒》、《甯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共96 卷，記載北京內廷和盛京（沈陽）所藏古物80 種、4074 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 件。自此實物考古之風漸起，到鴉片戰爭前夕，阮元作《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更引起官吏和學者個人考古之風。阮元以後，曹載奎、吳榮光、劉喜海、吳云、吳式芬、徐同柏、吳大澂、陸心源等人，于考金（銅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璽，均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吳榮光的《筠清館金石錄》，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愙齋集古錄》，孫詒讓的《古籀拾遺》、《古籀余論》，陸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學界頗具影響。
光緒末年，河南安陽和西北地區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國珍貴古物的遺失，也促進了考古學的巨大發展。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安陽小屯村殷墟發現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這些甲骨出土後歸于王懿榮，王死于庚子之役後歸于劉鶚。劉鶚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名以《鐵云藏龜》出版。劉鶚發配新疆後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賈時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學家乘機攫得一部分。同時的中國學者最先有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其後有葉玉森、董作賓、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從事甲骨文研究，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運用《鐵云藏龜》考釋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肅敦煌東南三十里鳴沙山有莫高窟（俗稱千佛洞），不僅多石刻、繪畫，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經文寫本。自宋初寺僧將藏經石室密封，不為人知將近千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書出，轟動學界。光緒三十二年（1906）英國人斯坦因（Mo Aural 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盜走寫經24 箱， 藝術品5 箱。後來第二次又盜走寫經570 卷。與此同時，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亦到千佛洞盜去寫經六七千卷。同一時期在新疆地區發現的古代木簡（稱為“流沙墜簡”）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盜去不少。此外，德國人格路維德（Albert Grumwedel）從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在新疆、蒙古境內運走古物46 箱，勒柯克（Albert Vonlecog）從光緒二十年（1894）至1914 年運走古物397 箱。俄國人柯茲洛夫（P.Ko 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1907 到1925 年在張掖、吐魯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國人安竹斯（Hapman Andrews）于二十世紀初5 次到內外蒙古搜集化石運走，第六次在張家口被扣時，化石有80 多箱。還有日本人小牧實繁曾在張家口，駒井和愛在山東，均曾發掘古物而去。中國古物嚴重散失。
敦煌石窟遺書3 萬余卷，其中佛經占95％，此外為古書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後已佚之書。如《古文尚書·孔氏傳》、《尚書釋文》、《春秋榖梁傳解釋》、《論語鄭氏注》、陸法言的《切韻》、孔衍的《春秋後語》，以及《唐西州沙州諸圖經》、《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唐文詞曲及通俗小說若干種，並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鶻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寫經和流沙墜簡的發現，以及故宮古書古物的逐步開放，為考古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促進了考古學的迅速發展。除前述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羅振玉、王國維的影響最大。
羅振玉（1866—1940）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編》、《流沙墜簡》等書，其《殷墟書契考釋》多正東漢鄭玄箋注之誤。其他書文也極大地豐富了古史資料。王國維（1877—1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證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古史新證》、《殷周制度論》、《殷禮征文》、《兩周金石文韻讀》、《觀堂古金文考釋》等多種。他的《殷周制度論》是公認的以新途徑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羅振玉、王國維是我國應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釋研究中國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經、史、文字的影響甚大。首先是開拓了研究對象的范圍。使得以前的“以經治經”、以書本治史，擴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經。從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許慎的《說文》，認為籀文（又稱大篆）為書體之一種，其出現在古文之後、篆文之前。對此2000 年無異說。而王國維證明籀文非書體之名，它就是古文。還有不少學者據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對《說文》予以商榷和駁正，孫詒讓的《古籀拾遺》即是一例。從甲骨、金文的文字中，發現了六經所載之外的史跡，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紋雕鏤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術史、工藝史的研究價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結果，雄辯地證明了《史記》中《殷本紀》、《三代世表》中所載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確可靠，證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從而把中國的可信曆史上溯到4000 年前。此外，這些研究結果也證明了《書經》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呂氏春秋》等古書古文中記載的史實，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對于清中葉以來的疑古思潮，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發展。
最後，這些考古學家，尤其是王國維的思想方法，可以說是乾嘉學派由字通辭、由辭通道的考據方法和西方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實證方法相結合的產物。王國維取地下實物與書中文字互相釋證，取他族故書與我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觀點、方法與固有材料參互考證，認為古文字學、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為表里，創造出了“二重證據法”。這與囿于經書、稽古鉤沉的乾嘉考據法相比，顯然是一大進步。因而王國維以甲骨文治殷史、以金文治周史，所取得的成就，是舊史學家所不可企及的。
當然，王國維“反經信古”、“以事實決事實”的客觀主義治史方法，還停留于形式邏輯階段，嚴格地說仍是“考史”而非“論史”，這使得他的考古和古史研究雖然為後之史學研究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但其本身仍未能真正揭示中國古代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情形。有關研究依然有待後之研究者繼續開拓前進。
第十七章文學、藝術近代文學藝術領域內存在著激烈的變化：西方文學藝術的進入與封建社會的文學藝術發生沖突和交融；近代啟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動直接影響了文學藝術的發展；愛國反封建反帝構成了進步文學藝術的基本主題，藝術形式得到多樣化的發展。
第一節詩文龔自珍、魏源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開風氣之先的是龔自珍和魏源。
龔自珍精通經學、文字學和史地學，又是著名的思想家、傑出的詩人和散文家。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里說：當嘉道間，舉國醉夢于承平，而定庵憂之，■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生網密之世，風議隱約，不能盡言，..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吾見並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龔自珍的詩文在晚清風行一時，他的慷慨浪漫的詩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靈深處激起了強烈的共鳴。龔自珍的政論文大多針對時弊而作，見解精辟，文筆曲折多變。他敢于對當時的黑暗現實，特別是對腐朽已極的封建官僚體系，進行嘲諷和批判。他在《平均篇》里說：“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並認為貧富不相齊，“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他在一些文章里還提出了“更法”、“改革”的要求，如《上大學士書》說：“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乙丙之際箸議第七》里又說：“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他的寓言小品《尊隱》寫出了作者對社會巨變的預感，並肯定了未來將要發生的大變動，他說：“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未即于床。”“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鹖旦不嗚，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矣。”他的記敘文也寫得很出色，如《病梅館記》。通過園藝工人受文人畫士的影響，破壞自然之美，致使梅花都變成病態的事發表議論，借梅喻人，反映了他對封建統治者對人才迫害的不滿和熱切向往使人才自由發展的思想。于生動的記敘之中寄寓著深刻的哲理。既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銳性，也表現了他駕馭文字的藝術才能。
龔自珍的詩歌，也同樣反映了時代精神，打破了清中葉以來，文壇上長期沉寂的局面。在他現存的600 多首詩歌中，絕大部分是他30 多歲以後的作品。這些詩既飽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又蘊藏著強烈的**。如他在道光五年（1825）寫的《詠史》：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題為詠史，實則對當時文士低靡庸俗風氣非常憤懣。在《己亥雜詩》里，他期望“風雷”來臨，以打破封建統治下的沉悶局面：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關注國計民生，對人民苦難深表同情：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
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
這些詩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龔自珍的詩歌在藝術上也獨具特點，他的很多詩，都表現了對丑惡現實的挑戰和對理想的求索。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動人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創作深受屈原、李白的影響，作品里充滿浪漫主義精神。他善于運用比興，又能駕馭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但某些篇章用典過繁，或含蓄曲折過甚，或過于古奧，因而不免艱深晦澀。
魏源的詩歌創作受白居易影響較大，學習白居易新樂府的形式寫詩，稱“仿白香山體”，有《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表現了他反抗外侮，同情人民疾苦、憂時憂國的思想感情。他還有一些描寫山水抒情言懷的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動，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後觀瀑布歌》等。著作有《古微草堂詩集》、《清夜齋詩稿》。
林則徐（1785—1859）也寫有許多政余抒情和官場酬唱之作。在鴉片戰爭和謫戍伊犁時期的部分作品中，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詩風淒婉蒼涼。如《出嘉峪關感賦》寫雄關之壯偉，頗有特色：嚴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閣遙連秦樹直，繚垣斜壓隴云低。天山 削摩肩立，瀚海蒼茫入望迷。誰道崤函千古險？回首只見一丸泥。
此外，還有嘉慶道光間的著名詩人張維屏（1780—1850），字子樹，號南山，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曾任湖北廣濟縣知縣，江西候補同知，南康府知府。後辭官歸家，過隱居生活。著作有《松心詩集》、《國朝詩人征略》。
張維屏晚年家居時，目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激發了強烈的愛國感情，寫出了一些歌頌廣東人民英勇抗敵的優秀詩篇。如《三元里》、《三將軍歌》等。前者謳歌了廣東三元里人民英勇打擊侵略者的斗爭，並揭露了投降派的丑行。後者贊美了三位抗敵殉國的英雄將領。都是近代有名的佳作。張際亮（1799—1843）、貝青喬（1810—1863）也寫了不少反映現實的詩篇。
桐城派、宋詩運動及其他從清代康熙乾隆年間開始產生，並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發展到二十世紀初年，已進入了其發展的最後時期，也可稱為終結期。這時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國藩為中興領袖，因為曾是湖南湘鄉人，所以又有“湘鄉派”之稱。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燾、林紓、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這一派的作者。
曾國藩為文推崇姚鼐，論文于義理、考證、辭章之外，還強調“經濟”，即以封建之理，維護封建統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詩文集》，所編《經史百家雜鈔》、《十人家詩鈔》流傳極廣。散文《歐陽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國藩為首的桐城派作家維護封建的皇權統治，與上層統治集團有密切聯系。但是在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現了愛國的思想感情。有的還主張變法圖強，反對投降媚外。
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過江甯、湖北、直隸、陝西各書院。著有《張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張散文創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辭”、“全”、“法”的統一，而以“意”為主。他的散文如《送吳筱軒軍門序》，揭露了清統治集團腐敗誤國，充溢著反帝愛國的感情。《送黎莼齋使英吉利序》是為黎庶昌出使歐洲時所寫的贈序，文章中心強調一個“變”字，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以加強國防，抵禦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文章寫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吳摯甫書》、《答劉生書》和《北山獨游記》、《游虞山記》等寫景文章，都是比較能代表作者思想與寫作風格的作品，表現了張氏散文長于議論，寫景雅潔平實的特點。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為曾國藩幕僚，後隨李鴻章辦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國。他稱贊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還認為“工商業之不振，則中國終不可富，不可以強”。他的《籌洋芻議》十四篇，從內政、外交、軍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變法圖強主張。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盡事理，尤長于論事記載”①。他的名篇《觀巴黎油畫記》簡練生動，將畫中所描繪的普法交戰中的具體細節與環境氣氛真實地描述下來，使人有如置身于戰場的藝術感受。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長期充任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曾國藩、李鴻章二人的奏疏多出吳汝綸之手。曾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其為教，一主乎文，以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實用，則歐、美新學尚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于彼，得其長乃能共競。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新之，況其窳敗不可複用。’其勤勤導誘後生，常以是為說”②。光緒二十四年（1898）京師大學堂創立，吳被奏薦為五品卿銜總教務，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學制。歸國後不久病卒。吳氏在當時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聲望，著作有《桐城吳先生全書》。吳汝綸的散文長于議論，說理周詳，行文平質老練。
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光緒八年舉人。曾渡海游台灣，後客居杭州。主講東城講舍。入京後，任教于京師大學堂。早年參加過資產階級改良活動。晚年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成為守舊派人物。長于古文，能詩詞，善繪畫，在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方面成就也很卓著，影響很大。他的著作有《畏廬文集》、《閩中新樂府》、《畏廬詩存》、《畏廬瑣記》、《畏廬漫錄》以及小說《官場新現形記》、《冤海靈光》、《劫外曇花》、《劍膽錄》、《京華碧血錄》等，還有傳奇數種。
林紓的散文精通流麗，《清史稿》本傳說：“其論文主意境、識度、氣勢、神韻，而忌率襲庸怪，文必己出。”“尤善敘悲，音吐淒便，令人不忍卒讀。”他的文章如《湖之魚》，由觀魚喋食有所悟，對追逐名利之徒，進行告誡。語言簡樸，寓意深遠。又如《湖心泛月記》，寫月夜泛舟西湖，月色、霧靄、船火、簫聲，繪成一幅淒婉美麗的畫圖，極有情趣，頗有詩的意境。
桐城古文之外，還有一種主張寫作回複到六朝文體的駢文運動。王闿運是這一派的代表。
王闿運（188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曾入曾國藩幕府，後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講學。清末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衛銜。辛亥革命後，① 《清史稿》卷446《薛福成》。
② 《清史稿》卷486《吳汝綸》。
任清史館館長。他的詩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擬漢魏六朝，為近代擬古派所推崇。著有《湘軍志》、《湘綺樓日記》、《湘綺樓詩文集》，並編有《八代詩選》。後門人將著作輯為《湘綺樓全集》。《嘲哈密瓜賦》、《吊朱生文》是其代表作。文章雖是漢魏時的風格，可是絕無因襲的痕跡。他的碑志文，如《張祖同妻周氏墓志》，寫景文字如《秋醒詞序》等，都是從六朝文變化出來的。清末詩壇，影響最大的詩歌創作流派，是以程恩澤（1785—1837）、祁寯藻（1793—1866）為代表，經曾國藩大力提倡的“宋詩運動”。所謂宋詩運動，並不是專門以模仿宋詩為標幟，而是作為模仿漢魏六朝盛唐詩派的反對者而出現的一種詩壇風尚。他們以杜、韓、蘇、黃為模仿對象，是正統詩壇擬古主義的發展。程恩澤，是當時著名的漢學考據家。他寫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富，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祁寯藻則主張寫詩要有“性情”、“學識”，認為無論詩人“窮通顯晦”，總要“溫柔敦厚”①。他學詩主要學韓，偶爾也學杜、學白，但是大都是形式與語言上的模擬。曾國藩寫詩尊杜，尤尊黃山谷。在他的影響下，宋詩運動更為開展。何紹基、鄭珍、莫友芝、江湜等皆是這一詩派的著名詩人。何紹基（1799—1873）寫詩“宗李、杜、韓、蘇諸大家”②，作品多是書畫題跋、山水景物的描寫和官場應酬之作。鄭珍（1806—1864），詩歌主要學韓，作品也大多以山水風情和抒發個人感慨為主，晚年轉而學杜，寫了一些較有現實內容的作品。莫友芝（1811—1871），詩風雖與鄭珍相近似，但內容卻不如鄭珍詩歌充實富有生氣。
“宋詩運動”到同治、光緒年間，成為正統詩壇上的一大潮流。當時，這一派詩被稱為“同光體”。所謂“同光體”，是指同治、光緒以來一班不墨守盛唐，參加“宋詩運動”的詩人的詩。這派詩歌的代表作家是陳三立、陳衍、鄭孝胥、沈曾植等。姚鹓雛評近代詩派說：“若同光體詩，海藏（鄭孝胥）、石遺（陳衍）之倫，與義甯公子（陳三立）《散原精舍詩》出入南北宋，標舉山谷、荊公、後山、宛陵、簡齋，以為宗尚。枯澀深微，包舉萬象。”
陳三立（1852—1936），字伯嚴，江西義甯（今修水）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其父陳寶箴為湖南巡撫，創辦新政，提倡新學，支持改良運動，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相繼來湖南做官或講學，宣傳改良思想，陳三立當時也參加了他們的活動，成為改良派人物。後陳寶箴與陳三立皆被革職，永不敘用，歸隱江西南昌。陳三立寫詩，先學韓愈，後學黃山谷，受到新、舊派詩歌領袖人物梁啟超、陳衍的稱贊。他的詩遣詞造意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澀”，好用奇字，代表了當時正統詩壇上“生澀奧衍”的一派詩風。
陳衍（1858—1938），字叔伊，號石遺，福建閩侯人。曾參加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為學部主事。任京師大學堂、廈門大學文科教授。陳衍是晚清宋詩派的詩人和詩論家，與陳三立、鄭孝胥齊名，著有《石遺室詩》、《石遺室詩話》。他的《詩話》前編30 卷、《續編》6 卷，上下古今無所不論，是一部非常浩博的論著。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官至安徽布政使，護理安徽巡撫。辛亥革命後，以遺老寓居上海。他是“同光① 祁寯藻：《■■亭集自序》。
② 何慶涵：《先府君墓表》，《珉琴閣遺文》。
體”的重要作家。陳衍曾稱他是“同光體之魁傑”。著有《海日樓詩集》、《曼陀羅寱詞》。他學識淵博，寫詩喜用僻典，故詩歌作品艱奧難讀。
清末另一重要詩派，是以王闿運為首的漢魏六朝詩派。王是著名的擬古大家，他認為模擬古人詩，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于古人的詩境之中，修心養性。他摹擬古人，幾乎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圓明園詞》是他最有名，而又流傳極廣的作品。該詩追記了圓明園建園經過以及被焚後的殘敗景象，抒發了作者“不遇良時”的感慨。
另外，與陳三立、鄭孝胥一派人同時，在舊詩壇上占有相當地位的，還有易順鼎、樊增祥。他們寫詩皆學中晚唐詩。
這時期的著名詞人有蔣春霖、王鵬運、沈曾植、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馮煦、趙熙等。
蔣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蘇江陰人。一生落拓，遭遇坎坷。
少時工詩，中年以後專致力于詞，遂負盛名。蔣詞介于以朱彝尊、厲鶚、郭麟為代表的浙派詞和以周濟、莊棫為代表的常州派之間，用意綿密近于南宋；遣詞雅正流利，又近于北宋。譚獻推納蘭成德與項鴻祚、蔣春霖為清代三大詞人，蔣春霖的（卜算子）詞：燕子不曾來，小院陰陰雨。一角闌干聚落花，此是春歸處。彈淚別東風，把酒澆飛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這首詞借景抒情，感歎春光易逝，隱喻自己的飄零愁苦，格調悲涼。
王鵬運（1849—1904），字佑遐，幼霞，號半塘，晚號鹜翁，廣西桂林人。他的詞承常州派的余緒，而又有所發揚，對清末詞壇頗有影響。詞風沉郁，語言工麗，多抒寫其不得志的哀怨。著有《半塘定稿》等，又有所輯《四印齋所刻詞》。他的《滿江紅》（朱仙鎮謁岳鄂王祠敬賦）：風帽塵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靈接處，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風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讀題詩，殘碑打。黃龍指，金牌亞。旌旗影，滄桑話。對蒼煙落日，似聞叱咤。氣懾蛟鼉瀾欲挽，悲生笳鼓民猶社。撫長松，郁律認南枝，寒濤瀉。
這首詞于憑吊之中抒發了作者的情懷。“往事低徊風雨疾”是寫古，寫岳飛被迫害，“新愁黯淡江河下”是述今，抒寫了作者對處于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中的清皇朝的憂心與愁緒。
鄭文焯（1856—1918），字叔問，號小坡，晚號大鶴山人，奉天鐵嶺人，屬漢軍正白旗。他精通音律，寫詞學周邦彥，體潔旨遠，句豔韻美。他與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稱清末四大家。著有《大鶴山房全集》。
朱祖謀（1857—1931），字古微，號漚尹，又號疆村，後易名孝臧，浙江湖州人。他的作品，初近夢窗（吳文英），晚年融化蘇軾豪放，詞風于沉抑綿邈之中，具有獨特風格。著有《疆村語業》，並輯刻唐宋金元人詞為《疆村叢書》。
況周頤（1859—1926），原名周儀，字夔笙，號蕙風，廣西桂林人。所寫的詞，音律和諧，情調沉郁。辛亥革命後，多寄寓其眷戀清室的情思。他強調詞境以深為主，寫境言情結合。他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著有《蕙風詞》、《蕙風詞話》。
此外，還有詞風豪放，于清代浙派與常州詞派之外獨樹一幟的文廷式（1856—1904），著有《云起軒詞》；詩詞皆受江西派影響的沈曾植；以及馮煦，著有《蒙香室詞》（一名《蒿庵詞》）等。
王國維（1877—1926），是這時期的一個傑出詞人。他的詞，數量不多，但以意境勝。王國維的重要貢獻，不在于詞作，而是他的《人間詞話》，該書論詞強調境界，是一部極有價值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理論著作。
太平天國的詩文太平天國起義，對封建社會文化，產生了強大的沖擊波。太平天國建都天京，與《天朝田畝制度》頒布的同時，頒發了提倡語體文的命令。太平天國十一年（1861），以洪仁玕等的名義發表了《戒浮文巧言諭》，明確提出“文以紀事，言貴從心”的寫作要求。同年又發表了《欽定軍次實錄》，其中進一步明確地提出文章“要實敘其事..一一敘明，語語確鑿，不得一詞嬌豔，毋庸半字虛浮”，“嗣後稟奏以及文移書啟，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提倡明白曉暢，人人易解的文風。
洪秀全（1814—1864），作品大多是一些宣傳上帝會教義，以及抒發其情志的詩文。如《原道醒世訓》、《永安破圍詔》、《戒吸鴉片詔》、《誅妖詔》等。他的《吟劍詩》，語言通俗，氣勢豪壯：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為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東西南北天河極，日月星辰奏凱歌。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
石達開（1831—1863），不僅是太平軍中一個傑出的軍事將領，同時又工詩能文。他的《白龍洞題壁詩》，以“劍氣”自喻，抒寫了自己的雄心壯志，表現出詩人沖天射日，勇敢無畏的性格：挺身登峻嶺，舉目照遙空。毀佛崇天帝，移民複古風。臨軍敵將勇，玩洞羨詩雄。劍氣沖星斗，文光射日虹。
洪仁玕也寫過不少詩歌作品，如他的一首律詩很有代表性：船帆如箭斗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星月影麾旌。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鼇。回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尚嘈嘈。
抒寫了詩人對太平天國革命的熱切感情和強烈的革命願望。
太平天國時期，民間口頭創作的作品非常豐富。這些民間歌謠都反映了當時群眾反對清皇朝封建壓迫，歌頌太平軍的熱烈感情。
梁啟超、黃遵憲及其他戊戌維新運動的倡導者，既是政治上的維新派，又都是文學方面有影響的作家，其中梁啟超是全面推動文學革新的旗幟，並是“新文體”的代表人物，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主要詩人。他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也有不少佳作。康有為，著有《康南海先生詩集》。他是晚清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也是一個造詣很深的詩人。他的詩受杜甫影響最深，加上他自身的經曆，見聞廣而情志闊，因此他的作品能開辟詩的“異境”。梁啟超評論說：“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他的詩多為抒懷之作，敘事成分較少。光緒十五年（1889），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皇帝，受頑固派的阻攔，並遭非議，于九月被迫出京，這時他寫下了《出都留別諸公》五首，其一說：滄海驚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峰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豈有漢廷思賈誼，拼教江夏殺禰衡。陸沉預為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
抒寫了自己上書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贊這首詩是康氏的代表作。
譚嗣同的詩歌風格恢廓豪邁，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確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劉淞芙書》）。他的作品絕大部分都表現了關注國家命運、濟民救國的思想感情，擅長寫景抒情。如《潼關》、《崆峒》、《六盤山轉饟謠》等都足以表現他的思想風格。他的《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更是流傳極廣的著名詩篇。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評論他的詩時說：“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為我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詩亦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
戊戌維新運動前，譚嗣同、夏曾佑、梁啟超一起作“新學之詩”。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說：“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1896）、丁酉（1897）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題，提倡之者為夏穗卿，而複生亦綦嗜之。”光緒二十五年（1899）提出“詩界革命”，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說：“詩的境界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占盡矣。”“著作詩必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言，而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詩。”他表示：“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由此可知“詩界革命”的新派詩即輸入歐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語言，而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間，《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刊物，發表了100多位作者的新派詩，又發表了許多通俗歌詞，稱為“新體詩”。除梁啟超所說的夏曾佑、譚嗣同外，還有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詩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黃遵憲的成就最為突出，他不僅在詩歌創作方面提出了具體的主張，而且在創作實踐方面也最為出色，被譽為“詩界革命”的旗幟。黃遵憲主張寫詩要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當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對擬古，反對形式主義。他在同治七年（1868）所寫的《雜感》詩中說：“古文與今言，曠若設疆圉；意如置重譯，象胥通蠻語。”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光緒十七年（1891）又在詩集《自序》中說：“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提出：“仆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主張寫詩要為事而作，要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詩人自己的風格。著作有《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人境廬詩草》，另有輯本《人境廬集外詩輯》。
黃遵憲的詩歌反映了中法戰爭、中日戰爭重大曆史事件。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說黃遵憲的詩“多紀時事”，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說：“公度之詩，詩史也”。如他的《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戰爭的曆程。甲午戰爭，日軍在平壤發動突然襲擊，主帥葉志超棄城逃走，左寶貴戰死。《悲平壤》一詩，熱情歌頌了左寶貴等愛國官兵英勇戰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騰飛飛血紅。翠翎鶴頂城頭墮，一將倉皇馬革裹。天跳地踔哭聲悲，南城早已懸降旗”。同時也記述了陸軍將領不戰而逃的情景。表現了詩人對葉志超等屈節辱國行為的義憤。
《東溝行》記敘了甲午海戰的情況，描寫了從敵我相遇，我方布陣迎敵，敵軍圍攻，雙方展開激戰，到戰斗結束的全過程。全詩既描寫了激烈的戰斗場面，也揭露了清軍內部的混亂和腐朽無能的狀態。詩人最後發出“有器無人終委敵”的感慨。《哀旅順》一詩記錄了清軍只圖自保，無心抵抗，遭受敵人偷襲的史實。全詩首先從正面敘述了旅順的自然天險和港口的海防設備，接著又從側面描寫了虎視眈眈的侵略者，雖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卻不敢輕舉妄動。最後兩句，以急轉直下的筆勢，寫了旅順口的失守， “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用語不多，份量極重，其中隱含著作者無限的惋惜，無限的沉痛，無限的憤怒。《哭威海》一詩，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軍隊缺少戰斗力的原因，並歌頌了堅強不屈的劉公島守軍。作品表現了對清軍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為的憤慨。旅順和威海是北洋海軍的兩個根據地。威海衛停泊船艦，旅順口修理船只，各設提督衙門，保衛渤海口。旅順、威海的失守，導致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
《馬關條約》簽訂後，清皇朝將台灣、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侵略者。這時黃遵憲寫了長詩《台灣行》，詩人列舉史實，說明台灣自古就是我國的領土，並敘述了我們祖先辛勤開辟這個寶島的情況：城頭逢逢擂大鼓，蒼天蒼地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
接著謳歌了台灣人民的斗爭精神：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
他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所寫的《書憤》：一自珠崖棄，紛紛各效尤。瓜分唯客聽，薪盡向予求。秦楚縱橫日，幽燕十六州，未聞南北海，處處扼咽喉。
更進一步表露了作者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以及清皇朝屈辱賣國的極大憤懣。
黃遵憲的詩歌獨具風格，其主要特點是以文為詩，以詩代史，以古文家抑揚變化的手法作詩，多采用古體長篇，因此他的許多作品都博大宏深，開闔有勢。另外，他的詩不避文言俗語和新名詞。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說：“土俗好為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采其能筆于書者，得數首。”這些詩全用流俗之語。他晚年所寫的《五禽言》，《幼稚園上學歌》等，更鮮明地表現出他為探索詩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詩歌雖然最終仍未打破舊形式，但在從古典詩歌過渡到現代新詩的過程中，詩人的創作，畢竟是成功的。他對後來白話文學的提倡以及對民俗文學的鑒賞與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對黃遵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又說：“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容誣也。”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人。曾與嚴複等合辦《國聞報》，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學說，有《碎佛師雜詩》。辛亥革命後，宣傳尊孔複古，是“孔教公會”發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號倉海，台灣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職。中日戰爭失敗後，丘逢甲馳電清廷表示反對割占台灣，並以紳士的身份在台灣組織團練，後改稱義軍，抵抗日本侵略者。當台灣省巡撫唐景崧逃出台灣後，丘逢甲認為大勢已去，也離開台灣到廣東，但仍以收複台灣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變法，後來又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後，赴南京參加組織政府，任參議員等職。丘逢甲的詩歌今存1000 多首，大部分是表現台灣失陷後的緬懷鄉國的感情。他的詩，不為格律所拘，雄健奮發，梁啟超稱贊他是“詩界革命巨子”。現存有《嶺云海日樓詩鈔》、《倉海先生丘公逢甲詩選》。
蔣智由（？—1929），字觀云，號因明子，浙江諸暨人。他與黃遵憲、夏曾佑被梁啟超推為“近世詩界三傑”，有《居東集》、《蔣智由詩鈔》、《蔣觀云先生遺詩》。
散文方面，譚嗣同、梁啟超諸人，為了鼓吹“維新變法”，經常寫一些宣傳文章，這種文章于行文之中，時常摻雜著一些外來的新知識、新思想、新詞語，因而在當時被稱為“新文體”。《譚瀏陽全集續編》里面的文章，可作為這種文學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論上引進了所謂西學，而且在文體上也表現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駢文蛻變融合而出的特點。
梁啟超在“新文體”方面的成績與影響最大，他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談到自己的寫作時說：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偶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頗有一種魔力焉。
他的散文，學過晚漢、魏晉，學過桐城派，後來專作政治宣傳文章，文筆平易暢達，“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極有鼓動性，成為風靡一時的新文體，亦稱報章體。《少年中國說》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1878—1907）工于詩詞，詩多抒發對祖國命運的憂心和願為祖國富強赴湯蹈火的革命情懷。感情熾烈，格調雄健，但也不時流露出感傷的情調。如光緒三十一年（ 1905），她從日本回國途中所作的《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萬里乘風去複來，只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戰爭中，俄國敗北，由于美國從中調解，日俄兩國于光緒三十一年，簽訂了重新瓜分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樸次茅斯和約》，俄國將中國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的租界權轉讓給日本。詩人面對祖國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勢，極為憂慮和憤慨：“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時也抒發了她不惜一切報效祖國的豪情壯志：“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這首詩情調高亢激昂，唱出了時代的心聲。
章太炎在文學、曆史學、語言學等方面都有貢獻。在文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認為文章“莫若魏晉”。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響很大，如《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革命軍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聯翩，深奧難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問》等。著述刊入《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章氏叢書三編》。
隨著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由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發起組織的“南社”，于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9 年12月25 日）在蘇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陳去病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組織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會時共17 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 多人，辛亥革命後則增加到千人以上。1923 年停止活動。南社的刊物《南社叢刊》共出了22 集，收南社成員詩文集百種以上。
陳去病（1874—1933），字佩忍，別號巢南，江蘇吳江人，有《浩歌堂詩鈔》。他的詩歌表達了對祖國命運的關心，對資產階級革命的熱望。如《讀瞿稼軒蠟丸書》。通過對明末遺民的頌揚和對前朝遺跡的憑吊，抒發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實（1885—1911），字實舟，號無盡，江蘇山陽（今淮安）人。宣統元年（1909）參加“南社”，並創“淮南社”。宣統三年（1911）武昌起義後，他從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謀響應于淮安，事敗被殺害。周實認為，“詩歌非特以見人心，且于以覘世變焉”；“尤貴因時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見他主張詩歌應反映時代變革。
高旭（1877—1925），字天梅，號劍公，江蘇金山（今屬上海）人，有《天梅選集》。他著名的《路亡國亡歌》，譴責了清廷將築路權賣給帝國主義國家，並揭露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語言明白淺顯，完全沖破了格律詩的束縛，深受新派的影響。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後更名棄疾，字亞子，江蘇吳江人。有《磨劍室詩集》、《詞集》。刊印流傳的有《柳亞子詩詞選》。茅盾《在中華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發言》說：“柳亞子的詩詞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一段時期的曆史——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如果稱它為史詩，我認為是名副其實的。”柳亞子的詩充滿強烈的革命**。如《吊鑒湖秋女士》四首，贊頌了秋瑾為推翻清朝統治所做的斗爭，慷慨悲壯。柳詩受龔自珍影響，凝重含蓄，憂郁悲涼。
此外，還有黃節、馬君武、蘇曼殊、甯調元、潘飛聲等，也是“南社”
著名作家。
第二節小說狹邪小說與俠義小說晚清狹邪小說和俠義小說流行，影響較大的有《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海上花列傳》、《三俠五義》等。《品花寶鑒》60 回，作者陳森，字逸少，常州人。長期以來以作幕僚為生。道光中居北京，嘗出入于伶人當中。該書于咸豐二年（1852）刊印，內容寫乾隆以來北京優伶生活。《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緣》，16 卷52 回，是寫妓女才子的作品。作者魏子安，名學仁，一字子毅，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坐館。書序寫于咸豐八年（1858），光緒中作品始流行。《青樓夢》64 回，作者署名為慕真山人，真名為俞達（？—1884），字吟香，江蘇常州人。著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閑鷗集》等。《青樓夢》成書于光緒四年（1878）。書中人物皆為妓女。作品寫蘇州人金挹香，工文辭，過去所結識的36 妓，原皆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後塵緣盡滿，並入仙班，仍不脫佳人才子小說的舊套。《海上花列傳》64 回，也是寫妓女生活的作品。作者韓邦實（1856—1894），字子云，別署花也憐儂，江蘇松江（今屬上海）人。長期在上海居住，任報館編輯，對妓女生活十分熟悉，書中故事大都以事實為依據。該書于光緒二十年（1894）出版。全書結構亦為《儒林外史》式，無一定之主人翁，但敘寫逼真，頗能吸引讀者，又全用吳語，是吳語文學的第一部作品，在方言文學上占有重要地位。
《蕩寇志》又名《續水滸傳》，70 回，俞萬春著。作品寫陳希真父女等在張叔夜率領下，消滅梁山起義英雄的故事。其目的是想借以宣揚“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滸為詞者，知忠義之不可偽托，而盜賤之終不可為”（《豐月老人續序》）。在藝術上有一定成就。《兒女英雄傳》，原本53 回，現存40 回，題“燕北間人著”，作者為文康（約于1868 年前後在世）。他是滿洲鑲紅旗人，費麥莫氏、字鐵仙，大學士勒保的次孫，曾為郡守，擢觀察，丁憂旋里。該書初名《金玉緣》，又名《日下新書》，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最後才題為《兒女英雄傳評話》。作品寫俠女何玉鳳，出身名門，智慧驍勇，其父為人所害，因奉母命避居山東，決心為父報仇，變姓名為十三妹，往來市井間，偶然在途中遇書生安驥困危，十三妹救了安驥。後來，何玉鳳以及被何搭救的張金鳳都嫁與安驥，二人和睦如姐妹。作者目的在于描寫一個五倫全備的家庭，借以宣傳封建思想。作品全用北京口語寫成，很有特色。
《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出現于光緒五年（1879），120 回，作者石玉崑。該書在社會上影響極大。《三俠五義》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俠”（展昭、歐陽春、丁兆蘭和丁兆蕙）及“五鼠”（盧方、韓彰、徐慶、蔣平、白玉堂）。該書以明人《龍圖公案》為藍本，作許多加工創作。如“五鼠鬧東京”，原為一個神怪故事，在《三俠五義》中卻都變成武俠的游戲故事。後來俞樾（1821—1907）將該書開篇“狸貓換太子”一回改寫，又因作品里已有南俠、北俠、雙俠，已為數有四，又有小俠艾虎，艾虎之師智化及小諸葛沈仲元，皆為俠士，改名《七俠五義》，通行本《七俠五義》100 回。又有《忠烈小俠五義傳》及《續小五義傳》相繼出現于京師，皆120 回，每回前都有“入話”，與宋人話本相似。
《施公案》一名《施公清烈傳》，又名《百斷奇觀》，97 回，出于《三俠五義》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敘康熙時施世倫斷案事，文辭拙直。此後又有續集、三集、四集等，敘寫諸俠客行義故事。《彭公案》23 卷100 回，為貪夢道人作，寫于《三俠五義》之後，敘彭朋于康熙中微行訪案。亦有續集、三集、四集，每集80 回。它們雖然在社會上極為流行，但是其中的綠林好漢，多為統治階級的馴順奴仆，且故事千篇一律，人物性格也不統一，思想與藝術都不甚佳。總之，這些作品都沒有反映時代面貌。從文學史的發展趨勢看，反映出傳統古典小說的衰落。
譴責小說的繁榮與發展光緒二十六年（190）左右，資產階級改良派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
康有為說：“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①梁啟超于光緒二十八年創辦的《新小說》雜志提倡“小說界革命”。他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極力強調小說改良政治、社會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這時許多小說雜志也相繼產生，如李伯元主編的《繡像小說》，冷紅生主編的《新新小說》，吳趼人與周桂笙合編的《月月小說》，黃摩西主編的《小說林》等，並發表了很多小說作品。這時期發表的小說，據統計約有1500 余種。其中最受群眾歡迎、最有成就的小說作品，當推譴責小說。魯迅說：“光緒庚子（1900）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又說：“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①著名的有《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被稱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官場現形記》，作者李寶嘉（1867—1906），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少時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後累應舉不第。到上海辦《指南報》，旋中止，又辦《游戲報》，專作俳諧嘲罵文字；又辦《海上繁華報》，專記優伶、娼妓消息，兼載詩詞小說，盛極一時；後主編《繡像小說》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場現形記》外，尚有《庚子國變彈詞》、《海天鴻雪記》、《活地獄》、《文明小史》等。
《官場現形記》是李伯元的代表作，最初連載于《世界繁華報》，凡60回，近80 萬字。作品揭露和抨擊了清政府官僚機構的黑暗與腐敗，是清末官僚統治集團的真實寫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廣泛，外官：從不入流的佐雜到州府官吏，直到督撫方面大員；內官：從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樞的軍機、大學士。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為了升官發財，無不蠅營狗苟，極為腐敗。作品還突出地描寫了清統治者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丑態。見到洋人就面容失色，手足無措。總之，《官場現形記》對晚清官僚集團作了比①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引文。
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版，第239 頁。較全面的揭露，對黑暗腐敗現象給以盡情的嘲笑和諷刺。其寫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作者吳沃堯（1867—1910），又名寶震，字趼人，廣東南海人。生于北京，長于佛山鎮，故又自稱“我佛山人”。光緒八年（1882），他到上海謀生。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起，先後主筆《字林滬報》副刊及《采風報》、《奇新報》、《寓言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應《漢口日報》之聘赴鄂。次年回上海，受梁啟超影響開始創作小說，並投寄《新小說》發表，還曾一度客山東，赴日本。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任漢口《楚報》中文版編輯。反美華工禁約運動興起，他主動辭去這家美國人辦的報社職務，並積極參加創辦《月月小說》，任總撰述。光緒三十三年（1907）創立兩廣同鄉會，並開辦和主持同鄉會所屬的廣志小學。吳沃堯是個多產作家，從光緒二十九年至宣統二年去世止，在短短的7 年里寫下了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電術奇談》、《九命奇冤》、《劫余灰》、《新石頭記》、《恨海》等。又有《趼詩刪剩》，《趼廛筆記》、《趼人十三種》、《我佛山人筆記四種》、《我佛山人滑稽談》、《我佛山人劄記小說》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作者畢生“滲淡經營”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發表于《新小說》雜志。作者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開始寫作，曆時7 年，至宣統元年（1909）最後完成，共108 回。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為線索，敘述了他在20 年中的所見所聞。作者把他的筆伸向腐朽的清末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以暴露官場的怪現狀為中心內容。全書記載了189 件“怪現狀”， 大多數都與官場有關，淋漓盡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場的黑幕。作品還寫了許多風流名士、洋場才子，揭露了他們胸無點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種種丑態，寫得很成功。
《老殘游記》20 回，光緒二十九年（1903）發表于《繡像小說》，至13回中止，後又續載于天津《日日新聞》，原署鴻都百煉生著。鴻都百煉生即劉鶚（1857—1909），字鐵云，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後又行醫，又棄而為商。光緒十四年（1888）後，曾先後在河南巡撫吳大澂、山東巡撫張曜處作幕賓，幫助治理黃河，獲得聲譽。在北京時（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書直隸總督王文韶，請築津鎮鐵路，又主張和外人訂約合開煤礦。既成，世俗交謫，責為“漢奸”。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他曾從俄軍處賤價購買太倉糧設平粜局，以賑北京居民饑困。後以私售太倉粟罪，流放新疆。其文學創作，抒發了他內心的抑郁。他在《老殘游記》初編自序中說：“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煉生所以有《老殘游記》之作也。”《老殘游記》通過一個搖串鈴的江湖醫生老殘在游曆途中所見聞的某些社會現象，表達了作者對時局的見解和主張。作品暴露了清朝末年社會的黑暗，他所刻畫的那些自命清廉而實際上卻給老百姓制造冤獄的官員，如玉賢、剛弼等，有一定認識意義。《老殘游記》的藝術性較高，它的情節雖不曲折複雜，但卻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這主要由于作品在刻畫人物、敘事寫景方面都很成功。《孽海花》，原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東亞病夫”即曾樸（1871—1935），字小木，別署太樸、東亞病夫、病夫國之病夫，江蘇常熟人。早年在同文館學法文，翻譯過雨果等人作品，曾結識譚嗣同、林旭、唐才常、楊深秀等人，並參加維新活動。光緒三十年（1904），在上海與丁芝孫、徐念慈等創辦“小說林書社”。光緒三十三年，受聘為兩江總督端方的幕賓，後得端方保舉，以候補知府分發浙江，任甯波清理綠營官地局會辦。辛亥革命後，先後任江蘇省議員、官產處處長。北洋軍閥時期，任財政廳廳長、政務廳廳長等職。後又曾到上海，創辦《真善美》雜志。“愛自由者”即金天翮，字松岑，編譯書籍《自由血》，寫俄國虛無黨史。《孽海花》的前10 回是光緒三十一年發表的，翌年續出10 回。光緒三十三年又發表21至25 回。1927 年作者再賡續11 回，又修改全書，于1928 年出版了34 回本。《孽海花》是以清末狀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賽金花）的故事為線索，反映了晚清30 年間政治、外交和社會的變革。作者在他的《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里說：“這書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看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聯系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作品在暴露清末黑暗的政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方面有一定意義。作品描寫了當時宮廷內部的混亂，以及官僚名士的生活。《孽海花》的藝術，有其可取之處，他把所見所聞的政治事件、官場內幕及零星掌故等若干獨立的故事，用一條中心線索貫穿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結構。一些場面或片斷寫得很生動。但因有意追求軼聞趣事，對人物的刻畫大都沒有完成。
宣傳民主革命的小說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陸續出現了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小說。陳天華（1875—1905）的《獅子吼》是一部章回小說，共8 回，未完。作品以舟山島上民權村為背景，以狄必攘為主要人物，寫了革命黨人的活動。小說的“楔子”以“混沌國”比喻中國，以“蠶食國”、“鯨吞國”、“狐媚國”影射帝國主義國家，並以睡獅醒來，象征中國的未來。接著第1、2回敘述中國的曆史與現狀。第3 回寫“民權村”，實際上是作者的理想國。革命活動家狄必攘便是這村學堂的總教習，他的學生有的去外國留學，有的到內地聯絡會黨組織革命的力量，有的辦報作宣傳，成立“自治會”、“強中會”等革命團體。第8 回寫起義失敗後，烈士審血誠義正辭嚴地指斥審訊官說：“現在國家到了這樣，你們這一班奴才，只曉得賣國求榮，全不想替國民出點力，所以我們打定主義，把你這一班狗奴才殺盡斬盡，為國流血，這就叫做流血黨！”按寫作計劃，最後狄必攘等人“後來竟把中國光複轉來”。因作者蹈海自殺，未能完成。
黃小配（1873—1913），又名世仲，筆名禺山世次郎、黃帝嫡裔，廣東番禺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後又幫助鄭貫公辦《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光緒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創辦《少年報》。辛亥革命後任廣東民團副團長，被軍閥陳炯明殺害。著有小說《洪秀全演義》、《大馬扁》、《廿載繁華夢》、《宦海潮》等。
《洪秀全演義》最先刊載于《有所謂報》，續載于《少年報》， 1914年出版單行本，54 回，未完。另有174 回續足本，後120 回為他人續作。作者自敘為“洪氏一朝之實錄，即以傳漢族之光榮”。作品描寫了金田起義的全過程，以及定都天京揮師北上，遭到挫折的情況。洪秀全、石達開等都寫得很生動。作者很善于運用章回小說形式，藝術上較為成功。
此外，《大馬扁》是抨擊康有為的小說。《廿載繁華夢》是揭露清廷官吏、官僚資本家的腐朽丑惡。
辛亥革命失敗後，小說領域內盛行“鴛鴦蝴蝶派”小說、“黑幕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主要寫愛情故事，產生于清末，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說的繼續發展。“黑幕小說”出現于1916 年前後，這類小說以揭露社會黑暗為主，寫作目的是使“幕中人知所懼，而幕外人知其防”，而實際上變成了宣傳犯罪的教科書。
1915 年以後，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迅速興起，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夕，連續創作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三篇白話小說，強烈地控訴了幾千年來封建制度的罪惡，呼喚人民大眾的覺醒，並鼓勵他們進行斗爭。
第三節翻譯文學的發展晚清時期翻譯文學的初起晚清經曆了軍事、外交諸方面的一系列失敗之後，一些人開始考慮吸收外來文化的問題。當時，除了派遣學生出洋學習以外，還于同治元年（1862）設立了京師同文館，這是晚清最早的洋務學堂。同治二年與同治四年又先後成立了上海同文館和江南制造局，專門培養翻譯人員。當時所譯的書，多集中在軍械營陣、史地政法以及宗教經典和醫學方面。文藝方面的譯著，是從林紓開始的。翻譯小說初起時，“政治小說”甚流行。林紓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譯成出版了《黑奴籲天錄》（美國史托活夫人著，本名《黑奴受逼記》）。作品描寫了在種族歧視下黑人受白人殘酷虐待的悲慘遭遇。光緒三十四年（1908），林紓又翻譯了日本近代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德富健次郎（筆名德富蘆花）所著的《不如歸》。譯者借該作品從側面透露出的中日甲午海戰情況，說明中國海軍曾經英勇地打擊敵人，揭穿了關于鎮、定兩艦望敵而逃的謠言，為在抗敵作戰中的犧牲者伸張正義。此外，還有獨立蒼茫子譯的《游俠風月錄》（1903）、湯紱女士譯的《旅順雙傑傳》（1909）、賴子譯《政海波瀾》（日本廣陵左左木龍）、陳鴻壁譯《蘇格蘭獨立記》等。有關教育問題的有中國苦學生譯《苦學生》（日本山上上泉，1903），南野浣白子譯《青年鏡》，以及梁啟超、披發生合譯《十五小豪傑》等。譯述科學故事的，有王笑譯《千年後之世界》，楊德森譯《夢游二十一世紀》（1903），海天獨嘯子譯《空中飛艇》（1903），東海覺我譯《新舞台》等。至近代後期，又翻譯有大批的偵探小說。
近代翻譯文學的兩個流派近代翻譯文學有兩個流派，一種是以古文譯法進行譯述，以林紓為最著名，他的譯著在知識層里最受重視；另一派則是用白話譯書，如梁啟超、李伯元、吳趼人等，他們譯述的特點是將原書的內容，用白話口語，以章回小說的形式進行演述，他們的譯述，讀者面更為廣泛。
林紓翻譯作品很多，據鄭振鐸《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傳》統計，共計171 部，270 冊，另有未收集的短篇15 種。宣統三年（1911）以前出版的約50 種。他介紹的著名作家有：英國的莎士比亞、狄更司、司各德，美國的歐文、史托活夫人，法國的大仲馬、小仲馬、巴爾紮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萬提司，以及俄國的托爾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響最大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不如歸》、《滑鐵盧戰血余腥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迦茵小傳》等。林紓的譯作給近代作家和讀者以很大影響，對中外文化交流起過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林紓本人不懂外文，無論對譯本的選擇，或對語意的理解，都只能依賴口譯者，這給他的翻譯帶來很大的限制與影響。
當時的小說翻譯家除林紓之外，還有幾個人值得注意。如吳梼（亶中），他的譯作以日本的為多，有《薄命花》、《寒桃記》、《寒牡丹》、《銀鈕碑》《美人煙草》、《五里霧》、《俠黑奴》，以及英國勃來雪克著《車中毒針》、俄契訶夫《黑衣教士》等，表現出相當的文學修養。陳冷血（景寒）以翻譯俄國虛無黨小說最多，也譯有偵探小說一類的作品，有《白云塔》、《俠戀記》、《火里罪人》、《大俠記》、《偵探譚》等。包天笑的譯作，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內容為多，如《馨兒就學記》（《愛的教育》）、《兒童修身之感情》等。此外，周桂笙的譯作在當時也很有影響。
這時還有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兄弟，他們的譯作《域外小說集》（1909年出版），全是短篇，有俄國的迦爾洵、契訶夫、梭羅古卜、安特來夫，波蘭的顯克微茲，英國的王爾德，法國的莫泊桑，丹麥的安徒生，新希臘的藹夫達利阿諦斯，以及芬蘭的哀禾等人的作品，集小說、童話、寓言為一集。譯文古樸，雖用的是古文，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章節格式，與林紓的用古文意譯相比，《域外小說集》則是一部采用直譯的譯作。在文言翻譯小說中，以林紓的影響最大，但從對文學的理解，以及忠實于原著方面，則當推周樹人、周作人兄弟。
詩歌的翻譯。首先介紹西洋詩歌的是馬君武、蘇曼殊。馬君武（1882—1939），名和，一字貴云，廣西桂林人。初留學日本，學工藝化學，曾參加同盟會，後去德國，習冶金。民國成立，任孫中山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等職。後經營工業，晚年任廣西大學校長。愛好文學，有《馬君武詩稿》。他的詩格律自由，雄豪深摯。他用七言古詩體翻譯拜倫的《哀希臘》，還翻譯過虎德的《縫衣歌》，以及歌德的《阿明臨海岸哭女詩》等。他的譯詩如同他的創作一樣真摯感人。
蘇曼殊（1881—1918），原名玄瑛，字子毅，後出家為僧，號曼殊，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曾留學日本，漫游南洋各地。參加過“南社”，能詩文、善繪畫，並通英、法、日、梵諸文。他的詩歌多感傷情調，運用淺近文言寫作的小說，內容多為描寫男女愛情的故事，如《斷鴻零雁記》、《碎簪記》等。翻譯作品有《拜倫詩選》。他的譯詩正如他自己所說：“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蘇曼殊還編有《文學因緣》、《英漢三昧集》，都是英譯中國古代詩歌的選集。
文學革命運動以後，翻譯文學進一步蓬勃發展，譯文多演進為白話文。
第四節白話文運動與文學革命近代白話文運動的形成與發展近代白話文運動形成于戊戌變法前後，黃遵憲在光緒十三年（1887）正式提出語言與文學合一的問題，他說：“語言與文學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學合則通文者多。”①梁啟超大力提倡新文體，自覺地注意通俗化。光緒二十四年（1898），白話文運動主將裘廷梁在《蘇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第一個提出“崇白話廢文言”的口號。在文章中做了比較系統的闡述。他說：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為有用之學，何至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為我用乎？抑將窮老盡氣，受役于文字，以人為文字之奴隸乎？
接著在該文里論證了白話文有“省目力”、“除驕氣”、“免枉讀”、“少棄才”、“便貧民”等八益，反映了他的進步要求。陳子褒也發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話，並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中，明確提出報紙應改用白話，用白話文辦報，使人人都能讀。在他們的大力提倡下，白話報紙陸續出刊，白話書籍也印行。白話報紙如《無錫白話報》（光緒二十四年出版）、《杭州白話報》（光緒二十七年出版）、《蘇州白話報》（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紹興白話報》（光緒二十八年出版）、《甯波白話報》（光緒二十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國民白話報》、《潮州白話報》、《北京白話報》、《伊犁白話報》、《蒙古白話報》等，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評論有報導，以及游記、曲調等各種文藝樣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此外還用白話編印了大量的教科書宇典，曆史地理書，文藝作品，醫學、數學書等。這時還有些人大力提倡、推行拼音文字，最早提到拼音的是盧戇章《切音新法》、蔡勇《傳音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譜》等，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王照。戊戌變法失敗後，王照創造了“官話字母”60 個，並主張以北京話的標准來統一讀音。他的主張，對後來的拼音運動也有很大影響。總之，白話文運動在文學的發展方面，確實起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梁啟超等提倡的“詩界革命”、“新文體”與“小說界革命”，可以說是近代初期的文學改良運動。直到1915 年以後，陳獨秀、胡適等人提倡文學革命，主張白話文學，掀起了新文學運動。1915 年9 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1916 年9 月出版第2 卷時，改名為《新青年》。這個刊物針對當時複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對孔教，反對舊道德，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他們認為文體的改革和文學領域內的革命是同反對舊政治、舊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爭緊密相連的。陳獨秀在《青年》雜志一卷三、四號上發表了《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介紹了現代歐洲文藝思想，又在《通信》里《答張家言》文中說：“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1917 年1 月，胡適在《新青年》上正式發表了討論文學的第一篇文章《文學改良芻議》，表現了他對文學的曆史進化觀點。接著陳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1917 年2 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他用文化批①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
評家的眼光來提倡文學革命。陳獨秀的激烈態度引起了一般人的反對，從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關心新文學運動。1917 年的《新青年》里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和文章（這些討論文章收集在王世棟編，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文學評論》里）。錢玄同（1887—1939）對陳、胡的主張表示贊同，積極加入了文學革命的行列。他在與陳、胡二人的通信中，討論文學革命的各種問題，一面補正了胡適的許多論點，一面對桐城巨子與選學名家展開了批評，指出他們的文章是“高等八股”和“變形之八股”。劉複（半農，1891—1934）也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提出文學的界說問題。
文學革命的開展隨著文學革命的開展，參加討論的人逐漸增多，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但主張文學革命的人堅不退縮，因而使文學革命逐漸發展，從1915—1918年的三四年間繼續發表了許多理論文章、翻譯作品以及詩歌、小說創作，如：胡適的《建設的文學論》、《答盛北熊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論短篇小說》、《易卜生主義》、《文學進化觀念與改良》等；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人的文學》，並翻譯了一些外國短篇小說及小詩，後集成為《點滴》與《陀螺》出版。魯迅的《狂人日記》也是在這時期完成並發表的。此外，沈尹默、劉半農、沈兼士、俞平伯、陳衡哲、康白情諸人，都在試作新詩。1918 年12 月，陳獨秀等創辦了《每周評論》，北京大學學生羅家倫、傅斯年等還辦了個《新潮》月刊，都是提倡文學革命的刊物。文學革命運動，這時已逐漸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熱潮。由于力倡文學革命的陳獨秀等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而傅斯年、俞平伯、羅家倫等又都是北大的學生，因此，北京大學成為“文學革命軍”的發源地。反對文學革命的人在社會散布流言蜚語，頑固守舊的反對派的攻擊也迎面襲來，一時北京大學便成為惹人注意的目標。古文家林紓先後發表文章和小說《妖夢》、《荊生》，攻擊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成為反對新文學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寫了《答林君琴南函》一文，駁斥了林紓的指責，積極支持正在興起的文學革命運動。蔡、林之間的辯論，是五四運動前夕的一場新舊文學的激烈論戰，它引起了全國學術界的注意。此後，新派的革命文學潮流愈益高漲。文學革命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後，文學革命運動以迅猛之勢繼續向前發展。
第五節戲劇京劇和其他各種地方戲清中葉，昆曲逐漸趨于衰落，而京劇卻脫穎而出，取代了昆曲的地位。
另外，梆子、皮簧、弦索諸腔興起，以及由弋陽腔演變而來的高腔，在各地形成重要劇種。這時期，各種地方戲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續發展。京劇是以清乾隆以來進入北京的徽班為基礎，經徽調藝人和漢調藝人共同努力，吸收借鑒了昆曲、京腔、梆子等劇目、唱腔、伴奏音樂、表演技藝，集眾所長，逐步形成的。京劇的誕生，約在清代的道光年間，至今約有200 年的曆史。道光咸豐間，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套等是京劇的創始人。同治、光緒年間有13 位著名的身懷絕技的京劇、昆曲演員活躍在戲劇舞台上。畫師沈蓉圃根據他們的真容描繪了一幅彩色戲裝人物像，稱為“同光名伶十三絕”。這13 位演員是：張勝奎、劉趕三、程長庚、時小福、盧勝奎、譚鑫培、郝蘭田、梅巧玲、徐小香、余紫云、楊鳴玉、朱蓮芬、楊月樓。京劇的傳統劇目現在搜集到的約有1200 多種，大部分是繼承昆曲及各種地方戲曲的劇目，經過廣大藝人和作者的不斷加工創作而成的。《文昭關》、《宇宙鋒》、《群英會》、《借東風》、《清官冊》、《李陵碑》、《打漁殺家》、《四進士》、《連升店》等都是思想性、藝術性較高的優秀作品。
明清時在全國各地，幾乎每省都有大型戲曲劇種流傳，發展至近代已趨于定型和成熟，並且產生和發展了許多民間小戲。如河北評劇，山東柳腔、呂劇，東北二人轉，內蒙二人台，安徽黃梅戲，江蘇錫劇，福建閩劇，甯波甬劇，浙江越劇，湖南、湖北等地的各種花鼓戲、花燈戲、采茶戲，以及少數民族的傣戲、壯戲等，出現了地方小戲蓬勃興起的局面。這些地方小戲的內容大多是民間流傳、深受群眾喜愛的故事，反映了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演出形式生動活潑，曲調豐富，具有濃重的地方色彩。在流傳過程中，它們又相互交流，各自吸收新的曲調，各有自己的創造，有的在後來形成影響較大的地方劇種。
戲曲改良運動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開展，在京劇和地方戲的領域內也得到反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首先開展了京劇革新活動。汪笑儂是近代最早配合社會運動改編和創造京劇劇本的藝人。汪笑儂（1858—1918），滿族人，本名德克俊，又名僢，號仰天。年輕時中過舉人，後曾任河南太康知縣，因觸怒豪紳而被革職。此後專門從事京劇活動，長期在上海演出，專攻老生。他根據自己嗓音的特點，吸收汪桂芬（1860—1906）、孫菊仙（1841—1931）的唱法，別創新腔，自成一派。除改編《哭祖廟》、《將相和》、《黨人碑》、《罵王朗》、《長樂老》、《受禪台》、《博浪椎》以外，還有著時裝登場的《縷金箱》、《獬豸夢》、《瓜種蘭因》、《立憲鏡》、《博覽會》等，在當時已有“改良新劇”之稱。